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香港规模性社会运动难题: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①

○李 敢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一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在“现代复杂社会”(modern comp lex society)，社会运动已经成为一种变迁驱动力［1］ 219－230。21世纪初期，整个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社会变迁历史时期，香港自是其中一个精致舞台，而香港规模性社会运动再现则成为一个探求契机，例如，2012年以来，诸如反国民教育设置、以及所谓“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等系列社会运动陆续在香港发生。在某种程度上，香港系列社会运动已经直接影响到陆港之间互信与合作的深化，个中原因颇值得深思。本研究为基于个人实地调研与文献考察基础之上对香港近年规模性社会运动再现原因与化解策略的一个政治社会学思考:就最近20年香港社会运动发展历程而言，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香港社会运动一度相对平缓。但在新近10年，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陆港两地深化交流合作增多，香港社会运动反倒开始增多，其中又以2012年为剧，且呈现出不少新特征。本研究认为，香港之所以再现规模性社会运动，其背景在于经济、政治、社会转型变迁过程之中结构性因素的变动，例如，相较于危机之前，经济停滞与社会流动固化现象的浮现，在这其中，对国家和社会关系之下身份认同的寻求与政府政策合法性的争辩大概是香港再现规模性社会运动的最大动因所在，其中尤其体现为国家和社会为争夺话语(社会规范及其不同形态，例如认同感、合法性等)而进行的博弈。

简而言之，关于香港再现规模性社会运动原因与应对策略的分析，本文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为基础、尝试构建一个融合变迁、结构与话语三大视角的解释模型，①按照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的见解，学界关于社会运动发生发展的分析视角，大致有变迁、结构与话语三大视角。其基本研究方法有两大路径，一是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法，另一为以国家—社会关系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法。赵还认为，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是一个建立在机制性解释方法基础之上、可以将散乱的社会机制进行有机连接的理论。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角度的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5，(1)．以下行文以发生于2012年7月的一次游行为例对香港社会运动再兴起原因加以阐述。

二 香港社会运动的策略与特征②除却笔者实时实地观察记录之外，文中所涉实地资料主要取自于香港本土资讯，例如信报(0418，0422，0424)，明报(0419，0422，0424)、文汇报(0420，0422)，亚洲周刊(2012，25;26;27;28;29;30)等刊物，且文中涉及具体采编撰写者的观点时另有注明。

(一)徘徊在“内部化与外部化”之间的抗议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尽管香港已经进入一个“社会运动社会”(A Social Movement Society，简称为SMS，也有简称之为MS的讲法，即“运动社会”)阶段［2］ 1－28，但纵观2012年7月这次游行，可以发现其社运建制尚不稳健(moderate)，以抗议策略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otest tactics)为例，尚徘徊在“内部化策略”(insider tactical forms)与“外部化策略”(outsider tactical forms)之间［3］ 345－365。

1．抗议运动的“内部化”一面

从动员和组织上讲，总体而言，2012年7月这次游行的秩序较为有序，游行队伍自中环遮打道起步后一直保持较为平和姿态，除了在靠近中央政府驻港最高工作机构(中联办)的西边街一带(临近警署)，因集会方与警方沟通低效等缘故，游行队伍被退回挤在皇后大道西一个小时左右，队伍中出现躁动不安，怒骂谴责不断，并有局部冲突发生。

从话语诉求上讲，游行队伍的一个主要诉求折射出部分香港本土民众对一国两制管治现况与前景的焦虑与不安。

2．抗议运动的“外部化”一面

从动员和组织上讲，除了前述秩序上较为平和理性的一面，该游行也存在非理性的一面。游行过程中，发生数度游行人员与警员理论及推搡场景，甚至发生箍颈类较为严重的肢体冲突。游行队伍还几次冲破警方的人潮管制与警卫防线，甚至试图强行冲进历来为非游行区的干诺道西路段。例如，当时一些集会成员冲破既定游行路线，试图从德辅道西路口、正街、东边街前往干诺道西。警方则紧急增派人手阻截偏离游行路线的市民，既要控制尝试经西边街西区警署左转到德辅道西、前往中联办后门的游行人员，又要和沿西边街前往中联办正门的游行人士商讨是否解封干诺道西，另要应付从西面包抄冲击中联办正门的一些集会人士。此外，另有示威者采取抛掷、燃烧物品的过激行为发生，一度气氛紧张，大有燃起骚乱的苗头。为稳定秩序，警方也不得已采取喷洒胡椒粉喷雾类强硬措施，突击增加守卫警员与防护设施(尤其是靠近警署与中联办的西边街和干诺道西路段)，个别过激示威者也被警方强行拉出游行队伍之外。警方表示，事件中有两名警员受伤，其中一人留医，并表示不排除事后指控某些集会人员的袭警行径。

