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经济增长与区域分布差异
——对江苏、浙江分布差异的观察

金银亮

（南京师范大学 泰州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FDI、经济增长与区域分布差异
——对江苏、浙江分布差异的观察

金银亮

（南京师范大学 泰州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分布因素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开放水平、劳动力素质和政策优惠水平相似的条件下，江苏、浙江两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均有较大差异，而利用当前的研究理论却无法解释这种差异。设置国有资本要素并将其引入实证后发现，江苏、浙江两省在FDI存量和流量上的差异是由于二者国有资本存量差异而导致的，即国有资本额度对促进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性。

FDI；区域分布差异； 国有资本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构建开放型经济。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行讲话后，中国的开放型经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这些都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1993年伊始，跨国公司在华进行大规模投资，投资额度迅速增加。发展到现在，中国吸收外资额度、协议利用外资数量仅次于美国，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居第一。截至201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余额达到12 761.08亿元（《中国统计年鉴》，2013），仅2012年增幅就达5.3%。应该说，从1993年开始，中国利用外资进入了快车道。研究者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对FDI与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流入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以及中国的对外贸易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FDI区位分布因素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根据相关文献来看，目前关于FDI区位分布的研究理论有比较优势理论，影响因素涉及市场规模、劳动力素质和成本、地理优势、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发展水平等。Dunning于1993年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认为，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若想更好地吸引FDI，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1-2]，具体的影响因素有自然资源状况、市场空间分布状况、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政策、社会基础设施（如教育）、规模经济以及政府关于经济体制的建设等。波特通过设置国家间距离影响自变量，发现地理差距对FDI的影响是反向的。

对FDI区位分布的研究往往采取实证性的研究方式。一般选取省级（地市级）面板数据，数据区间一般确定在改革开放后，往往是将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或者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进行横向对比，进而研究各种影响因素[3-4]。研究结果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有巨大的市场、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在政府主导下设立的大量经济特区等。特别是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实施的开放性政策，这些因素对FDI均具有正向性的影响。其他研究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只是在影响因素设置上，采用了不同的变量。如徐康宁等[5]通过研究美国跨国公司（事实上，跨国公司是FDI的主要推手）对华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发现，市场规模、基础设施、金融生态等对制造类企业影响巨大，而研发类企业更关注技术能力、劳动力素质和成本。研究者一直认为劳动力成本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高端跨国公司而言，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导致了低劳动力成本并未成为影响FDI的显著因素。关于人力资本方面，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郭鹏辉等[6]。何兴强等[7]采取大面积数据处理方法，选择我国154个地级市，从空间效应的角度对上述城市1985―2005年的FDI水平进行了检验，发现城市FDI的引入具有极强的辐射性。如我国上海地区，作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龙头，在引入FDI过程中对其周边城市进行了大量的辐射，引入FDI数量对其周边城市引入FDI数量具有较大影响。王剑和徐康宁[8]对江苏省FDI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FDI区位分布经历了随机扩散—扩散向聚集转化—聚集这三个演化阶段。由于产业内规模和产业间规模的影响，使成本因素、规模化的外部性以及最终形成的路径依赖起了决定性作用，最终苏南地区的FDI数额远大于苏北地区，具有绝对优势，而且二者无论是绝对额度还是增幅的差距都越来越大。

研究者注意到了FDI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分布差异[9-14]，然而他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FDI在同一个区域不同省份之间的分布也会存在巨大差异。

江苏省和浙江省都是长三角经济圈的核心成员，但是从FDI流入数量可以发现，浙江省FDI流入数量在绝对额上一直低于邻近的江苏省。虽然有研究者认为，影响FDI流入的因素不外乎是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空间依赖性、地区内部环境以及优惠政策等[15]，这些观点在解释我国FDI区域分布不均衡方面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江苏、浙江在这几个因素上具有极大的趋同性，而研究结果对于江苏、浙江这两个地理位置相近、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省份为何在FDI流入上存在较大差异，尚缺乏有力的解释。笔者认为两省之间国有资本存量的差异可以解释FDI流入差异的形成，并且借助模型以及显著性检验验证了两省国有资本存量差异是导致FDI流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江苏、浙江两省经济状况比较

