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菲律宾华文教育改革:探索、成效与思考

2014-03-30 23:00朱东芹
关键词:华语华文华人

○朱东芹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福建 厦门361021)

菲律宾华文教育兴起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70年代初受菲律宾政府“菲化”政策制约陷于低谷。进入90年代,鉴于华文教育式微的现实,菲华社会展开了“拯救华文教育”的行动,并开始了对华文教育改革的探索。然而,在目前华菲融合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拯救华教的努力成效不大,华教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一 菲律宾华文教育改革的探索过程

中菲建交之后,大批华侨入籍,身份的改变也带来了华人心理的变化,面对现实,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考虑融合于当地的问题,加之1976年后侨校的全面菲化,华文教育的空间受到挤压,进入80年代后,衰退之势日益加剧,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华社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并在90年代初引发了华社“挽救华文教育”的行动。其中,1991年5月成立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简称“华教中心”)在华文教育的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由一群关心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华人组建的民间机构,成员大都有从教的背景,对菲律宾华文教育及其存在的问题也相当熟悉。华教中心成立后,他们就开始对“菲化”以来的华教进行反思和检讨,同时也开始了对华教进行改革的探索和思考,并于1995年以后,开始主导对新时期菲律宾华文教育的政策、制度、内容及方法进行了全面调整。迄今为止,菲律宾华文教育改革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探索华文教育的重新定位和华语教学的重新定性问题(1991-1994年)

自从1899年菲律宾第一所华侨学校建立以来,教育的目的便设定为培养既能适应华侨社会、中国社会,又能适应菲律宾社会的中国公民,作为“国民教育”,其宗旨在于保住华侨的民族性、培养对祖国的认同感和爱国心。因此,在教学内容中,除英语和其他基本知识外,中文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仍是重点,华语教学也是一种“母语”即“第一语言”教学,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侨教菲化之后的80年代。1991年,华教中心开始对华文教育衰退的问题进行反思,认为在华人社会当地化的大背景下,之前将华文教育视为“国民教育”的定位、将华语教学视为“第一语言”教学的定性已不能适应现实的社会发展,应该进行调整。事实上,在1975年华人大批入籍和1976年侨校全部菲化之后,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菲律宾的“华侨教育”就已转变为“华人教育”了,成了菲律宾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培养中国公民,而是培养菲律宾公民。而在90年代初华教中心所做的实地调查中,实际情况令人堪忧。华教中心副主席黄端铭先生对那次课堂巡视记忆犹新,全班三十多个小学生,显然都是新生代的华人,应是菲律宾籍无疑的,但当老师提问:“你是哪国人?”时,除了一两个学生回答“是菲人”外,其余的都答说自己“是中国人”。①2010年3月笔者对菲律宾华教中心副主席黄端铭先生访谈记录。这情形不禁让巡视的诸位感到愕然甚至惊心。而孩子的这种观念,除了家庭之外,更多地还是受学校教育的影响,改革华文教育刻不容缓。但对于该如何调整,华教中心起初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于是,一方面走出去,到各华校进行实地调研;另一方面请进来,去国外请来汉语教学的专家传授经验。从1991年11月到1994年11月三年的时间里,华教中心就组织了1次华语教学讲习会和9次华语教学讲座,分别邀请了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专家讲授华语教学的相关问题。其中,1991年11月由北京语言大学吕必松教授主讲的、以《第二语言教学》为题的华语教学讲习会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吕教授是我国汉语教学的专家,时任北京语言学院院长兼国家汉语办公室主任,在当时菲华社会还在为华语教学的定位而迷惑的时候,吕教授有关“第二语言教学”的演讲就如同新思维一样为刚刚起步的菲律宾华文教育改革指点了方向,使华教中心及其他热衷华教改革的人士颇受启发。结合菲华社会的当地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现实,经过四年的调查研究,华教中心大胆地提出了有关华文教育定位和华语教学定性的新构想,即菲律宾华文教育应定位为菲律宾华族的民族教育,是菲律宾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配合融合于主流社会的大方向,新时期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目标确定为培养具有中华文化气质的菲律宾公民。在此基础上,华语教学的定性问题也被提出来。基于现实,华人新一代在菲出生成长,菲语是第一语言,华语已不宜作为母语进行教学,而应定性为第二语言教学。

