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百年发展道路探索*——《资本论》传播史的一个简要回顾

刘新刚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1）

中华民族百年发展道路探索*——《资本论》传播史的一个简要回顾

刘新刚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百余年来，《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与我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之间具有很大的关联性。解放前，文化基因的亲和性，决定了我国对《资本论》发展理念的认同与选择；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对《资本论》的生产关系范式的研究与传播中开发出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对《资本论》的生产力范式的研究与传播中开发出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正从对《资本论》生产力范式与生产关系范式合题状态的研究与传播中开发出效率与公平保持张力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资本论》的传播始终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保持高度关联性，因而，加强《资本论》的研究与传播，对我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与践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资本论》；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生产关系范式；生产力范式；探索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无数中外名著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历史面貌，例如，构建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内核的《论语》、《道德经》等诸子百家著作，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富论》、《物种起源》等西方文明经典。但是，纵观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我们认为，最深刻地改变中国社会的著作应为马克思的鸿篇巨著《资本论》。《资本论》是马克思系统考察现代社会的学术成果，也是其一生中最伟大的著作。百余年来，全世界对《资本论》的研究与传播时而高潮，时而低谷，但从未间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引发人们研究和阅读《资本论》的热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上下求索，探索复兴之路。中国这一百多年探索发展道路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资本论》密切相关。解放前，通过几十年的文化选择，我们最终找到了与我国文化基因具有亲缘性的《资本论》；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我们从《资本论》的生产关系范式中开发出了计划经济的建国之路；改革开放后我们从《资本论》的生产力范式中总结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富国之路。当前，我们诉诸于《资本论》生产力范式与生产关系范式的合题①状态，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本文将梳理《资本论》在我国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后的传播史与中华民族发展道路探索史的关系，从而得出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启发性的学理观点。

一、解放前《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资本论》中的文化范式与中国文化道路的选择

历史变革产生文化选择问题。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微与列强的侵略昭示着我国封建统治的土崩瓦解，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在传统文化无力抵抗西方文明的事实前自觉地寻找民族文化复兴之路。甲午海战的惨败终结了满清通过“洋务运动”维护封建统治的幻想，戊戌变法的失败让国人走到了改良道路的尽头，此时的中国社会又回到发展道路的抉择中。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市场，冲开了国人封闭已久的视界，同时也展现了西方发达国家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中华民族的富强提供了新的选择。马克思坦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8，大量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来到西方“取经”，探求强国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各派学说先后传入中国，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学说就是在这样一种文明激烈碰撞的历史环境下进入国人视野的。

*本文标题为编辑部改定标题，原标题为《〈资本论〉中国传播与中华民族百年发展道路探索》

定稿日期：2014－05－21

1899年4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合作，在由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一百二十三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相争相进之理》的文章。该文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偲（即马克思——引者注），主于资本也。”［2］511902年，《新民丛报》刊登了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文中提到了马克思学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引者注）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2］52随后几年内，中国社会出现了翻译社会主义著作的热潮，其中，《近世社会主义》的中文译本在介绍《资本论》时曾这样说道：“加陆·马陆科斯（即马克思——引者注）创设社会主义之实行，与国际的劳动者同盟，以期社会之雄飞，其学理皆具于其《资本论》。”并称赞《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2］55

与《资本论》相伴而来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潮和在这一思潮影响下而产生的三民主义，以及基于反思辛亥革命失败而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等，这些思潮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诉求。然而，为什么只有《资本论》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思潮能够为中国社会所认同和接纳，并最终成为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呢？这涉及到一个文化选择与文化移植的问题。

《资本论》产生于欧陆文明谱系。马克思本人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颇深，《资本论》中蕴含了很深厚的德国古典文化底蕴。而德国古典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又具有一定的相通或契合之处。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德国地处欧洲内陆，与海洋国家英国相比交通闭塞，所以德国的贸易并不如英国发达，因而也没有发展出成熟的以商品交易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体系。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也看到这一点：“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长的土壤。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1］15由于商业贸易的不发达，社会并不需要对现实层面的物质利益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因而以思辨为主要思考方式的古典哲学成为社会主要的研究课题。所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著名经济学家在大不列颠生成，而伊曼努尔·康德、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等哲学家降生在德意志大地上。与德国类似，中国大部分领土处于内陆，中国古代社会的商业贸易并不成熟，相反地，读书人饱受社会的尊重。这些因素都催生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数千年历史的流变，中国大陆文明的思辨传统一直传承下来。从文化模式的比较对照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德两国有诸多相似之处，进而《资本论》的文化范式才得以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框架内，《资本论》才能为中华民族所接受。当然，这一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它经历了国共两党几十年的主义之战，最终，经过历史的洗礼和人民大众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也从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我国对《资本论》文化范式以及对《资本论》内含的发展道路的接受。

