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与历史教育

王敏

吕祖谦与历史教育

王敏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同时他一生也致力于教育事业，尤其是历史教育，形成了其独特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历史学习方法，对后来历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就吕祖谦的历史教育做简要论述。

吕祖谦 历史教育 蓄德致用 吕学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浙江婺州（今金华）人，出身于一个重视读书治学的名门望族，其伯祖吕本中被称为大东莱先生，吕祖谦被称为小东莱先生。吕祖谦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与朱熹、张栻合称为“东南三贤”，同时他也长期致力于教育事业，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两宋时期，儒学向理学靠拢，史学日益儒学化，先经后史诗当时学界的主流思想，而吕祖谦则独树一帜主张经史并重，这一主张影响了他的教育理念，尤其是历史教育，下面就吕祖谦在历史教育方面的有关实践活动及其思想做简要阐述。

一

两宋时期是理学的繁荣时期，同时也是教育的兴盛时期，特别是书院教育。著名的理学大家如程颐、程颢、朱熹、吕祖谦等人在当时不仅研究哲学义理等思想，而且也都长期从事教育，开办书院，将理学发扬光大。然而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不同的分支，如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朱熹的闽学以及吕祖谦的吕学，虽总称为理学，但其思想又各有差异。

吕祖谦是吕学的创始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先后担任过不同的官职，但实际上在任时间不长，多半时间用于从事教育工作，推动了吕学的发展。在为其父母守丧期间，于武艺明招山侧讲学，“四方学者争趋之”，晚年在其弟吕祖俭等人的协助下创建丽泽书院，影响很大。吕祖谦在长期的书院教育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在历史教育方面形成自己的特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历史教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吕祖谦非常重视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的学习和总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贯穿于其思想，“前言往行”即历史，通过学习前人的历史经验来发现和避免问题。同时，这也将经史提到了同样的高度，在鼓励学生读书时说道“所当朝夕从事者：程氏《易传》、范氏《唐鉴》、与夫谢氏《论语》、胡氏《春秋》之类”[1]，在吕祖谦所推崇的案头之书当中，史学著作占了很大的比重，朱熹曾指责吕祖谦道：“于史则分外自习，于经却不甚理会”，“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2]，这虽然是朱熹对吕祖谦的批评，但是这也从反面反映了吕祖谦对史学的重视。在实际教学中，吕祖谦不把《论语》作为学子首要读的经书，相反，强调的是《尚书》《左传》《史记》《通鉴》等“前言往行”类书籍，甚至还发出“盖生天地间，岂可不知天地间事乎”[3]的感慨。

其二，吕祖谦强调把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虽“以性命之学起”，但是认为修身养性是为了把握经世致用的根本，最终在治国安邦的实际中体现知识学问的价值。受南宋内忧外患的影响，在历史研究中，他更多地关注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政治体制，“以此知学者当考究本末，诵其诗，读其书，然后可以为政”。他曾在劝诫皇帝时说道：“国朝治体，有远过前代者，有视前代为未备者。夫以宽大忠厚建其规模，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此谓远过前代者也。故于俶扰艰危之后，驻跸东南踰五十载，无纤毫之虑，则根本之深可知矣……臣谓今日治体，视前代未备者，固当激厉而振起；远过前代者，尤当爱护而扶持”[4]。吕祖谦著有《历代制度详说》来比较古今制度异同，联系今天的实际，看古代的制度，朱熹曾说过：“其学合陈君举、陈同甫二人之学问而一之。永嘉之学，理会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举为有所长，若正则则涣无统纪，同甫则谈古论今，说王说霸，伯恭则兼君举、同甫之所长”[5]，无论是永嘉之学的制度还是谈论古今、说王说霸，吕祖谦合二者之长，都是注重实用，联系实际，为当代所用。

其三，吕祖谦重视对历史教材的编写。吕祖谦一生著作颇丰，主要包括两大类：史学类和对《周易》的研究，其中史学著作占了大部分，包括《大事记》、左氏三书（《左氏传说》《左氏续传说》《左氏东莱博议》）《通鉴详节》等著作，在《大事记解题》中他阐述写作意图：“《解题》盏为史学者设，所载皆职分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至于畜德致用浅深大小，则存乎其人焉。次辑之际，有所感发或并录之，此特一时意之所及者，览者不可以是为断也。”[6]吕祖谦所著的一系列历史撰述不仅丰富了史学著作，为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历史学习者学习和研究历史提供了方法和范本。除此之外还有《吕氏家塾读诗记》《古周易》《古易传义音训》《书说》《少仪外传》《系辞精义》《古文关键》《东莱文集》《丽泽讲义》等等。

