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病”，怎样归“罪”：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和莫言《蛙》合论

沈杏培

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和莫言的《蛙》无疑都是关于“病”与“罪”的书。这两篇小说都将目光对准了当代农村，以较大的时间跨度演绎社会医疗、国家计生方案在农村的执行和演变，在此背景下再现特殊历史中的人性畸变与生存世相。“后窑大队”和“高密东北乡”成为安置医学和医疗话语的地理图标，在这个地标上，勾勒出脑膜炎医生万泉和、“一手芬芳，一手腥臭”的妇科医生姑姑等“病医”形象以及“作为景观”的疯症。在这两篇小说中，作家们放弃了医学、疾病所承载的强大的修辞功能和繁复的文化寓意。那么，拒绝医学话语的修辞功能后，范小青和莫言的医学话语如何文学化，如何写“病”，怎样归“罪”?通过医学的历史与医生的命运对新中国的乡土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及其困境作了怎样的反思?

一、善与恶:“迂拙的善”与“平庸的恶”

这两篇小说演绎的是农村的卫生医疗以及生育制度下的人的生存，书写了两个乡村医生，一个千方百计地逃离赤脚医生的行当(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一个死心塌地地介入和执行农村医生的国家使命(莫言《蛙》)，想要逃离的万泉和宿命般地一次次被推上了救死扶伤的前沿，一次次因弱智和无能导演了数幕悲剧。而政府的使者姑姑在坚决执行政府的方针时，一次次充当着“刽子手”和“杀人魔”的角色，数千名婴儿的死亡终于冲决了姑姑的情感和理智，将她推向了晚年无尽忏悔的深渊。《赤脚医生万泉和》和《蛙》分别为我们塑造了熠熠生辉的万泉和与姑姑形象，而他们的人格特征体现为对比鲜明的两极:“迂拙的善”和“平庸的恶”。

在《赤脚医生万泉和》中，范小青以“后窑”作为文学空间，书写了一个脑膜炎患者与赤脚医生身份之间分分合合的人生历程。万泉和的人生理想本是当一个木匠，但未能如愿，被裘二海、裘幸福这些后窑的政权人物命令着，被万小三子、马莉这些神秘孩童劫持着，被“后窑人”的需求推动着，不得不在后窑赤脚医生的岗位上做着百姓仰仗的万医生，尽管由于医术不高而事故频频，但“后窑人”还是死心塌地地拥戴着他。

万泉和在小说中无疑是一个“倒霉蛋”或是“替罪羊”的角色:事业不能自主，爱情不顺，屡屡被抛弃，到最后还因为治裘二海的性病用错了药，吃了官司，落得家财两空的境地。尽管他也有心机，偶尔使点小计耍点手腕，但小说叙事层面主要还是浓墨书写他的“善”:父亲万人寿瘫痪在床多年，他不离不弃，把父亲照料得“比自己都干净”，这是典型的孝;吴宝勾引他的女友刘玉，面对吴宝和刘玉公然在他面前打情骂俏，万泉和并不伤心，觉得成全他们也是一件好事，这种“让渡”情感显示出他的无私;在城里全程陪同一个非亲非故、目不识丁的老大爷看病让我们看到万泉和的助人为乐的善意;刘玉为了南下打工让两个儿子装哑巴吃住在万泉和家，万泉和却把他们当作自己亲生的一样，万泉和大度的爱令人动容……万泉和的善良和爱是发自内心的，他的善与爱在那个灰暗的环境中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他的善良显得迂拙，他的爱显得笨乎乎，尽管他被各种苦难、屈辱、纷争裹挟着，但他的善和爱一直未被磨灭。“万泉和以他本能的软弱和善良、宽容和信任，承受了各种匪夷所思的磨难和屈辱，但是，我们发现，这种承纳和接受，最后却慢慢地显示出某种救赎的力量。”万人寿的死而复生、瘫痪在床而复归常人、裘奋跪地求饶，甚至两个哑巴孩子的归来，都是万泉和的善良和愚弱使然，显示了“万泉和的精神存在在灵魂救赎上的强悍之力”。

而莫言则在《蛙》中为我们呈现了另一种典型化的人格现象:小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造恶于前，悔罪于后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作为妇产科医生的姑姑响应党的号召，以党的使者身份执行堕胎和结扎的使命，亲手造成了三名孕妇的死亡，扼杀了两千八百多名超生婴儿，“送子娘娘”和“夺命恶魔”的双面人生终于让晚年的姑姑陷入了人格的分裂和精神的痛苦之中。那么，姑姑的这种人生蜕变和精神历程昭示了怎样的一种人格危机和精神病症?姑姑的典型人格其本质是什么?

