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露和她的父亲

小 岸

1

余露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是生病去世的，据说得了可怕的病——白血病。

小时候，余露无数次问母亲：“白血病是什么样的病？”

“绝症，治不好的病。”母亲总是这么回答。

“为什么会得那样的病？”

母亲通常没好气地说：“我怎么知道？你真够烦的，问起来没完没了。”如果碰巧母亲心情好，就会换一种口吻：“你爸爸体质不好，可能是这个原因吧。”说完，还会沉默地看一眼女儿，目光里浮着一层光，虚弱而潮湿，就像一口井。

余露固执地认为自己记得父亲的样子，她记得父亲抱着她看电影、逛公园，还给她买玩具——一只一捏就“咕唧咕唧”发出响声的塑料娃娃。她甚至记得娃娃的颜色，通体粉红，没穿衣服，胖乎乎的。她问母亲，粉娃娃哪里去了？母亲说不知道。母亲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哪有什么粉娃娃，从来没见过。”母亲更不相信她对父亲留有记忆，“怎么可能？你那时才多大？”

为了证明自己的记忆力，余露说：“爸爸戴着眼镜。”

母亲白了她一眼：“这还用你说嘛。”家里保存着父亲的照片，文质彬彬，戴着眼镜。

“爸爸会画画。”

“那还用你说嘛。”母亲还是那句话。父亲是个业余画家，家中至今挂着他的画。

“爸爸抱着我看电影，电影院有很多人。”

“那是因为我告诉过你，你爸爸带你看电影，结果你睡着了。你把我说的话，当成你自己的记忆了。”

余露很认真地说：“不是，明明是我记得的。我还记得电影里有个红衣女人，骑着马。”

“那是什么电影？”母亲皱皱眉，“难道是《红牡丹》？我想起来了，你爸带你看的就是《红牡丹》，可是，你爸明明说你睡着了。”

余露得意地笑道：“我肯定没睡着。”

“你那时候不到两岁，怎么会有记忆？你还记得什么？”母亲的表情变得忧虑起来。

“爸爸抱着我逛公园，他把我放在草地上，他自己作画。”

“画的什么？”

余露苦思冥想，说：“好像是荷花。”

母亲松了口气，家里挂的就是余露父亲的荷花图，墨绿茎叶托着一枝粉色荷花。

余露仿佛猜到母亲的心思，她更正道：“爸爸画的不是荷花，是一个阿姨。阿姨眉心有一颗红痣，就像画上去的，鲜艳极了。”

母亲吃了一惊，脸色变了，声音提高了八度：“没有的事，你不要胡说八道。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揍你。”

母亲脾气不好，动不动就不高兴。她的脸就像江南的雨季，时常阴沉沉的。

除了这些有限的、可疑的记忆，父亲在余露脑子里就只剩下一张又一张的相片：父亲穿着中山装、父亲穿着白衬衣、父亲穿着风衣、父亲穿着皮夹克；还有……父亲骑着摩托车。摩托车是照相馆的道具，可余露一厢情愿地认为，父亲有一辆自己的摩托车。

有一次，她问母亲：“爸爸会骑摩托车吗？”

“不会，他压根没骑过。”

“不可能，爸爸一定会骑摩托车。”

“难道我不比你清楚？”母亲瞪了她一眼。

“爸爸一定会骑摩托车！”余露几乎喊道，她叉着腰，嘴巴撅得老高，眼睛睁得圆溜溜的，像是同母亲示威。

“你吼什么吼，你说他会骑就会骑吗？那你还问我干什么？”母亲终于生气了，伸手推了她一把，“走开，没见过你这么讨厌的孩子，一边去，别烦我。”

余露被母亲推倒在地，地板上有一片水渍，把她身上的花裙子弄脏了。

“裙子脏了。”她懊恼地嘟囔。

“活该，自找的。”母亲看也不看她。

第二天，余露去幼儿园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她告诉班里的小朋友，放学后，她的爸爸会骑着摩托车来接她。那时候，社会上还没有私家车的概念，时髦人家的标志是男主人骑一辆风驰电掣的摩托车。余露遐想父亲骑着摩托车来接她，穿着相片里的风衣，威风凛凛，驶入幼儿园大门。这个场景反复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令她浮想联翩，兴奋不已。——可是，骑摩托车的父亲当然没有来，不可能来，永远不会来。

面对小朋友们的诘问，余露一本正经地说：“我爸爸的摩托车丢了。”

“你骗人，你根本没有爸爸。”知情者戳穿她的谎言。

她急了，争辩道：“谁说我没有爸爸？我有爸爸。”

“你爸爸在哪儿？你爸爸在哪儿？让我们看看。”大家挑衅地问她，将她团团围住。

余露搓着两只小手，左顾右盼，身子微微扭着，她想撒尿。“我要上厕所。”她试图推开挡在周围的同学。

“别让她跑了。”有人喊道，大家更紧密地把她包围起来。“你爸爸在哪儿，让我们看看。”

余露眼泪汪汪，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她哭了，她就会装可怜。”

“骗子，撒谎还装可怜。”

余露终于抽抽噎噎地说：“我爸爸在相片里，我爸爸在相片里骑着摩托车。”孩子们哄堂大笑，有个男孩笑得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余露垂着头，无地自容。她的两条腿紧紧贴在一起，裤子湿了一大片。

“快看，快看，她尿裤子了。”他们一边拍着手，一边欢呼，就像庆祝什么似的。

多年以后，余露给潘晨光绘声绘色讲述这件事时，潘晨光紧紧揽着她的肩膀，满脸痛惜。他说：“傻丫头，我若早些认识你，就骑着摩托车去接你。”

“那时候你有摩托车吗？”

潘晨光仰起头，眯着眼。余露很喜欢潘晨光这个动作，当他陷入思考，就会仰起头，眯着眼。他的眼睛不大，眯起来，就成一条线了。

“让我想想。”潘晨光仍旧眯着眼，“你上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九八十年代中期，摩托车是奢侈品，我那时是个穷光蛋，买不起。”

余露的眼睛霎时黯淡了，把头偏向一边，委屈地说：“那你还吹牛。”

“我的意思是，假如那时认识你，了解你的心思，我就特意为你去买一辆摩托车，倾家荡产也去买，然后冒充你的父亲去幼儿园解救你。”

余露不吭声了，她偎在潘晨光的怀里，像只猫。她吸了吸鼻子，一只手箍紧他的胳膊，冲他撒娇：“你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我？你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我？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你究竟在哪儿？”她的眼泪说来就来，顷刻间，满脸滂沱。

潘晨光更紧地搂着她，似乎想把她嵌进自己的身体里。他是真喜欢这个小女人，这个年龄比他小二十岁的女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都可以做她的父亲了，不是嘛？余露只比她的儿子大五岁。想到儿子，潘晨光心内一阵恍惚。男女情爱太可怕了，太强大了，超出他的想像。为了这个小女人，妻子和儿子他都不要了。没办法，他太喜欢她。最重要的是，她也爱他，她离不开他。她说，他是她的空气，离开他，她就去死。她身上有一种强悍的东西。不，不是强悍，是凶悍，是那种说得出就能做得到的狠劲儿，让他害怕。然而，又让他幸福。想想吧，这世上有个女人愿意为你去死，在爱情成为稀缺资源的年代，他没有理由不动心。

妻子也用死吓唬过他，但其实就是“吓唬”。他清楚她是什么样的人，色厉内荏，口是心非。她后来也坦承了，傻瓜才会去死呢，潘晨光，我才不会便宜你。前不久，潘晨光接到法院传票，妻子告他重婚。他们夫妻感情破裂，情断意绝，但是，她不肯离婚。她不离婚，反告他重婚。总之，她就是给他制造痛苦和麻烦。用她的话说，潘晨光的痛苦就是她的快乐，潘晨光的麻烦就是她的乐趣。

说起来，真够悲惨，二十年婚姻落到这步田地。

2

毫无疑问，余露是个问题儿童。问题儿童时常惹得坏脾气的母亲不高兴，隔段时间，她就不可避免地挨母亲一顿揍。

母亲常用一把整理床铺的小笤帚收拾她，一端是黑色鬃刷，另一端是两寸余宽的木质手柄，打在身上是结结实实的钝痛。许多父母打孩子只打屁股，屁股肉多，打不坏。余露母亲却不是，逮住哪儿打哪儿。怒气袭来时，她便失去理智，一把扯过女儿，一手举起笤帚，对着余露的手臂、大腿、臀部、腰身、肩背、脖颈、胸脯……乱打一气。隔天看，笤帚所过之处，留下一片片触目惊心的淤青。

