梁漱溟邹平乡村教育实验探析

宋云青，吴洪成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对国民经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掠夺和自然灾害的肆虐，农村经济出现了严重衰落。随着农村经济衰落程度的加深，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以救济乡村为目的的乡村建设运动逐渐兴起。

1931年，梁漱溟应韩复榘之邀，赴山东开展乡村建设工作。经过再三考察，选定邹平作为乡村建设实验区，在邹平建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县成为实验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该县当时人口大约18万，规模适中；二是该县靠近胶济铁路，交通便利；三是该县没有大地主，乡村建设易于进行。梁漱溟在邹平实验县区主持的的乡村建设实验工作是以乡农学校和村学、乡学为载体进行的。乡农学校与村学、乡学在教育内容上大体一致，不同的是村学、乡学既是学校，也是行政机关，更具有乡村组织的意义。村学、乡学取代了原有的乡镇区公所，负责与乡村有关的一切事宜。本文重点阐述的是1933年7月之后以村学、乡学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教育实验。村学、乡学的教育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卫生等方面。邹平的乡村教育实验按教育内容的不同，分为学校式教育实验和社会式教育实验。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出发点是为了改造社会，实现民族自救。在他看来，乡村建设有“富、教、养、卫”四大任务。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中，把教育作为实现乡村建设目标的过程和手段。而从邹平的实验进程看，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并没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二者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梁漱溟作为乡村建设派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教育实验，是中国乡村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对当今的农村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一、邹平乡村教育实验的组织结构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负责研究乡村建设问题，并指导乡村建设的实施。研究院的组织结构主要分为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和邹平实验县区三个部分，其它相关的设施和组织包括农场、医院、社会调查部、图书馆、乡村书店和邹平师范学校等。

研究部负责研究山东省各地方的乡村建设方案，同时也作为教育机构招收研究生。研究部招收大学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学习时间为2年，这些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实验县担任县府科长、乡指导员等高级乡村建设干部。研究部采用导师制，在全国大学里聘请特约导师担任指导工作。很少使用讲授法授课，主要使用个别谈话或集体讨论的教学方式。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自学研究，毕业时以论文形式提交研究成果，作为考核标准。

训练部主要招收20岁至35岁、有初中文化程度且世代居乡的人员，学习时间2年，毕业后回原籍担任各乡村基层干部。招生覆盖全省，每县招收10至20个人，邹平县名额较多。训练部的课程主要有党义研究、精神陶冶、自卫常识、经济学、政治学等，主要采用讲授法授课。

农场分田艺、园艺、畜牧、养蚕和兽医5个组，从事种猪、种鸡、蚕业改良设计和美棉推广设计工作。农场负责推广优良品种，指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帮助农民生产致富。每年秋收之后农场都会征集各项农产品，举办农产品展览会。展览会的举办使农民认识到优良种子的好处，促进了优良种子的推广，起到现场教学的作用。

乡村书店负责印刷、销售乡村建设的书报刊物，出版刊物有《乡建半月刊》、《乡村建设理论》等。

二、邹平乡村教育学校式实验的基本内容

1933年7月邹平实行县政改革后，拥有完全的地方自治权，享有事实上的自行设计和实验的权利。之前的7个区被取消，全县按地理、习俗等划分为14个乡，乡以下为自然村庄。城关为首善乡，乡设乡学，村设村学。

（一）村学、乡学人员的构成

村学、乡学人员包括学长、学董、教员和学众。学长是乡村最有威望最有品德的人，主要职责是调和众人，不负事务责任；学董负责办理村学或乡学，管理公共事务，此外还设有理事一名，主持一切行政工作；教员主要由训练部毕业生担任，除了教学还肩负推进社会工作的责任。学众是村中乡中的所有男女老少。另外，在乡学里还有辅导员，代表县政府下乡监督乡学的一切工作。

（二）村学、乡学的工作内容

1934年2月，梁漱溟在《村学乡学须知》中明确地将村学、乡学工作的工作分为甲、乙两项，甲项工作为学校式教育工作，乙项工作为社会式教育工作。学校式教育实验的主要教育对象是成年农民，正式的课堂教育包括成人教育、儿童教育和妇女教育三部分内容。根据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的不同，村学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即小学），对他们实施必须的生活教育；乡学设立升学预备部、职业训练部等，与村学互为补充。在梁漱溟的设计中，儿童部、成人部、妇女部这三项教育工作环环相扣，是一个较为完整的链条，教育对象涵盖所有村民，以多种教育形式对他们实施学校教育，以达到构建新社会的目的。