华教中心的改革设想对传统华教的定位与定性是一个颠覆,一经披露,便在华社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期间,尤其是围绕华语的“第二语言”定性问题,华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论证,大多数人一时难以接受。一方面是因为情感的因素,诚如台湾学者余英时所言:“文化对人有‘安身立命’的功能,个人想寻求精神的归宿,仍舍文化莫属。离开自己的文化本土,纵使在物质上空无所有,在精神上仍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凭着这些文化资源,才能在新土上重建基业。”背井离乡的华人之所以热衷于出资兴教,目的亦正在于此,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存国性”、“播国风”,把根留住,这正是华人在异域“新土”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1] 186而如今要舍弃华语的“母语”地位,无疑是斩断了维系华人与故土的联系的那条情感纽带,没了这条纽带,“精神家园”安在?而也有人表达了另一种情感上的不解,他们质疑道:我们华人在这里本来就是二等公民,现在还要把自己的语言也当作第二语言,这么做岂不是自贬身价吗?另一方面还有政治因素。战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菲律宾政府追随美国,反共亲台,因此,菲华社会也一直为亲台势力所掌控,在战后近半个世纪与台湾的密切往来中,也在菲华社会培养出一批亲台人士,华社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倾向台湾。这种情形直到1994年华社领导团体——菲华商联总会(商总)首访大陆之后才发生转变,经过商总内部激烈的斗争,在90年代末,商总才完全实现了转向,确立了脱离中国政治的纠葛,立足菲律宾、促进华菲融合的方针。而作为菲华社会的领导机构,商总的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在整个菲华社会引起了连锁反应,扭转了战后近半个世纪菲华社会的亲台局面。因此,在90年代中期之前亦即华教改革的初期,在当时亲台派仍在菲华社会居主流的情况下,华教中心就提出将华语由第一语言降级为第二语言,确实难免遭遇强大阻力。当时,华教中心的成员甚至因为这一提议而被亲台派人士指斥为“亲大陆的”①2010年3月笔者对菲律宾华教中心副主席黄端铭先生访谈记录。。改革初期,阻力重重。

(二)制订教学大纲、编制教材和改革教法(1995-2004年)

在进行了近四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5年,华教中心提出了华文教育改革的总体构想,并着手具体实施。

首先,制订了教学大纲,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在内的教学大纲在1996年后相继出版。大纲中明确规定:菲律宾华语教学的对象是以菲语为第一语言的华校中、小学生;菲律宾华语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听、说、读、写的技能训练,培养学生使用华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大纲还对每个年级的教学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对应当掌握的字、词、语法点、文化项等都有明确的要求。

其次,根据大纲编制新的教材并改革教法。教材内容陈旧、脱离现实是教材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战后至90年代教改之前,菲律宾华文学校的教材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校总”出版的教材、新疆书店出版的教材②90年代教改前,新疆书店的教材用得较多。在菲化时期,政府禁止使用外来的教材,严格来说,当时使用外来教材涉嫌违法。、台湾方面赠送的教材、大陆方面赠送的教材,后两种教材存在内容与菲律宾当地较疏离的问题,前两种虽是当地所编,但也存在种种问题。以教改前华校使用较多的新疆版的教材为例,新疆版的《幼稚园华语课本》《小学华语课本》《中学华语课本》是1976年出版的,到90年代教改的时候,使用已近20年,内容较为陈旧、不生动,练习也很呆板。[2] 61教材内容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且存在疏漏,尤其是教材编撰仍秉持将华生作为中国国民、将华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指导思想,与华人已经融入当地的现实格格不入。针对教材存在的问题,华教中心从中国大陆请来汉语教学的专家,与本地老师一道共同调研,用了4-5年的时间,编制出一套适合本地的本土化教材。1997年4月,《菲律宾华语课本》1-12册出版,2000年6月,《菲律宾华语课本》13-20册出版,另外,还分别于2000年和2002年发行了配套录音磁带和多媒体光盘。目前,这套教材共有三个版本:简体版、繁体版和通用版。其中,简体版和繁体版内容一样,主要供给本地华校使用;因为对这套教材反映较好,海外其他华社也希望能够使用,于是华教中心又编写了通用版,将原版中有关菲律宾本地的内容删掉了,于2001年11月正式发行。目前,印尼、泰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华校有使用这套教材。在菲律宾本地华校的教学中,早期使用繁体版较多,近年来,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目前使用简体版的较多,普遍的反映是简体版的教材好教好学。