余露脾气倔，母亲骂她是茅坑里的石头，臭而硬。臭而硬的余露挨打时，很少哭。“你哭不哭？你是铁打的吗？你哭不哭？”母亲气急败坏，等待女儿哭着求饶。余露抱着头，身体弓成虾米状。每挨一下打，嘴里就闷声发出一声响，却坚决不肯求饶。到了最后，往往是母亲打累了，气喘吁吁停下来。余露仍旧牙关紧咬，干涩的眼眶一滴泪也没有。母女俩的对峙，看似母亲占了上风，实际上，最先败下阵的总是母亲。

每次挨过打，余露都会享受几天特殊待遇。比如忽然多出一件心仪的玩具，有时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娃娃，有时是一只圆滚滚的皮球；或一串沉甸甸的香蕉，一只香喷喷的鸡腿。夜里，母亲对她的温存也会久一些，睡觉时，掀开她的伤口，轻轻摸一下，问：“疼不疼？”余露摇摇头：“不疼。”母亲疑心余露痛觉有问题，怎么会不疼呢？怎么就不哭呢？她甚至特地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这孩子，可能天生皮实吧。从医学角度讲，血红素偏高的人，痛觉较麻木。可是，余露血红素恰恰偏低。母亲半是不解，半是懊恼。这个失去丈夫的寡妇，性情乖张。她管不住自己的脾气，一旦发作，就像换了一个人。

到了后来，当余露想要某件东西而得不到时，就会算计着挨母亲一顿揍。她故意做错事，吃饭磨磨蹭蹭，一双筷子在碗里拨拉来，拨拉去，面条坨成一团还没有吃完。这还不算，喝水的时候，失手打碎一只印花玻璃杯。母亲气得推搡她几下，咬牙切齿地咒骂几句，还是没有动手。余露着了急，一脚踢倒墙角的暖水瓶，热水淌了一地，亮晶晶的瓶胆成了碎片。她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母亲一顿饱揍，身体习惯性地蜷成一团，身体的疼痛与心理的满足就像潮水一样，一波又一波，温暖而暴虐。它们席卷而来，袭击她、吞没她。她早早就体会到了什么是“痛并快乐”。翌日，渴望已久的一双红皮鞋搁在了她的床前。那一刻，她简直激动得热泪盈眶。挨打算什么？何况挨打的只是身体。身体算什么？身体根本不是自己的。余露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她认为身体不是自己的。她厌恶身体，口腔里的异味、鼻孔钻出的鼻涕、指甲缝里的脏物、眼屎、头皮屑、汗渍……更加不能原谅她的下半身，想想吧，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竟然躲藏在里面，每天都要排泄出一坨。她观察过自己的大便，捏着鼻子，凑近看。越看越觉得糟心，越看越觉得难受。她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丑陋的东西了。人为什么要吃饭呢？不吃饭是不是就不会排泄？她果真身体力行实施起来。不吃饭，只喝水。母亲不知原因，以为她病了，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是厌食，开了两盒山楂丸，山楂丸就像搓成团的黑泥。母亲逼她服下，味道酸苦。她的“厌食”没有坚持多久，很快就妥协了，吃下一大碗漂着蛋花和火腿丁的面片汤。再去厕所解完大便，她闭着眼睛摁下马桶冲水阀，决绝而坚定地不再看它们一眼——这如影随行，令她无比嫌厌，又无法摆脱的东西。

余露对身体的恶感一直持续到十二岁，初潮来临。当温热的血液从她体内流出，她对这具曾经无比憎厌的身体生出了怜悯与喜爱。她无意中听人讲，孩子身上流淌着父母的血。女儿流着父亲的血，儿子流着母亲的血。这话令她心里发烫，想想吧，那个从世上消失的、优雅的、会作画的父亲的血液在她的体内奔涌。父亲的生命在她身上延续，父亲成了她生命的另一种图腾。她有什么理由嫌恶自己的身体呢？

初潮是红色花瓣的液体。余露自恋地想。比她年长的邻家女孩用捣碎的凤仙花染指甲，那么红，那么红，经血一样的红。令她心动，令她的心也跟着疼痛。她提醒自己，身体就是美丽的花瓣，所以才流出殷红的血。女孩子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她从自厌变成了自恋，经常对着镜子左顾右盼。皮肤光滑，牙齿洁白，眼睛乌黑明亮。她的身体并不是她以为的那么糟糕，相反，称得上美丽。洗过澡之后，全身上下混和着洗发水与香皂的清香。她嗅嗅鼻子，满怀欣喜。

母亲再发脾气时，余露学会了躲闪。母亲举起笤帚向她袭来的瞬间，她像只敏捷的兔子一样冲进卫生间，反锁房门，任凭母亲在外面詈骂不休。愤怒的母亲偃旗息鼓了，她才小心翼翼从卫生间钻出来。

有一次，当母女俩又发生冲突，余露故伎重演时，她惊慌地发现，卫生间的门锁坏了。母亲成功地逮住了她，手里的笤帚准确地落在她的身上。这把笤帚似乎对余露的身体产生了久违的饥渴，雨点一样密集地扑向她。她像一只无处逃身的耗子，听天由命，狼狈不堪。母亲打累了，丢掉笤帚，转身进了厨房。

余露从卫生间出来，沉默地看了一眼在厨房准备晚饭的母亲。母亲余怒未消，锅碗瓢盆碰撞声格外刺耳。这次起因缘于一张请假条，班主任交给余露母亲一张假条，上面写着：老师你好，我女儿身体不适，请假半天，请予准假。落款是余露家长。这张伪造的假条激怒了母亲，回家后，她不问青红皂白，对余露一番暴打。打完了，母亲才想起问余露，旷课干什么去了？

是啊，旷课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要旷课？倘若说实话，母亲断不会相信。其实她什么也没干，她只是忽然不想去学校，没有任何说得出口的确凿理由。她在学校附近的山坡溜达了一下午，站在山坡眺望学校。上课了，操场上空无一人。她百无聊赖，坐在石头上发呆。放学铃声响了，看着同学们拥出拥挤的校门，她也背起书包，朝回家方向走。

如果她这么说的话，母亲肯定不会相信，搞不好，还会第二次对她施暴。她干脆撒谎说自己去录像厅了。学校附近有一家录像厅，经常有学生旷课去那儿看录像。母亲果然信了她的话，咬牙切齿地威胁她：“你个挨千刀的，以后再敢去看录像，绝不饶你。”

余露仔细检查卫生间门锁，它已坏到无法修复的地步，再也保护不了自己了。再发生类似事件，她只能束手就擒。她不甘心，决定给母亲一个教训。母亲的坏脾气就像莫名其妙的风，即使没有旷课之类情由，也是说来就来，指不定什么时候发作。怎样给母亲一个教训呢？她脑子飞快盘算着，眼睛朝窗户望去。跳窗？行不通，风险大，万一真掉下去呢？她可不想死，她还没有活够呢。春天的花、夏天的树、秋天的风、冬天的落日……世上多少美妙的事。而且，她早早获悉自己生而为人的使命——代替父亲活着，延续父亲的血脉。她活着，父亲就不死。她死了，父亲就真正死了。这奇特、古怪的逻辑，她无师自通。

跳窗行不通，那就当着母亲的面撞墙，像影视剧里寻死觅活的妇人？她咧着嘴笑了，仿佛已经一头撞到墙上，窘态百出。单单这个念头，就让她觉得蠢透了。

母亲还在厨房里忙碌，器物的碰撞趋于缓和，这说明母亲内心平静下来。母亲性格暴戾，但她的怒气就像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余露可不这样，她不动声色，静水深流，喜怒不形于色。她笃定父亲是和她一样的人。父亲如果活着，如果父亲活着；父亲假如活着，假如父亲活着……余露吸了吸鼻子，几乎恼羞成怒地甩掉脑子里的假设。——父亲死了，她没有父亲。世上没有假设，一切假设都是虚妄。

余露平静地用梳子把乱蓬蓬的头发扎起来，不忘绑上一枚缀着珠饰的头花。她把自己的储钱罐砸了，一只肥胖的石膏猪。没费多大劲儿，往窗台上一磕，就碎了，跳出一堆零钞。有纸币、有钢镚，聚集起来，数目也不少呢。随后，她把这些钱装在一只袋子里，沉甸甸的，让她生出阔绰的豪气。她想好教训母亲的办法了——离家出走。她对这个法子不太满意，被用滥了，没创意。可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更好的，只好将就用它了。

