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从“雄起的制度”转向“好制度”

文__林永芳

期待从“雄起的制度”转向“好制度”

文__林永芳

有人说，在刚过去的2013年，“反腐形势极好，成果相当显著，官场风气大变”。之所以有此显效，得益于“八项规定”等一系列重拳的相继出击。而中央巡视组密集进驻各地“打老虎拍苍蝇”，便是“组合拳”之一。

可假如新一届领导集体没有将巡视制度作为打造制度反腐“铁笼”的一根钢筋，2013年还能成为巡视制度建立以来“巡视密度最大”的一年吗？

高层的决心不难管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两次听取巡视工作汇报，习近平两次发表相关讲话并多次作出指示；王岐山先后6次主持召开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巡视工作的意见》下发，《中央巡视工作2013～2017年规划》出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中央巡视组更是带着最高层意志，重点巡视省部级高官……特别是提出“重大问题未发现即失职、未汇报即渎职”，给为官者戴上了紧箍咒。稍有政治常识便不难感知，此形势下，巡视制度怎么可能不雄起？而“雄起的制度”和“好制度”之间，是否可以画上等号了呢？

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曾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此前，他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此衡量，一项只有巨人才能激活的制度，显然还不能称之为邓小平论述中的“好制度”。

就在2011年，《南方周末》记者记述了当年4月中央巡视组初到上海时的“盛况”：因反映问题的人数众多，有群众从上午9点开始排队，晚上8点才领取了登记表。更有甚者，拖着棉被、床垫排队等候。中央巡视组不得不从北京增调了人力。尽管巡视组在铁门旁设了联系信箱供人们投放材料，可民众还是更愿意排队等候“与中央见上一面”；尽管中央巡视组明确表示只转交材料、不解决问题，一位群众获接待后还是不时擦拭着泪水：“中央能给我见上几分钟，我已经很感激了。”直到中央巡视组入沪后第16天，在实行号牌预约的方式之后，接待处所在的党校门前才不再“盘踞”着密密匝匝的人群。

透过2011年密密匝匝等候巡视组接见的群众，可以想象“面见中央”何等不易；而透过2013年兴致勃勃热议中央巡视组成绩单的媒体和网友，折射的则是动真格“打老虎拍苍蝇”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二者共同刻画出了部分国人灵魂深处的“钦差情结”——信“访”不信“法”。在君主专制时代，百姓就盼着能遇上某个怀揣尚方宝剑代天子出巡的“包青天”，“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帮自己“了难”。在当下，也有一些百姓盼着巡视组的到来能解己之难。诚然，这是无奈之举——法律若能抵达正义，正常程序若能收到常效，又何须乞灵于可遇不可求的“钦差”（当然，将巡视组比作“钦差”也许并不妥当）？归根结底，反腐惩贪制度还是得达到“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程度，才有可能收到长效。

当然，罗马不可能一夜建成。在权力监管漏洞多多、“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着”的状态下，自上而下的巡视制度有其现实意义。但若要避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不妨采纳一些学者的建议，给这项制度打上一个小小补丁：建立巡视报告公开制度。巡视组不能一巡了之，须在每次巡视任务结束后向社会公众公布相关巡视结果和处理情况；同时，被巡视单位必须限时向社会公众汇报整改情况。相当于巡视组向全国民众述职，把最终监督权交给十三亿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