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叙事艺术比较分析

吴珊珊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410000）

阿来的《尘埃落定》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都致力于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生活历史和独特形态民族文化的展示，曾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都堪称中国当代民族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两部作品虽然一个反映的是藏族生活及其土司制度在历史沧桑中的衰败和瓦解，一个反映的是鄂温克族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无奈终结，但二者在叙事视角的选择、艺术表现的魔幻色彩以及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命运的揭示等方面，有着内在的相似性；从这样两部小说中，我们还不难领略到近年来民族小说在其艺术探索上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意义。

一、叙事视角的特殊性

小说是一种想象、虚构的叙事文体和话语范式，其叙事视角的选择直接决定整部小说结构的安排、情节的推进及其情感的表达。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家们努力探索小说叙事的艺术技巧，如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都在叙事技巧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这样的探索热潮不断地被作家以前赴后继的姿态发扬光大。《尘埃落定》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同样在叙事技巧上取得了明显突破，这首先表现在二者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故事，且叙述主体又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从而形成了一种艺术个性更为鲜明的叙事视角。

《尘埃落定》的叙述主体“我”是个傻子，小说以一个傻子的视角去观察、体验和描绘情景，展示给读者的都是傻子个人对事件的理解。如有人所说：“以不明事理的呆傻和天真的不理解，即用无关利害的旁观者的理性眼光和超脱心态来对待周围的人和事”［1］，使故事的发展显得杂乱无章却又合情合理。但更需指出的是，这个傻子是土司家族的二少爷。他本来可以成为土司大位的竞争者，但由于是公认的傻子，曾“一个月时坚决不笑”，“两个月时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的双眼对任何呼唤做出反应”，“每天晨起我不知我是谁、身在何处”［2］5。这就使得他被大家认定终将一事无成，对土司家族不会有任何作用，在土司继承方面也不会对其兄长构成任何威胁和攻击性，于是他成了一个被忽略的边缘人。但惟其如此，这个独特的叙述者才能亲眼目睹土司家族更多的真相。如哥哥旦真贡布费尽心机渴求着土司之位、老土司对传位的真实想法、母亲希望傻儿子“我”能继承土司之位等。这些在常人面前不敢轻易表露的内心的真实，却都毫无顾忌地展现在了傻子面前。从而使得这一叙事视角能更广泛更深刻地展示人性最真实的一面。另一方面，他之所以在世俗眼中被公认为傻子，主要原因是他对本家族、对奴隶、对世事，都有着与土司家族掌权者完全不同的认知标准和思维方式；他其实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聪明和能力：如可以预见未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完成那些所谓的聪明人不可能去完成或无法完成的事。这是常人所容易忽视的其内在的、本质的一面，而这样一个独特的叙述者及其对土司家族、土司文化制度的独特的观察视角，就更能在其认知方式、价值观念的反差和对比中，揭示土司文化的落后和腐朽。正如小说最后所概括的：“我当了一辈子傻子，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2］403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开篇就明确交代了小说的叙述主体：“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们看老了。”［3］1叙述者“我”是一个置身整个故事中的老人，是“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见证并亲历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族人近百年的游牧生活及其最终命运。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定位，决定了“我”的叙事视角的多重性：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又是回忆的主体和故事的讲述者。其叙事的展开也带有一种自然状态的自我交流的特征。“我的故事说给谁听呢……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3］5。这种透露着淡淡忧伤的平缓语气的第一人称叙事，无形中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并产生了亲和力。不管是说故事的人，还是听故事的人，都不自觉进入了一个奇妙的幻境，读者的情绪会自然而然地随着情节的推进而起伏。同时，整个故事都是一个九旬老人追忆性的自言自语，这种叙事视角在其说或不说以及说给谁听等方面都带有一种随意性，同时也强化了读者在听或不听以及认同与否方面的某种自主性。

与本来就是藏族人的阿来不同，迟子建作为一个汉人，她要想以一种亲身经历的姿态客观地讲述一个少数民族的故事，就要设定一个身份承接者，于是她把故事的叙述者“我”定位为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这种定位，赋予了作者以亲历者和见证者身份讲故事的权利，为“我”的故事的传达带来了方便，并更具真实性。另外，在涉及到敏感的民族问题方面，这种叙事视角的定位也消解了“作者迟子建身为汉族人与所讲述的鄂温克族人之间的身份认同的语言、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性，取消了民族文化的隔阂”［4］，以使读者更能深刻并真实地领悟一个民族的沧桑变化。

