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新课改以来我国历史教科书编制研究

2014-03-30 02:42张天明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4年4期
关键词:教科书中学历史

张天明

(1.南京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7;

2.绵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新课程改革启动以来,随着初、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相继出台,以及多套历史教科书的出版使用,历史教育界掀起了研究历史教科书的热潮,并一直持续至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笔者统计,1949~1998年,中国学术期刊网收录的相关学术论文仅275篇;而在1999—2013年,就达1361篇,其中,相关硕博学位论文为152篇。1999年,我国学界出版了三本历史教科书著作:藏嵘的 《历史教材纵横谈》、严志梁的 《世界历史教材的改革与探索》和朱煜的 《历史教材学概论》。新世纪里,相继出版的历史教科书著作有王宏志的《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 (2000年)、李隆庚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改革纪程》(2003年)、藏嵘与周瑞祥的 《土城集:历史教材学和史学论丛》(2006年)、赵克礼与徐赐成的 《历史教科书研究与教学设计》 (2011年)、黄牧航的 《历史教科书研究》(2013年)等。此外,许多历史教育学或历史课程与教学论著作对历史教科书也有所探讨。在这些有关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探讨最多的是历史教科书如何编制。历史教科书编制主要由历史教科书编写思想、历史教科书内容、历史教科书呈现方式三部分构成。

一、历史教科书编写思想研究

历史教科书的编制思想和理念,直接决定着教科书的选材、体例和结构。王宏志、王斯德、陈其、刘军等学者以及各版本教材编写组都对此进行了积极探讨。他们在教科书的总体指导思想上基本一致,其观点主要有:历史教科书应该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唯物主义为指导,立足于素质教育,依据新课程标准,关注不同年龄、地区学生的特点,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更加重视学科能力的培养和发挥历史学科思想教育的功能,注重体现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1]

一些学者对历史教科书编写思想的某一方面展开了专门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观点,如历史教科书编写要注意渗透探究性学习理念,应有利于三维目标的实现,以建构主义为指导,要在坚持爱国主义的前提下培养国际理解意识等。[2]

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原则与指导思想紧密联系。20世纪90年代,藏嵘、周发增、王铎全等先生主张,历史教科书编写应该遵循时代性、科学性、可教性 (可读性)原则。[3]叶小兵较为全面地提出了科学性、思想性、基础性、系统性、可读性、精选性、适应性、稳定性等八大编写原则。[4]新世纪里,大部分学者沿用或变相沿用这些原则,但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有新的突破。如杜芳认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还应该考虑综合性原则和多元化原则。[5]王宏志等指出,历史教材要有层次性、生动性、启发性、研讨性和实践性,教材内容要有统一性和灵活性。[6]

所有这些指导思想、原则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教科书编写的过程中,如何对待这些思想和原则?第一,必须处理好这些思想和原则相互间的关系。姬秉新指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考虑到国家意志和学生需求的统一协调;要注意历史教科书知识的基础性和时代性相统一;要注意教科书内容知识性与教育性相统一;要处理好教科书内容科学性与可读性的关系。[7]第二,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许斌认为,教材编制只有在潜心钻研,继承、借鉴优秀传统和经验基础上,才能产生符合客观实际和科学合理的创新成果。[8]这为我们编写历史教科书提供了指导和启发。

二、历史教科书内容研究

(一)关于内容选择理论探讨

内容选择是历史教科书编制过程中最重要、最棘手的环节之一,也是历史教育界历来关注的对象。20世纪90年代,王宏志、臧嵘等学者已经意识到,历史教科书应该吸收新的史学成果,加强非政治史的历史内容,选择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注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等。

进入新世纪,该方面研究进一步深入和细化。有人指出,决定历史教科书内容选择的三个主要因素为:历史本身、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认为新历史教科书应该吸收现代化范式和整体化范式的研究成果。[9]而郑林等学者就唯物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与历史教科书的知识建构问题进行专门探讨。[10]马云霞则建议,历史教科书应在民族史编制、中外历史联系,以及突出多元文化与区域文化等领域内容作进一步地探索。[11]葛兆光、陈志刚等学者主张,历史教科书应该有一定的 “一家之言”或个性化观点。[12]这有利于当前师生破除对教科书 “权威观点”的崇拜,构建自己的理解。