二、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资本论》中的生产关系范式与计划经济

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在建国之后，如何发展国家便提到日程上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自然需要从《资本论》中开发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资源。而深入的研究需要更为精确的《资本论》文献，翻译《资本论》就成为国内学界首要的理论工作。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所翻译的《资本论》的修订版；1963～1966年，郭大力、王亚南根据德文原版，并参考英译本以及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资本论》部分对原有译稿进行修订；1975年，中央编译局参考郭大力、王亚南的修订版，并根据德文版翻译，由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资本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有大量的准备资料，包括学术史研究、笔记和手稿等。这些资料对研究《资本论》的形成及发展，还原马克思真实思想大有脾益。因而，学术界开始大量挖掘《资本论》手稿。《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三册中文译本相继于1972年、1973年和1974年出版，并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版的第26卷。而被马克思誉为“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1］27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中译本（1983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等重要文献资料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这些文本的出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资本论》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持。

以这些文献为基础，同时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这个阶段我们主要基于生产关系的理解模式展开对《资本论》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论证了商品价值的来源是抽象劳动这一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可以得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只有劳动者才能拿走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等并没有创造价值。因而，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拿走剩余价值就是对劳动者的剥削。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劳动者以及其他要素的所有者处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3］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凭借其对资本、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权而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阶级由于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仅能获取维持自己及家庭生存的必要生活资料。这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不仅造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上升，而且导致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在发展上的贫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资本论》的研究和传播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成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主要理论依据。1954～1956年，我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赎买民族资本等方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我国形成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按照《资本论》生产关系范式对公有经济资源进行计划机制配置。至此，基于私有产权的剥削关系被消灭，全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即“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1］96，“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1］96。所以，在《资本论》生产关系范式的指导下，我们系统地建立了庞大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公有制的经济发展模式。

所以，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我们一直按照《资本论》的生产关系范式所要求的消灭资本、消灭私有制的构想来建设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后，生产资料归国家、集体所有，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分配关系并不是对抗性的。“消除两极分化”的社会建设理念也使得物质财富在社会大众中较为平等地分配下来，不同阶层间的贫富差距较小，社会关系较为和谐。在“简单明了”的“社会关系”［1］97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下，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种较为公平的发展状态。但是，这种发展状态无法激发各种要素的潜能，从而使得国家建设的效率不足，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

三、改革开放后《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资本论》中的生产力范式与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后，《资本论》的传播显示出了新的特点，从《资本论》在高校经济学教材中的引用情况，我们发现，建国以来的经济学教材中，《资本论》被引用的频率在改革开放前后变化显著：改革开放前，经济学教材中对经济学经典著作的引用主要是甚至全部是来自于《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经济学著作；改革开放后，《资本论》等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引用频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例如，1987年版的《农业经济学》［4］对《资本论》的引用次数为76次，而在2003年版的《农业经济学》［5］中，绝大部分的引用内容直接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资本论》的引用大为减少。

教科书的变化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转变。建国后，尽管我国生产力水平提高得很快，但一些生产要素并没有发挥出它们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针对效率不足的现状，我国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释放生产要素的潜能。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对《资本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生产关系层面，而较少触及到生产力和资源有效配置层面。而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之前，市场经济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运行了几百年，由此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即以《国富论》为基石，以研究市场为导向的西方经济学。正因为这一点，西方经济学在为西方国家开辟全球市场的同时，也在亟需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中国拥有了“市场”。市场机制的建立，使得西方经济学似乎成为了中国经济理论中的“显学”。而计划经济的长期践行也给《资本论》贴上了这样的“标签”：《资本论》只适合于计划经济时代。因而，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讨多集中在“效率优先”这一主题上，《资本论》的研究与传播工作陷入低谷。

但是，与其说《资本论》在效率优先的时代已经过时了，不如说我们并不了解《资本论》中的生产力维度的研究，其实，《资本论》是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的。通过深入考察，我们发现了《资本论》中生产力范式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由技术、分工和自然力决定。由于自然力是自然无机环境特有的，这里我们只研究技术和分工如何发展生产力。计划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哪种更有利于提升技术和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水平呢？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因为其涉及到对人的发展阶段的考察。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社会的人，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生成不同的人的存在方式。在物质需求还不能完全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每个人追求着自己的物质利益。在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的大背景下，什么样的方式能更好地提升技术和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水平呢？无疑是市场。市场经济中，企业只有通过改善技术和分工方式才能使个别劳动生产率高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够极大地激发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热情，从而不断提高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所以，在我国现有的发展阶段，《资本论》所包含的生产力范式与市场经济高度契合。而且，由于建立在更为深层次的劳动价值论的语境中，《资本论》生产力范式中所蕴含的市场经济分析框架比西方经济学中所蕴含的市场经济分析框架更为本质。