叙述者的“边缘人”色彩，强化了两部小说的叙事视角的特殊性。叙述者是故事的主角，也是现实生活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同时又都以一种外在边缘人的视角来看待现实生活，从而与所讲述的生活内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获得了一种近似于全知视角的客观观察和评论的叙事优势。《尘埃落定》以傻子与几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为时间推进的链条，《额尔古纳河右岸》则巧妙地设置了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四个时间点来综述鄂温克族百年历史。不管是不明事理的呆傻视角，还是随意性的自言自语，这种边缘化的叙事姿态都使历史生活和文学叙事具有一种自主性；这样，在叙述者自身跳跃的思维模式和自主意识的作用下，小说呈现出来的故事情节也淡化了自然时空对其内容和结构的局限。

二、艺术表现的魔幻色彩

《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艺术表现方面都呈现出一种鲜明的魔幻色彩，其魔幻色彩又都与小说独特的叙事内容密切相关：前者讲述的是藏族康巴土司制度的盛衰，后者讲述的是游牧民族鄂温克族的命运。如《尘埃落定》中讲述的麦其土司和汪波土司的“罂粟花战争”：汪波土司聚集一大批神巫来施展法术，要让冰雹降临在麦其家生长旺盛的罂粟上而致其整个土司家族毁灭；麦其土司也命令门巴喇嘛率领一帮巫师反击，巫师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带着奇形怪状的帽子，吹奏起各种乐器，火枪一排排射向天空，乌云在空中汹涌翻腾，冰雹随着双方巫师的咒语飞来飞去，而最终以冰雹降到了汪波土司的领土、麦其土司获得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这场声势浩大的罂粟花战争，也是一场巫术大战，整个过程奇幻、神秘而摄人心魄，这也使小说叙事笼罩上一种浓郁的魔幻色彩。这种魔幻色彩是弥漫和贯穿小说叙事的始终的。如小说中多处提到的利用占卜等巫术来控制人的行动、预知事情发展走向、驱鬼祛病等，以及那件让人感到神秘而悚然的血染的紫衣，傻子少爷穿上它而获得某种特异功能，落在复仇者多罗吉布身上则助其复仇成功等。这些奇谲、超常的情境描写，给整部小说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魔幻色彩，并不可避免地给人一种紧张、压迫的感觉。

与《尘埃落定》的那种给人以紧张、压迫感的魔幻描写不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魔幻色彩则着重体现在虔诚、悲悯的民族和部落信仰上。鄂温克族虔诚地相信万物皆是神，对生灵尤其是树木和驯鹿“玛鲁王”怀着崇高的敬畏；每个部落又都会诞生一个有着超常能力的萨满，通过萨满跳神可以驱赶病魔，而这种治病方式的代价却是一命换一命，因此，小说中的尼浩为了救治别人而失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作者以这种魔幻的方法叙事，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人性美好而善良的一面，体现了其部族人与人之间的巨大的包容性。萨满们以神赋予自己独有的超能力来保护着族人们，而自己却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作者在为其唱颂歌的同时，也显示了女性作家自身独有的细腻情感和悲悯情怀。

《尘埃落定》《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那些神奇、超常的习俗和生存方式，紧紧吸引着读者视线的这种艺术表现的魔幻色彩，带给读者很大的思考和想象空间。从这些带有魔幻色彩的情境描写中，读者可以看到潜隐在其民族习俗和生存方式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同时，这种魔幻性的表现方法也在整体上为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读者在一层层揭开其面纱时才会看到，作者更多的是用这样一种魔幻主义来承载自己“观照世界和人生的文化哲学，表达他对于外在世界和生命迹象的情感体悟哲理运思”［5］。小说中的藏族和鄂温克族的宗教文化信仰本身就有着一定的神秘色彩，而在作者融入其鲜明的魔幻笔法之后，其宗教文化信仰就更显示出其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整部作品的审美意蕴。