从话语诉求上讲，部分集会人士的某些谩骂与过激性口号标语以及行动过程中由某些“突生规范”［4］ 121诱发此集体行动在目的和行为方式上出现了不一致，提出诸多不现实的政治诉求，有悖于一国两制的主旨要义。

(二)多维特质之下的香港社运特征

如上所述，毋庸置疑，在2012年夏季的香港，该次游行是一场介于制度化内外之间的社会运动。不过，或许因为香港民众压抑已久的悲情难释，或许因为天气炎热，或许游行途中交通管制出现疏漏等因素的缘故，在一定程度上，这场社会运动脱离了建构一个更加有序“社会运动社会”(SMS)的愿景。依据笔者的观察与学习了解，不同于香港以往的社会运动，此次抗争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内地与香港开始出现话题互动

大陆近年发生的多起不公正事件在某些程度上已经触动到香港民众的敏感神经。“港人对祖国的感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内地发生的事情所打击，认同感亦因而倒退”［5］。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2012年7月这次游行就是基于这样一类的触动①不过，对于香港了解很少或者持有偏见的大陆人士而言，可能认为，HK为内地而兴起这类抗争属于“无聊”或者“多管闲事”之举，尤其是之前大陆个别“名教授的不当言论”更是深深伤害了香港民众的民族感情(彭清华，2012)。因此，基于信任的互动是问题解决的合宜之道。参阅:香港中联办主任对个别内地学者不当言论表示遗憾．中国新闻网，2012，0131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kongqingdong/content－3/detail_2012_01/31/12211643_0．shtml．香港中联办主任:内地与香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国新闻网，2012，0307http:∥www．chinanews．com/ga/2012/03－07/3723777．shtml．。“港人近年日趋关注大陆的不公正事件，了解到没有法治中国就没有法治香港，泛起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凝聚为香港社会的最新共识”。炎炎街头，香港人不只是释放了自己的愤怒，也释放了十三亿中国人被压抑的集体理想—正义和公平的社会，不能成为经济繁荣的牺牲品［6］ 25。此次游行即为自回归以来，香港主动为内地不公正事件举行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抗议，这当是此次游行事件中最大的特点之一。

2．新生代青年抗议群体崛起

“年轻人上街”成为此抗议游行另一大特点。随着大陆与香港信息沟通互动的增多，很多80后、90后的年轻人，成为香港社运抗争的重要组成力量，体现了对民主法治社会公民责任的担当。例如，在事件中，一批名校学生会组织和以中学生、大学生为参与主体的社团“ZSXL”、“SGXL”与“XMSC”因其年轻新锐的面目与标示(如别出心裁的自制道具)而格外引人瞩目，这类青年人为主的社团在后续的社运中也颇为积极，例如，对拟于当年秋季开始开设“国民教育科”事宜的抗议游行。

3．中产阶层参与人数增多

按照港府统计处在2012年6月公布的信息，香港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37，香港贫富悬殊进一步恶化。这种恶化在制造更多贫困人口的同时还出现了原中产阶级持续向下流动的不良势头，这其中包括上述特征之二论及的80后一代新知及专才人士，他们之中部分人士甚至如同大陆“蜗居”的“蚁族”一般，徘徊甚至沦落为新贫阶层。这大概也是为何在此次游行队伍中，时常见到衣着光鲜的人士，甚至全家三口不畏炎热齐齐上阵场面的原因所在。

三 事件诠释:社会变迁之下的“结构”考察

虽说社会运动事件的生成取决于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例如行动者的个体经验，集体框架(collective fram ing)等，但其发生可能性还来自于一组宏观结构趋势和它们的问题化结果(problematic effects)［7］ 7－30。

