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类型的青春写作——双雪涛中短篇小说论

张元珂

双雪涛是后起的80后小说家。按其在《小说家的时钟》 中所言：“作为幼儿我度过了7年，作为学生的时间较长，17年，作为银行职员，5年，作为写小说的人，1年零5个月”，我们大体可知：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过几年金融从业经历，把写小说当成人生正业，却起步较晚。而检视他短短几年的文学历程，笔者也看到，在同代作家中，他闯入文学界的方式也是很引人关注的，即他以迂回台湾、折返大陆文学界的方式，以其别具一格的青春书写，逐渐从80后作家群体中脱颖而出。这与其他一部分80后作家依托网络影视传媒、青春时尚杂志，以青春形象拉动粉丝消费不同，他先是触电影视评论，后在影视与文学的跨界写作中脱颖而出，既而以大陆文学期刊为阵地，表现出了趋向纯文学写作的传统路径。这也都表明80后作家进入新世纪文学现场的方式、方法及途径是多元而开放的。他们在树立自我形象，获取话语权利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因而，也会导致其在创作思想、话语风格、发展趋向等方面的差异性。

他的中短篇小说主要有《翅鬼》（又名《飞》） 《我的朋友安德烈》《无赖》 《靶》 《安娜》 《大师》 《刺杀小说家》 《冷枪》 《大路》。这些小说就题材而言，可简单分为三类：校园生活系列、玄幻传奇系列、民间人物系列。这三类小说深受网络小说，特别是校园题材小说的影响，既具有通俗小说的情节模式，也具有纯文学的写作特征，从而彰显了雅俗融合和反类型化的青春写作倾向。这种反类型化的青春书写模式也为80后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珍贵经验。从类型起步，走向反类型写作，也标志着作家艺术水平的显著提升和写作能力的大幅度提高。

校园生活类小说作为类型小说中的一种，侧重描写的是校园内青年学生的校园爱情、颓废青春、叛逆思想等青年“亚文化”风景。新世纪以来，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偶像型作家，依托庞大的粉丝团体，将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青春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提升到了一个纯文学作家所无与伦比的高度。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青春经历。就它的原本状态而言，它是不可重复的，也是不可回溯的。而对于每个人的记忆来说，它又是可以被重新建构的，当然，这必须借助心理和话语的力量。作家是话语权力的绝对拥有者，青春经历必然成为写作的第一经验。也可以说，叙述青春，言说成长，是每一位小说家的必修课。从王蒙的《青春万岁》到韩寒的《三重门》，我们大可体会到“青春”作为小说书写对象和主题所呈现的诸多风景。具体到双雪涛，尽管其小说描写的对象多是边缘人物，展现的经验也多是另类生活，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小说所建构的审美世界已不是那种司空见惯的经验样态，而多是注意展现边缘人不同凡响的心灵世界。

首先，他的小说善于展现青春期的别样风景。“别样风景”指涉的是陌生的、震撼人心的青春故事。故事的讲述又跟着人物走，而这些人物又是独特的“这一个”。比如，《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安德烈，在班里，他是一位不被老师和同学看好的凡庸学生，可是他在周一升国旗仪式上的两次非常态的现场演讲，他以贴大字报方式对学校暗箱操作现象的揭批，他醉心于朝鲜问题的研究乃至于深陷精神癫疯状态而迷失自我，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也就是说，这个人物每向前走一步，他的动作及心态都让读者震惊。为了展现自我，他敢于坚持己见；为了友情，他敢于冒险；为了一己理想，他毅然迷醉于自己的世界里。他的大起大落，似乎都有超出世人对青春少年的原有认知。此外，就其自身的文本场域来看， 其小说经验也自成体系，人物也自足存在着，发展着。小说是什么？雪涛以他的探索和实践对之做了回答。比如，《靶》中的兰江因正步走不准而屡受教官惩罚，而打靶却能够大放异彩。如果小说单纯叙述这样一个故事，其实，并无新意；其新意在于，这一角色被置于刚入大学时宿舍这一既陌生而又熟悉的环境中，作家以“我”为视点细致展现舍友之间微妙的心理世界。宿舍四人，无论言行、性格还是心态，都各各不同。他们在相互帮衬或映照中逐步凸显出各自的心理世界。微醉中的兰江和我诉说心事，谈了他的一些伤心的往事，但又没完全展开。这种带有“留白”特点的对话场景描写给读者留下了足够宽广的思考空间，文本所营造的精神空间因此而呈现为更为开放性的状态，恰似一幅山水画，画中意境等待读者去领悟，画中留白等待我们去填空。因此，只有联系这些铺垫，才会体会到这一场景所蕴含的意蕴。