（三）学校式教育实验的特点

1．教育组织多样化。村学、乡学制度是整个邹平教育实验的核心，也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除村学、乡学外，还采用培训、夜校、共学处多种形式与村学、乡学的教育工作相衔接相补充。教育组织的多样化能够按照村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安排教学工作，最大程度地兼顾村民的教育需求。

一是村学、乡学。各村学可以自聘教师，教师经县教育部门审核合格后获取任教资格。全乡各村学每年春季集中在乡学驻地举行学生讲演、体育比赛等各种文化科目表演观摩大会，促进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每年各乡学学生在研究院大操场举行观摩大会，各乡学生由各乡队长带队，在大操场做军事操练，县领导作出点评。乡里的辅导员和县里的督学定期去各村学检查教学工作。二是定期的乡学培训。每年春冬两季，在乡学中轮流训练各村18岁至40岁的男子。乡学教师负责教授文化课，乡队长教授军事课，辅导员、乡理事、学长分别承担教授乡建知识、识字明理、时事新闻等课程。三是夜校。各村学设有一处夜校，对成年人进行教育，由村学教师每晚7点到9点授课2个小时，农民可以在现有课程中选修。1935年以后，农闲季节里，16岁到30岁之间的男村民都必须修10周的短期课程。因为夜校主要集中在冬季农闲时间教学，所以又称“冬学”。四是共学处。共学处是为家庭贫困的失学儿童设立的，采用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教学。教师就是村学、乡学儿童部的优等生，称为“小先生”，他们利用午饭、晚饭前1至1个半小时的空闲时间教失学儿童读书识字。每个“小先生”有3至10个学生，就可成立1个共学处，钉上第几共学处的牌子。

2．课程内容丰富。各村学、乡学都按照梁漱溟的设计进行构建和管理。村学设初级班，学制4年，招收小学1至4年级的学生。白天上课，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体育、唱歌（也叫唱游）；乡学设高级班，学制两年，招收五六年级的学生。课程有国语、算术、史地、自然、劳作、体育、唱歌等。就课程设置而言，村学、乡学的教育内容与同时期国民小学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自行编写教材。学校还可以遵循因地制宜原则，随时增设乡土课程，如山区增加林业知识，棉区增加农业种植等。夜校面向全乡村民招生，不限男女。但当时风气未开，女学生很少，基本上都是男学生。开设的课程有文化知识、精神陶冶、时事、农业知识、唱歌、武术等。教师由小学教师、学长、村理事、村队长等担任。共学处的课程主要有识字、唱歌、卫生讲话、礼节练习与游戏。

综上所述，学校式教育实验的课程内容很丰富，有知识技能教育、精神陶冶、农业教育、音乐教育等。显而易见，精神陶冶是所有教育内容的基点与核心，主要通过讲解中国民族历史概要、村学乡学须知和古人的道理而实现。梁漱溟把精神陶冶视为必修的功课，他认为“对于这样意志消沉的农民，我们要以精神陶冶的方法，引动他们的生机，使之有定力，有意志，而勇往直前；知道前面还有开展广阔的人生大道在着”。［1］除了精神陶冶，唱歌也作为必修的课程被规划到常规教学内容中。歌曲的种类有很多，如《植树歌》、《农夫歌》、《放足歌》、《戒烟歌》、《吃饭歌》、《朝操歌》、《精神冶炼歌》等，这些歌曲寓意深刻，易懂易唱。这种简单便捷的方式不仅增长知识、娱乐生活，还起到了道德教育的作用。

梁漱溟借助村学、乡学的形式，试图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纳入师生情谊之中，企图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形成“新礼俗”。通过村学、乡学中的日常功课如识字、唱歌、讲话等发挥知识的道德感化作用，由过去的行政强制改为道德约束。