厨房的排气扇“呼呼”旋转，炒菜的香味传出来。临出门时，余露嗅到尖椒炒肉的辛辣、鲜香。刹那间，饥肠辘辘。她有些犹豫了，可是——这次妥协了，一定还有下一次，她不能坐以待毙，她要保护它。它是她的身体，它是属于她的，她有保护它的义务。从前，她对它不闻不问，令它饱受屈辱和伤害，以后不这样了。她爱惜地抚摸脖颈，我不会任由她欺负你，我要给她一个教训。

离家出走的余露只身去了火车站，她当然不会真的坐火车离开，她只是和母亲玩个游戏，斗智斗勇，她有十足把握能赢。她轻蔑地想，你是斗不过我的。候车室灯火通明，人来人往，还有一排一排供乘客休息的座椅。她买了两个夹馅面包，一瓶果汁。有趟列车开始检票，座椅登时空出许多，她找了空位坐下。她算计着，揣测着，母亲发现她失踪，到找到她，至少需要五六个小时吧。怎么打发这漫长的五六个小时呢？她效仿某些乘客，蜷起身子横躺在长椅上。顺手拾了张别人丢弃的报纸，盖在脸上。有个陌生妇女坐到她身边，亲切地问：“小姑娘，你去哪儿？”

她掀开报纸扫了一眼妇人的脸，警觉地说：“我在等人。”

“等谁？”

“我爸爸。”她的回答响亮干脆。

“我爸爸”这三个字像一片烤得喷香的肉片在她的舌尖翻滚一圈，脱口而出。她舔了舔嘴唇，似乎回味它的余香袅袅。如果这句话是真的，这句话如果是真的。该死，她又掉进车轱辘般的假设里了。她羞恼地重新把报纸盖在脸上。陌生女人无趣离开。报纸下，余露脸上布满忧伤。她闭着眼睛猜想这个女人是寻找猎物的人贩子，她假想自己被卖到深山老林，全身捆绑，动弹不得，受尽屈辱。若干年后，死里逃生，寻回城市。白发苍苍的母亲与她相拥而泣。她被自己假想中的情景打动了，泪水濡湿了报纸。

她完全不像第一次离家出走，警惕得如同闯江湖的老手。

3

母亲喊余露吃饭时，方才发现余露不见了。起先，她没有放在心上。毕竟长大了，和小时候不一样，挨了打，心里不痛快，兴许到楼下散散心。母亲饿了，她独自坐在桌前吃饭，挑拣着盘中菜搛到碗里，肉片尽量留给余露。一碗饭很快吃完了，她走到阳台，朝楼下张望。暮色来临，路灯下，有人支着桌子打麻将。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奔来跑去，叫嚣着，吵嚷着。母亲辨不出那群孩子里面是否有余露，她喊了两声，其中一个小孩仰头答，余露不在。眼看时间到八点了，母亲的怒火再次被点燃，该死的丫头，这么晚不回家，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她不得不下楼去找，楼前楼后寻遍了，还是不见女儿踪影。这个时候，她才开始发慌，一颗心七上八下，步态也踉踉跄跄。遍寻不见，只好回家。开门进去，客厅灯亮着，她松了口气，女儿回来了。松下去的气很快变成火气冒上来，死丫头，她不能轻饶她。可是，她很快发现餐桌上饭菜保持原样，屋里寂无声息。这才记起，客厅灯是她刚才出门忘记关的。“露露！露露！”她喊了两声。她打开所有灯，卧室、厨房、卫生间，一间一间查看。最后，冲向大衣柜，余露一定藏在里面，等待她把她拎出来。她预备把她狠狠拎出来，像包袱一样甩到地上。衣柜门开了，一排衣服，别无他物。她颓丧地退后两步，脚上踩到什么东西？蹲下身辨认，是石膏碎片。她惊慌地发觉那只肥胖的石膏猪碎了，里面储存的零钱全都不见了。

短暂愣怔之后，她夺门而出，飞奔下楼，跑出小区。在路边慌张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余露奶奶家。到了楼下，她冲着婆婆家的窗户高声喊女儿名字，婆婆听到了，推开窗户，探出头，不相信似的问：“是露露妈？”“嗯，是我，露露在不在？”

婆婆疑惑地说：“露露怎么会在我这儿？”

“您别骗我，到底在不在？”

“不在，不在，怎么了？露露不见了？”婆婆焦虑地追问。

她没做解释，转身又坐进出租车。余露奶奶的声音从楼上追下来：“到底怎么了，你说清楚呀，你是不是又打孩子了？”

余露姑姑也从楼里跑出来，在出租车后面疾跑：“嫂子，等等我，露露怎么了？”

司机赶紧停车，余露姑姑追上来。余露母亲完全慌了，眼泪不住地往外冒，对着小姑子哭诉：“露露不见了，不知去哪儿了？”

“别急，到底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她旷课，我打她了，结果她就不见了。”

“什么时候不见的？”

“晚饭时就不见了。”

“仔细想想，除了来这儿，她还可能去哪儿？她有要好的同学吗？”

“没有，没有，她那个孩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她一向独来独往，根本没有要好的同学。”

“别急，也许她回家了，没地方去，她自己就回家了。”

“你说得对，那咱们现在赶紧回家。”余露母亲催促司机，“师傅，快开车。”

“万一她要是没回去……”余露姑姑忧心忡忡。

“是啊，她要是没回去，会去哪儿？你说会去哪儿？”余露母亲满脸惊惧。

“不管怎样，先回家看看。如果还是不在家，我们就报警。”

二人赶回家里，已经深夜十一点了，家里依旧空空荡荡。姑嫂俩心急如焚，马不停蹄，赶去派出所。警察说儿童失踪十二小时才能立案，让她们把孩子可能去的地方仔细找一找。

余露姑姑提醒嫂子：“露露有没有可能去外婆家？”余露母亲先是摇头：“太远，她找不到路。”继而又不确定，“没准她记得路，她脑瓜子灵着呢。”说完就决定去娘家找女儿。

姑嫂俩又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她们一路拉到余露外婆家。深更半夜，敲开门。预料中的结果，余露不曾来过。睡下的余露舅舅重新穿好衣服，跟她们一道出门。司机颇有经验，说：“小孩子和家长怄气一般都是离家出走，我建议你们去车站找找，去晚了，恐怕就混水摸鱼坐车走了。真要离开这儿，那可大海捞针，不好找了。”

司机的话把余露母亲吓出一身汗，连忙催促去长途车站。余露舅舅说：“大半夜的，汽车站肯定连个人影也没有，现在只能去火车站碰碰运气。”

母亲早已乱了阵脚，急忙点头：“对，对，对，去火车站，赶紧去火车站。”

出租车载着他们朝火车站驶去，在候车室，他们发现了熟睡中的余露。看到女儿完好无损地出现在眼前，母亲像个委屈的孩子，蹲在地上，号陶大哭。余露被惊醒了，她揉揉眼睛，坐起来。一会儿看看姑姑，一会儿看看舅舅，一会儿看看泣不成声的母亲。舅舅训斥她：“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呢，看把你妈急成什么样了。”姑姑也骂她：“你来火车站想干什么？你想去哪儿？你这孩子简直无法无天。”

余露垂着脑袋，她早已想好了应对的谎言，她低声说：“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哪儿？”

“能找到爸爸的地方。”

三个人面面相觑，母亲停止哭泣，脸上泪痕纵横交错。余露舅舅揽着她的肩膀，把她从长椅上拽起来。余露姑姑牵着余露的手，柔声说：“以后不许这样了，看把你妈吓成什么样了，你都多大了，该懂事了。”

余露舅舅劝余露母亲：“露露长大了，有自己想法了，不要动不动就对孩子动手。”

三个疲累不堪的成年人与一个诡谲的少女，前后相跟着，走出凌晨两点的火车站。余露偷偷打量母亲，没想到母亲也正看着她。母亲疲惫哀伤，目光充满无助。余露在心里说，对不起，妈妈。她一直都爱这个坏脾气的母亲，即使她歇斯底里对她施暴时，她也没有停止过对她的爱。她偶尔蔑视她、轻视她、讨厌她……但，从来没有恨过她。

4

语文老师讲解一篇作文时提到白血病。有同学提问什么是白血病？老师不是专家，漫不经心地解释：“白血病是一种会遗传的病，死亡率很高。”有同学私下嘀咕，说得了白血病，血液会变成白色，血液里红细胞被白细胞吞噬了，所以叫白血病。有同学表示怀疑，哪有那样的事，白细胞只是名称，并不代表颜色。余露没有参与讨论，她脸色很难看。