（一） FDI的流入分析

对FDI区域分布研究的共性在于，研究基于的前提条件是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如我国东部地区一直是FDI流向的热门地区，而西部地区虽然在引入FDI上不遗余力，但似乎收效甚微。对于江苏省的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而言，在工业总产值、经济发展速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指标上，苏南地区均占据优势；因此，如果按照上述理论，江苏省和浙江省作为长三角经济带的核心省份，二者在FDI流入上应该无显著性差异。事实上，两省在FDI数量和外资企业经营状况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在协议使用FDI和实际使用FDI额度上，浙江每年流入的FDI数额大约为江苏省的30%到40%。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在FDI流入额度上，浙江、江苏两个省份变化基本趋势一致：在2007—2009年趋缓，2010年流入速度增加。在外资企业（含港澳台）经营状况上，浙江外资企业的各项经营指标也明显落后于江苏的外资企业（表1）。

数据来源：2001-2012年《江苏统计年鉴》；2001-2012年《浙江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2001-2012年《江苏统计年鉴》；2001-2012年《浙江统计年鉴》。

表1 2012年浙江省和江苏省外资（含港澳台）企业对比

（二） 江苏、浙江的经济指标

1.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本身是指研究目标产品或行业的整体规模。本文用人均GDP来反映两个省的市场规模情况。借助SPSS软件，选取两省1978—2012年的年度人均GDP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P值达到0.9。可以认为在市场规模的表达指标上，浙江的市场规模和江苏市场规模近似。人均GDP指标数值如图3所示。

数据来源：1978-2012年《江苏统计年鉴》；1978—2012年《浙江统计年鉴》。

2． 基础设施

以浙江、江苏省单位面积上的公路和铁路线路的长度来衡量基础设施状况，江苏和浙江两省的铁路里程相差并不是很大。从2000年开始，江苏和浙江两省进入公路里程快速发展时期。截止到2012年底，浙江省公路里程为11.3万公里，江苏的为15万公里，如图4所示，二者的发展速度相近。

数据来源：2005—2012年《江苏统计年鉴》；2005—2012年《浙江统计年鉴》。

3． 开放水平

目前，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程度使用的指标是外贸依存度，即本地区进出口总额和本地区GDP的比值。本文选用该指标。由图5可以发现，江苏的外贸依存度较高。这可能是由于江苏从2000年后FDI增速较快，而FDI外贸导向型的特点导致了江苏省进出口额度的迅速增加。如2001年，江苏省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66.6%，而浙江省同期仅为36.2%。但从总体上来看，两省在外贸依存度上并无较大差异。对两省外贸依存度进行检验，P值为0.245。

数据来源：2001—2012年《江苏统计年鉴》；2001-2012年《浙江统计年鉴》。

4． 政府的作用

在经济活动中，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不外乎是税收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制度供给。由于制度供给量化困难，制度供给在不同空间和时间上产生的效果也会有较大差异，而地方政府能够进行控制的财政支出不仅可以影响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里程等，对教育、文化等产业的影响也较大，因此，选择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来反映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能力。

数据来源：2001—2012年《江苏统计年鉴》；2001—2012年《浙江统计年鉴》。

5.劳动力素质

工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特别是劳动力智力素质，它是衡量劳动力素质的首要标准，对促进劳动力效率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一般地，对劳动力素质的衡量指标是其受教育程度。孙俊[4]将一个地区人口中受到大学、高中及初中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作为对该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测量。本文借鉴孙俊的思路，对江苏、浙江两省劳动力素质进行量化，发现在受教育程度上，两个省份较为接近。研究者认为两个省份劳动力素质差距基本可以忽略。

6． 政策优惠水平

Sylvie Demurger 等[16]采用我国东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发现，东部地区在优惠政策水平上是一致的，但优惠政策水平并不是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支配因素，其他的外部性条件，比如地理位置等，起到的作用甚至要比优惠政策更大。持此相同观点的还有Shuming Bao等[17]。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认为在优惠政策水平上，江苏和浙江两省具有一致性，并非优惠政策在影响FDI流入速度上起了主导性作用，而是存在其他原因。

