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时”与“趋时”的变奏与共鸣
----从路翎小说的心理展现看其创作的时代特质

○谢慧英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悖时”与“趋时”的变奏与共鸣
----从路翎小说的心理展现看其创作的时代特质

○谢慧英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在革命文学叙事的既定模式中，路翎创作对心理展现和精神探索的极度执迷，使他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显示出颇具“异端”色彩的“悖时”性特征。但从路翎心理展现的实际来看，他与革命文学主潮无论是原则性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上，还是具体的创作风格和最终旨趣上，始终保持着热烈的响应和密切的参与。“悖时性”和“趋时性”的矛盾、分裂感，在路翎的心理展现中其实以更为复杂的形态将所谓时代特质表现得更加丰富。

路翎小说；革命文学；时代特质

“七月派”小说的代表作家路翎(1923-1994)在1940年代小说界曾掀起一股“路翎旋风”，他的一系列作品如《饥饿的郭素娥》《燃烧的荒地》《罗大斗的一生》，特别是八十多万言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都以独特的风格引起了批评家的惊讶和读者的强烈反响，被称为“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1]86-87。

路翎创作的收获期主要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逆转、特别是在全民抗战的语境中，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的强化和对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促助作用，使得“民间形式”最终成为一种最具实效性的选择，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文艺形式。随着文学实用功能、民间化倾向和政治化倾向的日益突出，革命文学主潮对人的“精神”和心理的表现趋于淡漠，“精神”一词常常和某些阶级论术语不容置疑地牵连在一起受到贬抑。而路翎从其创作初始，就执迷于对人的精神和心理的集中关注和深入探索，在强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罕见的程度。有的论者据此认为，路翎小说(主要以《财主底儿女们》为代表)“对描绘人物精神世界的无情和执着，大大超过了民国时期(1911-1949)的其他小说，似乎更值得被称作是‘心理小说’(psychological novel)”[2]。从路翎创作的实际看，这个论断相当中肯。

正是对人的灵魂奥秘和精神世界的不懈探掘，使路翎在他所处的时代显示出鲜明的异质性——在某种程度上，从最初的毁誉交加到最后的群起挞伐，路翎创作最为论者诟病、也最使他自己困恼的，恰恰是对心理表现的“欲罢不能”。这使他在40年代愈益敏感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强烈的“悖时”之感，殊可看作革命文学一翼中最刺目的“异数”。然而，透过表面的悖异，进入其小说中高度紧张乃至“痉挛”的心理世界，隐然可以感受到路翎创作中浓重的“趋时”性的一面：这既表现为他对时代的强烈参与意识，同时也可以看到时代阴晴变幻在其创作中的渗透与胶着。可以说，路翎小说的心理表现，与“五四”小说重视心理的传统一脉相系，但同时更与“转折期”的40年代的语境相化生。历史的奇诡与暧昧，在路翎小说中呈现出驳杂难辨的复杂性。这种“悖时性”与“趋时性”的矛盾和分裂感，构成了解读路翎最为鲜明却又最为难解的复杂性。

在路翎创作最为着重的心理刻绘中，这种“悖时”性与“趋时”性的颉颃和混融表现的最为充分。本文从路翎小说心理描绘的特点出发，以管窥豹，来呈现路翎创作与其所处时代的复杂互动，其中有对时代命题的热烈响应、参与和鼓张，也有与主流声部的偏离、误读乃至于某种有意无意的抗拒。今天，我们重新审读路翎创作及其所处的语境，也许会发现作家路翎的创作本身恰恰以一种更为丰富的形态将所谓时代的特质表现得更加清晰，也更加令人深思。下文从路翎小说心理展现的三个特点对这一问题略作展开。

一 “人民”本位的自觉意识

抗战时期，由于过于强调文学的宣传和教育功能，革命文学主潮对“人”的精神存在和心理描写比较忽视。对这样的趋向，路翎在创作中始终保持着警觉，特别在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直接影响下，他后来更是企图在创作实践中予以“矫正”。从某个角度看，他对人的精神价值和心理维度的关注，与“五四”小说对心理的着重似乎保持了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契合。不过，从心理展现的具体表征看，路翎与“五四”作家(如郁达夫、冰心、叶圣陶、庐隐等)在写作立场上却存在明显差异。