那天晚上，余露做了一个梦，她梦到自己来例假了。奇怪的是，经血不是红的，而是白的，就像……就像白色油漆，散发着刺鼻味道。它们从她的身体里源源不断流出来，把她两条腿染成了诡异的白色，像刷了一层油漆。她从梦中大汗淋漓地醒来，拧亮台灯，伸手摸自己的下身。湿漉漉的，果然来例假了。她惊恐地把自己的手从被窝里伸出来，伸到台灯下面，手指沾满黏湿的血迹，像受了重伤。这可爱的“伤口”，她简直想埋头深吻它。她从床上爬起来，掀开被子，床单上赫然一片鸡蛋大的血迹。若是从前，她一定羞恼极了，然而这一次，她只感到庆幸，巨大的侥幸，仿佛劫后余生。她再次嗅了嗅鼻子，空气中果然有油漆味儿。哦，她想起来了，有扇窗户坏了，母亲换了扇新的，新刷的油漆尚未干透。

噩梦在余露心头缠绕了好长时间，不久，另外一件揪心事再度纠结到她身上。她的同桌，一个喜欢大惊小怪的女生，发现余露胳膊内侧有一片密集的红点，惊讶地问她：“喂，这是什么？”

她以为是不小心在哪里沾染上的，用手绢蘸了水，使劲擦拭。然而，那些小红点越擦越清晰，青筋毕露般，一粒一粒像要破皮而出。

女同桌一惊一乍地说：“余露，我在电视上看过，得白血病的人，皮肤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红点。”

余露蓦地停下手里动作，瞪大眼睛，凶巴巴地喊道：“你胡说！”

同桌被她的神情吓着了：“我只是随便说说嘛，况且，老师说过，白血病是遗传的，不是想得就能得的，难道你家有人得过白血病吗？”

同桌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正把玩一支钢笔。钢笔帽脱落了，她没有发觉，钢笔在她手里快速地呈扇形旋转。蓝色墨水箭镞一样朝余露袭来，溅到她的脸上、她的胸前，也溅到了她的胳膊上。沾染了蓝色墨水的小红点转瞬变成红蓝交织的图案，狰狞可怖。余露举起胳膊，嘴里发出惊恐的尖叫。同桌吓坏了，手里旋转的钢笔蓦地飞出去，笔尖不偏不倚扎到余露的脖颈，醒目的鲜血流出来，血和墨水混合在一起，斑斑点点。余露整个人像是被莫名的气流卷到空中，失去意识，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醒来以后，余露发现自己躺在医护室。校医目无表情地扫了她一眼，问：“醒了？”

她从床上坐起来，点点头。

校医若无其事地说：“没什么事，就是脖子破了点皮。”

余露摸了摸脖颈，那儿粘着块白色纱布。她想起自己胳膊上的小红点，她伸出手臂，问：“阿姨，这些小红点是什么？”

校医不悦地扫了她一眼，余露敏感地察觉到了。她意识到自己称呼错了，不应该叫阿姨，应该叫老师或者大夫。她讨好地补救，把手臂伸到校医眼前：“大夫，您看，就是这些小红点。”

校医没有认真看，而是不耐烦地说：“擦伤的吧。”

“不是，这些小红点是皮肤下面渗透出来的。”

校医目无表情：“那就是皮下淤血。”

学校通知了母亲，母亲在放学之前赶到学校，把余露接回家。一路上，母亲喋喋不休。

“究竟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和同学打架？”

“我没有打架，是她不小心甩出钢笔扎伤我了。”

“你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不相信，她的笔怎么偏偏伤到你，怎么没有伤到别人？幸亏扎得不深，万一扎到动脉呢，万一扎到眼睛呢。听说你晕过去了，是不是失血过多造成的？不行，我得带你到医院检查检查。”

“不用，不用。”坐在母亲自行车后座的余露跳下来，“我不去医院。”

母亲停下脚步，伸手摸了摸女儿的额头，又查看了一下脖子上的伤：“你真的没事吗？”

余露摇摇头：“我不去医院。”

母亲没有勉强她，母女俩一道回家。母亲为她买了水果、糕点、饼干等零食。余露心事重重，闷闷不乐。

回家以后，母亲忙着择菜淘米。余露坐在沙发上，像尊雕塑，一动不动。母亲为她买的一堆零食，她碰也不碰。

母亲觉察到她的异常，走过来，摸了一下她的脸，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咱们还是去医院检查检查吧，万一真有什么事呢。哼，要真有什么事，绝不能饶过你那位同学。”

“和同学没关系。”

“怎么了？”

“妈妈，我大概快死了，我得了白血病。”余露终于向母亲说出她的担忧，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眼里满含哀伤。

“什么？”母亲惊讶地跳起来，瞪着她。

余露伸出自己的胳膊，指着上面那一串密集的小红点：“得了白血病的人就会有这样的小红点。”

母亲重新坐回沙发上，拉过余露的胳膊，仔细查看上面的小红点。

余露是那种细而白的皮肤，轻微挤压触碰，都会留下淤痕。自从她耍了一出“离家出走”的把戏，坏脾气的母亲收敛了许多，那把质地坚硬的小笤帚再也没碰过余露的身体。即便如此，余露身上还是时常出现青紫不一的斑痕。她是个神思恍惚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一心常常二用、三用甚至多用。平日，碰到床沿、撞到桌椅、磕到门框，类似莽撞的举止比比皆是，肌肤也就常常挂彩。

——可是，这样的小红点还真没见过呢。

母亲仔细检查小红点，像淤血，她批评女儿：“大惊小怪，一定是睡觉时被什么东西压住胳膊了。再说，凭这些小红点，就说自己得了白血病？小小年纪，神经兮兮的。”

余露说：“不只同学这么说，我看过电视，电视里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小孩就是胳膊上有很多红点，而且……”

“而且什么？”

“白血病会遗传。”余露小声嗫嚅，眼里飞快地闪过恐惧。

“谁说的？”母亲质问。

“老师说的。”余露低下头。

“哪个老师说的，吃饱了撑的，吓唬小孩，只有你这样的蠢货才会相信这种话。”母亲手里的抹布“啪”的一下甩在桌子上。这是发怒前的信号，余露下意识地缩了下身体。

母亲没有动手打她，而是转身进厨房洗了一根黄瓜，削了皮，递到余露手里。余露举着黄瓜走到阳台，趴在栏杆上，边吃边看外面的风景。窗外有两株开花的梧桐，春夏之交，白色的花朵浮着隐约的紫色，像是洗不干净的白手绢。

母亲不知何时站到余露身后，母亲的手轻抚余露的头发。她的头发软软的，黄黄的，她是个名符其实的黄毛丫头。“你的头发真软，和你爸一样。”

余露顿了一下，没出声，她等待母亲继续说下去。

“你爸不是白血病死的。”母亲忽然说。

“你说什么？”余露诧异地看着母亲。她的目光与母亲平视，不知什么时候起，她的个头已经和母亲一般高了。

“反正你迟早会知道。”母亲躲开余露的视线。

“那他怎么死的？”余露盯着母亲的脸。

5

画画是父亲的业余爱好，他在一家企业工会上班，主要工作是写标语。他熟谙各类美术字体，私下里，常有个体商贩请他写广告。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这样的手艺很吃香。

家里至今留着几幅他的画，除了墙上挂的“荷花图”，另外一些用塑料布包着，扔在衣柜顶上。年底大扫除，母亲总会把这几幅画拿出来，用略含讥诮的目光审视一番。余露看过那些画，有一幅是个女人，臃肿肥胖，眉眼与母亲酷似。这一点令母亲不悦。她说，瞧你爸，画个丑女人就算了，还画成我的模样。说这话时，语气是嗔怪的，有点像撒娇。那一刻的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令余露感到陌生。还有一幅是几个人的脸，宽的、长的、胖的、瘦的，各张面孔凑在一起，鬼鬼祟祟，像是密谋什么。余露不解，他们在做什么？母亲撇了撇嘴，这得问你爸，谁知道他画的什么？

余露想，母亲早晚会把这几幅莫名其妙的画丢掉。然而，没有，母亲一直没有丢掉那些画。大扫除后，母亲重新把它们卷好，掸净外面的灰尘，用塑料布包起来，仍旧搁到柜顶。

“反正你早晚会知道。”母亲表情严肃，对十二岁的余露说，“一直不想让你知道，可是，你早晚会知道。”

余露竖着耳朵，手里还抓着半截黄瓜。

母亲说：“那年你两岁，你爸带着你去公园，你不是说你记得吗？”