其四，吕祖谦重视对史料的搜集和对史实的辨别。在吕祖谦的著作中，对古书的考释和校雠比较多，如左氏三书即是对《左传》的注解和考释，《唐鉴音注》是对范祖禹所著的《唐鉴》作注，这除“训释音义外，文中多注释史事、典章，考辨异同”[7]，此外还曾参加《皇朝文鉴》的编纂和校正，在版本校雠和文献考订做出很大贡献。吕祖谦十分重视对史实的考订，他在《左传传说》中写道：“殊不知阳虎是后来事。陪臣专政之兆，乃在数十年之前，已有北宫宰矣。盖北宫宰之事隐，阳虎之事显，所以学者多舍北宫宰，而惟阳虎之是责，都不曾仔细研究。大抵学者考书，当如此考”[8]，由此可以看出，吕祖谦在进行史学研究时分外仔细，不仅注重“显”性的历史事件，而且也强调被隐藏的部分。他所写的《大事记》“编年系月以记《春秋》后事，复采左氏《传》、历代史、《皇极经世书》《通鉴》《稽古录》而广之”[9]。吕祖谦的《大事记》以基本史料为蓝本，又参考多种历史文献以求准确的记录史事，这不只是对历史文献的搜罗总括，更多是对历史真实的再现，体现其尊重历史的史学精神。

二

吕祖谦一生才华横溢，然而，天妒英才，壮年而逝，享年45岁，然而在其有限的生命中，通过对儒学经典的研究和自身的实践经历形成了“不见涯涘”的吕学一派，并将它融入到实际教育中。从上述吕祖谦的历史教育特点中可以看出他重视史学的实用性，由此吕祖谦在长期的历史教育中也表现出了“畜德致用”的态度和系统的历史学习方法。

1.“畜德致用”的历史教育态度。

吕祖谦治学要求“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后德可畜，不善畜，盖有玩物丧志者”[10]，这不仅是强调“前言往行”，从历史中借鉴经验，而且要求“畜德”“致用”。

“观史先自观《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详解。国朝典故，亦先考治体本末，及前辈出处大致。于《大畜》之所谓畜德，明道之所谓丧志，毫厘之间，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择善未精，非特自误，亦复误人。”[11]这与吕祖谦在治史中首先要“择善”的观点是一致的，观其统体，考其本末，择善畜德，在《与朱元晦书》中道：“伯恭真不易得，向来聚徒颇众，今岁已谢遣。然渠犹谓前日欲因而引之为善道。”[12]吕祖谦不仅要求学生个人的“畜德”，他还提倡学界的醇笃之风，“五帝三名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醇笃之风，本于前言往行。今之学者所以浇薄，皆缘先生长者之说不闻。若能以此意反覆思之，则古人之气味犹可续也”[13]，在教学中吕祖谦反复强调“畜德”“善道”，都是其教学的态度，这与现今教育中的“先成人，后成才”的观点如出一辙。

吕祖谦很看重德行，但仅仅只有德行是不够的，“学者自应本末并举。若有体而无用，则所谓体者，必参差卤莽无疑。然特地拈出，却似有不足则夸之病，如欧阳永叔喜谈政事之比”[14]。“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15]是其教育方针，他曾提出“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邪？”[16]这与事功学派的观点相近，主张学有所用，“致用”的观点被吕祖谦多次强调，“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于闾巷人无异。或有一听老城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膺，岂老成人之言过于六经哉？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17]，“教国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纲举目张，然又须教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古之公卿，皆自幼时便教之，以为异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国政之是者，则教之以为法；或失，则教之以为戒”[18]。这都是在在强调学要有所用，吕祖谦的历史研究除论说天理纲常为社会历史的根本外，突出表现在“致用”上[19]。在此“畜德致用”的历史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吕祖谦也总结了学习历史的方法：

其一，观史者须深入历史本身，如临其境。“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知一事，何取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火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进，知识亦可高，方位有益”[20]，“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败如何”，“东坡谓武王杀父封子，使武庚非人也则可，谓武庚当叛，是以世俗之心度古人。岂知禹立于舜之朝，不为不孝”，历史要放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中，这是吕祖谦所提出的观史方法，身在其中，料其后事，学会思考。

