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秋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贡献

贾国成

(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1620)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列宁有关民族与殖民地理论的指导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然而统一战线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混战，使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凋敝。“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国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不但工人农民学生感觉着，即和平稳健的商人，也渐渐感觉着了。目前北京政局之纷乱儿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工会学生会日在压迫摧残中;山东河南兵匪之猖獗，外人借端要挟，并要拿回华盛顿会议所赏的利益;沙市长沙日本水兵之暴行;外人强令棉花出口;吴佩孚齐燮元争相制造广东之战祸;吴佩孚萧耀南合力助成川乱;有若未来的奉直战争及直系军阀之内哄。”［1］(P165)

从外部环境来看，一战结束后各帝国主义者卷土重来，图谋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更多的财富来医治战争的创伤。从内部来看，在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下，国内政局日趋动荡，各派系军阀混战不已，1920 年的直皖战争，1922 年的直奉战争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之下，要不要建立统一战线?如何建立统一战线?如何巩固统一战线?这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对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理论认识的局限，还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套策略体系，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不得不经历一段曲折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陈潭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积极倡导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1921 年7 月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因受到租借巡捕的干扰，最后一天的会议转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在讨论到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时曾发生争论。“包惠僧认为我们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敌对的阶级，没有妥协的可能。他说，我们对孙中山应该与对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更严厉些，因为他在群众中有欺骗作用”。［2］(P214)也有人认为:“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3］但是陈潭秋反对这种片面的观点，他认为北洋军阀根本不能与孙中山相提并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虽有不足，但若是因此认为孙中山比北洋军阀更危险实属不当。应当承认孙中山先生自组织同盟会以来，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提出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因此为了党的发展，应该联合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去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陈潭秋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恐怕是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我们一面要坚定阶级立场，与资产阶级斗争到底，另一方面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人和事也要分一个青红皂白，分别对待。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得人心，才能站在正义的方面，才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争取革命的多数”。［4］(P25)

中共“一大”的这次争论，实质是在将来共产党领导革命活动时，要不要建立统一战线的争论。毛泽东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所主张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5］(P150)虽然陈潭秋等人主张坚持联合孙中山，建立国共革命统一战线。但是在最后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P8)可见，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注意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只是注重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对于其他一切党派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对于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1923 年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上陈潭秋积极发言，再次支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发言中他用自己参加“二七”大罢工的亲身经历和经验教训，说明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在‘二七’以前的工人运动是在勃兴时期，我党同志当时都抱乐观态度，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可以马上成功。”［6］(P41)“但‘二七’失败却不同了，马上在你工人阶级中引起失望，特别是京汉路的工人，因此影响到党内思想发生变化。”“二七”惨案，这个严酷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6］(P41)最后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指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的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1］(P146)，“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之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1］(P147)同时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太阳在空中眼咪咪地笑着，如火的热光在人们身上依恋着;人们气喘着，汗流着!我来了，我来了!欢迎我的顷刻就凉爽了。为何欢迎的人太少呵!电扇呜呜地旋转着说。我来了，我来了!不欢迎电扇的人都欢迎我。它们在热光之中电扇之外向着我唱欢迎之歌。风在广大群众中很骄矜地说。”［2］(P17)这首自由体的诗歌，是陈潭秋在1923 年8 月党的“三大”闭幕后所写。他将中共“三大”决议和所制定的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策略比喻为凉爽的清风，吹到安源广大劳苦大众的心窝上。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陈潭秋对于中共“三大”做出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后发自肺腑的拥护。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将来国共两党的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共两党政治基础的建立是与陈潭秋等人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事实最终证明了陈潭秋坚持联合孙中山，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是有远见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二、对统一战线内部国共地方合作模式的探索

在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国民革命中，各地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应该如何合作?这是我党在制定国民革命方针时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虽然1923 年中共“三大”明确指出了此次国共合作的方式采用党内合作的方式，但是由于各地各级党组织的情况不一，所以一刀切的模式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是行不通的。作为湖北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陈潭秋、董必武等人根据湖北当地的情况对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合作模式进行了探索，这为今后其他地区国共合作的开展以及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923 年6 月，中共“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大政方针后，中共中央于11 月发出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示湖北等地方组织领导建立国民党地方党部。1924 年1 月31 日，由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部。于是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主持筹建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和汉口特别市临时党部，对此陈潭秋予以积极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1925 年7 月，在董必武、陈潭秋等共产党人的主持下，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高师附小召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正式成立。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形成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其中董必武被选为省党部书记，陈潭秋当选为正式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兼任组织部部长。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14 名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11 名，其余张国恩、张朗轩、郝绳祖3 人为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由常委会主持湖北省党部的日常工作。常委会有3 人组成，其成员从执委会中选举产生，其中董必武和陈潭秋是核心。据1926 年1 月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报告，截止到1925 年10 月，在湖北全省的国民党党员中，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占到党员总数的75 ﹪以上，大多数的区县党部都掌握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手中。由此可见，共产党在湖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掌握着革命的领导权。

陈潭秋在协助董必武组建国民党的过程中，把“凡是同意国民党政纲的就发展为国民党党员，大家谓之入‘民校’，凡是在斗争中有特殊表现而要求更高的就发展为共产党党员，大家谓之‘升大学’，以资区别和掩人耳目”。［4］(P18)这样既使国民党的组织得到扩大，又保证了共产党组织的发展，而且国共两党又相互区别，保证了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7］(P76)如果说陈潭秋等人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提出的联合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为国共两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勾勒出一幅雏形，那么他参与领导的中共武昌地委和创设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工作就是对国共合作雏形的具体描绘。

