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现代性——与汉学家周蕾商榷张爱玲《十八春》的阅读政治

王怀昭 向天渊

(西南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中国新诗研究所 重庆 400715)

周蕾的著作《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一书以“女性”为切入点，以边缘视角审视和质疑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在该书第三章里，周蕾以《半生缘》、《桂花蒸·阿小悲秋》和《金锁记》三部小说为例，从被国族话语弃如敝履的女性细节之处，发掘张爱玲小说中独有的对历史与现代性之间复杂关系的极致表达，从而为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诠释增添了又一可供观照的面向，体现了周蕾独特的理论洞见。但是周蕾在选择阅读文本上进入了一个误区，她阐释的作品是《半生缘》而不是《十八春》，强调《半生缘》中女性的细节之处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纠葛，却没有看到《十八春》作为《半生缘》的“前身”体现出的独特之处:涉及到女性意识和国族认同、现代性和历史之间的关联。相较而言，两部小说最大的区别是《十八春》有一个光明的结尾。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经历磨难之后，在革命力量的感召下纷纷来到东北解放区，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历来评论界都认为《十八春》是违心之作，修改之后的文本《半生缘》才更符合张爱玲小说苍凉的艺术风格。如何看待小说《十八春》结尾的光明的尾巴?应该怎样评价张爱玲对抗战胜利后的新中国的歌颂和书写。这对于较为完整地阐释《十八春》和《半生缘》意义重大。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中国只能存在于人民的心底，在新国家建立之前，人民在“国族认同”上无所归依。因此晚清以降，男性作家们在拒斥中国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这一追求“现代性”以求民族复兴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纷纷于作品中书写中国人不同群体面对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国家乌托邦的幻灭而表现出的种种差异性个人行为。如巴金，书写受过现代新式教育后的知识分子看到封建家庭的腐朽后的“革命性”出走;如茅盾，描摹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金融巨头压榨侵轧下的无望挣扎;如鲁迅，叙述新旧之交的辛亥革命前后蝼蚁草芥一般的贫苦农民之个人悲剧以及他们身上具有的国民性弱点。而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不是作为知识分子出走行为的“导火索”(如鸣凤)，就是没有个人主体性的富家太太(如吴荪甫的妻子林佩瑶)，或没有个人自由的交际花(如陈白露)，至多像鲁迅笔下的子君一样背叛并逃离父权的控制，但是最终也摆脱不了被涓生遗弃，随后伤痛而亡的悲剧命运。现代文学中女性的天空是低矮而灰暗的，被置于社会的边缘地带。

与男性作家不同，张爱玲在小说里探讨了女性身体与女性意识的关系;与其他女性作家不同，她在《十八春》的结尾把女性主体性和国族话语的主流意识形态并置。张爱玲对新中国的描写不是赘笔，并不违反她一贯的小说艺术风格，这恰恰体现了张爱玲关于历史、国族认同和女性身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这也是《十八春》的独特价值和丰富意蕴所在。女性意识和国族认同，成为探讨《十八春》之现代性内涵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层面。

一、被“逼”出来的女性意识

福柯在《规训和惩罚:监狱的诞生》中说，“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1］。军队即是一个例子，统治者“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1］。这样，“权力力学”应运而生。在中国古代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父权制的统治表现为君主的统治，这种统治既包括男人对男人(大臣、军队等)的统治，也包括男人对女人的统治。男人的战争无非是对权力和女人的争夺。男性通过操纵、塑造、规训、驾驭甚至占有女性身体来控制和限制女性的力量。而女性则是被物化了的附庸，她们被阳刚菲勒斯文化赋予了“蒲草”、“秋扇”等物品的形象意义，她们是生儿育女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中国传统女性从小就被养在深闺学习女红而不是接受教育。隐匿在闺房意味着与外部社会的隔绝，她们拘囿于父家和夫家，居于从属地位;不接受教育则意味着知识的匮乏，这使她们缺乏反省自身处境的能力，也就不能形成独立的人格。

作为一位女性和具有创伤性生命体验的作家，张爱玲从小就萌生了关于男女不平等的想法，她曾说“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2］103。她看到了中国传统女性没有独立人格和自我决策权利的悲哀，她的小说向来以书写没落的贵族家庭和小市民家庭里女性生命体验和生存困境著称，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在五四时期，女性意识是指女性意识到自己被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它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面向，显示的是对个人主体性，特别是女性的个人主体性的自觉自为的追求，在《十八春》里，女性身体是被供奉在“传统”祭坛上的牺牲品，女性身体的被侮辱被损害使遮蔽女性意识的面纱被赤裸裸地撕裂，而女性意识得以浮出历史地表则意味着“现代性”的生成。