以启蒙为内驱力的五四新文学的核心主题即是“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在小说领域，则表现在“‘五四’作家越来越关注小说中的人物心理”[3]26。因为“觉醒”也好，“解放”也好，五四文学所传达的现代性体验首先来自知识分子自身精神世界的剧烈冲击，对“自我”存在的审视和反思成为五四文学用以突破传统束缚、承担启蒙重任的前提。正如普实克先生所指出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以及对生活悲剧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反抗的要求，甚至自我毁灭的倾向，就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直至抗日战争爆发的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最突出的特点。”[4]4从五四文学对主观性、个性的集中强调，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社会对“个体”的压抑以及一个正在觉醒的“个体”对传统社会既有秩序的反抗和叛离。作为对这种“被压抑感”的宣泄和抨击，五四文学显示出强烈的“独白”式的、“自我言说”风格。李欧梵指出五四一代“文坛上充满了‘倾诉’性的文学作品”，如日记、书信、情书、自传、传记、游记、随笔等，“这些作品，大都以作者自己为‘主人翁’，自己也就是‘英雄’”，由于“社会的紊乱、生活的不安定，政治上的不满，遂导致各式各样‘自哀自怜’的现象”。[5]368与此相应，“五四”作家对心理的表现大都立足于作家“自我”，或集中于对“自我”内心世界和情绪的宣泄、喟叹，或是从自身的“个性”意识和眼光出发对社会人生的观照与体认；即使触及到底层民生疾苦的作品，也更多呈现了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的“自我”立场。因此，“五四”小说中的心理表现，具有明显的情绪性特征、抒情性特征或者诗性特征。

与五四作家“自我中心”式的心理展现相比，路翎则是以作为“他我”的时代和人民为出发点。首先，他的小说触及到了社会各个角落的底层人物，有一些在现代文学史上还从未被完整表现过(如流浪汉、杂耍艺人、矿工、由破落户子弟沦落而成的游民、染病被弃的士兵等)。虽然他对“人民”形象的塑造方式，与正统革命文学的规范颇有距离，但在主观立场上，路翎始终把底层民众生活、尤其是他们内在的精神生活作为写作的重心。其次，即使是在他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也始终围绕着“知识分子如何走向人民”的时代命题展开。五四作家在写作中所表现的那种充满疏离感的心理上的煎熬、感情上的折磨、内心的焦虑苦闷等，更多地呈现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造像，而路翎笔下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斗争”则始终围绕着是否应该及如何“融入”人民的时代命题，这个过程显得曲折动荡，充满混乱、分裂，扰攘不息，并不都以一个前景光明的结局告终。这在其代表作《财主底儿女们》中表现的应该是最为充分的，蒋纯祖在剧团、旷野和乡场上的扰攘不息的灵魂“试炼”，始终回响着“小我”与“大我”、“自我”和“人民”的碰撞与交鸣。事实上，从最初的创作开始，“人民性”的追求已经成为路翎的明确立场。在接受胡风意见后重写以教会医院的女学生为主人公的《章华云》〔发表时更名为《青春的祝福》(1945)〕时，他提到“感情和思想差不多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才觉得对人民形象追求的重要”[6]43。至于写作《饥饿的郭素娥》(1943)的动机，他明确表示是为了寻求“人民底原始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 必须注意，这里的“个性解放”是以“人民”为本位，只有在“人民”的前提下，“五四”文学的主题——“个性解放”才是“积极”的。可以这样说，“人民性”构成了他写作的前提。