改革教材之外,还改革了教学方法,以往都遵照华语为第一语言的原则进行教学,改革后则依据“第二语言教学”的原则进行调整,由以往的“读、写为主”改变为现在的“听、说为主,读、写为辅”。课堂教学侧重加强学生听力和口语能力的训练,精简教材内容,课堂练习多样化,以强化语言技能;读和写的能力则放在其次,在学生具备一定听说能力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培养,目的在于当学生小学毕业时具有基本的对话能力和简单的读写能力。而在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的争议最激烈:1.教学语言是继续使用闽南方言还是改用普通话;2.是教繁体字还是简体字;3.是教注音符号还是汉语拼音。菲律宾华人绝大部分祖籍闽南,因此,闽南方言是菲华社会的通用语言。在传统的华语教学中,闽南方言是绝大多数学校的通用教学语言,而且学生回到家中仍有说闽南方言的语言环境。90年代以后随着教改将华语作为第二语言原则的确定,加之中国大陆方面影响力的加强,也有人提出既然学华语的终极目的在于掌握这种语言工具,那就该直接教学生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方言,以省去将来学生需二次学习的麻烦;但围绕这种提议是否符合菲华社会的实际、是否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华社一直争议不断。至于对第二、第三点的争议,则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甚至有人就直呼简体字为“共产字”。因为之前在菲华社会,台湾的影响较大,故较多华校追随台湾,教的是繁体字和注音符号。但实事求是地讲,汉语的方块字本身就非常难学,对于新生代的海外华人来说,汉语已不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要当作一门“外语”从头学起;对于小朋友来说,尤其困难①十几年前,马尼拉某华校一个名叫刘丽华的四岁学童,上学的第一天,就被老师要求写自己的名字。“刘丽华”三个繁体字,曲曲弯弯,横横竖竖,总共也有几十笔,这个第一天上学的小孩子可被难倒了,吓哭了。第二天,她吵着不上学。为此,她父亲写了一封信,登在报上,呼吁华校采用简体字,以减少学童对汉语的畏难情绪,提高学习兴趣。[菲] 沈文.菲律宾华语教师的抽样调查[M] ∥菲律宾华教中心.菲律宾华文教育综合年鉴.马尼拉:菲律宾华教中心,2008.38。而拼音符号也是如此,远不及罗马字母的拼音来得简单,对于英语乃必修课的菲律宾华人来说,学拼音也更加容易。对于本身就对学习华语缺乏兴趣并有畏难情绪的华生来说,如果能尽量地使学习变得更加简单有趣,才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因此,针对后两个问题,华社越来越多的人倾向认同“写简识繁”、“汉语拼音为主、注音符号为辅”的原则。

课堂之外,还辅之以课外活动和竞赛以为补充。如通过不定期地举办朗诵会、演讲比赛、文艺小品表演等让学生展示自己的华语能力,此外,还有一些常规性的活动,如曾任密三密斯光华中学校长的王宏忠先生就提及他任教时曾在学校推广一个“说中国话”的课外活动,规定课外在校园里只能讲华语,如果讲菲语达50句就扣一分,分数跟评名次挂钩,通过这个方式在校园创造一个说华语的小环境,当时效果不错,连校小卖部的华侨都反映,去买东西的孩子都争着抢着说华语,不过活动进行一个月后被迫停止,因为有家长提出不愿意孩子因此被扣分影响评优。不过,近年侨中学院又采用了一个新办法,改惩罚为奖励。让学生下课后带着纸条,去找老师聊天,说了多少句华语,把数目记下来,根据这个加分,结果下课后老师被团团围住,应付不过来。通过加分而不是减分的办法,学生说华语的积极性被很好地调动了起来,也不像前一种办法会引发家长的质疑。②2009年6月30日笔者对菲律宾华密三密斯中学前校长王宏忠先生访谈记录。