《十八春》讲述了“一个令常人难以接受的姐姐合同姐夫陷害妹妹的传奇故事”［3］。故事发生在30年代，姐姐曼璐曾经是天真纯良的女子，有着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但是在她十七岁时，父亲得病去世，母亲年迈，弟妹年幼，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坚强地担起家庭重担，牺牲色相去当舞女。不同于五四时期鲁迅笔下的子君，曼璐没有受到来自父权制的威胁，但是没有了父权制的“庇护”，被迫“走出去”的曼璐面对的同样是社会的不认同，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就是找得到事，钱也不会多，不会够她养家的。”［4］曼璐想要在社会上立足，其中的困难难以揣想，但她又必须舍弃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去扮演缺席的“父亲”的角色。在古老的中国里、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容貌和身体向来被物化，只有置于被男性主体“欣赏”和“观看”的语境下才获得意义，在男性看来，这才是女人之所以为女人的意义。而曼璐作为“父亲”的男性角色的获得，却最终只能通过去当舞女、出卖色相和身体以证明自己是“女性”的途径来实现，这无疑是对父权制的嘲笑和绝大讽刺。

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妓女，舞女这一职业作为现代社会的衍生物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内涵。她们不用签卖身契，有着相对的人身自由和挑选嫖客的权利，但是作为舞女又意味着身体被当做商品，可以随意被窥看和出卖。曼璐既不是地地道道的妓女，又早已不是清白的良家妇女，她暧昧的身份折射了这类女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处的身不由己、进退两难的生存困境。

小说中曼璐出场时已经是一个年老色衰的二路交际花，失去年轻资本的她想要像传统女性那样把婚姻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即依附一个男人以求生存。但是，年少的恋人张慕瑾已经移情别恋，喜欢上自己的妹妹曼桢，残酷的事实使得她别无选择，只能嫁给无赖祝鸿才。在母亲的家里，她扮演着父亲的角色，而不是女儿，屡次的堕胎使她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祝鸿才嫌她年老色衰整天在外面拈花惹草使她的作为妻子的地位岌岌可危，面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为了保住自己作为妻子的地位，她不择手段，把自己一手造就出来的妹妹送给祝鸿才奸污。悲哀的自救迫使曼璐衍生出来强大的破坏力量、要求掌握自我命运的疯狂抗争是她对自我作为一个人如何生存下去的自觉追求，她是真真正正为自己而活，尽管这种做法是通过牺牲妹妹一生的幸福来获得的。值得注意的是，曼璐作为一个女人，她的女性意识不但是通过对作为男人主体附庸和从属地位的妻子身份的维护来彰显的，而且是通过曼桢身体的被强暴和贞洁的丧失来实现的。

曼桢是接受现代西式教育的新女性，她幸免于传统妇女居家生活的压迫，大学毕业并且有一份办公室工作，她能够自由选择所爱。但是她和张爱玲所塑造的大多数女性形象一样，虽然受到现代性发展的影响，但更多的是面临来自历史残渣和男性的束缚对女性解放的巨大阻力。世钧的父亲沈啸桐生病了，正在交往的世钧和曼桢便一起去看他。沈啸桐在断定曼桢和曼璐是姐妹后，骨子里顽固的封建等级观念驱使他得出这样的谬论:“生在这种人家，除非是真丑，要不然一定还是吃这碗饭的。”［4］170其实他也怕世钧和曼桢走得太近，有一天两人谈及婚嫁的时候，他以前当过嫖客、认识曼璐的事情会被抖露出来。而曼桢在听世钧说了他父亲对她姐姐带侮辱性的评价之后说出了极具女性意识的话:“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是谁更不道德!”［4］178这无疑是女性对封建礼教和僵死观念的大胆反抗。

坚强的曼桢对姐姐的维护换来的却是姐姐的算计，她被祝鸿才奸污。她反抗、控诉曼璐和祝鸿才对她做出的无耻行径，拼了命从姐姐家里逃出来，却又因意识到自己是母亲放不下孩子而回归到传统的家庭之中。她具有女性意识的觉醒——意识到自己被压迫并反抗压迫，后来又顺从于祝鸿才的“压迫”之下，最终通过离婚来逃离压迫。曼桢的反抗——回归——逃离的心理脉络，代表了30年代大多数女性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复杂矛盾心理，显示了那个时期女性意识的局限性，也撕碎了男性作家自五四以来所讴歌、赞颂和营造的现代性神话。