路翎在心理展现上的人民本位意识，显然受到了外国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的直接影响。他说“我从事写作，观察周围的社会和人生，苏联文学是给了我借鉴、鼓舞的”，“苏联文学的观点、感情内容，也帮助我形成了我的美学观念”。[7]254苏联文学对他的影响，其中一个方面就体现在对“人民性”的追求上。苏联文学发展中，对“人民性”的呼唤和表现始终是理论和创作实践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人总结别林斯基后期“人民性”的观点：“文学中的人民性的根本标志就在于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揭露一切束缚、压制人民创造力的腐朽、丑恶的东西，揭示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才智、美好情操和理想，表现人民解放的思想感情，塑造出各种鲜明、丰富的人民性格典型。”[8]102从别林斯基开始，“人民本位”的文学观开始确立。之后，杜勃罗留波夫在分析普希金作品中软弱的“人民性”时，进一步强调作家“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水平，丢弃等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9]184，而文学的根本使命则在于“表现人民的生活，人们的愿望。文学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吐露或者表现在人民中间有一种美丽的东西”[9]187-188。杜氏在这里强调的已经不单纯是抽象的“人民性”观念，而是要求作家以“同情”和“体验”，在精神上与“人民”达到合一之境。这种对“人民性”的推重，经后来的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及高尔基的承传，成为苏联文学一以贯之的主线。

路翎自己曾明确表示，“我受高尔基与法捷耶夫等的影响而较多描写下层人民”[7]244。他生活中相当长的时间“都住在重庆附近的乡下，煤矿区里和市镇、码头上”，曾实地“走访矿井和矿工们”[10]，和底层人民有着密切的接触；他的许多小说题材，直接来自他所接触的生活(如《卸煤台下》《郭素娥》《黑色子孙之一》等等)，以至于有文学史家误认为路翎“学生出身，当过矿工”[11]121。“五四”小说、“普罗”小说中由于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有意凸显，兼之以他们大多还局限于城市生活的文化领域，与底层民众还有相当隔阂，因而他们笔下的“工农”形象往往流于单薄，显得较为符号化。路翎小说所囊括的底层人物则遍及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走向人民”的路翎虽为文人，但其生活经历与境遇与民众几无二致。而在主观意念上，“人民”的主题既已成为时代的紧迫诉求，成为革命文学的核心指向，“人民”意识其实也成了同样作为革命作家路翎自身的内在信仰。路翎曾经明确提出“和人民结合，是新文艺运动的唯一的生命和基本的内容。没有了和人民结合起点，新文艺根本就不会产生”[7]91。

很显然，他把“人民性”理解为新文艺的本质内涵，也以此作为创作的终极追求。可以说，在“人民性”这一点上，路翎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五四小说“自我中心”式的视角以及“个人化”的侧重，构成显著的差异。而同时与革命文学主潮趋向于以“光明”的基调“描写了群众如何在斗争中获得改造的艰苦的过程”[12]74不同，路翎小说所呈现的“人民”形象既保持了底层人物的意识、心理的原始状貌，又增加了以高强度的心理容量所铺展出的人物精神世界无休止的冲突和跌宕。而表现人物承受内心的极端痛苦的心理状态，使得路翎笔下的“人民”形象每每呈现出阴郁、压抑的紧张感。

二 情绪格调的“战斗性”

20世纪30-40年代，战争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核心内容。自萌蘖之初就带着强烈战斗色彩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再到延安文学最终以明确的政治指向确立了新的文艺路线，可以说，文学的“战斗性”要求在抗战时期越来越成为时代对文学的直接诉求。在这一点上，路翎小说在总体风格上体现了胡风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其心理描写也带着具有强烈“战斗性”的情绪色彩——虽然这种“战斗性”越来越受到来自革命文学权威话语的强烈质疑，但却表达了路翎(包括胡风)对时代召唤的直接呼应——从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基本观念、价值取向还是文学立场上，路翎都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也即明确的“趋时性”的一面。

所以，路翎小说心理展现的情绪格调与“五四”小说大不相同。“五四”时期许多小说对精神或心理的表现，有较为强烈的情绪化、抒情化、感觉化和个人化色彩(如《狂人日记》或郁达夫自叙体小说)，其情绪的格调是低迷的、哀伤的、苦闷的，颇有顾影自怜的意味，体现出较强烈的现代式的“文人”气质。以郁达夫的小说为例，他的小说与传统的情节模式迥异，力求贴近心理现实，社会化的生活内容不是依照客观逻辑展开，而是随着情绪的波动起伏缓缓溢流。人物、情节和环境所承载的主要是一些心灵体验、一种情绪状态、一段精神历程或者欲念、感觉的复合体。虽然小说还保持着大致完整的人物和情节框架，但是小说的结构却显得散漫随意，其浓重的情绪含量大大淡化了情节的分量，氤氲于文本的情绪流则大大强化了小说的抒情氛围和浪漫色彩，最终给读者留下一个自怜自哀、敏感多疑而抑郁苦闷的“书生”形象。