(三)解决师资和考试问题(2005-2014年)

2005年,华教中心提出了华教改革的第二个十年计划,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师资问题和考试问题。就师资而言,菲律宾的华语教师可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菲律宾本国培养的,人数约占全部华语教师的95%,其余5%来自国外,包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新移民及留学生。其中,本国培养的华语教师又分为几类:50年代从本地开办的华侨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50-60年代在本地高中毕业后到台湾上大学及毕业的。目前,这两部分人是华校华语教学的领导骨干。还有一部分是华校菲化前初高中六年制中学毕业和菲化后四年制中学毕业的华校学生,是目前华语教师队伍的主力。本国培养的教师是教师队伍中比较稳定的部分,也是华语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来自国外的新移民教师是华语教师队伍中比较不稳定的一部分。这些教师虽然华语水平一般都较本国培养的教师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大部分没有长期任教的打算,只是以教书作为过渡的职业;多数未受过语言教学的专门训练,在业务上有待提高;大多数新来乍到,需要一定时间熟悉华人社会及华校教学情况,等等。[3] 63可见,就师资来看,本地师资是主流且较稳定,但有老龄化趋势,非专业化现象也较严重;外国师资不稳定且专业素质参差不齐。

针对师资存在的问题,包括华教中心、商总、晋总(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在内的团体都积极采取措施,主要包括:1.派出去。(1)从1993年4月起,华教中心配合中国国侨办,每年4月(菲暑期)组织华语教师团到中国大陆参加培训,一般为期三周,多在大学,由专家讲座;(2)1993年4月起,华教中心联合中国国侨办,每年4月组织菲华青少年夏令营赴中国大陆学习,来回交通费由陈永栽提供。2.请进来。(1)1993年6月起,华教中心启动华校华语师资队伍“输血计划”,开始为各校从中国聘请华语教学督导、华语教师;(2)1998年6月起,晋总开始委托华教中心,与中国国侨办合作实施“志愿者老师方案”,从中国聘请华语教学督导赴菲,到各校进行华语教学督导工作,人数逐年增多,第一年仅有18人,2009年已超过200多人;(3)1998年11月起,晋总开始与华教中心一起举办马尼拉地区华语教学讲习班;(4)2002年起,商总开始联合华教中心、校联一起举办华语教师培训班,为期一年或两年。显然,在解决师资的问题上,“请进来”比“派出去”的力度大,主要也有解“燃眉之急”的性质,大量志愿者老师的到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菲华师资的不足,但志愿老师一般待一年的时间,轮换较快,不是长久之计;请进来专家所做的师资培训效果也有限,有些参训者就反映,培训“往往只是短短的两、三个星期……时间太短了,犹如填鸭式的授课,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多少养份,没多大得益。”而且,每年参加培训的老师不一样,没有连续性,学不了多少东西。如果能聘请固定的师资赴菲对相对固定的一批华语教师进行培训,系统地授课,并持续一定的期限(如每批为期三个暑假),这样受训者能达到师专毕业水准,会比较好。[4] 99-100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师资的问题,还是要从菲华社会内部想办法。鉴于此,2004年后,伴随新的十年计划的酝酿,华教中心联合其他机构提出了菲华师资的“造血计划”,即将以前接受“外援”的被动的“输血计划”推进一步,通过派出人员到中国大陆学习,学成后回菲任教,以达到菲华自身师资供给的良性循环。按华教中心的构想,计划从2004年起,选派本地中学毕业生赴中国大陆学习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大学本科,计划用10年时间培养500人。从目前实施的结果来看,与这一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据统计,从2004年至2011年共送出103人,已学成回国30人,分配到各华校任教。这一结果与目标的差距也说明了这一计划实施的难度,一方面是经费获得的困难,需要争取菲本地华商的经济资助,争取中国大陆大学提供奖学金;另一方面是观念方面的,菲律宾历来是亲西方的,受西方媒体的影响很大,直到现在还有人抱有中国落后的观念,因此,争取学生还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而就考试问题而言,目前华教中心已建立了一个试题库,同时也在承办全菲的少儿汉语考试。但就全菲华校的考试制度来看,目前还处于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体系。应该说,这不利于把握华教的水平并有针对性地改进。2009年1月下旬,在由菲律宾华教中心组织的“首届菲律宾华校高峰会议”上,建立华校评价机制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目前设想评价依据至少有两条:一是按照菲律宾政府的规定,必须要符合相关的办学的基本条件;二是考虑是否可以组织全菲华校的统考,通过统考来考察华校的教学水平。但关于“统考”的意见一经提出就遭遇了反对意见,因为华校的生存依靠生源,如果组织统考,成绩公开了,那考得不好的学校就可能面临生源流失的危险。目前看来,关于评价机制的问题还在讨论之中,以目前的情形看,要想在短期内达成共识也比较困难。在华教中心教改的时间表中,这也是一个需要分阶段推进的项目。