二、双重现代性:细节之处与国族认同

张爱玲对女性身体与作为现代性面向之一的女性意识之间的关系有着独特的理解。那么，她是怎样看待女性、女性的细节之处和作为现代性的又一个面向的国族认同之间的关联呢?周蕾解读出《十八春》和《半生缘》中都蕴含的在上海小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的细节之处及其意义，也体察到女性的细节之处与现代性和历史之间有着复杂矛盾的关系，但她并没有顺着这个思路深入展开，也没有考虑到女性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紧张关系。

福柯在提出“权力力学”的相关理论时注意到:为了控制和规训人，权力机制与细节乃是同时出现的，并且具有复杂的关系，“对于已被规训的人，正如对于真正的信徒，任何细节都不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这与其说是由于它本身所隐含的意义，不如说是由于它提供了权力所要获取的支点”［1］158。周蕾则走得更远，她认为细节不仅与“改革、革命等等较为宏大的‘眼界’(vision)存在着矛盾关系”，而且是“感官的、琐细的与浮面的文本现呈”，与阴性特质(femininity)相关联。［5］132她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半生缘》、《桂花蒸·阿小悲秋》和《金锁记》，强调张爱玲细节化的叙事模式破坏了现代主义中寻求的“内在主体性”与“新国族”之间的身份认同。

《十八春》作为《半生缘》的“前身”，虽然小说结局不同，但是同样具有细节化的叙事特征。周蕾已解读曼桢对世钧的爱主要是透过她和物品的关系，这种爱情观背后隐藏的是中国女性自古以来受到限制和压抑的心理现实。女性与世界的关系是琐细而私有的。应该看到，张爱玲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小说中处于下流阶层的女性舞女角色。曼璐扭曲的性格或者说她的舞女的社会身份并不是她自愿的，她原先是一名纯良的、无依靠的年轻女子，却因为家庭重担而成为出卖身体的舞女，最后成为投机商人祝鸿才的不合法妻子。张爱玲突出曼璐在成为舞女之后的泼辣和跋扈，以前所受过的中学教育荡然无存。她丝毫不像有教养的中国女性那样笑不露齿，她和嫖客打电话的时候嗓子尖锐刺耳，“笑得合合的，仿佛有人在那里嗝吱她似的。”［4］20但是那笑声却有些苍老的意味。她的言语尖刻，甚至在母亲劝她早点为自己打算，找个人嫁了的时候，抢白她母亲。她犹如一只见人就扎的刺猬，“言语成为她反抗充满这敌意的世界的方式，如此一来，言语也不断让她存在的病态外显出来。”［5］179

同时，曼璐的存在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①周蕾在界定“细节”的内涵时认为，社会本身即是种种细节。在这里，社会可说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总和。因此，曼璐的外貌特征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精神状态都可从属于感官细节。她“腰际有一个黑隐隐的手印，那是跳舞的时候人家手汗印上去的。衣裳上忽然现出这样一只淡黑色的手印，看上去有一些恐怖的意味。头发乱蓬蓬的还没梳过，脸上却已经是全部舞台化妆，红的鲜红，黑的墨黑，眼圈上抹着蓝色的油膏，远看固然是美丽的，近看便觉得面目狰狞”［4］19。

当知道自己人老珠黄拴不住祝鸿才，想借曼桢的肚子生个孩子以保住自己的地位时，曼璐的行为演绎成小说中一系列疯狂和变态的细节。但是她不是完全的疯狂和变态，她在丧失良知，把妹妹送给祝鸿才奸污时，仍然有着令人心惊的清醒和理智——保住自己作为妻子的角色，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仍然要求着女性，使女性不得轻松。