(二)关于历史专题内容研究

对专题史进行探讨是历史教科书内容研究的重要部分。新课程改革以来,学者们对历史教科书中的少数民族史 (王宏志、范梦等)、[13]女性史 (姬秉新、苏向荣、王友军等)、[14]抗战史 (李稚勇、何成刚、高思超等)、[15]思想史与文化史 (王世光、许霞英等)、[16]政治史 (何成刚、夏辉辉等)[17]等进行了专门研究。尤值一提的是,有学者对新课改以来备受关注的史料问题展开了探讨。如李伟科认为,史料形式主要有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音像史料等等,中学历史教材基本以文字史料为主。[18]叶小兵先生指出,在历史教科书中编入大量史料,有利于教师在教学中改变机械复述课文的现象,有利于学生在教学中进行历史探究,从而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形成认识。[19]

(三)关于历史教科书具体史实研究

新世纪里,《历史教学》开设了 “教材研究”、“质疑教材”、《中学历史教学》开设了 “教材分析”等栏目,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论文。该方面研究主要包括:第一,质疑和纠正历史教科书中的具体史实。如沈为慧的 《新课标人民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几点质疑》。第二,分析历史教科书中的具体历史内容。如韩幸娜的 《历史教科书中的士人形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所有这些研究有助于读者正确认识和理解历史教科书上的内容,也有利于历史教科书的修正和质量的提高。

虽然,新课改以来学界已经从学理层面对历史教科书内容选择的原则、策略进行了一定探讨,但是,究竟该选择哪些具体的内容,却少有研究。因此,今后的研究应探讨如何落实和贯彻这些选材理论,进一步列出应选择的具体历史内容,尤其是历史教科书中的核心内容。历史教科书内容非常丰富,以往研究虽然对专题史和具体内容进行了大量探讨,但毕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以后的研究还需在该方面继续努力。

三、历史教科书呈现方式研究

(一)关于主题式和专题式体例研究

新课标初中历史教科书采用 “主题+时序”体例,有利于改变传统教材 “繁、难、偏、旧”的弊端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然而,新课标教科书在反映历史时序性方面存在某些不足,对此,龚奇柱先生等指出,新课程历史教科书应把兼顾时序性作为呈现方式再创造的侧重点,以反映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和学习者认识历史的逻辑。[20]普通高中课程采用 “模块+专题”结构在课程性质、课程基本理念、课程设计思路三个层面体现了全新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但是,采用专题方式编排具有专业化成人化的倾向,同时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知识之间的相互独立,使学生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等。[21]

(二)关于历史教科书结构体系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大都将历史教科书结构分为课文系统和课文辅助系统。新世纪里,姚锦祥认为,历史教科书的结构体系由全书 (模块)结构、单元(专题)结构和课文结构三个相互统属的部分组成;丁贤勇依据现代知识建构 ,提出教科书的三层次结构:基本结构、过渡结构、具体结构;钟杰则将历史教科书课文辅助系统分为导学系统、图料系统和巩固系统三部分。[22]

(三)关于历史教科书习题和思考题分析

朱煜认为,历史教科书思考题 (习题)的功能主要有: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活动;增进学生对文献资料的理解;发展学生的探究意识和历史思维能力。因此,历史教科书思考题设计应有助于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并具有一定的思维深度和广度。[23]陈辉、衡正芬指出,历史教科书习题应该注重培养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和方法。[24]可见,研究者主要是从宏观上探讨了习题或思考题的功能、价值以及设计原则。如何从微观技术层面来探讨习题 (思考题)的编制,这是研究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四)关于历史教科书的图片研究

20世纪90年代,马执斌、李德藻等学者对历史教科书图画的地位、功能及运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25]新世纪里,研究有所进展。在图片分类上,黄牧航指出,图片按照内容划分为人物图像图、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图、科技图、艺术图、地图;按照形式可以划分为文物照片、历史场景和事物的想象绘画图、漫画提示、说明图、地图。[26]在地图选择上,芮信认为,应根据图文结合的原则选择合适的地图;注意既要突出地图中的重点,又注意地图中隐含的内容。[27]就以往研究来看,人们对图像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图片总体和地图进行探讨,而很少对图片中的历史表格、历史人物照片、漫画、文物照片、说明图等进行专门探讨。