姑姑的一生是血污和芬芳、魔鬼和天使交织一体的复杂人生，早年的她又红又专，对党无比忠诚。在五十年代，她接生的婴儿近万名，足迹遍布村庄方圆几十里，被视为“送子娘娘”。农村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姑姑作为妇产科医生充当了引流孕妇和结扎男人的魔鬼角色，姑姑对工作的投入和专注也达到了中魔般的状态。尽管双手沾满鲜血，但支撑姑姑的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所具有的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既然是一项正义的事业，那么，以暴力的方式去达成这项事业的成功有什么过错呢?这是支撑姑姑的认知逻辑。然而，晚年的姑姑常被噩梦缠身，死去的婴儿唤醒了她的生命自觉和道德负疚，晚年的姑姑一直挣扎在自己有没有罪，有没有错的问题上，并且通过泥塑婴儿的方式进行忏悔并试图救赎自己。姑姑是魔鬼还是天使?姑姑到底有没有罪?这似乎是个复杂的问题。

但值得深思的是，姑姑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行为方式和思维特征明显体现了思想史与社会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平庸的恶”。“平庸的恶”是美国女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中提出的一个命题。事情起因是耶路撒冷法庭审判一个叫艾希曼的纳粹党员，判处其绞刑。阿伦特将艾希曼与“平庸的恶”联系在一起。阿伦特认为作为罪犯的艾希曼，其实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艾希曼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阿伦特认为，“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于愚蠢，却又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性恐怕能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

由此可见，在精神气质和行为本质上，姑姑和艾希曼是一样的，他们体现的都是“无思想的平庸”和“平庸的恶”。姑姑在那个年代可以称得上是具有白求恩精神的医学界劳模，她中了魔症般地忘我执行国家意志，履行自己的使命。姑姑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人”或是福柯意义上的“被规训的人”。而这种人的最大问题是无思想性，无思想性很可能会催生暴力或是造就恶。我想，“姑姑现象”或“姑姑人格”是莫言的《蛙》留给当代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化史的一种文化标本，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义，对于解释“文革”及当代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像姑姑一样的人格具有重要启示。

从叙事层面看，这两篇小说中，赤脚医生万泉和与乡村接生医生姑姑分别充当了“替罪羊”机制两端的两种人物类型。万泉和无疑是后窑大队日常医学的守护神(尽管他不具备这种能力)，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落后的医学成为掣肘人们生活和健康的重要现实，医生匮乏，现代医学缺失，但群众需要医生，需要一个长久待在后窑大队的医生。涂三江、吴宝、马莉先后到来又相继离去，只有万泉和，这个出生于所谓医生世家的小子不曾离去，他不离去并不是他不想离去，而是他始终被裘二海、裘雪梅这些基层政权人物命令着，被“后窑人”的生存和健康需求着。其实万泉和的理想只是想当一个木匠，但在强大的权力和后窑民众集体意志的合力推动下万泉和成了合乎集体利益的“受害者”，尽管这个受害者是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

如果说万泉和是“替罪羊”机制的受害者，那么，姑姑则代表着迫害者。《蛙》中的姑姑是以正义的化身示人，她的使命是执行政府的计划生育和以铁腕惩治“违法”者，在姑姑眼里，那些超生的妇女、帮助超生者逃避的人，都是“有罪”的，由于“迫害者深信受害者有罪，迫害者耽于迫害的错觉中”，而且这种错觉和理由形成一个“表述的真正系统”，“没有人，或几乎没有人在这一方面会自我感觉在做坏事”。这样，在姑姑这儿，“国法大于天——超生便是有罪——有罪就应受到惩罚”形成一个“表述的系统”，这个系统支撑着她的迫害行为。她以医生的身份，更以国家政治秩序的维护者(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执行着严惩超生者的使命，在执行所谓合法性阉割男性和围猎并引流孕妇的过程中，她感到的是义务的崇高感和惩凶的快意，对于姑姑们来说，“他们的道德，源于无一滴眼泪的唯物主义的义务观”。然而问题是，尽管姑姑是以国家的名义捍卫法和制度的尊严，但在接二连三的血的教训和三个孕妇“一尸两命”以及两千多个婴儿被扼杀的事实面前，姑姑的道德与良知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姑姑的晚年一直在救赎自己，内心难以摆脱婴儿幻影一样的纠缠，这种负罪感和幻觉显示姑姑精神世界的几近崩溃，姑姑在历史的轨迹中悄然由拯救者变成了杀人者，由迫害者变成了受害者。

