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现役部队危机传播中的人本思想研究

●李献惠

(武警学院科研部，河北廊坊 065000)

一、危机事件、危机传播与人本思想

一般来讲，当一个国家由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社会由非现代化向现代化过渡时，容易引发各类危机事件。［1］何谓危机事件?“我们把凡是会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因素的灾难和事故通称为‘危机事件’”，包括自然灾害和各种社会危机事件，如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2］中国目前正处在农村向城市、封闭向开放、单一向多元、人治向法治急剧转型的发展时期，转型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政治体制的逐步调整、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及思想文化的巨大变化，使我国原有的利益格局不断分化重组，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碰撞，多种矛盾凸显，危机事件频仍。再者，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进步，特别是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和多媒体平台的大大拓展，传统的组织传播正在向个人传播转型，政治传播在向多元化传播转型，传播主体由政企领导、传媒专业人士正在向普通受众转型，受众获取信息不但更加自由，而且可以普遍参与到信息生产与传播中来，信息的开放透明与广泛传播正在由表及里地触及并引发社会中积累和隐藏很久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与问题，使社会危机事件易发多发。

由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组成的公安现役部队，是公安机关的组成部分，是危机管理的重要力量。而危机传播管理是危机管理的重要环节。危机传播管理也被通俗地称为危机传播，是指在危机前、中、后期，在政府部门、组织、媒体、公众之内和相互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过程。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危机管理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信息的传播，危机信息传播贯穿于危机管理的全过程，是危机管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进行有效的传播管理，才能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3］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公安现役部队危机传播理论。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立场，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同时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以人为本”上升为执政理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即一切以人为尺度，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指针，就是要尊重人、关爱人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人”包括全体社会成员，即受法律保护的一切社会成员。以人为本、尊重人权不仅是人类文明的特点，也是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更是人类社会的出发点、价值基础和奋斗目标。研究公安现役部队危机传播中的人本思想，不仅对公安现役部队完善危机传播理论、提高危机传播水平，而且对危机事件预警、成功处置及善后反思，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

二、人本思想在公安现役部队危机传播中的渗透

危机事件是有生命周期的。美国学者斯蒂文·芬克提出了危机生命周期的四阶段分析理论，即危机事件的发生过程通常经过潜伏期、爆发期、延续期、痊愈期四个阶段。危机事件的生命周期告诉我们，任何危机的发生都不是毫无根据、一蹴而就的，都有一个孕育、发展、程度加深，直至突然爆发的过程。因此，科学的危机传播不只是危机爆发后的应急传播，而是一个全流程的系统传播过程。笔者认为，科学的危机传播应当包括危机预警传播、危机应急传播和危机善后传播，而重点在于危机预警传播。

(一)危机预警传播:以人为本，常态化传播危机预警信息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类闪烁着中国人生存智慧的格言，也内蕴着危机传播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方法。危机预警传播是根据危机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采取的传播策略。危机管理学家罗伯特·吉尔指出:“开展危机研究和管理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降低人类社会悲剧的发生。”［4］所以，从人本思想的角度看，只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积极进行危机预警传播，才能避免或减少人类社会悲剧的发生。

1．准确把握社会心理，辩证看待社会危机事件

要科学地进行危机预警传播，首先必须用以人为本的理念，准确把握社会心理，辩证看待社会危机事件。“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社会危机事件同样如此。它既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能够起到社会安全阀和社会预警的作用。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那种不冲击核心价值，不会导致社会解体和崩溃的，不是社会变革的社会冲突，在社会系统中具有正面的功能。这种社会冲突可以使敌对情绪得到发泄，从而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当前我国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无偿或低价征用，面临着失去生活来源的困境。这些利益受损的群体，心理严重失衡，必然要寻求解决问题和情感发泄的途径，在正常途径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必然引发社会危机，正如中医讲的“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这类社会危机事件是弱势群体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情绪宣泄，是自身诉求的一种极端表现。公安现役部队应该深怀爱民之心，从民众情感发泄、意在解决问题的角度看待这类社会危机事件，并进行辩证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在危机传播、危机管理过程中，真正做到体察民情、以人为本。