2012年是香港回归的十五周年，除了巨大的成绩之外①这些成绩主要有，密切与内地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应对欧债危机等不利影响，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失业率维持在了较低的水平，使香港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香港已连续18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彭清华，2012)。出处同上注释．，也积聚了不少较为尖锐的社会矛盾，按照在香港公信力颇高的国际性中文时事刊物“亚洲周刊”的总结，总计有十大矛盾［8］ 28，涉及经济转型、政治危机等大量社会结构因素，均受制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经社困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7月游行及以其为轴心的后续系列夏季社运正是对于一国两制治理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反弹，是香港社会中下层久经凝聚怨气的骤然爆发，是对香港现况或前景不满、焦虑与矛盾情绪的释放，也是国家和社会关于话语权的争夺，而身份认同与政府政策合法性的模糊化是此话语权构建中两个关键维度。

(一)实存(reality)意义之上的结构性因素:经社政之困局

1．经济转型

在经济转型方面，其结构性矛盾主要有地产霸权与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冲突、产业转型与政府介入之间的矛盾、绿色理念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等等。这其中又以地产霸权问题最为突出。香港当下的房地产价格几乎已经飙至历史最高点，脱离了大多数民众可以承受的购买力，纵是原本作为香港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人士如今大都也只能望洋兴叹了，这或许可以对应前述游行一个新特征，即中产者缘何增加的原因所在，所谓敲山震虎是也。因购房成本的畸高，香港民众的整体生活质量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况且近年来在香港还出现了部分大陆人士的投资(投机)炒楼之风，更使得香港房价居高不下，乃至继续攀升，更令香港民众议论纷纷、愤懑不已。同时，在香港民众内部，高房价也使得有房产者与无房产者之间的裂隙分化加深，例如在是否组建公屋议题上双方常出现较为激烈的冲突。地产霸权造就的高房价已经成为香港最重要民生问题之一。

2．政治转型

在政治转型方面，其结构性矛盾主要有香港民主化诉求与中央威权政治之间的矛盾、香港自由人权法治诉求与基本法“二十三条”之间的矛盾、中央与香港在政治性历史遗留问题方面的矛盾、支持大陆维权与大陆法治滞后之间的矛盾，等等。这其中又以支持大陆维权与大陆法治滞后问题最为显性化，例如香港舆论界一般认为，回归后港人的悲情意识催生，内地有着不缺推卸的责任，“香港人的爱国热情是被内地一次又一次的政策失误所消磨的”［9］ 25。在港人看来，大陆蒙昧不清的法治环境导致了系列人为灾难。而一个没有法治与程序正义的中国，也将必然威胁香港的法治与程序正义。今天他们挺身而出为内地权益抗争，也是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6］ 25，这也是前述社会运动新特征之一，或许还是内地与香港在某些事宜上出现了较为密切互动之原因所在。

3．社会转型

在社会转型方面，其结构性矛盾主要有殖民怀旧与中国人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贫富悬殊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矛盾，香港年轻一代与既成体制之间的矛盾，等等。这其中以港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基于身份定位的中国认同为甚。这种转型还存在着普通青年群体上向流动机会的缺失等因素在内，包括一些名校大学毕业生在内，“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所在，香港再现了二战后才有的年轻一代的生活比父辈更差的图景”［8］ 28，这或许也是前述社会运动另外一条新特征，即新生代青年抗议群体崛起之原因所在。

一言以蔽之，就实存意义之上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而言，香港规模性社会运动再现的原因既源自于香港自身治理矛盾，也来自于大陆政策的冲击。

(二)抽象(abstraction)意义之上结构性因素:国家与社会关系之调试

上述关于香港社会运动策略和特征的诠释，虽说从社会变迁角度列举了经济转型、政治危机等社会结构性冲突，但如果将这些冲突归结为一点，大概就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如何调整了。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家和社会的结构，例如，国家结构包括国家的性质(威权、民主、独裁等)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意识形态型、法律—选举型、绩效型等)。社会结构则包括相较于国家而言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及其性质等(如多元化与否、多元化程度大小);其二是上述结构作用下国家和社会形成的各自的结构性行为［10］。

在笔者看来，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实际上为中国传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社会变迁时代的一种新演绎，这一见解是基于中国二千多年威权历史客观事实的认知，是在社会变迁中中央政府与香港社会关系的新探索，这种关系的调整有助于确立既可以为政府提供政策合法性，也可以为社会所认同拥趸的基本价值观。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中央和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之间关系的调适。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发展一旦失衡将导致政治社会危机浮现，其中的一个后果即是中央和地方矛盾的激化［11］ 110－111。当下，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快速的社会变迁，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结构因素方面，已到了实现从只注重国家经济层面的“富”到同时注重社会的“礼”的时刻了，即国家和社会应共同努力在未来发展走向方面达成基于基本价值观一致的共识。因此，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不只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结构变迁，也是二者之间话语的变迁。不言而喻，理顺了基于“中央—地方”互动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话语关系对于提高(中央)政府执政能力和维护(香港)社会稳定有着积极功用。

