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的两个版本

宫 立

《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的两个版本

宫 立

笔者最近买到一本1982年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正好这一辑中收有曹禺先生的一篇访谈录《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文末注明“访问记录，业经本人审阅”［1］。《曹禺全集》也收有同名文章，注明原载“《天津日报》1982年3月14日”［2］。笔者对照这两个版本，发现《天津日报》版有删节，所以笔者将《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全版照录如下，其中被删节的地方楷体字标示出来：

二十年代初，我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那时张彭春先生负责校务，喻传鉴先生是教务主任。张彭春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研究教育和戏剧，对戏剧很有兴趣。南开中学每到校庆和欢送毕业同学时，都要演戏庆祝，成为一种传统。演“新剧”起源于张伯苓先生。他早在一九O九年（宣统元年）时就提倡新剧，目的在于练习演讲，改良社会。南开新剧第一次公演的剧目是张伯苓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用非所学》。

我大约在十五岁时就加入了南开新剧团，演过很多戏，几乎都是张彭春导演。师生合作，参加者有伉乃如、吕仰平、陆善忱等。我也演过陈大悲的戏，如《爱国贼》。

当时的风气，男女不能同台。我在中学时多半扮演女角色。我演的头一个女主角戏是易卜生写的《国民公敌》。我们排演认真，费时两三个月之久。这个戏写的是正直的医生斯多克芒发现疗养区矿泉中含有传染病菌，他不顾浴场主的威迫利诱，坚持要改建泉水浴场，因而触犯了浴场主和政府官吏的利益。他们便和舆论界勾结起来，宣布斯多克芒为“国民公敌”。那时正是褚玉璞当直隶督办，正当我们准备上演时，一天晚上张伯苓得到通知说：“此戏禁演。”原来这位直隶督办自认是“国民公敌”，认为我们在攻击他，下令禁演。等他倒台后，此戏才得以演出，很受欢迎。

一九二八年十月公演了易卜生的名剧《娜拉》，由我扮演娜拉，张平群演娜拉的丈夫海尔茂律师。我们一面上学，一面排演，每次演出都很用心，很努力。当时《娜拉》的演出在天津是件很大的事，尤其在教育界引起很大的注意。演出后报纸上纷纷刊载评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我演《新村正》，这是南开新剧团自己写的剧本，故事情节我忘了，记得我还改写过一遍，那时我已上高中，不是男扮女角，而是男女合演了，同台演戏的有伉乃如。华午晴先生搞的舞台布景。

南开新剧团经常介绍外国戏，有的加以改编，成为中国可能发生的故事，人物也都中国化了，但主题思想不加更改。这样做，是为了适合我们的舞台条件和观众的接受能力。如我改编过十七世纪法国伟大喜剧家莫里哀的《吝啬鬼》（即《悭吝人》）。戏名改为《财狂》，由我扮演主角，并请曾在外国学过建筑学、“新月派”文艺团体的林徽音先生负责舞台设计，那是很讲究的，布景是写实主义的，在业余剧团中算是很好的了。改编本把原来五幕缩为三幕，把原剧的主人阿尔巴贡改为韩伯康，艾利丝改为韩绮丽。《财狂》在南开瑞庭礼堂公演，轰动了华北文艺界，天津《大公报》还出了纪念特刊。我们演《财狂》时，郑振铎、巴金、靳以都由北平来看戏。此外我还导演过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原名《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英国人高尔斯华绥的戏《斗争》，是写工人罢工的戏，改编后改名《争强》。这出戏写劳资斗争，最后双方都妥协了。我演资方的董事长，张平群演工人代表。那时我思想落后，高尔斯华绥这个戏是宣扬劳资合作，号召妥协的。

南开新剧团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原想学医，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没考上，后来考入南开大学学政治，但是学不进去。在南大和以后在清华大学时，我得到图书馆的许可，可以进入书库，在那里浏览较广，从有关先秦哲学的简单著述，到浅近的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更多的是读中外文学和戏剧书籍。由于南开和清华大学的环境，我得到一些知识。南开新剧团的活动，启发了我对戏剧的兴趣，慢慢离开学科学的打算，终于走上从事戏剧的道路。

我很留恋青年时代在天津的这段生活。我从十五岁至今天（七十二岁），一直从事戏剧工作。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应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戏剧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同于小说或电影。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就是舞台实践。因此，如何写戏，光看剧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写不成，主要在写作时知道在舞台上应如何举手投足。当时剧作家不都是走我这样的道路。张彭春去美国时，给我留下一套英文的易卜生全集，对我影响很大，大部分我都读了，有的太深，不大懂，没读。那时我太年轻，还在中学，英文也不好。易卜生是“近代戏剧之父，近代戏（也许除去现代各种流派的外国戏）无不受易卜生的影响。他不仅是写实主义的，同时也是象征主义的。他的哲学思想和写戏方法，影响极远。他是一位戏剧大师。

体验生活是近来才有的词，我写《日出》、《雷雨》当然也得体验生活。这两个戏的故事情节都是我天天听得见、看得到的亲戚、朋友、社会上的事。有人说《雷雨》的故事是影射周学熙家，那是无稽之谈。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事件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住在英租界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写鲁贵的家，取材于老龙头车站（东车站），一道铁道栅栏门以外的地方，过去那个地方很脏。《雷雨》的剧本最后是在清华写完的。

