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观点

新锐观点

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京华时报》1月15日）

事关院士评审，对相关发明专利，主管部门理应邀请国际同行业专家参与审查的，之所以忽略，还是“不为”。

——院士造假的新闻，由来已久，有举报属实的，有负部分责任的，也有不了了之的。但恐怕都没有最近中科院院士王正敏被举报造假的这出事件典型。这次是学生举报老师。因为亲身参与，知之甚详，其所揭发，也就丰富翔实。从“造”论文到“造”发明专利，然后造假再从学术链传导到产业链，层层推进，高潮迭起。评论员刘志权说，院士“一条龙”造假乃监管不为。（《京华时报》2014年1月3日)

让公众对焦点事件的解读不走偏，不误读，关键在于信息发布者要及时、全面满足公众知情权。

——1月11日，国家安监总局网站发布了青岛“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燃特别重大事故的调查报告全文，事发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事故原因和性质、对事故责任人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等均详列其中。时评人徐立凡如是说。（《京华时报》1月12日）

“公务员不好当”，可以辞职转型。

——近日，《新京报》就“中央禁令对公务员有何影响”，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随机抽取了100位公务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全部受访者都表示中央禁令对其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之前可以收到一些购物卡、烟酒之类的礼品，2013年后却没有收到任何礼品的受访者占到了79%。有93位受访者表示“公务员不好当”，部分人甚至开始考虑离职转型。媒体人袁云才如是说。（《长沙晚报》1月10日）

政协委员开会的目的是履行职责。不管是借电脑、带电脑，还是发电脑，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才是本质。

——1月11日，南京市政协委员每人领到了一部Pad。据介绍，使用平板电脑，将减少纸质文件的发放，实现信息化办公。南京市政协主动算账：2012年度全年会务印刷总费用约53万元，而开发建设电子会务系统全套硬件价格仅为50万元，如使用四年，则可节约印制费用约150万元。时评人叶祝颐说，政协开会是民众关注的焦点，更应该成为社会的示范。（《法制晚报》1月13日）

医疗腐败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体制性问题，只有解决了体制性问题，才能掐断腐败的根源。

——已持续7个月仍未“结案”的GSK治贿风暴，正在迅速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医药全行业的整风运动。监察部门表示医药领域的行风整顿要持续三年，而治理风暴也正在从外资药企拓展至内资企业。记者王蔚佳在报道中如是表述。（《第一财经日报》1月14日）

没有严厉的监督，再无油水的岗位也可能高危；监督到位，高危岗位也没人敢腐败。

——总是头疼钱无处安放的马俊飞，以月均受贿近600万元，每天受贿近20万元的速度，创造了令人咋舌的贪腐“传奇”。让他创造这一奇迹的，是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这个看起来并不显要的职位。2013年年底，马俊飞案一审落槌，马俊飞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缓，呼铁局腐败窝案也即将在2014年进入审判季。专栏作者王石川如是说。（《新闻专栏》1月13日）

“临时工”是劳动者群体最为弱势的一类，他们同样受法律保护，也同样享有完整的法律权利。若是法治不彰，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临时工”。

——央视近日起推出系列报道集中关注“临时工”。这是一个在法律上并不规范，但又鲜活在我们身边的庞大群体。出现在央视镜头里的第一组临时工，就是正备受续约风波困扰的广州铁路集团几百名劳务派遣工。时评人王云帆发问，广铁裁员何以只裁“临时工”？（《京华时报》1月10日）

不能仅仅依靠“八项规定”来“包治”公款吃喝，而是要打“持久战”“组合拳”，通过制约公权力，让官员们没有机会大吃大喝。

——针对“副市长端盘子找座”问题发表评论称，“副市长食堂找座”能否成为一种常态还有待于观察。“八项规定”出台才一年多时间，这一规定今后能否维持执行力度，在某些地方会不会“虎头蛇尾”，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媒体人冯海宁这样评论。（《北京青年报》1月12日）

中医学认为，急则治标、缓则治本，这与治理官场的道理是相通的，从这个角度看，反“四风”重在急治标，势必还需要缓治本之策。

——“官员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是2013年中国官场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职伊始就出台了“八项规定”，随后如连珠炮一般出台了若干项规定。学者黄相怀在《新京报》上撰写评论称，如此强力的高压还难以禁绝此类现象，民众不免担心反弹的问题，更不愿看到反“四风”刮成一阵风。（《新京报》1月11日）

中国公务员薪酬问题，必须放在权力监督、社会公平等大前提下，进行改革。

——新京报评论员，资深编辑于平在谈到国外公务员高退休金的问题上，提出中国公务员薪酬改革不能一味参照国外，由此提出上述观点。并且他还谈到国外公务员高退休金的背后，还有一系列“国际惯例”，如行政成本控制比较好、公务员队伍有淘汰机制、权力约束非常严格等。因此，对于国外公务员的高退休金，不能片面地看待。（《新京报》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