路翎小说中，人物的情绪却是高强度的、剧烈的、扭曲的、充满野性的，其基调则是比较紧张、高昂而充满力度的。他的中篇小说《王炳全的道路》叙述了一个善良本分的农夫受人逼迫抛妻别女，经过五年漂泊之后急欲归乡与亲人团聚，却因妻子改嫁仇人而有家难回，最终愀然离去的遭遇。小说主人公的遭遇及人物间的尖锐冲突，本来极富“故事性”，但路翎却有意淡化了“故事性”的因素，转而以凸显人物内心挣扎为重心，毫不放松地把人物置于尖锐冲突的心理情境中，逼迫其展开了一幕幕惊险离奇的“内心的戏剧”，不断地刺探和诱导人物的心理冲突和激战，让人物在面临最为尖锐的心灵冲突之时，动态地揭示出人物精神世界的紧张甚至“痉挛”，扩展出了令人物甚至也令读者难以承受的心理容量。这种有意凸显人物心理的高度紧张、冲突的“斗争”状态，在路翎小说中几乎是一贯的，也构成路翎小说极具个性的一个方面。用文学史家的话来说，“他所追求的是粗犷的力之美，沉重的情感分量，簸荡的心理狂潮”[13]184。在立场上路翎则一意弃除“旁观”的态度，不作静观淡漠的“历史事变的记录者”，而是奋力呼唤并践行着“战斗的人生态度”。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都投入全力的“主观热情”，“举起了他的整个的生命向他的人物们读者们在呼唤着”。[14]265-266用路翎自己的话说，则是：“人们走近一件艺术品去，却总是怀着某种斗争的热情的兴奋，希望着一场恶战，希望着提高人生，希望艺术的幸福和人生的勇敢的。”[7]34对他来说，创作就是一场和题材、和人物、和读者的“肉搏”，作者是以自己全部的情感体验、生命的冲击力、强烈的意志力投入其中，这种热力甚至能把人灼伤！

显然，当路翎以颇为“另类”的方式将胡风所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毫无顾忌地应用于创作实践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以几近“疯狂”的笔触呈现出完全迥异于既定模式的各类工人、农民和其他底层人物的内心世界时，他与时代的“共鸣”声音就显得微乎其微了。当文学的规约机制日益趋向严格、强势，路翎的“异端”色彩则空前地被放大了——在那个时代，这种“悖时性”已经暗示着某种意义的对抗以及潜在的威胁意味了。事实上，对于路翎、胡风，这种“悖时性”和“趋时性”、“共时性”是如此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甚至比他们的作品本身更能传达革命文学历史语境的微妙所在。

路翎笔下的许多人物是被生活困境挤压到生存边缘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们拼尽全力艰难求生而不得，绝望中的抗争每每以“原始强力”的超常方式爆发出来。如《卸煤台下》中矿工许小东，因为摔坏家里唯一的铁锅而几乎陷于崩溃，在神志不清的昏狂中尝试偷窃，被压抑到极度的自尊在一刹那之间决堤；《饥饿的郭素娥》中被鸦片鬼丈夫骗卖、又被情人委弃的女子郭素娥，面对着来自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戕害，用整个生命发出了绝望而愤怒的抗击，被捆缚、残害的身体成了她向这个迫害她的世界反击的最后武器；小说中另一个安分、懦弱而隐忍的矿工魏海清，则因郭素娥的死而激起了不可遏抑的愤懑，猛然迸发的“原始强力”促使他以生命为代价为死去的郭素娥复仇雪恨。而在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中，知识者的痛苦、绝望虽与底层民众的“原始强力”表现不同，但其不断逼迫自我灵魂的残酷和极度紧张感，则更像是裹挟着狂飙巨浪一般充满了簸荡和强震。