“是，我记得。”余露点点头。

母亲没理会她，继续说：“他在湖边作画，你在旁边的草地玩耍。你爸给你买了一根冰棍，你吃冰棍的时候把一个年轻女人的裙子弄脏了，她刚好也在草地坐着。”

“她穿着白裙子，她的眉心有一颗红痣。我以为是画上去的，想去摸一摸……所以弄脏了她的白裙子……”余露说。

“你果真记得？”母亲半信半疑，“你怎么会记得两岁时候的事？太奇怪了。”

长大以后，余露读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书，他叙述自己清晰记得幼年时的事。许多人当那是小说，是编的。余露相信他不是编的，他是真记得，就像她也记得自己幼年时的事。

“然后呢？”母亲问，“你还记得什么？”

余露苦思冥想，眉头紧锁。

母亲接着说：“你弄脏了那个女人的裙子，她很生气，骂了你几句，还把你推到一边。你哭了，你爸爸跑过来责备她以大欺小，和小孩子一般见识，结果那个女人不甘示弱，与你爸爸争吵起来。”

余露闭上眼睛，她陷在回忆里，穿过漆黑的时间之河，吃力摸索。黑暗中，一扇一扇的窗户徐徐打开。

“阿姨掉进了湖里。”

“你想起来了？”母亲愈加惊讶。

“是的，她抢爸爸的画，然后掉进湖里了。”余露仍旧闭着眼睛，像个盲人。

“怪你爸爸自己，他竟然偷偷画人家。还骂人家徒有其表，白长了一幅好面孔，污染了他的画笔。那女人恼羞成怒，跑过来要撕了他的画。两个人推搡起来，她就掉进了湖里。她大喊救命，说是你爸爸把她推下去的，公园保卫科的人把你爸爸抓走了。你爸爸抓走以后，没出一个月……”母亲垂下了头。

“怎么？没出一个月怎么？”余露手里的半截黄瓜掉在地上，她摇着母亲的手臂追问。

“还能怎样，活该他倒霉，正赶上‘严打’。”母亲脸色冰冷，返身走回卧室。

余露追进卧室：“就因为这个？”

“不止这个，警察在他办公室搜出几张人体画。那时社会不像现在开放，换到现在……我以前骂过他，他不听，果然闯了大祸。”

“人体画是什么？”

“不穿衣服的人。”母亲紧咬嘴唇，“我现在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你，你长大了，该知道的早晚会知道。你不用担心什么白血病不白血病的，你爸压根不是白血病，你也绝不会得那个病。”

余露呆若木鸡。

真相大白无法令余露安心，她恨透了自己，为什么弄脏阿姨的白裙子？如果不是她弄脏了对方的裙子，父亲就不会与她争吵，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

但是，很快，余露原谅了自己。要知道，那时她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没有能力为自己的过错负责。她换了个角度继续思考这件事，父亲画人体并非不能原谅，余露参加过学校美术小组，见识过类似画作。她不小心弄脏女人的白裙子也情有可原，她只是个两岁孩童。父亲与那个女人争吵更没有错，任何一个父亲看到两岁女儿被欺负，都会忍不住指责对方。也许父亲不该偷偷画那个女人，可是……父亲也没有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父亲是个画家。画家看到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人，都会情不自禁拿起画笔。

余露对往事抽丝剥茧，就像打开包裹严密的长途邮件，一层一层解开，里面包裹的，是一个眉心长着红痣的女人。对，就是她，没错，身穿白裙子的女人。余露抿紧嘴唇。

余露问母亲：“掉到湖里的女人叫什么名字？”

母亲说：“我也不知道，本想找她求情，帮你爸爸澄清，结果没等我找呢，判决就生效了。你爸爸撞到枪口了，听说正缺呢——他就撞上了，这就是命。”

“正缺什么？”

母亲张了张嘴，欲言又止：“那是个特殊时期，你不会懂的。”

6

余露十三岁那年，母亲再婚了。

丈夫死后的前几年，母亲也曾被热衷牵线做媒的远亲近邻惦记过。那些人纵使没有踏破余家门槛，却也登门无数。介绍的对象有为人师表的教师、体面的机关干部、国企工人、个体商贩……母亲全都没有动心。她有个高尚的理由，“为了孩子。”

“为了女儿有个完整家庭，才更应该再婚嘛。”媒人苦口婆心。

“不，等露露长大再说。”母亲主意坚定。

“她长大了，你就老了。只怕再嫁，也不容易了。”

“那就不嫁了，一个人挺好的。”

媒人语重心长地对年幼的余露说：“你妈为了你，牺牲自己的幸福，将来，你可得好好孝顺她。”

余露佯作懂事地点点头，心里却说，我当然会孝顺她，她是我妈。她不认为母亲为了她牺牲幸福，她想，那是因为，母亲根本没找到幸福。幸福是什么？多么抽象的两个字。美食、玩具、新衣裳，这些算不算幸福？应该算吧，可是，它们带给她的幸福太短了，它们带给她的只是一种新鲜感，就像新鲜蔬菜水果，保鲜不及时，转眼就蔫了。人都是缺什么才想要什么，她最想要的是一个魁梧的父亲。愿望是会发酵的，经过若干年的发酵，她的愿望膨胀成一团巨大的云朵，把她完全覆盖了。无论母亲嫁给谁，她都不会满意。对方不是父亲，即便冠以“父亲”称呼，也代替不了心目中的父亲。

到底什么原因使母亲改变主意再嫁，余露至今也不清楚。许久以后，她把这根由想像成爱情。她对潘晨光说：“女人，无论什么年龄、什么境遇的女人，都不会丧失对爱情的渴望。爱情是女人体内埋藏的弹药，一遇触发就会爆炸。就算是卖春的风尘女郎，也时刻怀着巧遇良人的心愿呢。”

潘晨光说：“可是，爱情就像某种疾病，它有免疫力，经历多了，就不会再犯。你说那些风尘女，她们还有爱的能力吗？”

“能不能爱和想不想爱是两回事，好比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他没有能力走路，可是，你以为，他就不想走路吗？”

“我被你搞糊涂了，能不能，想不想，似乎是这么回事。那我再问你，我是你的引擎吗？”

“你说呢？”她含情脉脉看着他。

“会不会有一天，你遇到新的引擎了……”

余露不等他说完，就扑过去，两手攀在他的脖子上，用嘴巴堵住了他的嘴。潘晨光喜欢余露这个样子，他觉得这就是幸福。

母亲再嫁的人姓陈，是一家工厂的工程师。再婚后，母亲脾气变好了，肤色红润，举止优雅。这让余露很不习惯，她感觉母亲就像演戏。她自己或许不累，倒让看戏的人跟着累。

陈工程师经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身上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机油味。即便他换下工作服，洗了澡，机油味还是挥之不去。那种气味藏在他的头发、指甲、毛孔里，经久不散。久之，连母亲也被这种气味裹挟了，烧熟的饭菜、削掉皮的苹果、冲泡的茶水，甚至餐具，都沾染上了可疑的机油味儿。余露像只嗅觉灵敏的小兽，放学回家后，便和这种无处不在的气味作斗争。她堂皇地戴上了口罩，她的行为激怒了母亲。母亲扯着她的胳膊，把她拎到卫生间，让她面壁思过。

夜里，余露蹑手蹑脚走到母亲卧室门口，竖着耳朵聆听里面的动静。听到里面的响声时，她止不住得意，又忍不住悲伤。她为自己洞察秋毫得意，又为母亲背叛父亲悲伤。翌日早餐，趁陈工不在身边，她故意慢悠悠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流，氓，荡，妇。”

母亲脸色大变，颤抖着声音问她：“你在说什么？”

她瞟一眼母亲：“你们最好不要发出声音，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母亲气得浑身颤栗，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

陈工对余露十分友好，给她买冰激凌，带她吃肯德基。但无济于事，余露对他充满敌意。她认为，他试图取代父亲的角色，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白日做梦。

“你会画画吗？”她挑衅地问。

“这个，我不会。”陈工老实回答。

“我爸爸会画画，我爸爸是个画家。”

“这个，我知道。”陈工飞速地瞥了一眼余露母亲，母亲耸耸肩，无可奈何。

“我只有一个爸爸。”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你没有自己的房子吗？为什么要搬到这里，这是我爸爸生前住的房子。”

母亲厉声说：“露露，不许你和叔叔这样说话。”

“叔叔？你不是说他是我的新爸爸吗？怎么又成叔叔了？”

