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塔之后的精神返乡
——论《波多里诺》与荷尔德林诗歌思想之融通性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20世纪给哲人与诗人带来的焦虑更甚从前，物质丰裕的现代世界不仅没有为人类提供充足的安全感，反而让人愈发感觉精神缺失，无所依傍。在异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人们再次体会到巴别塔之后变乱的悲哀和回归始源的迫切。海德格尔曾痛心疾首地质问：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何为？也许荷尔德林多年前所醉心的神性复归可以慰藉无数迷惘中的人。这样的问题埃科也不止思索过一次，他曾讲述过一段难忘的经历：拉科鲁尼亚科学博物馆邀请埃科去参观，馆长将他带到了天文馆。进去后房间全暗了，埃科看见头上的天空缓慢地旋转着。这片天空正是1932年1月5日到6日，埃科的出生地上空的天际。“在那十五分钟里，我感到自己是从时间的起源至今惟一有缘与自己的开端团圆的人。”[1]150

追寻始源是人内心潜在的需求和呼唤，或许正是这样的体验给予了埃科于宇宙中观照存在的视野。就如他的小说《波多里诺》，虽然是关于寻找圣杯和祭祀王约翰王国的故事，但其中林立的隐喻难掩对本源的渴望。小说中对语言变乱后人类精神旨归的探索，冥冥中似乎与荷尔德林遥相呼应。本文在探讨巴别塔这一西方文化象征的基础上，将对《波多里诺》中隐喻的分析和对荷尔德林神性返乡的追求加以融合比较，彰显二人在不同时代对文明危机相似的思考。

一、语言的变乱与语言的双重性

《创世记》中记载，本来人类共用统一的语言，后来人们妄图建造通天巨塔，来宣扬自己的名，此举激怒上帝，上帝就下来变乱了人类的语言。“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2]14巴别塔作为西方社会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延续至今，它既承载着人类骄傲之罪和上帝之罚，也暗示着言说完美语言的伊甸园之存在。这样一种象征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意义：但丁为了转变异教徒的信仰，以拉丁语为基础，致力于建立一套完美的语言系统；黑格尔则在巴别塔的建立中看到了民族国家的建立，认为巴别塔的倒塌促使语言分化，进而确立了民族身份；而在技术理性膨胀的今天，一个又一个的科技高峰似乎让人们再次看到林立的巴别塔，甚至悲哀地认为“如果人类能够再说同一种语言，我们就会再建造那样一座灾难性的建筑”[3]54。

无论巴别塔的意义得到怎样的诠释，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语言给世界带来的困难。一方面，语言的多样性使交流出现障碍，一种元语言的缺失让两个持不同语言的人在相互理解上出现偏差；另一方面，语言的多样性也催生了意义的产生，就像美国学者雷诺所担心的那样，“他们所说的每一个词都将被赋予太多而不是太少的意义，因此也就没有意义”[4]23。所以语言之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分离的隐喻，由此开启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滋生了无数的思想和可能性。

荷尔德林在诗歌中感叹语言的双重性，它既清白又危险。在1799年致母亲的一封信中，荷尔德林提到，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因为诗歌可以自由地构建理想国，不受现实的规训，“诗，宛若一个梦，而不是任何现实，是一种词语游戏，而不是什么严肃行为。诗是无害的、无作用的。还有什么比单纯的语言更无危险呢？”[5]37同时，他又称其为“最危险的财富”：“但人居于蓬屋茅舍，自惭形秽，以粗布裹体，从此更真挚也更细心地，人保存精神，一如女巫保持天神的火焰；这就是人的理智。因此人便肆意专断，类似于诸神，被赋予颐指气使和完成大业的更高权能；因此人被赋予语言，那最危险的财富，人借语言创造、毁灭、沉沦，并且向永生之物返回，向主宰和母亲返回，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人已受惠于领教于你，最神性的东西，那守护一切的爱。”[5]246人凭借语言来见证其所是和构建历史，因此语言是给予人的财富；可语言同样为危险创造了可能，它不仅构建，还能够毁灭、沉沦，不仅生长着璀璨的衍生之花，还布满黑暗的吞噬的洞口。荷尔德林感慨人因骄横而被赐予语言这把双刃剑，就如同巴别塔之后语言的变乱，最初纯粹的、整一的完美语言被分化为“危险”的语言，其中既包含着毁灭的魔盒，也包含重返神性的希望。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将存在带入一个开启之域，“荷尔德林不是用诗来表达他的灵感，而是站在天与地、神与人之间(Zwischen)，让这天地神人相交荡而生的、从将来来临的时代灵感通过他的弱质一身而被‘说’出来、投射出来。这样，他命中注定地向语言的缘构性敞开他的生命和灵魂”[6]284。