二、FDI流入差异原因分析

浙江、江苏两省是长三角经济带“一核两翼”格局的两个增长极。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江苏、浙江两省在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条件、对外贸易依存度、劳动力素质以及优惠政策等几个宏观指标上的差异并不明显；但是，在FDI流量以及流入速度上，二者却存在较大差异。本文认为这与浙江、江苏两省的所有制结构、外资战略以及外资流入的“示范效应”存在较大关系。

首先，江苏和浙江在经济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在所有制结构上，江苏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比例大致相当[18]；而浙江是以非公有制为主，占比达到70%：这点和江苏存在三个“一万”的现象具有较大差异。两个省份在对待外资的战略上也存在较大差异。江苏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是“外源型”，坚持“引进来”；而浙江省占经济主导地位的是民营经济，以“内源型”为发展模式，依托民营经济优势，坚持“走出去”，开拓国外市场。两个省份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外向型企业更多的还是从事加工制造环节的生产, 在产业价值链中缺乏技术含量, 进而导致产品的增值率较低”[19]。因此，如果上述解释合理，那么浙江省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竞争优势将大幅度减弱。即使坚持“走出去”，但由于其不具备比较优势，未来的发展风险也将上升。本文认为，国有资本存量差异、外资的集聚性效应可能是导致两省FDI存在差异的因素。但是有学者认为，FDI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改革开放伊始，东部沿海地区存在着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20]。如果这个观点正确，FDI最终应该与民营企业一起壮大才对，因为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关系。但实际上，浙江省一直是民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国有企业次之，外资企业处于第三的顺序，江苏省一直是“三足鼎立”的局面，并未出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共同发展，并以此挤压国有企业的现象。

事实上，国有企业自身的优势地位决定了FDI往往会采取与国企进行合作投资的策略。通过分析江苏省历年FDI行业分布情况发现，FDI往往投资于制造业，因为国有资本在该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张帆、郑京平[21]通过对外商资本的要素密集性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公司投资往往集中于运输设备制造、电子、电气、仪器等国有资本较高的加工业；江小娟[22]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微电子、移动通信设备、轿车、制药、工程机械等行业排名位于前10的大企业中，跨国公司投资企业都占据着2/3以上的席位。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占据手机市场九成的份额，占据着轿车2/3以上的份额。

通过查阅2012年江苏、浙江省以及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选取制造业FDI和总FDI（实际FDI），发现2012年江苏省的外商投资总额达到6 250亿美元，其中制造业达到4 414亿美元，占比达到70.6%；分地级市统计查询发现，浙江台州的比值最低，占比也达到了61%（图7）。由此可见FDI在国有企业集中的制造业领域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数据来源：2012年《江苏统计年鉴》；2012年《浙江统计年鉴》。

其次，国有企业的地位与影响力远高于民企。国有企业在市场资源占有、人才和资本等方面均较民企更加具有优势。如我国目前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原因在于中小企业自身实力的低下和现代市场制度的不完善，而国企资本在市场融资方面却一直占据着优势地位。外资与国企结合，使其能够有效地绕开中国政府的政策壁垒，从而进入到一些垄断以及受管制的领域。张建华[23]对广东省经济增长与FDI关系之间进行了研究，发现国有经济产值较高城市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而国有经济占比较低的城市，其相关性就较弱。

再次，外商投资往往具有“示范效应”和“跟进效应”的特点。当初始外部资金投资于东道国时，由于对其市场、法律、经济、文化以及政府政策等情况不了解，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往往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外商投资的集聚效应将增强当地对外资的吸引力，特别是产业集聚状况对外资吸引具有正向性的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与变量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实证模型

其中：下标i和t（t=1993,…,2012）分别代表第i个城市第t年的各项指标；C为常数项；αi表示了回归方程中一些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对因变量的选择问题，本文使用的数据是面板数据，既包含时间序列数据、也包含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往往要进行可比性处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用PFDIit表示外商（含港澳台）投资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之比，考察FDI的集聚效应。SOEit表示国有企业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城市总产值占全部总产值的百分比，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变量，认为：如果该指标前面系数为正，并且t检验显著的话，那么国有企业分布是影响FDI流向的重要变量。Con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如表2所示。