而90年代以来的华教改革中,除了华教中心外,其他团体也做了大量工作。如1993年成立的“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简称“校联”)也通过举办各种研讨会、教学观摩、组织教师到台湾进修、举办各种学术比赛、开办计算机班等许多活动来促进华教的发展。菲华社会的领军团体——菲华商联总会也做了大量努力。近几年,商总除了捐巨款支持华文教育外,还做了四件有创新意义的工作:一是向菲律宾华教中心购买一万多册教材,赠给全菲华校,向国务院侨办争取大批汉语教材,免费分送72所华校,2004年又加送配合汉语教材使用的多媒体光盘,解决了华文教育的教材导向问题,同时也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二是资助有志从事华文教育的本土青年前往华侨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接受为期两年的系统师资培训;三是与中国国家汉办、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大学合作,选派福师大、华大优秀学生志愿者赴菲律宾任教,以解决本地师资缺乏的问题;四是商总文教委员会组团到福建取经学习和邀请教育专家到菲律宾讲学交流,“走出去”与“请进来”,交流频繁。[5]目前,华社对华文教育的普遍重视,加之近几年世界范围内兴起一股“汉语热”,汉语作为一种实用语言的价值在菲律宾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①2006年10月,菲律宾雅典耀大学成立了全菲第一所孔子学院,向菲律宾社会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一系列有利条件的出现似乎使华社人士看到了华文教育的一线生机。

二 菲律宾华文教育改革的成效和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菲华社会展开的“挽救华文教育”的行动声势浩大,华社对教育的投入也非常大,每年有近1亿比索的投入,关心华教成了一种“时尚”,“宗亲会、同乡会,甚至兄弟会、联谊会都动员起来了”[6] 96。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华文教育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在华文教育的定位和华语教学的定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教材改革成效显著,教学方法的改革也在不断推进,捉襟见肘的师资来源也有所改善。虽然改革之后的华教显露出一线生机,但总体来看,效果差强人意。目前,菲律宾有华文学校120多所,华语教师2800多位,学生约10万余人。②若加上50多所幼儿园,则共计170多所,教师3000多位。学校主要集中在马尼拉,除了有实力的几所华校外,其余基本都是不具规模的“麻雀”学校。华校培养的学生,毕业后不能讲流利的华语。曾有人这么说:“在菲律宾,如果闭上眼睛,要怎样才能将华人从上亿菲律宾人民中指认出来?别相信语言。当地华人的菲律宾语,讲得跟土著一样流利,甚至也比他们的华语好。一个在华校毕业数年后的年轻秘书,已经无法使用‘条理分明’的华语,而且说不上几句就得窘迫地转换语言;许多年长者虽然能看能写华文,但说起华语来难免有点生疏失准、荒腔走板。”[7]菲华著名学者洪玉华也曾指出:“事实上,即使当今这些在菲出生的华人能说华语,那也是一种带菲语腔调并用菲语句法构成的华菲掺杂在一起的语言,一听便知道他们是菲律宾华人。”[8]即便在华文学校接受教育,但绝大多数学生还是不能说、不能看、不能读华文,对中国文化也没有兴趣,因此,不少人认为华文教育改革是“失败的”。