三、族群文化命运的不同观照角度

《尘埃落定》叙写藏族康巴土司制度最后的辉煌与瓦解，其背景是中华大地天翻地覆的历史洪流；《额尔古纳河右岸》揭示鄂温克族游牧历史的终结，其背景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一般来说，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习俗，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发展演变。尤其是在外部历史潮流形成了强大冲击力的时期，在现代化进程迅猛发展的阶段，其族群文化生态也会在这种强力冲击下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文学作品对这种族群文化生态的发展演变及其命运的书写，必然蕴涵着作家的个性化的观照角度和定位，这也是其作品意义的一种内在体现。通过这两部小说对两个族群文化生态及其命运的文学书写，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在这一层面上的不同的审美取向。

“土司制度由元代以前的羁縻治策演变而来，是对羁縻治策的重要发展。土司制度实现了施治地区社会关系的有效整合，使封建王朝的统治在蛮夷地区得以深入，并初步解决了封建王朝经营边疆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6］中央王朝采取顺民性、省民力的统治原则，对社会发展水平极不一致而又保有特殊风俗文化的民族地区，不以内地的统治方式、礼教去对待、去治理，而采用对这些民族归附的首领授予官爵，让他们去统治原有地方和原有民族。这种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是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是从其本质而言，封建奴隶制、农奴制是分散割据统治的土司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此，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封建残余的体现。阿来通过一个傻子的视角见证了土司制度的辉煌，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种制度的残暴和腐朽。小说中的那些嗜血的统治者，行尸走肉般的行刑人，因忠诚谏言而被割掉舌头的书记官，终身为求获得自由身而挣扎的奴隶们……这些文化现象无不给人一种压迫感、颤栗感。根植于统治者内心的残暴，无形中就成了灭亡这一制度的刽子手，正如小说最后土司们全都染上梅毒而身体腐烂，土司继承人成了其土司制度的殉葬者一样。这些都昭示着在新的历史潮流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土司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麦其土司坚固的堡垒也在解放军的大炮声中轰然倒塌，扬起漫天黄土，最终一切都尘埃落定。

如果说《尘埃落定》是给予藏族土司制度以落后、腐朽的历史定位，那么《额尔古纳河右岸》对鄂温克族群文化生态及其命运的反思，就具有根本性的差异了。鄂温克族虽然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牧民们大都抛弃了传统的游牧生存方式，其原生态的狩猎文化也悄然走向了消亡，但迟子建的情感取向则更多地表现为对那样一种温情的眷顾和肯定。作家以她那生动而温情的笔调书写出了鄂温克族原始生态文明中所蕴藏的本真和纯粹。他们的生活环境保持着纯净、无污染的天然状态，一个部落的人们族群而居，彼此之间相互帮助和扶持，他们的打猎、伐木也仅是一种并非破坏生态平衡的微不足道的生存消费。但这样一种纯净的、天人合一式的生态文明，也不断遭受外部历史潮流的冲击和入侵。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城市化，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不断地影响着、改变着鄂温克族人的文化生态。小说着重选取的是抗日战争和城市化这两个历史节点。当年日军屡次上山抓人去东大营受训，其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山上女人在受灾时孤立无援，生活陷入困境，并且造成伊万的出逃、拉吉米的残缺。城市化潮流中新建了学校、医院、商店、猎品收购站等较为完备的现代配备，游猎在山上的几个氏族部落绝大多数人都赶着驯鹿走进了新的定居点；除了“我”和安草儿，所有的人都彻底离开大山而去了城镇。原始的鄂温克族游牧文明在现代文明的强力冲击下，其源远流长的族群生活方式、习俗和文化生态，终于无奈地走向消解。

总之，《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在以独特的“边缘人”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以及艺术表现的魔幻色彩方面，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点。二者虽同样是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反映，同样体现出民族小说的美学意蕴，但在具有魔幻色彩的民族文化习俗的书写中，却又给读者以压迫、惊悚与虔诚、悲悯的不同的阅读感受。在其族群文化生态的历史反思中，二者则体现出迥然相异的观念和审美取向，并非在于其地域文化的不同，而是作家对于其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赋予了根本不同的内在情感取向和价值定位。

［1］谢慧英.论小说《尘埃落定》的 “复调”特征［J］.理论与创作，2008（3）：76－80.

［2］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4］张沛.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叙事视角的设置［J］.北方文学，2011（3）：27－28.

［5］李建.《尘埃落定》的神秘主义叙事与藏族苯教文化［J］.齐鲁学刊，2008（5）：148－151.

［6］方铁.土司制度及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5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