陈潭秋等人在湖北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湖北党部的国民运动颇能努力进行，在国民党中完全占于主持的地位，领导群众的政治运动，均有相当的成绩”。［1］(P504)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1］(P330)“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1］(P333)虽然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是这一点除了湖北许多地方都没有做到，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内。共产党掌握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领导权，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统一战线内部地方合作模式的一个特色。因此，董必武、陈潭秋等人领导的湖北省党部的重要历史地位不言而喻。

三、反对国民党右派，巩固统一战线

国共合作促进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但是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激烈反对，同时遭到了国民党中右翼势力的敌视。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了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打倒列强除军阀，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它的组织成份十分复杂，大批的官僚政客、地主买办和投机军人混迹其中，工人、农民和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处于受支配的地位。1924 年陈潭秋在《中国青年》第五十九期上发表了《国民党的分析》一文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国民党成立之后，“最初采用议会政策，滥收党员参加竞选”［2］(P23)，结果败于袁世凯的枪口之下。鉴于议会政策的失利，国民党体会到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于是转向军事冒险行动，开始“收买退伍军人”“勾结各地土匪以图暴动”［2］(P23)，但是国民党众人拼搏十余年之久仍未能奏效。1924 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其性质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特别是共产党人的加入，给思想组织涣散的国民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可以说国民党有了新生命了”。［2］(P24)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部逐步分化为左、中、右三派。陈潭秋认为:“国民党本是各阶级联合组成的政党，因各阶级的经济背景不同，故其阶级性也必然不同，所以党内分出派别是必然的现象。这并不是各阶级主观上故意分出来的。”［2］(P24)由于国民党仅仅是从组织上纳新，而未从根本上吐故，尤其是那些“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大商人(如华侨等)、地主、军人、政客、及洋行买办等”未被清除出党，相反在党内占有一定的势力，这为日后国共两党的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陈潭秋认为，“这一派党员，多系旧党员中所谓太子派。他们大半直接或间接依附于帝国主义者及封建的军阀以图存。”“其经济地位虽不免有时被剥削，但同时他们是居于剥削者的地位，其阶级最富于反革命性”，“他们忘不了军事行动，利用军阀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等传统的政策，他们是常利用恶势力，故意做出反革命的行动来”。［2］(P24－25)

1925 年3 月孙中山的去世，打破了国民党内部的平衡。5 月国民党右派代表冯自由等人在北京大学第三院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并发表宣言称:“吾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绝不相侔”，公开反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因此针对国民党内部的左、中、右三派这种情况，要巩固统一战线，必须要联合左派与右派进行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只有如此才能巩固统一战线。1925 年3 月22 日，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在武汉中学举行公祭孙中山逝世大会，陈潭秋在大会上说:“同志们近日之公祭孙先生，则除痛悼孙总理之过去事业外，尚当思有以启发吾人今后之兴奋，以继续总理之革命事业，是吾人之公祭较普通之追悼，意义更深一层。目前本党同志之任务，首先在巩固党的组织以发展革命事业，反对一切分裂本党之主张与行动，如冯自由等之在北京另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皆系根本违背本党纪律纲领之叛党行为。同志须一律认清予以攻击。再目前同志须竭诚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发展党务而进行革命工作”。［2］(P26)1927 年陈潭秋在武昌各界纪念五卅运动两周年大会上，发表了“悲壮热烈之五卅纪念”的演讲词。他在演讲中指出:“五卅运动，最初是各个阶级联合向帝国主义反攻，后来大资产阶级背叛了，军阀又大加压迫，使五卅未得好结果;但是国民政府就由此产生了，第一次北伐就进展到了长江。现在各地的新旧军阀及土豪劣绅，仍然做帝国主义的爪牙，继续图谋破坏国民革命。这在革命战线内，只要完全肃清了反革命派，使工农群众与工商业者联合起来，国民革命一定能成功的!”［2］(P33)陈潭秋对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背叛国民革命的行为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为维护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必须掌握斗争的艺术，我们在与右派进行斗争的同时联合国民党内部的进步人士。1926 年11 月1 日，陈潭秋在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上发表了“汪精卫销假与革命前途”的文章。他指出: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三个方面的保证，即革命党的健全与发展，革命政治之统一与积极的建设和各革命领袖诚挚的合作。他还将北伐战争与辛亥革命作对比，他认为如果没有上述三个方面的保证，“这次北伐的结果，又逃不出辛亥革命的覆辙”。［2］(P27)不过，他认为此次汪精卫销假复职，“各方面将更加振奋”“对于革命的前途是有极大的裨益的”。［2］(P29)陈潭秋通过联合国民党内部的进步人士，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这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原则和立场，为推动国民革命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所采用的形式，都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社会基本矛盾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符合国共两党发展的需要，符合当时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任务，同时这也是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在此期间，陈潭秋同志为建立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推动国民革命的向前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我们党认识和解决中国民主革命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正当陈潭秋同志逝世七十周年之际，研究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贡献，学习他崇高的革命风范，对于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对于和平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陈乃宣.陈潭秋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A］.“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湖北省社科院.回忆陈潭秋［M］.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

［5］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6］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A］.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陈乃宣.陈潭秋［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