四 应对机制探索:基于话语认同的“制度化”

关于社会运动应对机制的辩论，学界一般都将“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作为一个关键性命题。“社会运动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 of Social Movements)当较早由加利福利亚大学欧文学校(Irvine)的大卫．S．迈耶教授与康奈尔大学的西德尼·塔罗教授联合提出。他们指出，在一个“社会运动社会”中，社会运动和公共抗议已经成为公民权利诉求的保留性剧目(repertoire)，而这种保留性剧目与一项社会运动所选择的制度化目标存在着休戚与共的联系［12］ 35。结果是，社会运动将“破坏性和传统的活动和组织形式”与其他政治行动者(如利益团体和政治性党派组织)结合起来，并越来越以可诉讼方式开展活动。易言之，“制度化”是这样一种过程，其间，给定的单元体集合和活动模式能够以规范性和可认知性方式列席到位，以法律许可的方式到位，无论其是作为一种正式的法律，还是某种习俗、或知识［13］ 83－110。可见，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范畴原可以涵盖基于身份认同与合法性在内的话语诠释权。实际上，迈耶与塔罗所言的“社会运动的制度化”与后来由加拿大学者拉莫斯和罗杰斯提出的社会运动的常规化或者惯例化(the routinization of socialmovement)［14］ 11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指的都是有组织政治活动的日常化构建，其间，政府能够以惯例性、规范性、制度性方式对稳定化(stabilized)的社会运动作出回应并与之互动［15］ 168。

不过，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社会运动研究关于“社会运动的制度化”研究大都采用以机制性解释(mechanism－based exp lanation)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主要讨论资源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以及组织层面的“制度化”，而在以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方法尚有不足［12］ 76。相较而言，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统一框架之下的研究相对较少，例如新近有巴西学者窦博提出，关于社会运动的制度化，除了既有的动员和组织维度之外，还应考虑社会运动与国家连接(articulations with the State)之上其它维度的具体结构模式，及其行为方式［16］。

循沿国家—社会关系这一研究路径，可以发现，“话语”层面的制度化同样值得探讨，如围绕身份认同和政府政策合法性的话语诠释，二者又共同筑于共享基本价值观的确立。笔者以为，香港7月游行一类规模性社会运动正是对这一话语维度的回应，这是因为，这类社会运动体现的理念价值就是国家和社会，也即中央和地方(中央政府与香港社会)对基于身份认同和政策合法性的话语诠释权的博弈。

(一)话语构建之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identity)，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术语，原指一种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建立自我概念而参与的心理活动，是一种社会心理历程［17］。鉴于论述主题的需求，本文中“身份认同”一词的内涵有所扩展，指的是行动者依据社群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符合度对自己身份定位的建构。扩展后的定义，从原先偏于“激励与认知”(cognitive and motivational processes)层面滑向侧重于认同与规范(identification and regulation)层面，注重社会结构中的群体关系探究，因而可列入社会身份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新发展范畴之中［18］ 297。因此，本文中的身份认同不只是针对香港社会自我特性的定位，更是针对中央政府自我特性的定位。一定意义上，后者的身份定位更重要，这是因为，作为中央政策主要贯彻落实者的大陆，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虽然取得了斐然的经济建设成就，但其(经济)利益引导一切的价值导向却使得整个社会几乎沦入“三百六十行，行行唯利是图”泥淖之中，缺乏凝聚人心精神磁石。或正如北大学者强世功①强世功是以13篇“香江边上思考”系列文章而著称的北京大学法学学者，曾于2003—2007年间借调到香港中联办从事研究工作。参阅:强世功．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所言，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没有能够很好探求落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教伦理”及其民生关怀观，也没有能够以政治意志将经济力量导向明确的政治方向和文明创造，“反而在非政治化的社会科学轨道上将改革导向了最低俗的对金钱的贪婪，物欲的膨胀、实力的炫耀，从而导致了人心败坏和伟大意识的沦丧”。不夸张地说，某种程度上，在现今的改革攻坚时期，政府代表谁、服务谁的身份认同已经成为一件关涉民心所向与现政权生死攸关的事宜。尽管官方一再推陈出新，相继提出邓论、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以及“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之类话语体系，不断加强宣传攻势，但政府代表谁、服务谁的身份认同困惑并未得到有效的缓解，这是因为，既有官方文本书写的政府代表谁、为了谁的身份认同在实际工作中尚缺失实质性的支持，譬如为人民服务价值理念与实际操作中的背离(民生苦痛与政绩光鲜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事例)。而且，在香港也可以见到，此番游行及其之后陆续社会抗议的一大主题即为反对官商勾结。随着政府自身身份定位的迷失，政府政策理念也难以有效体现，而政策理念价值的迷失又是当前政府政策合法性面临最迫切最紧要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新一届政府推行的系列改革措施出初露曙光。