其次，他的小说也重在叙述青春期的创伤性经验。青春意味成长，成长不可避免遭遇心理的磨难或精神的创伤。创伤不能修复，磨难不能消除，于青春生命而言，就会引发悲剧。青春期的苦闷与彷徨，灵肉分离的焦虑与痛苦，在《大路》《安娜》 两短篇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她们以屡次“自残”或“自杀”来结束生命，将青春时期的生命不堪承受之重和因心灵的脆弱而不能承受的成长之痛彰显得凄美而多姿。《安娜》中的安娜在压抑的童年中长大，她过早地熟稔了成人社会里的逻辑规则，她早熟、早恋，但无法释放心灵重负，她屡屡自残，而又自杀不成，《大路》中的“她”也将“生命”置之度外，大有看破红尘、唯求一死之意，她们为什么自杀呢？这不但成为小说中“我”的疑问，也成为读者的一个巨大疑惑。从文本表层来看，我们不可否认，这两个文本对青年人心灵创伤经历的揭示，对残酷青春经历的描写，首先反映的是青春少年群体中一部分人真实的心路历程和生命遭际。但是，从文本深层来看，这两个文本却呈现为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意蕴。我们暂且抛开作家的创作意图，从文本接受美学角度，对这一问题稍作阐释，那么，我们可否得出以下两点认知：一是作家将她们的自杀处理得唯美而富诗意，那感伤、惨痛的青春经历和肉体的消亡过程被其当成了美的化身加以处理。这种美既展现为一种暮春落花的自然之美，也流露出了类似“黛玉葬花”那样的凄伤之美。 《大路》 中的“她”言行中对“我”的关怀和叮嘱，文末“我”在幻觉中与“她”的对话，文中多次出现“格子衬衫”和“玩具熊”这两个小说意象，都营造了一种童话般的意境。然而，我们深刻体验到的是，文本所传达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带有暖色调的美，而是以感伤而又沉痛的青春献祭发散出来的凄伤之美。二是，我们也体会到作家笔下的清纯女子在香消玉殒之时，也都将人生未竟的理想和未把握到的命意寄托于对方，她们的自杀似乎又具有了一种灵魂转世和理想寄托的意味。安娜向“我”诉说青春的压抑、不幸，并在送“我”出门时发出绝望的呼喊，《大路》中的“她”嘱托“我”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三十年后将生命的意义告之于她，也就是说，她们在濒临绝境之前，内心依然没有泯灭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因此，生与死的轮回在此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这似乎也多少表现为某种形而上的生命哲学意味。

他的玄幻类小说充分吸收了网络文学、影视艺术与纯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他将通俗文学的“情节——故事”模式、网络文学的“类型化”模式、纯文学的“反类型化”模式结合起来，从而在雅俗之间、媒介之间、文类之间的融合方面做出了有意的探索，体现为一种艺术整合品质。《翅鬼》是其成名作，堪称一部中国版的《魔戒》。这部中篇小说不但具有奇幻、武侠、阴谋、爱情、英雄等类型小说常见的流行元素，也展现了虚幻的空间、动感的画面、瞬时的穿越、紧张的情节等通俗文学、影视作品常见的艺术表现方式，但又有别于市面上流行的大部分类型小说，体现了一种反类型写作的特点，即，它不是网络文学中流行的奇幻小说，而是一部寓言小说，不过被置换了一种奇幻的外衣。具体来说，小说讲述了一帮长着翅膀的被称为“翅鬼”的族群，在其头领带领下，反抗压迫，追求光明，奔向自由之地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里，我们不仅能聆听到一种久违了的而又为我们所熟悉的“革命话语”的声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且，还再次深刻体验那个自有人类以来就拥有的梦想——人不是被奴役的动物，每个人都渴望像鸟那样自由飞翔。从艺术角度看，这部小说也充分吸收了纯文学艺术的修辞策略和表意方法。比如，小说对于场景、细节的描写，对于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对于人物精神状态的表现，艺术上对象征、寓言手法的运用，再加之流畅、平实而又微露诗意的语言，都超出了网络文学的常见范式。