埃科在《波多里诺》中构建了一个语言之谜，他在多重的不可靠叙述中将语言的危险性和建构性彰显出来：自称是说谎者的波多里诺对尼塞塔讲述自己寻找圣杯和祭祀王约翰王国的历险，这是一个由说谎者构成的冒险故事，其中包括为了给自己的皇权加冕神性的腓特烈大帝，长于编造历史的主教奥托，谎话连篇的叛徒左西摩，不会写诗的“诗人”，为了攫取权力一直欺骗助祭的阉人等等。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谎话找到很好的凭据，在一种彼此勾连的权力结构内无形中帮助波多里诺完成一个弥天大谎。读者无法说清祭祀王约翰是否写过一封给腓特烈的信，无法判断奥托的《历史》中所记载的祭祀王约翰王国是否存在，即使波多里诺的冒险队伍来到传说中毗邻祭祀王约翰王国的助祭属地，王国仍然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一样无法达至。不仅如此，小说中层层嵌套的叙述建构起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当语言背后坚定的所指被虚化成无数个能指后，无论是神性、真理还是历史都不再确定，建构和毁灭可能只在语词之间。

同时，谎言滋生于语言的缝隙，它被保罗·利科称为语言之恶，是蛇之诱惑的初始，违背了上帝之言的神性。但是，谎言并非与真言截然对立，埃科认为，“使用隐喻的人，在字面上说的是谎言”[7]173。隐喻尽管并不代表两物的同一性，却指出了二者的可替代性、相似性。所以谎言在埃科看来更像是一种关于真的符号指向，“倘若某种东西不能用来说谎，那么,反过来，也就无法用以阐明真理：事实上，等于压根无法用来‘诉说’什么”[8]。可以说，谎言的性质充分地诠释了语言作为一种敞开域所具备的“清白”和“危险”。

语言是《波多里诺》中一个若隐若现的符号，小说里没有单独议论它的段落，但在很多情节中都不断强调它的存在所引发的问题。波多里诺具备语言天赋，他曾表示，“只要倾听两个人使用某种语言交谈，他没多久就能说得像他们一样”[9]13。他到达任何国家都不会在交流上出现困难，即使在“怪物”居住的助祭王国中，波多里诺仍然学会了每一个种族的语言或语音，了解他们的思想。埃科从来没有详细描述过波多里诺具体通过何种方式掌握一门语言，他自身就像元语言一样，能够成为两种语言的中介。然而在谎言建构的世界中，波多里诺是否真能完成无障碍沟通是小说留下的谜，也是语言变乱后理解破裂的暗示。

助祭的王国在小说里实际上就是一个语言变乱的隐喻。这个传说中邻近伊甸园的东方国度里生活着大脚板的西亚波德人，没有头的布雷米人，耳朵大到可以将身体包裹起来的潘诺提人等等，他们不仅形态各异而且操持不同的语言。这些人类眼中的怪物就像巴别塔之后上帝之罚的产物，他们无视彼此生理上的差异，只在乎语言和思想。思想是否正确是西亚波德人评判一个人的标准，他们所说的思想具体是指如何看待三位一体。这些种族互不相容正是因为各自神学思想的不同，这无形中印证了巴别塔灾难的可怕：语言分化的背后是思想上的隔阂。《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事件一般被诠释为上帝应许语言统一的短暂实现，“统一”不是“同一”，上帝的恩典不是让所有人说同一种语言，而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无障碍交流。“语言的分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言语者思想上的不统一，因为不同语言之间依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交流，但如果思想上产生了分歧，那么就算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也无法交流下去，这才是《创世纪》第十一章中巴别人‘停工不造那城’的根本原因。”[10]69本雅明认为，“语言传达符合它的思想存在。……只要思想存在能够传达，它就与语言存在是同一的”。[11]264因此，语言的危险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危险，思想的变乱容易造成对自身存在理解的偏差。