对路翎来说，文学不是单纯的美学意义上的品鉴、咂摸，或者是余暇时聊以玩味、消遣的方式，在他看来，文学和“战斗”是同义的。和胡风一样，这种“主观战斗精神”在他的理解中正是文学的规定性所在(虽然他作品的复杂性也许超出了其观念本身)。他的作品“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1]63，而他所认可的“理想”作品，则是能够从中“读出这个时代的生活，读出作者这个‘人’的灵魂来”[7]74。在这个意义上，胡风的概括也许是简明而富含深义的：“时代的passion产生了作者底passion和他底人物底passion。”[14]265-266的确，路翎创作的“激情”(passion)，是和他所处的战争的时代相呼应的；而作家“主观战斗精神”或者说作者的“激情”，恰恰是其他几个方面(如人物的、时代的、读者的)“passion”的原动力和内驱力。因此，路翎在心理描写中表现出的“激情”，就不同于“五四”作家主要基于个人立场上自我情思的抒发，而是以“人民”为本位，其情绪紧密跟随着“时代”、“人民”的召唤和节律。“时代”、“人民”、“战斗”这些充满了大时代色彩的语汇与作为胡风理论标志的“主观”、“精神”、“激情”等词语遭遇之时，电光石火之间，路翎为自己留下了鲜明的文学印记，也为我们把握路翎与时代之间的共鸣、变奏划开一道意味深长的切口。

三 个体生命和历史理性的合一

路翎小说独异性的另外一个特点，还在于他在表现人的精神世界时，不仅充溢着跃动的、激情的火焰和情感的热流，而且还包蕴着浓郁的理性色彩。从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的历程看，当现实主义最终作为正统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定于一尊之后，小说中的心理描绘逐渐有了较为明确的理论预设：即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观和阶级理论逻辑(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这一逻辑的规定性则以更为清晰、明确的政策加以贯彻)所塑造的人物才具有(几乎是唯一性的)价值。因此，革命文学的主流创作模式对心理的表现所强调的“典型性”，事实上是指向个体人物所代表的“类”(主要是“人民”)的总体特征。社会历史理性成为革命小说创作的起点，并且也是最后的归宿。在这样的逻辑中，人物的心理发展总是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心理斗争”即使充满曲折也始终依循着强大的社会历史理性的清晰线索。从这一点看，路翎在心理展现方面所表现的理性特质无疑是最为突出的，由此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与时代的强烈“共振”。但另一方面，作为“异端”的路翎创作在表现人物心理时却不拘囿于宏大历史理性的规定，而是极力突入细部，爬梳剔抉，将种种已在理性临界点的纷纭、驳杂而隐秘的原生状个体心理揭开来，与主流革命文学模式显得格格不入——“趋时”与“悖时”，在这一点上同样以繁复的方式纠结在一起。

路翎心理描绘的主要方式是心理剖析，它与通过人物动作、语言等间接方式来表现心理的常规心理描写大不相同。它经由作者对对象意识内容混乱、纠结状态的整理、选择、概括、梳理，将这些看上去似乎不可能理性化的心理内容的内在逻辑呈现出来，几乎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路翎小说中心理剖析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对人物总体性的精神成长、人生观形成或思想发展变迁的剖析，它包含了人物心态(心境)、性格、观念、人生态度等具有“整体性”的心理结构或在较长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精神状态，着重于对人物观念世界的和精神形态发展过程的总体把握。路翎不满足于直线的、静态的描绘，而是以超越性的俯瞰姿态和强大的理性力量，在剖析中抽丝剥茧、剔抉耙梳，并层层深入地进入人物世界的内心深处，人物的复杂心理感受和思想意识就越过表面的混乱、矛盾，而显出内里的逻辑和层次条理。在《财主底儿女们》中，作品不仅展示了蒋少祖这个人物所经历的人生道路，更主要的意图，是要反映中国现代某些知识分子从五四到抗战之后在思想、观念上所经历的具有某种必然性的精神历程。因此，他在精神上、情感上所经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远远不能用外在的个人经历或社会关系来概括。作者尽其所能要把其中潜隐的、复杂的种种观念、意识、思想、感觉等理性化，将其内在的逻辑和线索清理出来。因此他的叙述话语中关联词语的组合、多层复合句式的高密度使用，造成了与时代语体颇不合拍的拖沓、冗赘感，但这也正是路翎小说心理描绘独特的理性特征的标记。