2．警钟长鸣，实现危机预警信息的常态化传播

莫菲定律告诉我们，有可能出错的事情迟早总会出错。按照莫菲定律，危机事件都是先产生隐患，由隐患形成征兆、苗头，由征兆、苗头发展导致危机的。所以，在危机发生前，公安现役部队若能够及时发现危机隐患或任何征兆、苗头，及时传播危机预警信息，使公众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丰富安全知识，掌握安全防范措施，提前消除隐患，化解矛盾，就能够防止社会危机的发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为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和安全素养，提高危机预警传播效果，公安现役部队必须把传播危机预警信息作为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实现常态化传播。而要实现危机预警传播的常态化，必须提高传播质量，使危机预警传播更加准确、科学、专业，能够长期坚持下去。所以，公安现役部队必须结合自身优势采取一系列措施。

第一，密切关注社会动态，广泛收集情报信息。信息是媒介的生命，信息的传播则是媒介有机体保持生命、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因而，为使危机预警传播常态化，公安现役部队新闻宣传部门必须持续不断地更新和传播危机预警知识和信息，尤其应注重信息的收集工作。以公安边防部队为例。公安边防部队在危机预警传播中具有极大优势。边防基层警官长期深入辖区，与广大边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边民愿意把自己的困难、苦闷向边防警官倾诉;同时，由于治安岗、责任区、信息收集等制度的建立，一般情况下，边防基层警官对辖区情况、动态能够及时掌握。这些都为边防部队危机预警传播中的信息收集奠定了良好基础。在信息收集过程中，边防部队应始终贯彻民本原则，牢固树立忧患意识，把发现危机隐患、矛盾苗头作为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早发现、早预警。在信息收集过程中，公安边防部队应注重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如今，互联网和手机已成为媒体家族的翘楚，同时网络媒体本身也衍生出博客、微博、MSN、QQ、Facebook等以人际交互传播为主要特征的自媒体，媒体的信息传播环境变得越来越开放、丰富与自由。新媒体能够吸引比传统媒体更多的“被解放了”的自由受众，汇聚起更大的舆论传播力量，其穿透力和影响力更大。因此，通过新媒体关注网络舆情，是公安现役部队收集危机预警信息的一条捷径。

第二，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认真、准确地梳理和研判，搞好危机事件的预测和分析，及早发现危机事件的苗头。尤其要密切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对公众反映比较强烈、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如伴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出现的弱势群体、城镇建设征地搬迁、企业改制和涉法信访等问题，要进行深层次、综合性、超前性的研究，进一步掌握危机事件发生、发展的规律，预测可能引发危机事件的苗头;及时分析重大政策措施出台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通过社情民意调查了解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

第三，进行危机预警传播。其一，常态化传播防灾科普知识，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当前我国对大众科普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领域，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人们普遍缺乏对地震的防范措施和自救知识不无关系。向公众传播防灾科普知识，提高其安全防范意识，并不是公安现役部队新闻宣传部门针对某一个具体危机事件某一阶段的工作，而应是一项常态的、恒久的工作，旨在给公众一种心理预警，提高公众应对各种危机、防灾自救的能力，减少危机事件造成的损失。如公安消防部队新闻宣传部门可以通过报纸、网站、手机报等进行安全事故防范的知识普及，专门报道对火灾事故的消防演练，进行处置各种灾难的科学知识培训，或通过对已经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的详细介绍，为公众敲响警钟，防止类似事故的重复发生。其二，及时报道预警信息。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及时发现危机存在的前兆，对可能发生的危机事件作出预测，向政府和公众传播潜在的危机信息。一方面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将危机处理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使之产生传播学的“警钟效果”，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好防范准备。其三，寓化解危机于日常工作和各项活动之中。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是我军的关荣传统和强大优势。公安现役部队在日常工作中，对容易引发社会危机的矛盾和纠纷，应积极开展化解、疏导和教育工作。如公安边防部队在“爱民固边”活动中，应满腔热忱地为群众排忧解难，对群众进行有效的教育疏导、矛盾化解工作，防止矛盾激化，尽可能把危机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保持边境地区良好、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通过危机预警传播实现对危机事件的成功预防比对危机事件的成功处置意义更大，它将危机事件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危害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公众的切身利益，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二)危机应急传播:体现人文关怀