二、回溯伊甸园与神性的返乡

语言变乱带来的同一性解体几乎是现实存在的隐喻：柏拉图之后，始源的整一开始分裂：能指与所指、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词与物形成二元对立。整一的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本质的、永恒的、圆满的理念世界，一个是模仿的、暂时的、不完美的现实世界。柏拉图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形成，柏拉图的理念成为了基督教神学中至善的彼岸天国，基督教试图通过哲学理性将人们带进信仰的殿堂。然而在思想启蒙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原则逐渐成为主体衡量一切的标准，科学理性取代神学信仰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机械轰鸣的城市让人们淡忘了关于伊甸园的梦想，充满神性的敞开世界也就此遮蔽。然而科学理性的漩涡几乎将人卷入一场无法自拔的自我解构中：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构建着文明的现代生活，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文化保护问题等等又让人陷入困境，但对科学的信心使得人们仍将希望寄托于更先进的技术来解决科学发展造成的困难。

技术—工业文明时代自身隐藏着对自己的根基思之甚少的危险，且此一危险与日俱增：诗、艺术和沉思的思物已无法经验自主言说的真理。这些领域已被作贱成支撑文明大工厂运转的空泛材料。他们原本自行宁静流淌着的言说在信息爆炸的驱逐下消失了，失去了他们古已有之的造形力量。[12]134

诸神隐退的时代中，人们无望于自身存在的无处安放，开始寻找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

荷尔德林生活在一个“世界黑夜正达夜半的时代”，当人们还沉浸在工业文明制造的泡沫中时，他已先知先觉地体验到人类的精神贫穷，并在神性返乡的路途上启程。海德格尔曾引用荷尔德林的一句诗：“但是何处有危险，何处也就生成着拯救。”[6]295上帝缺场的世界中，荷尔德林在时代边缘所吟唱的神性返乡有着先知式的重大意义。

在光明之上，居住着那纯洁的

福乐的神，为神圣光芒的游戏而快乐

他静静地独居，容光明灿

这天穹之物仿佛乐于恩赐生命

创造欢乐，与我们一道，常常精通尺度

体察生灵，踌躇又关怀，神

把完好纯正的幸福赋予城市和家园

以绵绵柔雨开启田地旷野，送来笼罩的云朵

……

当他更新季节，这位造物主

焕发又激动着垂暮之人的寂静心灵

深入那幽深之处，开启和照亮心灵

如他所爱，现在又有一种生命重新开始

明媚鲜艳，一如往常，当代神灵到来

而喜悦的勇气重又鼓翼展翅。

(《返乡》)

荷尔德林要返回的故乡究竟是什么？在海德格尔看来，故乡不是回归上帝临在的话语时代，不是一个能够确切抵达的目的地，它是“不能被任何一种意义载体(表达式、语法规则、理念对象、物理对象)穷尽的纯意义、在一切规定状态(包括行为状态)之先的纯可能、在一切分叉之间的纯居间”[13]344的非现成性场所。简单地说，在海德格尔理解下的故乡是一种消除二元对立的元状态。这种理解道出了对能指与所指、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词与物彼此浑融的存在状态的追求，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神性的返乡是为了寻回形而上学所遮蔽的真理之源。

对变乱之前纯粹语言的追寻是另一种形式的返乡。按照《圣经》的说法，巴别塔之前，“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2]14就像埃科在《追寻完美语言》(《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Language》)中研究的那样，每个时代都有对完美语言的猜想或实践。究竟巴别塔之前的语言是什么？若如《创世纪》所述，巴别塔之前的语言首先是上帝的神言，“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其次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所说的语言；最后是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后和他的子孙后代们说的语言。但是亚当说的是什么语言仍然是个谜，由于《创世纪》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所以包括圣·奥古斯丁在内很多人都认为，“希伯来语毫无疑问是最原始的语言，是巴别塔之前的语言”[14]15。在《论俗语》中，但丁同样将完美语言追溯到了希伯来语上。想要从事实角度来印证这些观点是困难的，但是从本雅明的说法中可以抽绎出语言变乱前后的特征：伊甸园的纯粹语言带有直接性，与事物的同一性和具体性；而与之相对的语言之堕落，则表现为间接性、符号化和抽象化。海德格尔将语言视为存在之家，从存在论意义上来说，人们对完美语言的追求也是对自身存在的探索，试图找寻到人异化的根源，在一种神性返乡的追求中觅得医治精神的良药。