从作家创作主体来看，医生的生病并非一个随性的叙事行为，医生的集体生病意味着医生群体在社会序列和社会功能上的退化或萎缩，意味着医生作为救世者身份的急剧失落。“医学在现代诸社会中发挥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救世神话的功能。”医学的救世神话来源于医学的技术魅力与技术拯救，尤其是科学和医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医生与医学的救世神话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期望。然而，《赤脚医生万泉和》与《蛙》中的医生不再是万能的“救世者”，而是沦为“病者”，甚至“罪人”:范小青塑造的万泉和尽管是大家尊重的万医生，但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病人”——脑膜炎患者——这个病人无论从脑力还是医术都不足以担当后窑人健康的守护者的职责，然而恰恰是时代一次次将他推向了那个拯救和治疗的高地。

万泉和在后窑赤脚医生的岗位上出出入入、时隐时显，这个过程也是后窑人对万泉和医术的“赋魅”和“证伪”的过程:在现代医学极度贫困的后窑，人们相信出生于医学世家的万泉和可以胜任医生的岗位，而一次次的医疗事故又无情地证明万泉和确实是个“庸医”和“伪医”;同样，莫言的笔下，又红又专的姑姑，尽管用自己高超的医术为数以千计的孕妇接生，然后计划生育政策下所导致的扼杀上千名婴孩的事实，还是从道德和良知上击垮了姑姑，姑姑沦为一个罪人。涂三江、马莉、黄秋雅们只是在乱世中由于政治的动荡而由城市来到农村，他们与贫瘠的乡土并无多少感情，“后窑”和“东北乡”只是他们临时的栖息地，这些掌握了现代医术的医生不会真正成为乡土世界的医者，难以担当“后窑”和“东北乡”的救世者。

二、病与疯:“作为疾病的疾病”与“作为景观的疯”

作为书写农村医学和乡村医生的小说，不会不写到疾病。“在文学介体和语言艺术作品中，疾病现象包含着其他意义，比它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中意义丰富得多。”“疾病在文学中的功用往往作为比喻(象征)，用以说明一个人和他周围世界的关系变得特殊了”或“揭示社会和个人的失灵”。尽管疾病有如此丰富的意味，但苏珊·桑塔格对于加诸于疾病之上的种种隐喻性寓意表示不满，她努力驱除加诸于疾病上的这种隐喻化内涵，还疾病的本来面貌，反对将疾病当作一种修辞性手法而编造出“种种惩罚性的或感伤性的幻象”。

使疾病回归疾病本身，这就是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的最大宗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赤脚医生万泉和》和《蛙》呈现出回归疾病本体的疾病。阅读这两篇小说，各种病人和病象随时会充斥我们的视野，要是对这些疾病稍加整理，便会惊奇地发现，范小青和莫言几乎用文学化的方式提供了一幅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疾病地理和疾病图谱。这些疾病可以分为生理层面的和心理精神层面的。生理疾病或生理伤残、畸形的有:胃气痛、性病、肝病、脑膜炎、结巴、瘸子、哑巴、聋人、烧伤毁容、瘫痪、心脏病、眼病、斗鸡眼、中耳炎，等等。心理精神疾病也有很多:比如姑姑晚年的精神衰弱症，失眠并出现幻觉，有迫害幻想症;吴宝由于那个年代的性压抑走向性放纵，后来得了疯病;陈眉，被火灾毁容后自卑自闭，在代孕生子又失子后导致抑郁、狂躁和强制性偏执;陈鼻在各种劫难之后靠在饭店扮堂吉诃德乞讨度日，他的多语、难以区分现实和幻想，是典型的妄想症和精神分裂症。如此多的疾病，甚至让研究者惊呼“几乎看到的是数十年乡村疾病大全”。