陈工郁闷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类似的摩擦从陈工搬进余家开始，接连不断，余露乐此不疲。

陈工也有女儿，女儿和奶奶住在一起。他和余露母亲结婚，只能搬到余家，总不能让余露母亲带着余露到他家里，五六个人挤在一处。两家格局就是这样的。陈工女儿比余露大一岁，名叫陈敏。陈敏偶尔会到余露家吃饭，母亲便烧几道像样的菜招待她。有时，陈工也会带着余露和妻子回自己家。灯光下，饭桌上坐着五个人。一对再婚夫妻，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妹，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妇人。老妇人包的饺子偏大，余露夸张地说：“这是包子呢，还是饺子？”母亲不失时机地瞪了她一眼，这个举动是专门做给老妇人看的。

余露扒拉着盘里的饺子，说：“我奶奶包的饺子比这好看多了。”

“不好看你就不要吃，没人逼你吃。”陈敏不高兴了，年龄相当的女孩，都不是省油的灯。

陈工和老妇人一齐瞪了陈敏一眼，他们这样子，也是专门做给余露母亲看的。

他们都在做戏，吃力地做戏给对方。三个各怀心事的大人，两个心怀鬼胎的少女。

凭心而论，陈工这个继父做得很努力。无论余露怎样无理取闹，冷嘲热讽，他都不与她计较。余露笃定他的修养是装的，她想逼出他的真面目。就像母亲，再婚后完全成了戏子。休息在家还不忘在头发上扎条头绢，扎给谁看呢，至于嘛，累不累啊，以前在家总是披头散发。看来，陈工并不了解真正的母亲是什么样子，他被蒙蔽了。但是、可是、然而，也许父亲在世时，母亲也是这样注意修饰的。女人在丈夫和孩子面前是两张面孔、两种心态、两张皮。余露又迷惑了，她眼中的母亲和陈工眼中的母亲，究竟哪个才是真的呢？

母亲每次给余露置备衣裤、鞋袜，都不忘给陈敏也准备同样的一套。碎花连衣裙、咖啡色背带裤、白色旅游鞋……余露一度与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穿得一模一样，她们甚至背着一模一样的茶色书包。说也奇怪，一方面，余露对陈工以及他的女儿抱有深刻的敌意，另一方面，却又乐于同陈敏穿戴一致。而且，她发现，陈敏对此也欣然接受。她们在同一所中学就读，课间相遇，周围同学惊讶地指点，“哦，你们穿的衣服是一样的，真漂亮，哪儿买的？”她和陈敏对望一眼，表情漠然，仿佛压根不认识。然而，内心却是活泛的，跳跃的，还有一点窃喜与得意。——母亲在着装方面审美独特，况且单件不起眼的衣物，一旦撞衫，显得格外别致。两个骄傲的姑娘心安理得享受着同学们的注目，她们姓氏不同，出身不同，如今却堂皇成为一家人。这确是件奇妙的事。某个星期天的上午，一家人还去人民照相馆照了全家福。相片上，余露与陈敏穿着相同的红色滑雪衫、蓝色长裤、白色球鞋。母亲把相片放大后装进相框，挂在家中。余露不想承认，但她不得不承认，每当看到那张相片，她内心胀鼓鼓的，形容一个人内心汹涌澎湃，大概就是这样的。

——但是，只有两年。是的，只有两年。两年后，余露母亲与陈工的婚姻解体了。离婚的原因，只有余露最清楚。

不知从哪天起，余露不再对陈工横挑鼻子竖挑眼，她对他的反感渐渐消失。他有一双巧手，会折纸鹤，他折的纸鹤栩栩如生。他用针线把大小不一的纸鹤串起来，垂在窗边，挂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会叠幸运星，用挂历纸叠，外面衬一层彩纸。新年元旦，他叠了六十六颗幸运星，装在玻璃瓶内送给余露。他说：“露露，六六大顺，有这六十六颗幸运星，新的一年你一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事事顺心。”余露收下了，放在书桌上。晚上写作业写累了，抬眼就能看到它。

她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感受：“我知道同样的幸运星你也送给了陈敏，我嫉妒她。她是亲生的，而我不是。”

7

陈工从工厂拿回一堆簇新的绵纱，一团一团撕开，擦拭家具。绵纱含着一股新鲜的机油味儿，母亲怕余露不喜欢，用报纸包起来，塞进角落。余露发现了，竟然扯了一团装进书包。在学校，她把棉纱从书包拿出来，放到鼻子边嗅。多么奇怪啊，她竟然爱上了这股味儿。近朱者赤，近墨色黑。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她被这种味道感染了，污染了，传染了。

回到家，余露总是无意识地靠近陈工，他身上是香皂味儿与机油味儿的混合体。占上风的是香皂味儿，机油味儿被压制了。但就像土里掩埋的种子，种子不甘屈服，总会破土而出。陈工身上的机油味儿，也从余露的嗅觉中执拗地跳出来，被她准确地捕捉到。

无论饭桌上，还是沙发上，余露灵敏的鼻子循着气味儿靠近陈工。她自己是无意识的，但她的变化引起了母亲的注意。

“那孩子从前对你冷言冷语，现在怎么变了？”母亲对陈工说。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说明我这个父亲当得尽职。”陈工很高兴。

母亲微微一笑，她是个迟钝的女人。

这年冬天，陈工出差了，一走就是半月。倘若没有这半月离别，余露尚意识不到自己陷入了一段无法启齿的暗恋。失去陈工的家在她眼里成了难以忍受的囚笼，放学后，她宁愿在大街上游荡，也不想回家。她和母亲的话越来越少，母亲新近迷上了钩拖鞋，买回一团一团颜色缤纷的尼龙线，醉心于拖鞋的钩织。一双又一双，余露是红色套黄花，陈工是米色套白花，她自己则是单色天蓝。她当然没忘给陈敏以及陈敏奶奶也各钩了一双。有人夸奖她手艺时，她得意地说，市面上一双手工拖鞋卖四十元呢。拖鞋钩完了，她又开始钩电话垫、杯垫、茶盘垫，她孜孜不倦地钩钩织织，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一步一步逼近她。

出差半月之久的陈工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是个周末，他给每个人都买了礼物，送给两个女儿的是两件针织条纹蝙蝠衫，一件黄白条纹，一件蓝白条纹。他让余露挑，余露先是挑了黄白条纹的，下午穿着与同学看电影，碰巧遇到陈敏。陈敏不知父亲出差归来，她好奇地往余露身上睖了两眼，对她身上崭新的衣服表示出了兴趣。

余露回家后对陈工说：“我想要那件蓝色的，可以吗？”

陈工说：“当然可以。”

母亲批评余露：“你穿了一下午，怎么又要换，若是陈敏穿了一下午的衣服换走你的，你高兴吗？”

余露不做声。

“没关系，反正敏敏也不知道。”陈工补充道，“知道了也没关系，她是姐姐嘛。”

几天后，余露去学校堂皇地穿上了蓝色蝙蝠衫。陈敏接过父亲送给自己的黄色蝙蝠衫后，果真如余露母亲所料般愤怒了，她哭着把衣服甩给了父亲。陈工不知缘由，百般哄劝。陈敏终于把她看电影时撞见余露的事情说了出来，她哭着说父亲心里根本没有她，给自己的衣服都是别人穿过的，挑剩的。

回家后，陈工没有对余露母亲说这件事。趁妻子不在家时，他专门找余露谈心。

“露露，你换衣服是不是故意的？”他问。

“你觉得呢？”

“你看电影时碰见敏敏了，为什么没告诉我们？”

“你们？你们是谁？”

“我和你妈。”

“关我妈什么事？衣服是你买的，又不是她。”

“平时都是她给你们买衣服，我这还是第一次买，没想到，就捅娄子了。”陈工尽量把话说得轻松。

“我妈比你聪明，她只会买一模一样的，颜色也不会有差别。”

“是啊，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这回，我以后不会犯类似错误了。”

“你这是拐着弯在骂我。”

“没有，没有，你想哪儿去了。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想问问你，你不想说就算了。”

余露直视陈工：“你爱我，还是爱她？”

陈工显然吃了一惊，他睁大了眼睛，盯着面前这个咄咄逼人的少女。“她、她，她是谁？”他一时分辨不清余露嘴里的“她”是何人？

“还能有谁？”余露冷哼一声，转过脸。

“敏敏？你说的是敏敏？在我心里，你们都是我的女儿，我对你们的爱是一样的。”

“我说的当然是陈敏，除了她还有谁？你认为还有别的人吗？你以为是我妈，对吧？”