对比几位华人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华教今昔的巨大差距。在谈到20世纪50、60年代的华侨教育时,一位菲华文化界人士这样回忆:“我们五六十年代的中学生华文的基础不错……最主要的原因是,从前我们受过高初中正规的华文教育,传授华文的时间与英文是并驾齐驱,当时的家长、学生普遍地重汉轻英,在家里讲闽南语,在学校和同学们交谈同样是闽南语。学校当局更向国内(指台湾)聘请许多中文教员来菲授课,提高华文教学的水准……我们所读的华文课本,全部是由台湾商务印书局所提供的,这些课本与台湾学生所读的并没有两样,以水准来说,是比较高的,学生们除了在学校读华文之外,更喜欢看一些华文的漫画书籍及小说,小孩子喜欢看《儿童乐园》,中学生已懂得看琼瑶的小说了。那个时候,也是菲华文艺复兴的时代,文艺社纷纷成立,中学生能写散文、小说及新诗等,这是华社文艺全盛的时代。”[]而一位新生代的华人教师这样形容当下的华教:“如今的学生确实比五年前差多了。五年前我讲课,同学们一脸的困惑,好像我讲的是什么外星语似的。‘鸭子闻雷’,实在令人心痛。五年前的学生,华语(闽南语)虽说得不好,但碰到老师,却仍然很勉强地讲上几句还算流利的话。如今的学生,碰到老师,一开口就是菲语,叫他们讲华语(闽南话),他们依旧讲菲语。起初还以为他们故意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其实不然。问题不是他们不说,而是他们不会说!这些都是中学二、三年级的学生了,接触华文教育少说也有十年了,却连最基本的讲话能力也没有培养好。”[10] 170-171也有华人这样痛心于今日的华教:“什么是华文教育的现状?以笔者的亲身经验,大多数华文学校的学生,不论小学生或中学生,除了极少数来自大陆、港台的学生,大多数都不会听普通话(国语),甚至闽南话,至于讲、读、写就更不用说了。这里说的‘大多数’,可以说是90%以上。”[11] 104

菲律宾华教改革,迄今已逾20年,然而,在族群融合的洪流之下,改革显得异常艰难,还面临不少问题。问题分为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

宏观层面主要是指受历史上政治认同差异及名利之争影响,华社在教改问题上也未能实现团结,依旧是各自为政。战后,受冷战格局及中菲关系影响,菲律宾的华侨华人在政治认同上也呈现分裂的状态,表现为亲台湾派与亲大陆派的对立。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期,伴随菲华领军社团商总的转向而开始改变。但受历史的影响,华社并未能马上实现团结,在教改问题上也是如此。受华社以往由于政治立场差异而分裂为不同派别的影响,华社在教改中也呈现各自为政的局面。90年代启动的华教改革是由华教中心推动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或社团都认可华教中心的主导地位,因此,对其活动并未积极呼应。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为了继续推进教改,2009年1月19至24日,华教中心在马尼拉组织召开了“首届菲律宾华校高峰会议”,全菲170多所华校,除去50多所幼儿园,还剩下120多所学校,这次高峰会议到会87家、100多位领导人,尚有约四分之一缺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以往由政治分歧造成的隔膜还未完全消弭,其中,历史上有“亲台”背景的“校联”系统的一些学校没有出席就是证明。由此可见,战后长期受两岸政治裹挟的菲华社会至今还未完全治愈分裂之痛。

微观层面的:有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师资、考评等具体问题仍存在争议,未能针对实际问题灵活有效地予以解决。如关于教学语言问题,是继续使用闽南方言还是改用普通话一直有着不同意见。近年来,采用普通话的呼声渐高,在实际教学中,各华校做法不一,而那些主张采用普通话教学的学校,在改用普通话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刀切,缺乏过渡手段和灵活性,因此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负面影响。如一位南岛的华人就反映,他的一个就读于当地华校的孙儿,本来学业还算可以,自从中国的志愿老师来后,情况起了变化。最近,孩子恳求母亲,说他只要念英文,不读汉文了,因为一看到汉字他就害怕。说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他也听不懂,但老师又强迫他背念,而且功课越来越多。原因就是,志愿老师用普通话教学,小孩子听不懂,更别说吸收老师所讲的东西了,而老师为了急于表现教学成绩,就进行“填鸭式”教学,结果就是孩子看到汉文就害怕。[12] 187教育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有其自身规律,教学语言要不要变、该如何变,值得深入探讨。