应该说，对疾病的这种大规模描写在范小青和莫言这里是有着不同的文学功用或创作诉求的。范小青在《赤脚医生万泉和》中将“文革”至“改革开放”的后窑大队当成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后窑是一个病象万千、“病”机四伏的村落，这里的人被大病小病折磨着，既有常年吃药挂水的万里梅和常年瘫痪在床的万人寿，也有万小三子的毛豆掉进耳朵里引起的中耳炎，万小弟的急性肠炎。对于后窑的人来说，他们并不奢求有多好的医疗技术或现代名医。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到公社或县里医院看病，原因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医疗体制与现代卫生保健意识还没有真正在后窑生根。另一方面，农民相对贫困的经济状况使他们难以支付得起昂贵的现代医疗，“开个阑尾炎，白种一年田”、“救护车一响，老母猪白养”，这些顺口溜真实地道出了农民面对昂贵的现代医疗的那份无奈和畏惧。

农民难以企及现代医疗，只有寄希望于自己的医生——既方便农民看病，费用又很廉价的赤脚医生。因而，当万人寿被踢伤瘫痪在床后，万泉和就成了后窑的不二人选。万泉和医术不高，患有脑膜炎，按理说，后窑人应该选一个医术高超的人来担当此任。然而，随着涂三江、马莉、吴宝这些具有现代医术的医生先后离开后窑，后窑人的日常医疗屡屡出现真空，后窑人只希望有个医生可以看病的基本诉求都难以实现。后窑世界里，只有善良的万泉和一直没有离开后窑，用自己的敦厚和贫乏的医术守护着后窑人的健康。后窑的医疗资源匮乏，后窑的医生缺位是多么令人心酸的现实。范小青借小说中的老人之口道出了农民的这种心酸和无奈:“除了脑膜炎，谁来管农民的病痛啊?”尽管这个脑膜炎医生一次次引发了医疗事故，一次次拒绝这个沉重的职责，但后窑人还是拥戴着他，支持着他。患病的医生给病人看病，这本是一个荒诞的现象，但却是后窑的真实医学现实。范小青笔下的病是后窑人的日常疾病，但道出了中国农村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

如果说范小青借贫瘠农村的各种日常疾病指陈农村医疗缺位的现实，那么，莫言《蛙》中的疾病则更多体现在精神创伤、心理病态和人格疾患方面。《蛙》中的姑姑、秦河、陈鼻、陈眉，甚至“我”，尽管病象各异，但基本上都是精神和心理层面的“病”。姑姑因亲手扼杀了两千八百多个婴儿，而在晚年陷入精神的痛苦、恐惧和忏悔中，秦河因追求姑姑未成而导致精神的创伤，陈鼻和陈眉父女因为家庭的破裂和社会的凌辱而陷入精神上的失控，“我”则由于自己的前程把妻子送上流产的手术台，导致妻儿双亡而带来精神上的罪感。不难看出，莫言通过这些病象意在引发读者思考造成这种结果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力量，同时，将反思的触角伸向自己，剖析人在极“左”年代以及计划生育政策这类国家宏大体制之下，人的“罪”与“责”。

在这些病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疯”病。这两篇小说中，范小青和莫言不约而同都写到“疯”，《赤脚医生万泉和》中乡村医生吴宝的疯，《蛙》中陈鼻、陈眉父女的疯。范小青对吴宝“疯”的描写极具喜剧性，用喜剧性的“驱巫”场面以及巫术因破绽而失败，以此写吴宝失女和夫妻双双疯癫的悲剧。而在《蛙》中，莫言则用悲剧的手法写陈鼻父女的疯。陈鼻是《蛙》中除姑姑之外最具艺术光彩和思想深度的人物。妻子王胆超生，到处躲藏，在大河上被姑姑围堵意外生产，生下陈眉后死去。妻子死后，一场火灾导致的大女儿死亡和二女儿伤残的悲剧彻底击垮了陈鼻，在同学的帮助下，他在一家饭店扮作堂吉诃德招徕顾客。陈鼻是《蛙》中最苦涩的人，人间的很多大苦都依次降临在他身上:丧妻、失女、从万元户跌落到乞丐、自杀未遂、留下伤残、亲睹外孙被抢走、差点被歹人伤害抛尸。自杀未遂躺在病床上后，他拒绝众人救助，拒绝女儿用代孕赚来的钱为其付药费，他依然沉浸在虚幻的世界里:

你滚，你这蒙着黑纱的妖精，竟敢来冒充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一个在西班牙留学，正与王子恋爱，即将谈婚论嫁;一个在意大利，购买了一家欧洲最古老的酒厂，酿造出了最优良的美酒，装满一艘万吨巨轮，正在向中国行驶……