危机应急传播是危机事件发生后的危机传播阶段。在此只探讨危机应急传播中的人本思想，危机应急管理措施另文讨论。

1．危机应急传播中的辩证思维: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走群众路线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巨大的理论革新勇气，创造性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社会矛盾，他清醒地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5］364毛泽东强调:“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5］365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说服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绝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在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5］459-460毛泽东的这些宝贵思想，对我们处置危机事件、进行危机传播具有无可替代的理论指导意义。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的逐步深化，一些发展“瓶颈”和体制障碍逐步显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可能会出现增加的势头。尤其是容易出现历史与现实问题相交织、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手段相交织、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与少数党政干部的腐败问题相交织等复杂情况。但是，公安现役部队应当认识到，我国发生的多数危机事件暴露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当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因此，在危机应急传播中，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而对于少数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利用我国发生的危机事件，妄图煽动、制造混乱，引发“颜色革命”，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等复杂情况，公安现役部队则要以清醒的头脑，有区别地审慎对待，以有力打击敌对势力，最大限度地说服教育群众、保护群众。

2．公安现役部队危机应急传播应遵循的新闻伦理:客观、公正、诚实、仁爱

危机时刻，是对公安现役部队新闻人新闻伦理的严峻考验。危机事件的破坏性、突发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使危机事件就像一面镜子，能够折射出人世间的美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愈是面对突发事件，愈是面临复杂情况，公安现役部队在危机应急传播中愈要清醒、冷静，始终遵循客观、公正、诚实、仁爱的新闻伦理。

危机事件的强烈破坏性、不可预见性，往往会对公众的生命财产、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乃至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因而，公安现役部队面对不期而遇的危机事件，在应急传播中首先要怀着以人为本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兼善天下、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真实、客观、公正、诚实地报道危机事件的真相，最大限度减少危机对公众造成的伤害，这是对危机传播者最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所以，公安现役部队新闻人在应急传播中，就要用典型事实说话，用再现场景说话，借“直接引语”说话，借危机事件当事人说话，以取得真实可信的传播效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危机事件特别是一些人为事件牵涉到各种利益集团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作为危机事件的处置者和传播者之一，公安现役部队必须经得起各种利益的诱惑，不为浮云遮目，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保持客观、理智的思考，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不偏袒错误一方，不隐瞒、封锁消息，克服一切障碍去寻求为公众服务的新闻。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公安现役部队长期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他们或冒着余震打通生命线，或抢救埋在废墟下的幸存者，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他们舍身忘己造福灾区人民的社会良知、善意壮举，也使他们的新闻报道那么真实感人。

危机应急传播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新闻或娱乐新闻报道，它关系到公众的根本利益，“责任重于泰山”。公安现役部队在应急传播中应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以慈善、仁爱、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为出发点，坚持正确导向，讲究报道的政策性、策略性。危机应急传播讲求快速、公开、透明，尤其是在危机爆发初期，应该迅速发布权威信息，包括危情及危机处置信息，以正确引导舆论。否则，各种谣言就会乘虚而入，引发公众的恐慌情绪。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危机的高度冲突性、不确定性、公众的“风险想像”等，有时公开危情并不能达到稳定人心的效果，反而加重了公众的恐慌情绪，这就是危机管理者和新闻宣传者不得不面对的“透明度悖论”。这就对公安现役部队的危机传播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哪些危情能公开，哪些危情暂时还不能公开，何时公开，公开的程度、范围及频率如何等。尤为重要的是，危机应急传播的过程，也是根据价值观进行选择的过程，在危机应急传播过程中，既要实事求是地报道危机给公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告诉公众所面临的风险和威胁，又要报道政府、公安现役部队为消除这些危险已经、正在和即将采取的措施，还要稳定民心、安抚公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大家发扬“万众一心，战胜困难”的民族精神，夺取抢险救灾的胜利。在“5·12”汶川大地震灾难报道中，多数媒体高扬“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关注一个个普通的生命，呈现出危难之中人们心灵深处最美好的东西，使人们在灾难中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也彰显了危机传播的人文内涵和“人学价值”。

