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性别——由女性主义触发翻译研究的反思

杨 娴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030051)

0 引 言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意思是说，语言是决定权力、身份的关键。在传统的翻译中，人们常常用隐喻性的语言来解释翻译，在大量的翻译前言和批评文本中，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本的关系常常被性别化。常有学者这样比喻:译者处于承受、服从、被征服的地位。译者如同女子，尽管有时是位强悍的女子，也会被占有，被囚禁，无法脱身，承受约束。译者不再属于自己，而是被异化和吸收，被剥夺了自己的言语。他者之言，作者之言，常常高于文本之言，而译者只能居下、居后，成为作品的配音。

1 翻译研究中的性别化理论

1.1 性别与翻译的隐喻

17 世纪法国的一位修辞学家曾提出“不忠的美人”的观点，即漂亮的翻译不忠实，忠实的翻译不漂亮，折射出了潜藏在西方译论中的双重歧视以及文学等级系统中翻译所处的劣等地位。译者用自己的语言使作者得以面世，而自己却被忘记。传统译论中翻译与女性同构的隐喻揭示了语言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中隐藏的翻译与女性的双重歧视。

1.2 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契合

勒斐弗尔(Lefevere)在与夏平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一书中正式喊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1］57-71这一口号，为翻译研究领域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该研究维度强调译本是文献的事实，认为其存在是物质性和流动性的，翻译本身也是一种写作实践，是一种不超越意识形态而贯穿其中的调整过程，它体现了贯穿所有文化再现的种种张力。20 世纪60年代末，西方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的兴起让西方女性进一步认识到语言是塑造甚至操纵社会的工具，从此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尖刻的社会文化批评话语凸显，女性主义成为借用语言和社会表述最强有力的文化身份之一。20 世纪70年代一个强有力的口号就是“妇女通过语言获得解放”［2］98-104。语言是意义争斗的场所，是主体在此证明和验证自我的决斗场，妇女的解放首先必须是语言的解放。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不信任传统的等级制度和性别角色，对界定忠实的法则极度怀疑，对意义和价值的普适性标准提出质疑。相反，女性主义翻译关注社会、性别和历史差异在语言中的如何表述和转化。语言不应该像镜子似的反映现实，还应该对现实有所贡献。

2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理论解析

2.1 冲破二元对立

传统翻译理论总是把原作和译作置于二元对立之上，强调原作的中心性、单一性、绝对性，而译文则是二元对立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一方，处于从属地位并为原作服务。［3］翻译被视为一种再生产行为，文本的意义通过这一行为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这种理解依赖于大量僵化的、互证的二元对立关系，翻译过程中的两级常被绝对化。实际上，翻译过程隐含在两种语言之间、原文与译文之间、原作者与译者之间。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对原文意义的补充和延伸，译者不是机械地再现原文，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创造性地阐释原文。女性主义对翻译中原作和译作关系的重新定位使得女性主义者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并非陷入以女性中心代替男性中心的困境。在翻译当中，原作和译作相互依赖，相互补充，有着紧密的联系。译者应对原作进行合理的、有创造性的文本建构，而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

2.2 重释忠实

女性主义译者重新阐释了传统译论的“忠实”原则，认为“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译者，而是对写作方案——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4］。由此看来，翻译的忠实性应从新的角度进行界定，如翻译与译者的关系、知识不确定性及流动性。在实践中，女性主义翻译提倡译者的干预性，要求对译文进行女性主义再创造;他们致力于“差异”的凸显，不拘泥于一致性，强调女性话语与男性话语的差异。这样的思想一方面抛弃了传统的以原作为中心的翻译理念，肯定了影响翻译行为的各种因素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借助翻译的领地构建了女性话语的堡垒，一个开放而自卫的堡垒。

2.3 强调译者的主体性

作为翻译活动的中介，译者的主体性贯穿并主宰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传统译论赋予了原作与作者至高无上的权威，译者生活在作者的阴影之下。理想的译文通常被认为像一块玻璃，透明得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所以译者必须在译文中尽量降低自己的主观发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始作俑者——芭芭拉·戈达尔德［5］用“仆人”来形容译者;更有甚者将译者喻为“寄生虫、舌人、戴着镣铐的舞者”［6］。诸如此类的言论均限制了译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然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提出了译者性别身份的概念，注重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倡导译者自我风格的发挥和凸显。在文本解读阶段，女性主义关注女性存在，将性别意识移植到翻译过程中，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去理解原文。在文本表达阶段，女性主义注重从语言上对原文本进行解构，消除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译者不再隐形，而是竭力在翻译中体现其存在，彰显其风格。

2.4 女性主义的翻译实践

女性译论从女性译者的身份出发，强调凸显其主体性，张扬“叛逆”即再创造。曾有过这样的界定:女性主义翻译家通过肯定自身(性别)的差异，在重读与重写中获得快感，张扬其对文本的操纵。加拿大魁北克先锋派女性主义学者把翻译当做一种女性主义实践，试图将女性主义学者在文学文本与语言中进行的“革命”移植到翻译中来。为了达到以上翻译目的，女性主义在翻译实践中一般采用三种方式:增补、加前言与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jacking)。