女性“恶毒”阴谋、女性生活中的琐碎细节的展现，使得拘囿于家庭领域的女性得以暂时摆脱男权话语的束缚，拥有属于自己的声音，从而使女性浮出历史地表，获得自我的“内在主体性”。这表现的是现代性的一个面向。然而，女性自我的“内在主体性”的建构并不是以追求对新国族的认同为依托。自追新弃旧的五四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脉络里面，现代性往往与启蒙、革命、国族认同相关联。细读《十八春》发现，除结局之外，小说大部分故事情节的叙述和《半生缘》一样，主流意识形态被淡化为故事的背景，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因故事背景的模糊而从社会边缘领域被拉到一个相对中心的位置。小说描摹了她们的庸常生活，她们生存在一个只有柴米油盐的凡俗空间里，新国族的身份认同与她们毫不相干。她们的世界里只有婚姻、家庭、孩子和男人。她们既不是男性作家笔下跟着男人们一起战斗的女战士，不是跟着男性革命者一起去“启蒙”无知大众的女革命家，也不是等待着被“发现”，被“启蒙”，被“革命”的对象。张爱玲用细节化的叙事模式书写女性的方方面面，从而碎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进步性意义，这似乎是拒斥现代性的。女性与现代性进程的复杂关系与纠结之处即在这里，而这一点在《十八春》的结尾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十八春》光明的结尾里，男女主人公都到东北解放区去参加祖国建设，表面上看来是从文化心理上认同新中国的，实际上表现出与国族认同更根本的相悖和疏离。按照正常的逻辑，曼桢解放后“对于工作和学习都非常努力”［4］308，是因为新中国的解放让人们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有了生活的目标和追求。但是小说接着又暗示我们，曼桢的心境明朗是因为“自从离婚以后，就仿佛心理上渐渐地健康起来。”［4］308离婚使得她脱离了家庭的拘囿和祝鸿才的钳制，找到了女性自我的主体性，努力往前看，也是为了要忘记过去。曼桢虽然要到东北去，但是她的思想观念里没有崇高的“国族认同”感，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血情怀。新中国的建立并不能使曼桢十八年的痛苦消失，也没有为她带来任何物质条件上的改善，这无疑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营构的“只要抗战胜利，中国解放，人民就能过上好日子”的新国族神话。世钧要到东北为人民服务也不是自觉自发的行为，而是想借着这个契机离开家一段时间，换个生活环境，因为他和翠芝这么多年来感情一直不大好。

三、认同与拒斥:张爱玲对现代性的暧昧态度

张爱玲小说中有着明显的对主流叙事话语的抽离和对女性细节的耽溺的特点，以及对女性与现代性的纠结之处的书写，这体现的是对现代性的怀疑与反抗，还是如周蕾所说，是“对现代性与历史的另类探究途径”［5］132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厘清中国现代性的源起和生成的诸多契机。

刘禾认为，晚清以来，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暴行的受害者，并不得不在这临暴的体验中接受现代性(西方现代文明)”［6］。她的观点至少说明了三个层面。第一，现代性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代称，指的不仅是现代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异的现代“新”文化;第二，刘禾暗示了中国现代性其实是西方现代性在中国的变相发展，它背后隐藏着西方霸权话语和文化暴力的推行;第三，中国现代性具有被动接受的性质，而不是由中国传统文化自行衍生而来。因此中国现代性自生成以来就与“启蒙”、“革命”、“国族认同”等主流叙事话语纠缠在一起。同时，为了使中国独立自强，实现民族复兴，五四新文化人提倡学习西方，在他们激进的眼光看来，中国的“现代性”是与“传统性”相对立的概念，借用鲍德里亚在《遗忘福柯》里所说的话，中国“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7］。五四新文化人用非新即旧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看待中国现代性，他们在强调现代性进步意义的同时也割裂、拒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日常生活的、抒情的面向，五四文学因此打上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标识。

在现代文学的脉络里，男性作家们在作品里把女性当作被“启蒙”的对象，通过描写她们来表现现代性。而女性作家们则通过写作来参与现代性的建构，同时，由于她们的女性主体立场，女性生活、女性心理成为她们书写和表现的内容。正如蓝温蒂(Wendy Larson)所说，“现代文学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新的主体立场，即女作家的立场，它在性别上是明确的。而男作家的情境却有所不同，虽然他们也以表述新的自我为己任，但这一新自我却是一种普遍化的、现代化的自我，并非特指男性自身。”［8］作为五四女性作家之一的张爱玲，她的作品中对女性欲望、女性心灵的书写是对现代性的建构的参与，显示了张爱玲与主流知识分子在文化身份特别是在书写现代性上的“重合”，但她又拒绝认同五四文学，认为五四“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2］184，个人的声音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让她感到一种“模糊的恐怖”［2］185。可以说，她对五四运动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体察出宏大历史叙事的缺陷，怀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进步性意义。因而她在作品中有意识地淡化主流意识形态，回到边缘地带，回到女性的细节之处的书写。

同时，作为晚清贵族的后代，张爱玲的生活面向决定了她看到的大多是没落贵族家庭里的男女，因此她笔下的人物受现代性的洗礼是不彻底的，他们面对时代的更迭、人事的变迁表现出了惊慌失措和惶惑之感。现代性只能为他们带来现代的生活方式，却无法使他们摆脱根深蒂固的封建残渣而走向新生，也无法使他们追寻对新国族的文化认同。张爱玲看到了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人们的纠结心理，更看到了女性因无法融入现代生活而不得不固守或退居在家庭之中的悲剧命运，因此她对现代性并不是满怀希望，而是怀疑和拒斥。

那么，张爱玲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是否坚决和激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回到文本，思考张爱玲的作品是否真的与五四文学毫无精神特质上的继承关系?