《日出》一剧，事情完全在天津，当然和上海也有关系，如写交际花一类的事。地点也可以说基本是在天津惠中饭店，另外是南市三不管一带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妓院。翠喜、小东西是确有其人的。妓女们的心肠都很好，都有一肚子苦水。我不敢独自到那些地方去。当时的天津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动刀杀人，无奇不有。我是由朋友带去的，读书人跑到那里去，很不容易。我接触了许多黑暗社会的人物，慢慢搞熟了，才摸清里边的事。不过很难。《日出》中砸夯，是天津地道的东西。工人是很苦的，那时盖房子、打地基，没有机器，一块大铁饼，分四个方向系绳，由四个人用力举起，然后砸下，一面劳动，一面唱。节奏感很强，唱起来也满有劲。他们唱的都是一段段故事，也有即兴打趣的内容，有领唱。我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写在《日出》里的夯歌，是我自己编的词。

天津的话剧活动并不只是南开中学一家活跃，很多中学都在演戏，汇文中学，新学书院，还有一个外国的女子学校都在演。黄佐临是新学书院院长，他是很有名的戏剧导演，他的女友丹尼用英文演莎士比亚的《如愿》，由他亲自导演，还请我去看过。

天津的话剧运动在“五四”以前就开始了，周恩来同志就是当年南开编演新剧的积极分子。一九一五年南开学校十一周年时，他参加演出新剧《一元钱》，获得很大成功。我比周恩来小十二岁，在学校时没有见过他的面。后来我听说邓颖超同志也演过戏，我看见过她扮演男角色的照片。那时南开中学男生扮演女角，女中部是女生演男角，男女不能同台。再早的时候，革命党人王钟声，一九○七年在上海组织新剧剧团春阳社，上演《黑奴吁天录》，一九○九年带领剧团北上，曾在日租界下天仙戏院演出《爱国血》、《秋瑾》、《徐锡麟》等爱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反袁世凯的戏。这些戏都是刘木铎编写，由王钟声演出，极受观众欢迎。这是天津最早的话剧运动。后来王钟声被袁世凯的亲信张怀芝杀害。

新剧原是宣扬“文明”的戏，不唱。他们认为京剧内容封建，“不文明”。“文明戏”的内容是革命的，反封建的，“文明戏”是中国的早期话剧，这个名词原无贬意。天津是革命话剧发祥的地方，对戏剧发展很有贡献。当初搞话剧运动资料的同志们不知道北方也贡献不小的力量。周总理曾经一再对我谈，要把天津和北方其它各地的早期戏剧运动写上去。都怪我太忙了，没有做。现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周总理也和戏剧家凤子谈过：“为什么北方这么重要的戏剧活动一点都不谈呢？”

张伯苓主张搞新剧很不容易。那时有人认为搞新剧是下流的，可张伯苓却认为新剧和教育有关。天津造就了很多人材，天津话剧运动的贡献是值得一提的。

《天津日报》之所以有删节，我猜测主要是考虑到报纸的版面容量问题吧。不过对照两个版本，被删节的文字并非可有可无的，比如曹禺演《财狂》时聘请林徽因负责舞台设计，郑振铎、巴金、靳以都由北平来看《财狂》这些“文人事”以及张伯苓、张彭春对南开话剧演出的支持等等，都是第一手的材料。《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是曹禺谈自己创作的一篇重要文献，也是我们研读曹禺与南开的第一手资料。

1996年7月，由田本相、刘军主编的七卷本的《曹禺全集》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初版，全集的出版极大地方便了广大读者（尤其是曹禺研究者）阅读和研究曹禺其人其文。《曹禺全集》的出版说明有这样一段文字，“本全集邀请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刘一军任主编，邀请曹禺先生的夫人李玉茹女士参加编辑……本全集所收作品，均采用初版本或最初发表在报刊上的底本，参照其他版本作一些必要的校订，并作一些必要的注释，最后，经曹禺先生亲自审定。”单从《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这一篇访谈录来看，《曹禺全集》并未完全做到“本全集所收作品均采用初版本或最初发表在报刊上的底本”。

朱正曾说，“我们整理出版前人的著作，应该以哪一个版本为底本呢？有一种意见认识，最好是以作者生前最后校订的那一版作为底本，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它可以视为作者最后的改定稿，反映了作者最后的意见。不过我以为决不可拘泥，尽有初版（或早出的各版）比最后一版（或晚出的各版）更好的。”我想单从《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这篇访谈录就可以证明“尽有初版（或早出的各版）比最后一版（或晚出的各版）更好的”［3］。

自从《曹禺全集》出版以来，曹禺的佚文佚简在不断地被发现、整理和研究，笔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与文化读物编辑室官方微博上注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出版新版的《曹禺全集》的计划，所以希望新版全集的编者能切实注意曹禺作品的版本问题。

注释：

[1]曹禺.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页.

[2]曹禺.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曹禺全集[M].第5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3]朱正.初版本的特别价值[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97页.

责任编辑 原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