3．教学方法灵活多样。过去的私塾多采用讲授法，教师讲授知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村学、乡学反对以往“填鸭式”、“注入式”的教学，采用讲授法、探究法、五段教学法、道尔顿教学法、直观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教法上主张‘教学做合一’，大致意思是教师在教中学，学生在学中做，教师再在做中教，务使教、学、做三者密切结合起来。主张对学生启发诱导，反对填鸭式、注入式，同时并用五段教学法，即预备、提示、比较、总括、应用。每一课要先引起动机，再决定目的。有的乡学还试行过‘道尔顿式教学法’，办法是：把课本上的一个单元，由教师拟出表式提纲，并找出有关材料，课堂上把学生分组，讨论、解答问题，同时教师进行巡回指导。学生经过讨论后，仍不能解答的问题向教师提出，由教师引诱启发学生解答，然后师生共同研究答案，写好提纲细目，最后由教师总括，系统讲述”。［2］

三、邹平乡村教育社会式实验的基本内容

梁漱溟赋予村学、乡学社会教育的功能，希望以社会教育的手段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根据《邹平实验县区设立村学乡学办法》的规定，村学、乡学要倡导本村、本乡所需要的社会改良运动，如禁缠足、禁早婚等；还要兴办本村、本乡所需要的社会改进事业，如兴办合作社、植树造林等。乡学设立的机构包括乡队部、户籍室和卫生所等。乡队部负责全乡自卫治安；户籍室负责全乡户籍工作和禁缠足、戒早婚、禁烟、禁赌等；卫生所负责全乡医疗卫生工作。社会式教育是一种广义的教育，相比学校式教育来说，社会式教育更是村学、乡学的主要工作。村学、乡学的社会式教育实验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乡村自卫、社会风俗、公共卫生四个方面。

（一）经济建设

村学、乡学在促兴农业生产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以扶助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展开的，如美棉运销合作社、蚕业产销合作社、机织合作社、林业生产合作社等。这些合作社配合农场为村民提供和推广优质农产品种子，以提高农民的收入。从广义上讲，优良品种的推广是对村民实行关于改良农业生产及生活方法的教育。邹平实验县区成立金融流通处，组织农民入股成立信用合作社和庄仓信用社，这些金融组织对活跃邹平金融和推进乡村建设起了很大作用。［3］各乡经常办各种合作培训班，训练合作人员，凡村学教员均需经合作函授班毕业，有指导办理合作社方面的知识。合作社倡办合作事业，并寓教育于合作之中，以图改变几千年来小农经济养成的中国农民各顾身家的狭隘意识，培养一种适应现代文明的团体意识。［4］

（二）乡村自卫

1933年7月，邹平实行县政改革后，成立民团干部训练所，设立干部队和征训队两个分队，开展乡村自卫活动。干部队的人员是原公安局和民团大队裁撤后选留的精壮人员，共39人，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征训队以培养民团干部为目的，人员以公开招考的形式录用，学习4个月，结业后分派到村学、乡学训练民众自卫。“学习训练的课程很多，以军事训练为主。军事训练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种。学科讲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夜间教育等；术科每天两次军训，有制式教练、战斗教练、打拳、劈刀、刺刀等。除学习军事学术两科外，还有应用文、户籍法、自卫要义、经济常识、社会调查及棉业合作等课程”。［5］因为训练期短，所受训练也比较粗浅，所以民团干部任职后有时会调集到县里予以补充训练。1935年1月，民团干部训练所改建为警卫队。

乡村自卫的力量来自于联庄会组织。“经过县、乡训练的人员，称为联庄会会员。会员们身着蓝色军装、军帽，下缠绑腿，腰际束一条皮带（武装带），手持土造步枪或汉阳造钢枪”。［6］由征训队毕业的学员担任正、副队长，办理联庄会训练班，每年举办一次，训期两个月，会员由各乡学选送。训练结束后，会员按所在乡编成乡队，直隶于本乡乡学，受乡理事指挥监督；各乡队会员平时居住本村，各村会员编为一村组，直属于本村村学。

