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红队”行动探析

□ 陈洋洋

1927年，蒋介石集团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了一场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共产党在上海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面对复杂而又困难的局面，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决心开展中共自己的情报、保卫工作，以保卫党的安全和革命的前程。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在上海成立，即中央特科，开展情报、政治保卫和镇压叛徒的工作，这是中共第一个情报特务组织。中央特科分为4个科，“红队”是特科第3科，是行动科，又名“打狗队”，由一批“神枪手”组成，各个身怀绝技，主要任务是采用秘密、极端方式镇压内奸和叛徒。白色恐怖下，“红队”行动针锋相对，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势力的疯狂进攻。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出发，认识“红队”行动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红队”行动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避免党和革命事业遭受更大损失而采取的必要举措

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中国、解放劳苦大众为己任，顺应时代潮流，领导被压迫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反抗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进行的是进步性、正义性的革命。在国民党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屠杀的紧要关头，在中共内部“革命投机者”背叛革命、出卖同志的紧急情况下，如果不断然采取措施，中共中央和革命同志的安全都将受到巨大威胁，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也有被扼杀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红队”为打击“刽子手”的嚣张气焰，震慑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献媚政府、出卖同志”的心理，为革命进行造势、宣传，以暴力手段进行“惩恶除奸，大快人心”的行动，是一种为保存革命斗争力量而迫不得已采取的革命方式。这种方式具有革命的正义性，是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

叛徒给中国革命和党组织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消灭他们是为了清理门户，避免更大损失。中共早期领导人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出卖遇害后，中共中央在发表的悼文中写道：“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①穆欣：《陈赓传》，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担任过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被誉为“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领导了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并领导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苏维埃政权和海陆丰根据地。他被叛徒白鑫出卖，后英勇就义。彭湃被害后，周恩来下定决心：“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消灭掉，要把出卖彭湃同志的白鑫干掉。”②穆欣：《陈赓传》，123页。193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叛变投敌，使武汉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和蔡和森等人惨遭杀害，中共白区工作因此走入低潮。顾顺章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他的妻子一直担负中共的机要和交通工作，熟悉中共在上海的许多要人。顾顺章叛变后，共产党组织出面对她进行教育、挽救，却没任何效果。可见，这些叛徒身为共产党员，不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泄露党的机密，贪图个人利益，出卖同志，对中共的白区工作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给革命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中共中央经过集体讨论，作出了对叛党分子实施处决的决定。这是为了镇压叛徒、除奸惩恶，告慰死去的同志，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避免党和革命事业遭受更大损失的必要举措。

二、周恩来明确指示“红队”行动是惩恶除奸，不搞恐怖活动，并高度重视“红队”的思想教育

特科成立后，为规范特科的工作，周恩来制定了三条基本原则，即“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他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离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且脱离群众。”①徐焰：《中共特科红队4支手枪惩内奸，不搞党内侦察和恐怖》，载《学习时报》，2010年9月14日。在处决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前，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要重证据，不能轻信所谓表现，严格强调党绝不冤枉一个同志”②王朝柱：《周恩来在上海》，92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罪不可恕，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通缉令，对顾顺章“格杀勿论”，这是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对叛徒下达如此的严令。在对顾顺章家人清剿的时候，周恩来明确指示“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是无辜的”，结果顾顺章8岁的女儿被送到保育院，12岁的小舅子被放回家，并没有对他们实施处决。周恩来的这些指示，严格划定了“红队”行动与其他政治集团的恐怖行动的界限，为“红队”行动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周恩来最看重“红队”队员的思想教育。为解决一些“红队”队员秘密工作经验不足，纪律观念不强，盲目热衷单纯打打杀杀的倾向，他于特科成立之初即举办学习班，和恽代英一起亲自为特科人员作报告，以提高特科成员的政治觉悟，消除流氓无产者思想，培养秘密工作纪律意识。此后，他不断帮助“红队”成员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自觉的纪律意识，经常整顿、纯洁队伍。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精心”打造，为“红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除奸惩恶的有力拳头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红队”行动有严格限定，没有滥用暴力，更没有滥杀无辜

自中央特科成立以来，“红队”的行动就一直限定在惩恶除奸、镇压叛徒上，对国民党党政军重要人物都没有采取过绑架、暗杀等极端行动；对与共产党政见不合的其他党派的民主人士也没有使用过丝毫恐怖性质的手段；在党内出现激烈的意见分歧时，也没有利用特务组织对党内走不同路线的同志采取监视、威胁、秘密处置等措施；对无辜的群众更没有造成伤害。“红队”对何家兴、贺芝华夫妇监视了一段时间后，证实他们确实投敌叛变，出卖同志后才采取行动。顾顺章叛变前，得知上海的警探和“包打听”经常在一品香饭店碰头，一次将几箱炸药运进饭店，准备把饭店炸掉，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制止，认为这会伤及很多无辜群众，在社会上会对共产党造成极坏影响。顾顺章还主张绑架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来进行威胁，换得赎金来充实党的经费，也遭到陈赓等中央特科成员的坚决制止。这些都表明中共在指示“红队”进行除奸行动时，是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打击程度的，对革命对象和无辜民众都没有采取过激手段，没有搞恐怖主义，所采取的行动，仅限于对党的利益的捍卫和对革命同志生命的保护。因此，“红队”为共产党在民主爱国人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心中树立了正义的形象，增加了党的凝聚力，加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爱和信心。

综上所述，“红队”行动是在叛徒和敌对势力十分严重地侵害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利益乃至生命的情况下，在中共生存已经受到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才采取的一种紧急措施和特殊手段，而且有着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恐怖行动的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工作原则，是正义的和值得称赞的。他们为革命力量的保存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