表2 各研究变量

通过上述变量分析，本研究计量方程为

PFDIit=C+β1SOEit+α0FDIit-1+α1Loanit+

α2Fiscalit+α3Openit+α4Trafficit+

α5Pgdpit+α6laborit+α7Policyit+μit

（i=1,2,…,15;t=1993,1994,…,2012）。

（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了南京、苏州、杭州、温州等15个城市1993—2012年的面板数据。江苏入选城市为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等八个地级市,浙江入选城市为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等七个地级市。数据来源为历年浙江、江苏省统计年鉴以及各个城市的历年统计年鉴。

选取上述地区和时间数据的原因是:

第一,应该说1993年是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个转折和开始时期。通过FDI数据统计发现,自从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行讲话以后,跨国公司开始在华进行大规模投资。从1993年开始,以所有权投资为主的外商投资数额大幅度上升,成为浙江、江苏两省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第二,数据可得性问题。1992年以前,地方城市统计年鉴往往较为粗糙,对企业所有制分类只是集中在“国有”和“集体”两个部分,缺乏外商投资的单独数据部分。

第三,按照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上述15个城市是长三角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地理位置相近。根据FDI集聚效应,15个城市均处于上海三小时经济圈内。

（三） 方程回归结果

数据处理使用软件为EViews 8.0,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方程1是将所有变量引入到方程中,方程2剔除了在方程1中检验不显著的变量,方程3是对浙江省七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单独回归,而方程4是对江苏省八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单独回归。结果发现四个方程均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方程3回归结果对自变量SOE的回归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由于浙江省民营企业采取的是“走出去”的外向型经济策略,国有企业资本占比较小,因而对经济贡献较小的缘故。但是,劳动力素质回归的结果竟然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在劳动力素质或者文化教育上,江苏和浙江本身并不存在较大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文化教育程度对吸引外资影响不大。通过对FDI流入结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江苏省和浙江省FDI往往聚集于产业链低端,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并不高。但是,从四个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国有资本额度和数量对FDI流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点和本文的分析是完全吻合的。

分析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开放程度显著为正,说明地区的开放性对FDI流入具有显著性影响,方向为正。同时,基础设施情况、优惠政策等变量对FDI流入也具有显著性影响：优越的地理位置具备较强的基础设施能力,可以降低外资运营成本,对吸引外资流入具有正向性的影响。这些结果也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证实。上述四个计量方程的回归结果也验证了国有资本额度和数量是导致FDI在江苏、浙江两省分布差异的重要原因。

表3 方程回归结果

注: ***, **,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四、结论

本文比较了浙江、江苏FDI分布的差异,认为“国有资本存量的不同”是造成江苏、浙江这两个在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工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均相似的省份在吸引FDI方面存在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这个结论可能不具有一般性。因为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继续实施,虽然国家在西部投入了大量国有资本,但是却仍然无法改变其外资水平较低的事实。因此,本研究结论的前提条件是地理位置相近、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地区。

虽然上述结论可能存在片面性,即“国有资本额度对促进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性”。然而，国有企业能够为外资提供大量的有成熟劳动技能的劳动力,外资与国有资本结合又能够绕开中国政府的政策壁垒,借助国有企业的力量进入受管制的生产领域和市场，故国有资本对引入外资具有吸引力的结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同时,外资的引入对提升我国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促进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提升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制度能力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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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明泓）

FDI,EconomicGrowthandRegionalDistributionDifference
——Study of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JIN Yinliang

（Taizhou Colleg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Taizhou Jiangsu 225300, China）

Factors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DI have always been the hot spot of the study.Under the similar geographical location, market size, open level, labor quality, preferential policies.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have different stocks and flow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ut the current theory can not explain this difference.By setting the state-owned capital elements and introducing empirical findings, we find that the difference of the FDI stock and flow betwee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results from the difference of state-owned capital stock between the two provinces, that is, the state capital credit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nature in promoting FDI inflows.

FDI; region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state-owned capital

2014-05-21

江苏中小企业研究院招标课题（JSZXQY201203）；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基金项目（Q201205）

金银亮（1980─），男，江苏徐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金融、中小企业融资研究。

F061.5

：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