邹平实验县自1933年冬开始训练联庄会员，以军事训练为主，同时施以成人教育，集中训练2个月毕业。至1937年共训练4届，共训练会员2 000多人。与征训队相同，军事训练分为学科和术科；不同的是，联庄会的集中训练以学时制的形式开展，学科训练42个小时，术科训练240个小时，成人教育144个小时。成人教育训练的内容主要有党义教育、乡村建设大意、法律常识、史地教育、联庄会员须知、识字明理教育、唱歌、精神讲话、棉业合作教育、自卫教育、农村问题教育，尤其注重精神陶冶，以振奋民族意识，促进纪律生活的养成。除集中训练外，每月还定期举行一次补习训练，称为“联庄会乡会乡射”。

（三）社会风俗

村学、乡学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就是移风易俗、禁缠足、戒早婚及买卖婚姻、禁烟、戒游堕、戒斗殴等。它们还经常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向农民宣传革除旧风俗的必要性，如演话剧、放无声电影、开办农民运动会等。既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又弘扬了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意识，有利于清除落后有害的旧风俗。这些活动调动起村民的好奇心和积极性，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村民减少抵拒心理，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除了通过种种宣传对村民进行教育劝导外，还兼以处罚的手段。如以游街的形式对坚持缠足者予以处罚；为改造乡间小偷、赌棍、地痞、毒品贩，成立了“成人特别教育班”，后改为“自新习艺所”，对劣迹者施以特殊教育。“农民自新习艺所：在县府内，拘留临时犯错误又不合判刑的人，如赌博、吸毒品者等。他们一面受教育，一面劳动，如编筐、编席和打扫卫生等”。［7］

（四）公共卫生

1934年11月，邹平县政建设实验区卫生院正式成立，作为卫生推行机关，负责乡村卫生工作，直属邹平县政府。为了方便偏远地区的农民看病，研究院和县政府计划在城区外的13个乡各成立一所卫生所，卫生所直隶于乡学。除了日常工作外，卫生院还要负责培训卫生所医务人员，卫生所要负责培训各村医务人员，深入农村进行保健宣传和防疫活动。

卫生院的工作内容有诊疗、妇婴卫生、新法接生、学校卫生、预防传染病、卫生教育等。卫生教育的工作内容分为医务人员教育和社会卫生教育两项。卫生院先后开办训练了两期卫生员训练班，招收卫生员约30余人，学时1年。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各乡村庄的卫生所、卫生室从事医疗工作。卫生院非常重视社会卫生教育工作，设立卫生陈列室，组织巡回演讲队，对村民进行卫生宣传和教育。

综上所述，村学、乡学的教育实验除了担负学校教育的功能外，还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化教育工程，寓教育于经济管理，寓教育于军事管理，寓教育于社会风化，寓教育于卫生事业。村学、乡学不只传承文化知识，还传授生产生活等最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学校的局限性认识。

四、结语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验对当今的新农村建设有许多借鉴意义。其一，农村教育要以农民增收为切入点，提高自身吸引力。梁漱溟根据农民注重实效的功利性心理，通过兴办农场和多种农业合作社的方式对农民实施农业教育，不仅使农民增长了知识，达到教育的目的，还提高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建设。当今的农村教育应该以农民增收为兴奋点，让农民积极踊跃的投身学习。其二，农村教育内容要有适用性。梁漱溟“强调那些能解决中国社会需要的应用科学，如乡村公共卫生和农业技术等”，［8］鼓励教师自己编写乡土教材，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开设相宜的教程，比如养蚕区就不开设棉花课程。我国农民知识层面较低，往往注重短期的实际效益，因此农村教育要以农民的特点和实际需要为出发点，教育课程和内容要适应农村生活，编写适宜的乡土教材，不能把城市教育简单、直接、生硬的移植过来。其三，农村教育形式要多元化。邹平乡村教育实验拥有多样化的教育组织，有村学乡学、定期的乡学培训、夜校、共学处等，最大程度地兼顾了农民的教育需求。农村生活中固定的、可调配的时间很少，因此需要实现教育形式的多元化，不拘泥于形式，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农村教育，比如农科讲座、补习学校、函授教育等。其四，农村教育要注重提高农民的道德素养。梁漱溟非常重视农民的道德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精神陶冶都是最核心的教育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同时着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传授农民知识的同时，要加强对农民的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卷五）［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306．

［2］［3］［5］［6］［7］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Z］．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126，152，191，203，122．

［4］宋恩荣．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验［J］．教育研究与实验，1988（2）：51－55．

［8］［美］艾 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