“不，不，我都被你弄糊涂了。”

“我和我妈，你更喜欢谁？”

陈工再次懵住了，他结结巴巴：“当然，都、都喜欢，你们都是我的家人。”

“陈敏是你亲生女儿，我妈是你妻子，只有我，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是。”余露盯着陈工，眼神像锐利的刀片。

陈工手心出汗，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远不是他想像的那么简单。

几个月后，正是酷热的夏季。有一天母亲提前下班，亲眼撞见余露躺在继父陈工的怀里。是在客厅的沙发上，余露头枕着陈工双腿，陈工俯身亲吻她的额头。余露当时只穿着露脐小背心，平角内裤。伴随着母亲歇斯底里一声尖叫，陈工与母亲的短命婚姻宣告结束。母亲对外宣称，夫妻感情破裂。陈工则配合说，两人性格不合。对于真相，三个人守口如瓶。陈敏不知道，陈敏奶奶也不知道。一度挂在墙上的全家福摘掉了，相片不知所终。余露在学校仍旧时常碰到陈敏，两人还是不打招呼，只是沉默地对视一眼。看得出，陈敏与她一样，她们敌视对方。但在失去这层关系时，却都感到了失落。

余露大学毕业前一年，母亲患了乳腺癌。母亲不做手术，说是认识一个乳腺癌患者，手术割掉双乳，生命只延长了几个月。

“多活几个月有什么意思？”母亲不屑地说，“我不稀罕。”

余露说：“多活一天也是好的。”

“算了吧，我不想受那个罪。”

“人与人不一样，你怎么知道自己做了手术和那个女人一样？你怎么不看看那些做了手术又活了很多年的患者？我从小没有爸爸，难道连你也要丢下我吗？”余露说到这儿，眼泪奔涌而下。

母亲诧异地看着女儿，她从没见过长大后的女儿流泪，她错以为这个孩子是不会哭泣的。余露的眼泪打动了母亲，她接受了手术。术后，她又平安地活了一年。一年后，余露大学毕业，母亲癌细胞扩散。

临终前的母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嘴巴艰难地一张一合。余露把耳朵贴近她嘴边，才听明白她的话。母亲说：“你已经大学毕业，我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对得起你爸爸，对得起你们余家。”

“对不起。”余露泣不成声，“妈，我对不起你。”

母亲转过头，没有回应女儿的哭诉。

“妈，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母亲始终不肯看她一眼。

余露哭着说：“妈，你听我说。没有，我和他一次也没有，真的，我不骗你。”

母亲嘴角微微一撇，像冷笑，又像讥讽。余露知道，母亲不相信她的话。她举起一只手，一字一顿：“我发誓，我对天发誓，一次也没有，一次也没有。是我主动的，我喜欢他，可他对我，一直是，一直是，发乎情，止乎礼。妈，你听我说，你没有嫁错，他是个好人。”

母亲闭上了眼睛，嘴巴还在艰难嚅动。余露俯身侧耳，还是听不见。她依靠嘴形辨别母亲的话，母亲最后一句话好像是说：“你这个傻孩子。”又好像是说，“你这个坏孩子。”或者根本什么也没说，只是嘴巴动了几下。紧接着，她安静了，永远地安静了。余露痛不欲生，她的哭声，撕心裂肺。这个早早失去父亲的孩子，现在，失去了母亲，成了孤儿。

8

大学毕业后，余露应聘到一家幼儿园教小朋友画画。老房子出租了，她自己租了一套距离单位比较近的公寓。

这天，余露意外碰到了陈敏。陈敏是来幼儿园接孩子的，她高考落榜，早早参加工作，早早结婚，早早生了孩子。她们几乎同时瞪圆眼睛，脱口喊出对方的名字。

余露告诉陈敏，母亲患病去世了，陈敏唏嘘感叹一番。陈敏问她：“一直不明白当初我爸和你妈为什么离婚了？平时见他们挺好的。”

余露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我也不知道。”

“我问过我爸，他不说，问急了就说，合不到一块儿就离了。”

“你，你爸还好吗？”余露迟疑地问。

陈敏说：“还行吧，退休后无所事事，前一阵，竟然用草编了许多蚂蚱去早市卖。”

陈敏儿子得意地说：“姥爷编的蚂蚱可好看了。”

余露笑道：“你爸爸还是那么心灵手巧。”

陈敏漫不经心地说：“咳，人老了，还是有个伴好。当初两人要是不离婚，你妈说不定不会得那种病，心情郁结最容易得癌症，我爸现在也不至于孤孤单单。我特怕老爷子郁闷，时常让儿子陪着他玩耍。”

余露脸色变了，“心情郁结最容易得癌症”这句话就像狰狞的利器，指向她的致命处。她何尝没有这样想过，她无数次这样想过。她把母亲可能的“幸福晚年”毁掉了。母亲甚至没来得及步入晚年。天下还有比她更可恶、更无耻的女儿吗？没有了，她这个天下无双的坏蛋。

陈敏邀请余露到家里玩，余露拒绝了。陈敏说：“好歹我们曾是一家人，我爸爸也会高兴见到你的。”余露还是没答应。陈敏不高兴了，头一扭，牵着儿子走了。

后来，余露又碰见过陈敏几次，俩人只是似笑非笑地点点头。再后来，两人重新恢复了少女时代的矜持，连招呼也懒得打了，仿佛不认识。有一次，陈敏儿子送给余露一串绿油油的草蚂蚱。小家伙说：“这是我姥爷编的。”

“你姥爷真厉害，他知道你拿蚂蚱送人吗？”

“当然知道，他让我给你的。他说，你把这个送给你们幼儿园的余露老师。余露老师不就是你吗？”

余露眼睛一湿，接过蚂蚱。

9

余露买了一顶漂亮的帽子，过马路时，风一吹，帽子吹进了旁边的工地。工地不大，围着一人高的简易围墙。透过缝隙，她看到帽子孤单地落在一隅，墙内空无一人。绕到入口处，门上挂着结实的铜锁。这似乎是一个因故搁置的小工地。余露不甘心新买的帽子白白丢掉，试图翻过围墙。可是，努力几次，都攀不上去。

路边停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个中年男人，他看到余露一蹦一跳想攀上墙头，便从车里出来，饶有兴趣地问她：“嗨，姑娘，你想干什么？”

“我的帽子吹到里面了，想把它拿出来。”

“应该有门，干吗不去找门呢。”男人观察围墙四周，寻找入口处。

“去过了，门在那边，锁着呢，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帽子很值钱吗？”男人凑到缝隙处向里看，“哦，看到了，挺漂亮。”

“刚买的，所以舍不得。”余露苦恼地说。

男人指了指不远处的报亭：“你去那边借个凳子，再要两根绳子。”

余露站着不动：“人家肯定不借，再说，哪来的绳子，要绳子做什么？”

男人说：“看来你不是真想要帽子。”

余露赶紧说：“不是，不是，我真想要帽子。”

男人自顾朝报亭走去。余露继续趴在墙缝上向里边瞭望，她多么希望里边忽然出现一个人，帮她把帽子扔出来。

没一会儿，男人又回来了，手里多了只凳子，还有两根尼龙绳。余露眉开眼笑，恭维道：“您真是活雷锋哈。”

男人不理她，把绳子捆到凳子上。

余露追问：“人家怎么肯借给你凳子的？报亭哪来的绳子？你捆凳子做什么？”

男人没好气地说：“我答应人家一会儿要买几本杂志，人家就借给我凳子了。这些绳子当然是捆报纸和杂志用的。捆凳子做什么？你说做什么？”

男人捆好凳子，站在凳子上，把绳子一头扔到墙内，自己则轻而易举地攀上墙头，跳进里面了。

余露惊喜地叫道：“快把帽子给我拿出来。”

男人在里边喊道：“先把凳子给我递进来。”他从里面拽绳子，凳子徐徐上升。哦，他真聪明，余露这才明白他用绳子捆凳子的原因。她赶紧帮忙托着凳子送上墙头，里应外合，凳子也翻过了墙。男人不慌不忙去捡回余露的帽子，隔墙扔了出去。余露拿着失而复得的帽子，又是惊喜，又是感激。

男人又用同样的方法先抛出绳子，踩着凳子从里面爬出来，再缓缓拉着绳子把凳子提到墙头。这次，余露使不上劲儿，只能干看着，一边虚张声势地说些“小心，慢点，好了”之类的废话。凳子顺利拉至墙头，男人个头高，伸手就把凳子接出来。余露不住地称赞：“你真聪明，我就没想到这个办法。”