其二，读史要注意史书的次序，详略得当。“观史先自观《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详解”，“史当自《左传》至《五代史》依次读，则上下首尾洞然明白”[21]，从历史发展的顺序读史、考史，使历史的源流有完整的脉络。在强调读史先后的同时还要详略得当，“学者观史各有详略，如《左传》《史记》《前汉》三书，皆当精熟细看，反复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22]，单凭一人之力不可能对任何书都详读，这就要精选精读，做到详略得当。

其三，研究历史不能局限于某一区域、某一民族，要将其综合来看。“盖夷狄之强弱，常由中夏之盛衰。中国，元气也；夷狄，邪气也。元气全在，邪气不能入。……盖君子之与小人，夷狄之于中国，其相为消长，理之常耳”[23]，吕祖谦把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虽带有狭隘的民族观，但是这种不同民族盛衰消长的观点拓宽了历史研究的眼界。除了将不同区域、民族的历史联系，吕祖谦还把历史分为不同的“节”，以“节”为单位，将历史分为不同的阶段，在《左传》中，“须分三节看，五霸未兴以前是一节，五霸迭兴之际是一节，五霸既衰之后是一节”[24]，从不同的阶段显示出事物发生、兴盛、衰亡的过程。

其四，吕祖谦还提出了要“立志”“存长久心”“一鼓作气”等治学的精神。“学者志不立，一经患难，愈见消沮。所以先要立志”，“虽是勤，毕竟把来日做事的心被他动了。人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25]。“大抵目前学者用功甫及旬月，未见涯涘，则已逡巡退却不复自信，久大德业何自而成。”[26]“为学须是一鼓作气，间断便非学，所谓再而衰也。”[27]此外，吕祖谦多次强调治学要少说多做，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古人为学，十分之中，九分是动容周旋、洒扫应对，一分在诵说”，“学者若才轻易发言语，便是不曾做功夫”[28]，治学不是有了方法就可成就学问的，关键还是在于学者自身。吕祖谦从学者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治学的建议，无论是治史还是研究其他学问，无论是对古代还是对现今，它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

吕祖谦的治学思想和历史教育影响深远。就当时而言，“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治，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29]吕祖谦的学术思想使其独成一家，取各家之长，“吕祖谦有朱学、陆学之长，又有龙川事功之学和止斋、水心经制之学的重事功、重经制”[30]，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包罗万象，他在晚年创办的丽泽书院，学者彬彬，极一时之盛，“明招学者，自吕成公下世，忠公继之，由是传递不替，其与岳麓之泽，并称克世、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而明招学者，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31]

至清朝的浙东学派，追溯其渊源关系当上推至吕祖谦，“吕氏和会朱陆，不名一师，治史讲畜德致用，又有中原文献家学传统，讲性命究于史。因此，我们有理由论定浙东史学是始于吕祖谦”[32]。到明元清时期如王应麟、胡三省、黄宗羲、章学诚等发展了吕祖谦的实学，形成突出的史学流派。

吕祖谦的历史教育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明清时期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于当今，他的历史教育理念仍然适应，“畜德致用”，讲求“实学”，与现今提倡的“实风”依然接轨，而其中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和态度也正是现在学者需要加强和重视的，对现在的历史教育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东莱文集·别集(卷10).答聂与言.

[2]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22).北京:中华书局,1986.

[3][10][18]吕祖谦.吕祖谦全集.丽泽讲义.北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4][11][12][13][14][25][28]全祖望.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

[5][6]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1).

[7]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合肥:黄山书社,1992. 205.

[8]吕祖谦.吕祖谦全集.左氏传说(卷14).齐豹北宫喜褚师圃作乱公遂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9]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卷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5]吕祖谦.东莱文集(卷2).太学策问.

[16][17]吕祖谦.东莱文集(卷20).杂说.

[19][30][32]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合肥:黄山书社,1992.202,198,231.

[20]吕祖谦.东莱文集(卷19).史说.

[21]吕祖谦.东莱文集·外集(卷六).杂说.

[22]吕祖谦.吕祖谦全集.左氏续传说纲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23]吕祖谦.吕祖谦全集.左氏传说(卷1).楚武侵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24]吕祖谦.吕祖谦全集.左氏传说(卷2).齐小白入于齐.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26][27]吕祖谦.东莱文集(卷1).

[29]全祖望.宋元学案(卷36).玉山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

王 敏 阜阳师范学院

（责编 畅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