这是一幅高度幻想的场景，是一个内心极度痛苦，不愿相信现实而靠幻想活着的病人和疯子的痴言疯语。事实上是，他的大女儿在火灾中丧生，二女儿陈眉苟活下来，但脸部重度烧伤。陈鼻已没法直面痛苦的现实，转而进入一种虚拟的生活中。这就是骑士堂吉诃德的世界，一个荣光、体面、富有的世界。陈鼻的这种摹仿行为，实际上正是基拉尔所说的“摹仿性欲望”现象，即“摹仿另外一个人的欲望会将这个人变成模体同时也变成竞争对手”。很多失意者或精神病患者都有基拉尔所说的这种“摹仿性欲望”。《蛙》中的陈鼻是一个被摹仿性欲望控制着的可怜人物，摹仿行为对于陈鼻来说尽管首要是谋生的手段，但很大程度上，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他将摹仿视为沉浸和转嫁痛苦的手段，在这种幻觉中，他从巨大的痛楚中脱身开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个悲苦无告的弱者在无望的人世自救的一种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疯病也是一种令人同情的病状，社会应该给予这些疯人足够的同情和帮助。但事实上，在这些小说中，无论是陈鼻扮演堂吉诃德的行为，还是胡师娘为吴宝女人“驱巫”的场景，在小说叙事层面都出现大量的看客或观众的围观。比如《赤脚医生万泉和》胡师娘“驱巫”的场景中，“因为有热情而多嘴的群众”，“大家在等事态的发展”，当胡师娘因为破绽不得不终止驱鬼行为时，“更多的群众不满意了”。福柯对于西方收容所或疯人院展览疯子的作法一直不满，认为展览疯人的作法超出了最冷酷的人性，在这里，疯癫成为“一种表演”，“成为这个世界纯粹的景观”，变成了“一种娱乐公众的公开丑闻”。福柯认为疯癫是受难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临终前的最后形式，对于他们，具有理性的正常人应该“尊敬和同情他们”，而且相信疯癫这种“最低的人性”可以得到救赎。范小青和莫言在文学叙事上形成的这种“作为景观的疯”并非作家情感上的冷漠，而恰恰折射出历史的冷漠和观看“景观”的群体与个体悲悯和尊敬的缺失——这是这两位作家的深刻之处。

三、罪与思:“罪”之救赎与“病”之根源

很多评论者都从“罪与救赎”这一角度来解读《蛙》的内涵，给予这部作品很高评价。有人认为该作是具有哲学沉思品格的“当代中国的‘罪与罚’”。我并不这样认为，莫言在这部作品中设置的从“造恶”走向“救赎”的脱罪机制，是非常轻率而主观的。

《蛙》确实有着莫言“写罪”和“审罪”的创作自觉。他曾用“他人有罪，我也有罪”的话解释《蛙》的创作动机。可见，“审他”与“自审”是小说的重要内容。小说的中心内容是围绕姑姑的罪与忏悔来写的。姑姑作为妇产科医生，经历了从杀人魔王到无辜牺牲者的变化，在叙事层面姑姑的脱罪机制体现为:杀人-忏悔-弥补-牺牲者-无辜者。具体来说，姑姑晚年意识到年轻时扼杀了数千名婴儿，精神痛苦，开始忏悔，并通过为死去的孩子捏泥塑和为孕妇接生来弥补自己的罪，最后通过并不成功的自缢洗脱了自己的罪行。从审美接受视野的角度看，姑姑的脱罪机制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捏泥人和帮助孕妇接生是姑姑救赎自我的有效之举的话，最后通过过于表演的自缢完成自我灵魂的救赎显得主观。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在叙事层面设置了一个审视者“我”的角色，“我”在姑姑面前似乎是一个判官，姑姑的罪行赦免经由“我”来完成的。小说多次由“我”来为姑姑的罪行辩解，辩解的目的是为姑姑洗脱罪名，甚至让她完成由罪人向功臣的身份转化。

问题是，“我”是否有豁免姑姑罪孽的权力?在小说中，“我”是一个胆小、怯懦、畏葸、自私、虚荣的知识分子，而且“我”是导致妻子死亡的真正“凶手”。小说中的“我”是叙事学上所谓的“隐含作者”，从众人围剿王胆时“我”的摇摆不定的立场，以及对陈眉代孕事情始于反对终于欣然接受，可以看出“我”是一个道德感混乱、价值立场犹疑的人，“我”并不是一个具有理性的审视者。因而，让一个有罪之人充作判官宣判并赦免另一个罪人的罪行，无论是在小说叙事层面还是在读者情感接受层面都难以令人信服。