再如另外一篇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路翎则以极其复杂的笔触，呈现了曾是前东家少爷郭子龙和佃户张老二之间纠结缠绕的心理关系。一方面，小说讲述了作为剥削者、有产者的郭子龙的种种恶习和卑劣行为，以及作为被奴役、被剥削者的张老二的善良、勤劳、本分而不乏愚昧、懦弱、一再隐忍的内心，但最后张老二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迷误，并最终杀死了无恶不作的郭子龙。从大的方面看，这与当时革命文学要求表现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并且以无产阶级最终觉醒、胜利为结局的主潮基本一致，表现出对于时代主流的明确呼应。但小说在呈现属于对立阶级的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时，却并非如革命文学主流那样的“敌我分明”：善良、仁厚而驯顺的佃农张老二，在见到浪迹多年而潦倒落魄的前东家少爷时，始终怀着怜惜之情，并将对前东家的感恩之情投注于这个粗野放荡、外强中干的烂军阀。即使郭子龙毫无人性地占有了他相好的寡妇何秀英，在极度的厌恶、仇恨中他依然无法丢弃已经失去生活能力的郭子龙，并以自己不能不尽到下人的本分来开解自己。小说对被压迫者张老二的觉醒过程的描写，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而路翎同样惯于以层次繁多的条分缕析，尽可能呈现人物在矛盾、冲突乃至于剧烈撕扯的内心交战中的枝枝蔓蔓。对读者而言，则必须以极大的毅力追踪着作者的思路和笔致，如若稍有懈怠，则可能在拥挤错杂的理性语词的“能指群”里迷失了方向。所以，与当时的主流革命小说对“觉醒”过程的简单化处理相比，路翎小说显然是太过于“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了。

以心理剖析作为展现人物心理的主要方式，这是与路翎的文学立场紧密相关的：“文学是以它所描写的人物，它的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展开，它的艺术力量发生着作用的。理解社会的各样的人们的心理和内心世界，也就是增多了解人们的社会的各联系与各因素。”[15]很显然，路翎首先是从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展开”来理解文学特质的；但是，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展开”，却最终是为了增加人们对社会“各联系与各因素”的了解为鹄的。路翎还曾表示自己“工作的立场”是“做一些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检查”[10]。由此可见，对路翎而言，文学的认识作用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其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地方，恰在于必须经由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展开方能抵达。

总之，正是这两个维度——一方面以对人的“内在世界”的关注为起点，另一方面则以对社会整体性的体察和展现为目标——成为路翎选择心理剖析作为展开人物“内心世界”最适切的方式。通过对具体人物心理的剖析、意识的追踪和心灵历程变迁的呈现，路翎的确实现了文学“反映一代心理动向”的主张。同时，“主观战斗精神”也内在地包含了对创作主体强大思想力的要求，“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就同时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16]187：这个批判过程的实现，正是借助于主体强大的理性认识作用。主体对于对象深刻的认识和批判立场，才使得他的“搏斗”、“自我扩张”、“拥入”，能够站在更高的高度上去把握住对象，揭示出几千年来积压在民众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