增补的目的是对文本进行干预的再创造行为，等同于一些理论家所说的补偿。如芭芭拉·戈达尔德对尼克尔 布罗萨德的小说L’Amer 的翻译，“Amer”至少包含了三个词:mere(母亲)，mer(大海)和amer(痛苦的)。

加前言与脚注是翻译过程的一般描述，它能够进一步解释原作的背景和意图以及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实践就是一种政治活动，旨在让语言传达女性的心声。因此，译作上的署名就意味着:这一翻译穷尽各种翻译策略，以达到让你女性在语言中得以张扬的目的。戈达尔德则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对署名的肯定不是一次解构行动，而是一次重建主导地位的尝试”［7］55-59。可见，前言和脚注不仅赋予了预设读者真情实感，而且还引起了读者对翻译过程的关注。

劫持指的是女性主义译者对那些非女性主义的意图文本的挪用(Appropriation)。比如，阿伍德对丽兹·高文的《她人的信》所作的女性化翻译，译者将原作中使用的阳性名词“Quebecois”(魁北克人，阳性复数)全部改为“Quebecois-e-s”-e -s［8］(魁北克人，包括阴性复数和阳性复数)。这一举动象征着女性主义译者对语法规范的某种叛逆。

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质疑原文的用词、语法、概念和思想等各个层面的表达，并尝试用创造性的译法来凸现原文或源语的性别歧视，并以此引起读者对性别问题的思考。［9］而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尝试使用新的女性化语言，如采用新的拼写、意象和隐喻等，以超越父权社会中的男性化语言。

3 女性主义翻译的批判与质疑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其鲜明的文化和政治多元性促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导向，同时也为女性主义者重构其精神家园提供了平台。然而，由于这一理论张扬“叛逆”，主张“操纵”，也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判和质疑。

首先，女性主义译者对译语语言系统的操纵，对性别标记的处理不属于翻译问题，而属于语言、文字改革问题;对性别标记的处理仅涉及语言系统的一小部分，这种处理缺乏语言系统的全局观念，为解放自己而扭曲语言，造成语言系统的混乱，违反了语言自身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由于语言是自然发生的、约定俗称的，既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具有表征性和历史积淀性，我们即便能够改变它的外貌，也改变不了它的基因。如人造的新词如何取代流通中的自然词汇?受语言互文性的制约，若是将《独立宣言》中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说成“All persons are created equal”，是否改变了历史?

其次，女性主义翻译是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诞生成长的，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他们把翻译看做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发挥、任意操纵的东西，而从根本上忽略了翻译作为科学的基本规律。翻译研究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既蕴含客观规律，又具有主观创造性。译者应当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与其他文化派研究者一样，在翻译研究中混淆了文艺与科学的分界。因此，女性主义翻译能否被认定为本位的翻译学研究，或被认定为翻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仍有待商榷。

女性主义流派众多，很多翻译观点激进，试图颠覆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把非理性作为理性，为政治服务，过度强调在翻译中对语言的“操纵”和对译者的“干预”，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歪曲了翻译活动的本质。翻译理论研究者将针对以女性主义视角的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各类批评总结为两类:一是来自女性主义翻译阵营之外的否定声音，这类批评认为女性主义翻译过于情绪化、主观化;二是来自女性主义学术圈内的批评，这类批评指责女性主义翻译是精英主义、机会主义，以及对少数族裔的伪民主。［10］3-17实验性女性主义写作预设的读者具有学术背景，可以从双语和双文化的视角理解文本。但这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往往晦涩难懂，这样的尝试不得不被称为精英主义实验。机会主义者则利用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突出自己政治主张的重要性。一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从跨文化的角度批评西方女性主义译者翻译的“她世界”译本所隐含的伪民主是为了迎合西方世界，抹杀了第三世界女性的声音和身影，剥夺了她们被听见和被看见的权利，因而是对非西方世界的一种新的殖民。

4 结 语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了传统的翻译理论观，以新的视角探索翻译过程，重视翻译风格，使得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得以凸显，使人们进一步意识到翻译是多元文化差异剧烈碰撞和交锋的场所。在翻译实践中，他们提倡使用一系列翻译策略和方法对原作进行再创造，提倡女性化处理，有助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反思占主导地位的“忠实”、“对等”等传统翻译理论对文化痕迹和主体内省因素的抹杀。然而，为了实现其提高女性政治地位的目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过于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对译者的“干预”，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上存在矛盾之处，有些观点较为激进，因此，现代译者必须持辩证态度对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才能更好地加以利用并取得成就。

［1］Andre Lefavere，Xia Ping.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M］.Shanghai:Shan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2］Simon S.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London ＆ New York:Rout ledge，1996.

［3］陈春辉.评女性主义对传统翻译中二元对立的解读［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8.

［4］刘芳.女性主义视角下翻译忠实性及译者主体性［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2):23-30.

［5］李红玉.女性主义翻译的先锋——芭芭拉·戈达尔德［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2):45-49.

［6］张静.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风格的影响［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9):9-14.

［7］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2005.

［8］杨朝燕，丁艳雯.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译者的主体性［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7(8):24-27.

［9］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4(4):59-64.

［10］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