《刺杀小说家》更是一个有意味的文本。这个中篇嵌入了不同的“二级文本”，彼此互文生发，形成了一种互文现象。我们知道，每一个文本都与前文本或同时代的其他文本发生关系，彼此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促成意义在文本场域内的生成。具体到这个中篇小说，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既独立又紧密发生关联的行动单位：（1） 小说家创作一部小说，它对现实生活中的老伯的命运构成了不祥的预言。（2） 老伯雇佣第三方寻找刺杀小说家。（3） “我”（千兵卫）有一个梦想，想到北极去看北极熊，为此，我接受了刺杀小说家的任务。（4） “我”不断寻找刺杀小说的机会，并切身走进了小说家的生活。（5） 赤发鬼除掉京城侠客久天，成为头人。 （6） 久天的儿子久藏要替父报仇，刺杀“赤发鬼”。（7） 区与区之间不断上演着杀戮。 （8） 小橘子同样面临生命威胁。（9） 久藏成功杀掉赤发鬼。接下来，我们对上述动作单位稍作分析：（1） —（4） 可以单独构成富有因果链条的情节关系，（5）—（9） 可以构成另一个独立的虚构故事。两者之间本来互不相干，只是因为文中“小说家”的虚构，不期然与现实生活中老伯的生活构成了同构，遂引发“刺杀”故事的发生，而（5） —（9） 构成的虚构故事恰恰对（1）—（4） 组成情节关系做了真实的预演。由此，“我”的梦想世界、“小说家”的虚构世界、老伯的现实世界、久藏复仇的虚构故事被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宏观互文”文本。而两大体系内的每一个“微观文本”，也都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它们或者指向心理，或者喻示现实，或者指向形而上喻意（比如，汪功伟就采用“政治阅读”的方法，阐释其符号和现实之间的隐喻关系），集中生成了一种全新的经验模式。这样，现实与虚构彼此融汇，边界与边界相互消弭，综合营构了一种似真似幻的小说世界。此外，小说充满了魔幻色彩，挂在树上的人头可以说话，穿越而来的灵魂可以对话，人物可以在魔幻的空间里自由出入，等等，都给读者带来了一个陌生而又新鲜，极富快感的阅读体验。

民间人物系列所呈现的叙事经验也是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代表作有《无赖》《大师》。这类小说大都以少年人为叙述视点，描写成人世界里的奇人异事，并以此作为看取世界人生百态、聚焦人物精神世界的切入点。无论《无赖》 中的老马，还是《大师》中的父亲，在日常生活和内在精神方面，都有其固定的处事方式和生活法则，堪称民间社会中的自在、自足存在的传奇人物。老马吃喝玩乐，小偷小摸，虽作风不检、爱沾小便宜，但也有助人的一面。作家叙述的重心似乎不在此，而侧重呈现一个民间人物的奇异言行和心态。他以自残（用酒瓶拍自己的头） 方式完成了对强权势力的反抗，不但显露了其颇为荒唐而滑稽的处事逻辑，也为当代小说的民间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鲜活而又生动的人物形象。《大师》与阿城的《棋王》堪称小说创作中的“双子星座”，如果说后者侧重展现一种富含道家色彩的传统文化人格，从而为在“上山下乡”时期知青寻找生存之根、生活之托和精神之源的话，那么，前者就不再聚焦这种文化人格的建构，而是集中表现茫茫人海中极少数个体的生活世界，用作家话说，就是“《大师》写了一种生活，也许是献祭，或者是别的，总归是一种人的生活，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此外，作家写这篇小说的初衷也有其先在目的：“我的父亲活得不算长，可是已经赢得了我的尊敬和思念，他极聪明，也极傻，一生匆匆而过，干了不少蠢事，也被少数几个人真正爱着。没有人知道他。《大师》不是为他做传，因为完全不是他的故事，但是《大师》某种程度上是我的决心，我希望能把在他那继承下的东西写在纸上”（上述引文见《让我们来做滑稽的人》） 大概这篇小说就是要为那些“极聪明，也极傻，干了不少蠢事，也被少数几个人真正爱着”的人立传。当然，这样的写作自然是心血之作，寄托了作家本人深厚的情感。

最后，我就其小说中的“闲笔”简单谈一下阅读体会。小说中的“闲笔”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具有支撑文本场域是否更具合理、合法存在和人物言行、心理是否可行的作用。具体来来说，一方面，小说中的“闲笔”能够有效拓展小说的叙述空间，能够使得空间架构更具开放性、立体化，另一方面，能够使得小说中人物的心理言行、所述生活场景或叙述细节能够经得起生活规律和艺术规律的考验。此外，它还具有调节叙述节奏，延宕叙述流程，转换叙述内容等方面的叙述功能。双雪涛的中短篇小说善于运用这些“闲笔”，能够充分发挥这一手法的艺术功用。比如，《冷枪》中有这么一个细节：“我”正在球场上踢足球，一脚踢到了老背头上。这一看似可有可无的“闲笔”只有在后来老背用“爆头”、“你这手够用”等射击游戏中的规则来指称这件事时，它才具有了在文本场域内的自我指涉和辅助的意义。诚如汪功伟所言“如果不是老背在虚拟的、由枪炮和坦克等形象化的符号组成的空间中获得了一种指认现实的能力，那么球场边发生的事故也就丧失了推动故事延续下去的资格。”（见《指认现实的符号和发明现实的小说家》） 以此而论，《大路》 中多次提到的玩具熊， 《无赖》中对老马喝酒场景的描写，不但能够对人物的一些动作、言行、心灵构成合理性的说明，还和人物的性格和后来的命运发展、结局有着深深的关联。总之，如何运用“闲笔”，则是一门学问，但它需要恰到好处，该用则用，不能乱用。我们通常认为，一篇小说中的“闲笔”若不能够经受文本场域的考验，那就是有损小说艺术体系的“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