因此，胡风在强调路翎《儿女们》的重要性时，特别指出“热情”、“感受力”和“思想力量”三者构成了“浑然一体的、向着人生搏斗的精神力”，其中“思想力量”的特别意义在于“开始是尽着引导的作用，中间是尽着生发、坚持的作用，同时也受着被丰富被纠正的作用，最后就收获了新的思想内容底果实”[14]265-266。胡风同时用反问的方式强调了《儿女们》的成功：“如果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和热情不是被一种深邃的思想力量或坚强的思想要求所武装，作者又怎样能够把这些创造完成呢？又怎样能够在创造过程中间承受得起？”从根本上说，路翎正是要通过“把无意识的或杂乱的情感提高为自觉的理性的作品”[1]86-87，来达到时代的历史要求、对社会历史复杂性的深刻把握和展示。并且，对这种复杂性的把握，他极力要沉入到精神的层面去追根溯源——即达到胡风所说的“牵起葫芦根也动”的深透和力度，把历史传统与现实要求、个人意志与社会总体方向、物质奴役和精神奴役之间互相牵制勾连、相互纠结错综的复杂状态清晰地呈现出来。

很显然，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旗帜，路翎以自己的方式将对历史理性、社会理性的理解贯彻到充满了动荡、分裂乃至于“痉挛”的个体人物的心理表现之时，其实已经溢出了革命文学主流模式的政策和规约，必然遭致越来越严厉的打压。但客观地说，在这种“悖时性”的对个体心理的异质化表现后面，路翎的创作在理念的预设和文学价值取向上面，始终是以社会历史理性的认同、探究、表现作为宗旨的。“悖时性”和“趋时性”的勾连牵扯，在路翎的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了色调丰富的参差交错的质感。

不难看到，路翎在心理展现方面的探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承受了巨大的代价，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在革命文学叙事的既定模式中，路翎对心理展现的偏执和“疯狂”程度，成了他作为“异端”分子的徽标，强烈放大了他与时代相龃龉、相牴啎的“悖时性”的一面。但事实上，跳出既定的革命文学一统化的叙事模式，可以看到路翎与革命文学主潮无论是在原则性的观念上，还是在价值标准，乃至于具体的创作风格和最终旨趣上，无疑以更为多元、更难以一语概之的复杂性紧密呼应，参与到时代的召唤和节律之中。但面对指令性越来越强化的一元化文艺政策和越来越单一化的文艺生产传播机制，年轻的作家路翎这一极具个性和勇气的探索所遭遇的困境及其最后的悲剧性结局，也许正暗示了历史理性的某种必然逻辑——这也是在20世纪文学史的视野中观照“革命文学”这一课题时不免令人感到沉重和唏嘘的。

当然，作为“探索者”，特别是在涉足文坛时他还缺乏充分的文学准备，路翎在心理描写上的不足在所难免。虽然大量的剖析充分显示了其捕捉人物心理的超常敏锐和谨严，但也往往造成“理性过剩”的缺憾，特别是忽视了常规的以动作和语言等方式展示人物心理的优长，很难达到(如鲁迅那样)含蓄、凝练的艺术效果，不免会造成文本滞重、拥塞的沉闷感，读者的审美愉悦也会受到影响。此外，不区分人物身份、个性而用较为单一的方式来表现心理，也会显得过于单调，有时甚至会影响到“真实性”的效果，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值得注意的欠缺。但是瑕不掩玉，在心理探索上，路翎的成就应当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财富，使我们能以更富有历史感的深度切入对革命文学以及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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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杨 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4] 胡 风.青春的诗——路翎著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序[M]∥胡风全集：第二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5] 路翎.燃烧的荒地：新版自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

[16] 胡 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M]∥胡风全集：第三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程彩霞 陈 雷】

“PacingwiththeTimes”and“DeviatingfromtheTimes”：OntheCharacteristicsoftheTimesofLuling’sNovelsfromItsPsychologicalDescription

XIE Hui-y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Jimei Univ.,Xiamen,361021，China)

For extremely obsession with the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and spiritual exploration in a very special historical context, Luling’s novels was deemed as the “heterodoxy”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looked like so obviously deviating from the times.Nonetheless,either on the principled ideals and values or writing style and purport,he always remained the same with the main trend of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Though the contradictions and separ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pacing with the times and deviating from the times, may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times was presented more adequately and complicatedly in Luling’s novels.

Luling’s novels；revolutionary literature；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2013-11-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1095)

谢慧英(1975-)，女，新疆玛纳斯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2

A

1006-1398(2014)03-014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