3．危机应急传播的永恒追求:关注、敬畏生命，尊重生命价值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生命，而危机事件往往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因此，关注、敬畏生命，尊重生命价值，应该成为危机传播的永恒追求。在“非典”危机中，胡锦涛和温家宝不止一次强调:经济上的损失是可以弥补的，而人的生命则只有一次，在经济利益与人的生命之间首先应选择关注人的生命。这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新闻学者陈力丹曾大声疾呼:“人的一切权利，包括劳动权和休息权，均以生命权作为前提。生命的神圣性应当是全社会的共识，所有人都应当尊重生命、敬畏生命。”［6］因此，第一，公安现役部队在危机应急传播中，应该关注一个个普通的生命，表达对逝去生命的惋惜和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大力鞭挞漠视死亡、麻木不仁、见危不救、见利忘义等人性中恶的东西。汶川大地震后，我国第一次为在自然灾害中死难的同胞降半旗、设哀悼日，体现了国家对公众生命的尊重。第二，公安现役部队在危机应急传播中应坚持“最小伤害原则”。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布的守则有如下几项值得我们借鉴:谨慎地处理儿童和未成年人的新闻;谨慎地使用陷于悲痛和失去理智的人的照片;只在公众利益迫切需要时才侵入他人的私生活;品位高尚，不迎合无休止的好奇心。因此，公安现役部队在危机应急传播中应避免血腥、惨烈等内容的报道，体贴、呵护当事人亲属、受众的心理感受。西方新闻伦理认为，“新闻工具不应该把新闻人物当做‘材料’看待，而应该把他们当做‘人’来看待”。［7］我国新闻学者阎伟华也认为，“借口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对灾难中的恐怖信息大肆传布，强调恐惧诉求，是违反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8］调查发现，在当今西方主流媒体对即使是“9·11”事件和伦敦地铁爆炸案这样的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中，也很难找到血肉模糊、尸体横陈的内容和图片。但也有极端的例子。美国摄影记者凯文·卡特的传世之作《饥饿的女孩》是1993年苏丹大饥荒的真实写照:一个被饥饿折磨得皮包骨头的孩子痛苦地蜷缩着身体，在她的身后，有一只老鹰双眼放射出冷酷的光芒……这张照片以其无与伦比的震撼力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但也遭致公众的谴责:惨剧即将发生，旁边的记者为什么不伸出援助之手?此事也使卡特本人陷入了长时间的自责，后因忧郁症自杀。

(三)危机善后传播:进行社会心理疏导，发掘并弘扬人性的善与美

危机善后传播是危机应急管理阶段后的危机传播。这一阶段重在总结与反思，传播危机事件处置后的调整性信息。

危机过后，危机事件当事人、公众往往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逐步摆脱危机困扰，走出心理阴影，因而，从人本思想的角度看，公安现役部队在危机善后传播中，应着重关照心灵，进行社会心理疏导，重建精神家园，从危机事件中发掘并弘扬人性的善与美。人是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统一体，在满足物质需求之后，对人精神需求的充分关怀，是人本思想的至高境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而人的心灵的自由、精神的解放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永恒追求。因此，公安现役部队在危机善后传播中的努力方向:一是心理疏导，结合危机事件，帮助公众客观分析现实世界，正确看待社会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消除不良心态，走出思想误区，在生活观念、价值取向上积极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协调。二是精神文明建设。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提高的能力，危机事件后的沉淀与反思，是人类逐步走向强大的希望。危机过后，公安现役部队新闻人应该重视与弘扬人的精神价值，提炼与强化人的道德观念，让公众感受到人性之美。如，挖掘生命在灾难中的尊严与价值，让人们感受到智慧、坚强、无私等人性光辉;日本大地震、印度洋海啸等国际灾难发生后，新闻人克服狭隘的民族偏见，作为世界公民，宣扬有难同当、互帮互助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超越民族、信仰界限的人类博爱精神，等。

［1］王石泉．公共行政与媒体关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4．

［2］赵志立．危机传播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

［3］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王成，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87．

［4］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41．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陈力丹．非典报道与生命权意识［EB/OL］．(2007-07-10)［2014 - 04 - 13］．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94037010009t1．html．

［7］约翰·赫尔顿．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151．

［8］阎伟华．面对新闻道德失范［J］．新闻记者，2006，(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