三 思考与建议

1.针对宏观层面的问题。菲华社会的不团结是历史的痼疾,菲华教育界还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也是华文教育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当务之急是菲华各方人士应当摒弃分歧,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华教领导机构,下设实践及研究机构,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以推动华教改革,以便菲华教改取得实质性成果。

2.针对微观层面的问题。如果就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存在争议,可以考虑在实践中边摸索边调整,而不宜采取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行政命令一刀切的手段,否则有害无益。而就师资而言,引进志愿者老师有重要意义,但其本身也面临一些困难。据统计,目前华文学校的2800多名华语教师中,共有来自中国的志愿者老师419人,其中包括351人由国家汉办派出,68人由国侨办派出。侨办派出的较为专业,有教学经验;汉办派出的大部分为本科毕业生,有冲劲和热情,但缺少经验,且流动性大。不像侨办派来的老师到菲后会先接受华教中心安排的一系列课程和讲座,能了解华社、华教及主流社会的情况,汉办派来的年青人到菲后就被分配到各地的华校任教,缺乏一个教学管理机制,因此,遇到的问题较多。[12] 188对师资捉襟见肘的菲华文教育,志愿者老师解了燃眉之急,然而,终究这还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如何用好这有限的资源,又如何能使师资顺利实现由“输血”阶段到“造血”阶段的过渡,还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3.做华裔新生代的工作,建构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是延缓华文教育危机的根本举措。20世纪60年代以来,菲律宾华文教育的衰退,除了教育“菲化”这一客观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就是伴随族际关系的发展和新生代的成长,融合的观念渐趋深入人心,对于华裔新生代而言,对祖籍国认同的渐行渐远,已使得他们对中华文化乃至中文的情感和兴趣失去逻辑归依。

就海外华文教育而言,更具相关性的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二元性”乃至“多元性”和“非排他性”的属性为我们建构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提供了充足的伦理与法律空间,华人本身在种族与血统上的渊源则成其为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和情感渊源。我们可以从这一逻辑推导出发,尽可能地促进新生代华裔建构中华文化认同,帮助他们从感知到认知再到兴趣和接纳中华文化,只有他们建立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喜爱,华文教育才能摆脱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危机状态。而在海外华人社会的实地调研中,我们深刻感到:父辈的观念对于下一代的祖籍国文化认同有着关键的作用。许多实例表明:父辈对祖籍国怀有感情并有意识地通过言行表达和引导子女保留中华文化传统、要求子女接受华文教育的,这样家庭的子女往往也对祖籍国有着一定的认知和感情,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华语能力和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反之,即便父辈本身对祖籍国有一定认知和感情,但如果在子女的成长和教育上采取顺其自然或放任的态度,对是否保留中国文化影响和接受华文教育持无所谓或随他/她(子女)去的态度,往往这些家庭的孩子的华语水平很差,对祖籍国和祖籍国文化的认知也很少并缺乏兴趣,自然也没有认同感。因此,要改善华文教育的大环境,做家长和新生代的工作显得尤其重要。一方面,做父辈的工作,让他们在构筑下一代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做新生代的工作,通过加强信息传播、文化交流和引导,帮助他们建构对祖籍国文化的认同。

在菲华社会,华文教育一直是一个热议的话题,“没有华教就没有华社”,这是大多华人的共识,但他们也都无一例外地对华教的现状与前景表现出忧虑。由政治分歧和名利之争导致的隔膜与对立是菲华社会的痼疾,也是华文教育改革的障碍之一,然而,近十多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进展以及中国国力与向心力的增强,华社已出现了团结的大局,我们希望看到在此有利形势下,菲华各界尤其是教育界人士能够精诚合作,推动菲华教改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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