(二)话语构建之政策合法性浇铸

对政府政策造成影响原本是社会运动应结的果实之一，例如施加协同效应(synergistic effect)于政策制定。这是因为，作为动态政治形式之一的社会运动链接着制度内外的行动者，既产出威胁也产出机遇［19］ 21－26。

一定意义上，在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方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号的大陆(中央政策主要贯彻落实者)与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旗号的香港目前均彷徨徘徊于发展前行的十字路口。但有一点不用质疑，即新的发展方向与增长点不应继续停留于“生产性产出”层面，即国家和社会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不应只是聚焦于经济治理层面，更要聚焦于社会治理层面，司法治理层面、乃至政治治理层面。实际上，政府政策合法性的浇铸除了经济增长路径，还有基本价值观确立的路径，即基于社会规范认同的话语路径，例如，依前所述，导致香港此番再现规模性社会运动一大诱因就是香港社会对大陆法治环境的质疑。因此，在政策合法性浇铸方面，关于中央与香港话语的凝聚，除了经济领域之外，还应从社会乃至政治领域予以更多的探索空间与权利赋予。于是，在一定程度上，从国家和社会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去观察，足以影响到香港社会能否真正“归心”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在于中央政府政策合法性浇铸之中有多少可以为双方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理念，取决于中央政府与香港社会在这方面的博弈与共识达成的程度，特别是中央政府执政的多元绩效表现，而不依旧是单一经济维度的绩效表现。进而言之，既然今日香港新社会运动中已经出现内地维权与香港维权密切互动势头，则陆港良制之时自然也就是两地更为情系一家之刻。所以，作为中央政策主要贯彻落实者大陆如果可以将自身事务处理好，香港自然少“折腾”了，即便社会运动再多，也基本能够以更加“制度化”方式进行，这是因为，一个以制度化抗议(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otest)与国家应对抗议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tate responses to protest)为特征的“社会运动社会”并不可惧［3］ 345－365。

五 结语

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为基础的综合性话语分析视角构建作为出发点，基于香港社会运动策略和特征的分析，本文尝试去阐释香港再现规模性社会运动中的有关分析概念和基本命题。当然，这个微观着眼点并不是决意于把这个具体事件的方方面面加以阐释清楚，也不是有意于将有关个案研究结论推而广之。通过深入此事件分析，笔者的目的主要是对“社会行动制度化的话语维度”研究以及中央和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之间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进行较为深入地把握，从而有助于写作讨论过程中分析概念的澄清，并对其中因果机制予以适当把握。

在笔者看来，在2012年夏季，关于香港规模性社会运动再现，其实质是一种“改革运动”(reform movement)的兴起，这种运动既是对陆港两地共进互融社会变迁的推进，也是抗拒，其主旨为国家和社会各自寻求争夺基于身份认同和政策合法性的话语诠释权。但此两者有一个共同点:探求共同可接受的基本价值观，即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在寻求各自身份认同博弈之下政府政策合法性的浇铸。易言之，在这其中，树立何种怎样的基本价值观能够更有助于处理“中央—地方”，也即“国家和社会”互动关系是关键所在。值得强调的是，这其中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香港社会的自我身份定位，也是(中央)政府自我定位的重新思忖，即它同样是政府代表谁、服务谁的身份认同——此双重身份认同之下的共同目标是政府政策合法性的浇铸，而这样一个互动过程的本身也是国家能力(state capability)在推动社会运动制度化方面的积极作为。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着一些局限，行文主要是对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话语维度这一层面予以尝试性解释，这一操作是否可行，自然也颇值得商榷与争辩，因此，拙文仅作为未来关联性研究参考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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