《资本论》的生产力维度对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的现状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并进入到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一系列改革主张与经济政策中。我们知道，针对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那么，我们如何提高生产力？“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7］91，所以，我们需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7］29。诚如邓小平所言：“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6］373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引入市场经济机制。邓小平理论中的这些观点无疑深刻地再现了《资本论》中的生产力范式及其市场经济思维，并从最大意义上证明了《资本论》在我国市场经济时代的深层次“在场”。

四、未来《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资本论》中的双重分析范式合题与中国梦

进入新时期，对《资本论》的重视和传播再次成为国家与理论界的自觉。与之前《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不同，新时期的《资本论》研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合题”视角。这一合题是在对以市场理性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的综合审视中逐渐生成出来的，合题的发展状态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孜孜以求的学理目标。

向这个合题的发展状态演进，需要我们综合运用《资本论》中的生产力范式和生产关系范式理论。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是有本质区别的：自然界是不“纠结”的，是一重性存在的；而人类社会是“纠结”的，是双重性存在的，诚如马克思所言，“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8］人的这种双重性存在决定解决社会问题的双重性思维。所以，马克思曾经对传统的国民经济学家批判道：“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9］这说明现代社会仅有竞争这一价值观是不够的。这也是社会科学问题的复杂之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根本追求是进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10］294在自然无机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是竞争关系；在人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是联合关系。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靠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以提升一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进入联合体”是生产关系分析的终极价值追求，我们通过生产关系分析，其实不就是为了人类进入没有剥削、人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的联合体吗？从这个角度说，社会的“纠结”来源于是追求生产力还是追求生产关系，如何解决这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永恒的矛盾呢？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0］55马克思终其一生为之努力的根本目的就是打造实践哲学，以彻底破解在生产力范式和生产关系范式之间不知如何取舍的纠结状态。他认为，两者之间必须在实践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张力关系，即当生产力矛盾突出的时候，我们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源有效配置；当生产关系矛盾突出的时候，社会倾向于变革生产关系。因而，在强调生产力的时候，也不要完全淡忘生产关系，而在强调生产关系的时候也不要淡忘生产力，从而完成对社会发展的双轮驱动，以解决社会发展的纠结状态。

当前，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博弈格局中，我国既使自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在诸多方面看到了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不仅为我们继续发展生产力提出了非常明确的目标，同时也为我国以生产关系范式为分析框架反思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契机。在充分认识、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社会带来的影响后，我国才可以“从横向上直接移植和充分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正是人类特有的文化进化方式在‘世界历史’中的具体表现），从而不必重演西方各国的自然生长过程”［11］，能动地超越全球资本逻辑发展道路的“卡夫丁峡谷”。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的发展才能在“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1］8下，“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10，而不必陷入只重效率而缺乏发展关照的“宿命论的经济学”［10］153的泥淖中，最终达到《资本论》的合题，即“自由人的联合体”［1］96。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中国梦”的发展蓝图，即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在保持社会活力的基础上将赋予每个人共同的、平等的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我们在继承以及扬弃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成就上反思全球化发展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既不陷入缺乏活力的空想社会主义状态，也不将社会进步片面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要能动地“在实践上放置理性与价值的天平”，［9］所以，“中国梦”的核心发展理念是实现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范式和生产关系范式的合题。因而，“中国梦”就是《资本论》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当代现实版。

注释

①通过对《资本论》及其相关文献材料的研究，笔者认为，《资本论》追求的是一种合题的人类发展状态。马克思通过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批判，创建了追求“物本”和“人本”的统一的实践哲学观。实践哲学也成为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始终秉持的核心研究方法。在生产力维度上，马克思肯定现代社会对劳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生产关系维度上，马克思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发展机会不均等的现状进行否定。所以，按照《资本论》所揭示的实践哲学观，我们应该在正题与反题之间保持张力，从而实现合题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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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培兆，林圃.〈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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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阳旭初.农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5］李秉龙，薛兴利.农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4.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5－15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何中华.马克思唯物史观新诠［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2）.

责任编辑：孙立冰

作者简介：刘新刚（1978—），男，山东文登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10042）

收稿日期：2014－03－27

中图分类号：FA8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4）07－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