因而，我觉得莫言以“写罪”、“审罪”为其写作目的。为了追求一种完美的结局或是宗教意义上的“罪与救赎”，设置了忏悔-赎罪的伪宗教模式，太过主观而武断地取消人物的罪性，以完成叙事层面的功德完满。这在思想史或文化史的层面，是经不起追问和质疑的。比如，这种由迫害者到受害者的逆转能否因为这种虚假的救赎而取消迫害者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能否抵消姑姑作为个体的罪性?能否豁免姑姑身上这种热情而盲动的个体暴力?姑姑在晚年的精神危机和人格分裂某种程度上是早年以正义之名杀人的后遗症，那么，我们能否因为姑姑在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这种倒转而取消对姑姑的历史审判，我们能否因为姑姑受害者的身份而放弃对姑姑所代表的权力和制度进行理性的反思?

中国的医学发展史百余年来一直是在与西方的双向互动与博弈中进行的，这个动态的过程由于涉及到传统的更新以及西方科技的引入而使中国医疗史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现代性的事件。正是由于医疗史牵涉到西方科技的输入以及本土接受问题，提供了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性的切入点，一些学人从中国医疗制度史探讨中国近代性和现代性的问题。那么，从乡村医疗史和医学史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性的进程还存在哪些阻遏因素或困境?《赤脚医生万泉和》和《蛙》对这一问题作了怎样的回答?

在《赤脚医生万泉和》中，范小青让智障的万泉和充当主人公和叙述人，是一种“后撤式”的叙事方式。小说并未在叙事过程中说理或是评价历史，只是通过万泉和的限制叙事呈现所观、所想以及人的命运和时代变迁。范小青对乡村医疗状况的这次巡礼让我们对中国农村医疗贫乏的现实有了触目惊心的认识。后窑的医疗有多匮乏，后窑人拥有的医疗资源有多少?答案是，后窑只有瘫痪的万人寿、患脑膜炎的万泉和两个赤脚医生和他们家庭作坊式的医疗诊所。说千道万，还是后窑的现代医疗资源太少了。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万泉和被劫持的医生生涯，以及尽管医疗事故频频却难辞其职的原因。

另一方面，后窑极其落后的医疗水平从前社会主义中国时期绵延到改革开放时期，在这个过程里也并非无人问津。后窑的能人万小三子、医学院毕业的马莉以及后窑的政权人物裘雪梅、裘幸福等人都曾努力过，使得后窑合作医疗站经历了万马联合诊所、万氏医院，到最后悬而未决的三结合新型合作医疗的历程，但无一例外都以流产而告终。问题出在哪儿?还是在制度和国家农村医疗保障上。农民看病难、农村医疗资源匮乏并不是万泉和、马莉以及村支书裘幸福们所能解决的事情，农民的看病问题，涉及到防病到治病，应该是包括社会、政府在内的一种综合卫生服务和医疗体系。而促进中国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中西医两个系统的关系，政府培养医务人才和各级卫生员，建立新的卫生保健模式在内的综合工程。

同样，《蛙》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制度性的困境。计划生育作为一种国家话语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合法性，“计划生育一方面被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步事业’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则成为九十年代以来主旋律乡土文学突出乡村基层政治尴尬现状和困境的点缀性情节”。而在这部大规模写计划生育的小说中，莫言避免了正面而直接的评价，在访谈中他也多次谈到计划生育只是一种背景，他要写的是时代政治中的人。这样说当然可以避免直接臧否这个具有争议的话题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也不必纠缠于对这一制度的历史学或社会学的评价。昆德拉曾这样定义“小说”的概念:作者通过一些实验性的自我(人物)透彻地审视存在的某些问题。确实，从《蛙》中所塑造的两面人生的姑姑，以及众多疯人形象这些“实验性的人物”，我们不难看出莫言通过对这项国家公共行为对个体造成的创伤和痛苦而对这项制度进行的思考。

现代化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医疗等多项内容的综合性工程。从医疗角度看，需要有与民众(尤其是占人口的绝大数的农村)物质和文化水平相匹配的现代医疗制度和充足的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合情的现代生育制度与人口制度。从这两篇小说来看，作家们触及到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在特定年代的“农村医疗”和“生育制度”重大问题，小说演绎的是农村的卫生医疗以及生育制度下的人的生存，通过种种医案、特定人格或是病象“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秩序、卫生医疗制度及其现代性困境是这些小说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