男人笑道：“少拍马屁了，好了，你拿到帽子了，我也得去还凳子。”

余露巴结着跟上他：“你想要什么杂志？我给你买。”

男人说：“不用，不用，你不用跟着我了。我正好等人，顺便帮你个小忙。”

买杂志的时候，余露早早把钞票掏出来，男人一把推开她：“举手之劳，不必放在心上，你戴上你的帽子走吧。小心，别又被风吹走了。”

男人从钱夹掏钱的时候，掉出一张名片。余露捡起来，问：“这是你的名片吗？”

男人说：“是。”

“潘晨光。”余露轻声念出来。

“好吧，名片送你了。”潘晨光慷慨地说。

余露收起名片，再次道谢。这时，潘晨光等的人也来了，是个女人，远远叫道：“晨光，晨光。”

潘晨光抱怨道：“可算来了，等了这么久。”

余露调皮地说：“幸亏等了这么久，不然我的帽子就没指望了。”

潘晨光说：“那你应该感谢她，不要感谢我。她是我妻子，糟糕，她看到我和你在一起了。走，一起过去打个招呼。要不然，一准又要盘问半天你是谁，我有得解释了。咳，我这才是，没病揽伤寒。”

余露说：“没关系，我不说您是活雷锋，就说是我求您帮忙的。”

潘晨光：“你姓什么？”

余露说：“余。”

潘晨光说：“别提雷锋不雷锋的，也别提帽子的事，就说买杂志碰上了，你是我同事。”

余露连连点头。

走到近前，潘晨光对妻子说：“这是我们单位小余，刚才买杂志正好碰上。”不等妻子说话，他就抱怨道，“你干什么了，等这么久。”

余露伸出手：“您好，很高兴认识您。”

潘太太戴着太阳镜，摘下眼镜客气地说：“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余露愣住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张脸。

潘晨光不解，看着二人，问：“你们认识？”

潘太太摇摇头：“不认识呀。”明亮的太阳光下，她眉心一颗醒目的朱砂痣，就像画笔描上去的。

“画上去的？”余露伸手去摸。

潘太太受惊般地往后退，余露的动作把她吓着了，“你，你，你……”

潘晨光阻止道：“小余，小余，不是画的，是天生的。”

“天生的？”

“是的，天生的。”潘晨光说。

潘太太嫌厌地扫了一眼余露，这目光，天呢，这嫌厌的目光多么熟悉。穿过漆黑的时间之河，记忆的窗子一扇一扇打开。这个女人，当她青春妙龄时，曾用同样嫌厌的目光横扫过余露。两岁的余露就像现在一样试图去摸她眉心的朱砂痣。她一定忘记了，她当然忘记了，她怎么可能记得。余露却没有忘，这张面孔在余露的脑子里冰冻了二十余年，现在解冻了，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潘太太对丈夫说：“快走吧，还有事呢。”

潘晨光朝余露挥了下手，没再说多余的话。

二人上车，离去。余露呆愣在路边，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

10

余露给潘晨光发短信，感激的话车轱辘般说了一遍又一遍，她坚持请潘晨光吃饭，潘晨光拒绝了N次后，这才千呼万唤，答应赴约。

接下来，余露和潘晨光之间的故事就像若干影视剧里表现的那样，中年男子相见恨晚，未婚姑娘一见倾心，双双坠入爱河。所不同的是，余露不是一般的小三儿，她坚决不花潘晨光一毛钱，相反，她几乎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了潘晨光身上。为他买衬衣领带，为他置价格昂贵的玉坠护身符，为他购手表皮鞋。为他洗衣，为他烧饭。潘晨光招架不住了，哪个年轻姑娘肯心甘情愿为一个半老男人做这些？“你图我什么？”他忍不住问。“就图你这个人。”余露想也不想地回答。

其实，到了最后，余露对潘晨光已不再是曲意逢迎玩心机，而是真心实意喜欢他了。她爱上潘晨光了，相处愈久，愈觉得这个男人好，他吻合了她理想中对异性的所有想像，幽默、风趣、热情、睿智，善良。这么好的男人，这么好的男人怎么能让那个女人拥有？当然不能，绝对不能。如果父亲活着，父亲如果活着……她再度陷入轮回般挥之不去的虚拟命题。是的，没错，她理想中的父亲就是潘晨光的样子。

潘太太不同意离婚，离婚演变成一场持久大战。这正是余露想要的结果，对方愈不想离婚，说明她愈在意潘晨光。她把那个女人最在意的、最珍惜的东西抢走了。想想吧，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成就。潘太太骂她不要脸，骂她狐狸精，骂她会遭到报应。她骂得越狠，越毒，余露越觉得兴奋。报应，是啊，她早就得到报应了。她现在是个孤儿，一个孤儿还有什么可怕的？现在轮到她了，她坐等看那个女人的报应。

余露对潘晨光更好了，在离婚这场纷争中，余露运筹帷幄，指点江山，是潘晨光的幕后英雄。潘太太哭闹寻死，软硬兼施，手段用尽，还是未能挽回丈夫心意。她撕破脸，告他重婚，证据不足，法院驳回。告他贪腐，所幸潘晨光并非高官，只是一名小吏，一番调查后毫发无伤。反倒是她自己，在屡次诉讼中，颜面尽失，成了坊间笑谈，四处流传。

潘晨光的离婚判决在艰难的诉求后，迟迟没有结果。余露却被人袭击，受伤住院了。下班途中，她被人劫持到一辆面包车上，行凶者既不图色，也不谋财，只是暴打她一顿，将她扔下车，扬长而去。警察侦破此案没费太多周折，幕后主使是潘太太，她花钱雇了几个街头混混对余露下手，不为别的，就为出一口恶气。她还恐吓余露，这次只是受点皮肉伤，下次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潘晨光得知消息，气得发抖，连声说，这个女人简直疯了，这个女人是个疯子。正是春节前夕，潘太太故意伤害他人罪名成立，入狱服刑。潘晨光陪着受伤的余露一起过春节。

除夕晚上，潘晨光的母亲从外地给儿子打来一个电话。她先问儿子：“你晚上吃什么了？”

潘晨光说：“我吃饺子了。”

“那你知道你的儿子吃什么了？”

潘晨光愣住了。

自从和妻子闹离婚后，他很少回那个家。这个春节，妻子在监狱，家里只有儿子一人。他给儿子打电话。他问儿子：“晚上吃什么了？”

儿子淡淡地说：“不劳您关心。”

“你奶奶给我打电话了。”

“哦，我说您怎么想起给我电话了。我刚才打电话问奶奶怎么包饺子，没想到，奶奶哭了。”

潘晨光放下电话，自己也哭了。

余露望着偷偷哭泣的潘晨光，心里很难受。

在这场角逐中，她对自己很有信心，可以说稳操胜券。尤其是那个女人一次次使出愚蠢的招数后，她更加坚信潘晨光会留在她身边。可是……她现在真的爱上潘晨光了。爱上他，她就不得不顾及他的感受。他若痛苦，她必更加痛苦。他若煎熬，她必更加煎熬。

这无辜可怜的男人，他有什么错？他只是热心帮她拾回一顶帽子，却不幸卷入她的复仇计划。纵使她想尽办法对他好，他还有个儿子呢，那是她跨越不了的屏障。

余露说：“你回去看看孩子吧。”

潘晨光犹豫片刻，摇摇头：“他现在恨我，不想见我。”

余露幽幽说：“他恨的是我，不是你。”

春节后，潘太太保释出狱。余露主动离开了潘晨光。潘晨光不解，再三挽留，余露去意已决。

潘晨光苦笑着说：“你曾说，我是你的空气，离开我，你会去死。看来这话不是真的，你并不是真爱我。”

余露说：“你错了，我如果不是真爱你，肯定不会离开你。”

潘晨光说：“我听不懂你的话。”

余露说：“听不懂才好，知道太多就没意思了，是我对不起你，打扰了你的生活。”

“不怨你，是我主动帮你翻墙拾帽子嘛。”潘晨光究竟是个中年男人，比余露心性成熟得多，他笑着说，“不过，我并不后悔，就算现在弄得一身麻烦，我也一点不后悔。”

余露家的旧房子要拆迁了，从前的老式公寓，楼下配有一间储藏室。清理储藏室时，余露惊奇地见到了父亲给她买的塑料娃娃。它埋在墙角的尘土下，陈旧灰暗，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但是，一捏，还是会发出“咕唧咕唧”的响声。余露惊喜地抱着这只久违的塑料娃娃，她想，这是父亲给她的祝福，最好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