(五)关于历史教科书语言表达研究

对于学界存在的 “历史不是文学,叙述应当‘朴实’”的论调,任鹏杰发出呼声: “借口一个‘实’字,历史教育文本——教科书、报刊……就可以拒绝精彩,而不去考虑受众——读者、观众、听众的理解参与和接受能力?不能,绝对不能!”[28]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应该生动活泼。何成刚也主张历史教科书应在保持科学性的前提下变换和丰富历史教科书的叙述风格与形式,将编写者的评论以 “喜怒哀乐”体现出来。[29]齐世荣老先生强调,历史教科书表达应准确、简明和生动感人。[30]在语言国别种类上,阮铁英提出高中历史教科书语言可采取双语方式,并对此展开了一定探讨。[31]

此外,部分学者对历史教科书呈现方式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研究,有些观点颇有见地,如:黄牧航提出,历史教科书的编排除了遵循学科体系逻辑和学习心理逻辑之外,还应当遵循教材编写逻辑。[32]齐渝华等认为,历史活动课编写应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可采用竞赛式、创作展示式、研讨交流式等。[33]张利娟认为中外史合编能够发挥螺旋式课程的优势,其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初中分编、高中合编”的方式等予以解决。[34]

四、历史教科书编制研究之展望

(一)去除研究的 “书斋化”,着力于历史教科书的实证调查研究

新世纪里,只有孙显圣、孙才周等极少数学者对历史教科书展开实证探讨,[35]大部分研究表现为“书斋化”。历史教科书内容选择、结构设计、语言叙述,乃至历史教科书的教学基本上是根据某种理论从 “应然”角度展开的探讨或者是对现有历史教科书作一些介绍性的分析。这些研究的共同缺失是脱离了真正的教学场,以致研究成果往往难以指导实践或者与实践教学不相符合。因此,今后我们应该加强历史教科书的实证调查,根据历史教科书在教学应用中的反馈信息进一步思考其如何编制。

(二)消除研究的 “孤立化”,加强各阶段历史教科书的衔接研究

不同阶段教材如何衔接是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也逐渐受到历史教学界的重视。李伟科认为,学习初中通史体例教材可以提高公民的素质,而学习高中专题体例教材可以使学生在初中通史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培养其历史思维能力,这样初中和高中各有侧重,形成一个有机整体。[36]朱煜等以抗日战争为例对高中与初中历史教科书之间的衔接状况进行了探讨。[37]燕慧从课程类型、内容、目标三方面对初、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衔接问题进行了分析。[38]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历史教科书的衔接研究目前仅限于初中和高中历史教科书之间,而对于小学社会科中的历史与初中历史的衔接、高中与大学的历史教科书衔接、初中历史教科书与职业高中历史教科书的衔接则尚须探讨;历史教科书的个案性衔接研究还仅仅是个开始,今后我们应该以其他历史专题或具体内容为个案,展开大量的相关衔接研究。

(三)摆脱研究的 “统一化”,注重历史教科书的地方特色研究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的历史沿革、风俗习惯、经济发展、自然环境等都不尽相同。编写适合一定区域或地区的教科书是新世纪教科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虽然,新课标历史教科书在特色建设上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依然不够,其中很多的 “特色”较为相似,基本上是相对于以前 “大纲本”历史教科书的一些共同发展。因此,如何编制出符合各个地区教学实际,满足各个地区文化需求的多样化历史教科书,是我们研究者今后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此,我们尤其要重视探讨民族地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特色,就如何融入更多的民族史内容展开深入探讨。苏向荣在历史教科书多样化上的初步探讨,[39]可以为人们的继续研究提供参考。

研究历史教科书编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编制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今后的研究应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予以细化,将宏观性的指导思想、选材原则和体例结构的设计策略等逐步推向微观层面,尽量使其易于操作。研究应紧跟时代步伐,着重对历史教科书如何促进优秀文化传承、民族精神弘扬、健全人格和审美情趣培养等展开深入探讨。研究还应该关注电子历史教科书的编制、历史教科书编制史的研究等。新课改已经十余年,研究者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拓进取,勇于创新,以高度的热情和神圣的使命感来推动历史教科书研究与改革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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