在《波多里诺》中，伊帕吉雅是个具有返乡意义的隐喻性形象。她的族类被助祭王国的其他种族所排斥，认为她们的思想是异端。然而，伊帕吉雅无论是在形象上还是在思想追求上，几乎都是趋向完美的代表。首先，在外形上，与助祭王国中那些奇形怪状的族类相异，波多里诺初见她时，便称她“是作为上帝圣洁思维的完美本身”。[9]424他几乎无法找到确定的语言来形容。这和他初到助祭王国时的感受完全不同，那些怪异诡谲的族类和景象几乎打破了他们关于毗邻伊甸园的东方的所有想象，而唯有伊帕吉雅才真正让波多里诺感受到来自神性的光芒。

同时，伊帕吉雅的思想与众不同，她否定一切差异和区分，即便是描述上帝也不例外。她认为“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他因为无比完美，所以完全不像任何存在或任何不存在的东西；……既然是独一无二，你就不能说他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他包含了一切，却又什么都不是；……他是一个不是空间的空间，而你我在其中完全没有区分，就像时间不会流逝的今日一样”。因此在伊帕吉雅看来，上帝只能用比喻来为他命名。她用了一连串“不着边际的例子”来言说上帝，像“没有赤焰的灯火”、“没有温度的火花”、“一片灿烂的浓雾”、“一个寂静的隆隆声响”等等，上述比喻囊括了矛盾的双方，上帝正是将这些二元对立浑融一体，成为“一种所有相对的事物混淆在一起的所在”。[9]436

在伊帕吉雅看来，上帝的活力随着发散的距离而减弱成为混沌繁复的解体，所以回到发源的地方成为她们的使命。伊帕吉雅并没有直言源头的模样，她用河流和树来比喻远离始源要遭受的罪。无论河流还是树都要发散，河有很多支流，而树要开枝散叶，每一条污浊的支流和枯萎掉落的树叶都承受着更多的罪。

在伊甸园神话中，水和树是十分重要的意象，都有生命之源的意思，所以伊甸园一直被赋予整一、元初的意思。伊帕吉雅叙述的细节让我们相信她身上寓有对伊甸园的追寻，就像她谴责繁复之罪，强调单一的善。这种单一的极致就体现在她对沉默的推崇。与助祭王国繁多而彼此无法真正理解的语言相逆，伊帕吉雅一族认为平静而沉默的和悦是沟通人、神、自然的最好方式，即使不发一语也能达至宇宙的唱和。所以在伊帕吉雅这里，语言已经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符号，而是幻化成为共存的方式，回到始源的纯粹语言也与伊甸园式的存在方式融合在一起。

在回到始源的途径上，伊帕吉雅认为其族人担当了沟通人神的责任，她们的方式就是通过艺术将每个自然物身上的神祇联系起来，共同呼唤自身的本质，以苦修的方式不断践行上帝的本源力量。她们先知式的角色恰如荷尔德林笔下的诗人，作为诸神和人之间的中介，将神的暗示带给人类，却承担着时代的痛苦。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的诗歌时，这样分析诗人的意义：“诗人返乡，是由于诗人进入切近而达乎本源。诗人进入这种切近之中，是由于诗人道说那达乎临近之物的这种切近之中。诗人道说这种神秘，是由于诗人诗意地创作极乐”。[5]236荷尔德林在逆时代而行的返乡旅途中不断感受着工业文明造成的精神痛苦，内在灵性的丧失使人距离神性越来越远。伊帕吉雅同样在被边缘化的苦修中体味着独自向神的艰难。荷尔德林在《如当节日的时候》一诗中这样写道：“而我们的诗人！当以赤裸的头颅，迎承神的狂暴雷霆，用自己的手去抓住天父的光芒，抓住天父本身，把民众庇护，在歌中，让他们享获天国的赠礼。”这才是诗人，勇于在时代的黑暗中追索光明！

在知识理性高扬的今日，人类妄图掌握一切的野心与建造巴别塔时的骄傲并无二致。《波多里诺》是个说谎者所讲述的关于追寻的故事，谎言在小说中拥有如上帝造世般的力量，就像又一座巴别塔。埃科故意采用后现代的叙述方式来反衬思考的沉重，在对寻找人类本源性存在的追求上与荷尔德林有着同等的分量。他们用不同时代的表达道出了相似的心声，这是每一个先知式哲人、诗人共同担当的存在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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