张爱玲作品里凸显的是女性强悍的性格特质和希望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欲望，与此相对的是男性的孱弱无能、父亲角色的缺席，这种角色定位的模式体现了张爱玲对传统父权的大胆反叛，显然与五四文学的反叛精神一脉相承。《十八春》也不例外。在老年男性这一辈，曼桢和曼璐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留下了一大家子孤儿寡母;而世钧的父亲啸桐则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养小妾，玩舞女，吃喝嫖赌样样会。在青年男性这一辈，以世钧为代表，他懦弱无用，因为介意曼璐的舞女身份，他要求曼桢否认有姐姐;在曼桢被囚禁时，曼璐的几句谎话就轻而易举地蒙骗了他，而他也不曾怀疑;他明明不爱翠芝，却违背自己的心意和她结婚。

并且，“从确认五四文学的那种宏大的集体叙事倾向转向发掘五四文学的那种微小的个人叙事倾向，成为张爱玲与五四相联接的一种独特的精神途径。”［9］如果说五四文学是以“为人生”为写作宗旨，强调揭露社会问题以引起注意而导向疗救的效果的重要性的话，那么张爱玲自创作以来就秉承了五四文学中“关注现实”的一面。与三四十年代其他作家所写的小说相比，张爱玲作品中关注的不是宏大的社会问题，她瓦解了自鲁迅以来所标榜的人生的无边意义，而转向五四文学的另一个精神面向，即关注琐细的日常生活的写作传统。如《金锁记》，讲述小家碧玉曹七巧被迫嫁给曹公馆的患骨痨症的二少爷，因情欲得不到满足而戕害儿女媳妇的人生悲剧。小说把日常生活中的女人的情欲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时，张爱玲三四十年代所写的小说大多是描写生活在“畸形”的上海的平凡女性以及她们触目惊心的生活遭际，正如作者在《传奇》前言中所说，她希望“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面寻找传奇”［10］;而写于五十年代的《十八春》体现了张爱玲别样的创作图式，她笔下的“人物的传奇色彩正逐渐减弱，而笃实、平稳的人生一面更加突出”［3］457。他们是最平凡的普通人，淹没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的庸常生活里。

因此，张爱玲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是非激进和保守的，她既怀疑和拒斥主流意识形态的进步性修辞，又不自觉地继承五四文学的反抗传统的精神特质，并挖掘五四文学中为人所忽视的日常生活传统，从而书写出与其他作家大为不同的现代性面向，以及现代性诸多面向之间的矛盾、复杂和纠结关系。现代性作为张爱玲小说世界里的一个基本精神向度，构成了张爱玲作品独有的深度。

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中探讨妇女与现代性的诸多议题。她把女性主义批评和族裔性议题相结合，在跨文化的脉络中辅以性别、族裔等范畴的相关理论，分析观看现代中国的问题。并且，她以边缘的视角审视现代性，从读者的阅读方式、作家的叙事策略的角度重新阅读那些被人“遗忘”或被置于边缘地带的中国现代小说，从而揭示出通俗文本与经典文本、东方与西方、女性与男性之间的阅读政治。周蕾洞察出张爱玲在叙事策略上与其他作家的不同之处。她对包括《半生缘》在内的张爱玲诸多作品的解读是女性主义批评独具学术洞见的可喜突破，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研究和其他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也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启发性。然而囿于理论分析的框架，周蕾在文本分析方面显得单薄，再加上她没有仔细比较《十八春》与《半生缘》的区别，文本的错误选择让她的审美眼光出现了盲点，看不到女性的细节之处与国族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没有深入思考张爱玲对待中国现代性的暧昧态度以及出现这种态度的原因。实际上，《十八春》并非是违心之作，从女性与国族的关系探讨小说的结尾，也许能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张爱玲参与现代文学创作的复杂境遇和非凡成就。

［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54－158.

［2］张爱玲.张爱玲散文［Z］.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3］于青、张爱玲传略［Z］//张爱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457.

［4］张爱玲.十八春［Z］.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18－308.

［5］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M］.蔡青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32－132.

［6］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18.

［7］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28.

［8］季进，余夏云.“她者”的眼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女性主义形态［J］.中国比较文学，2010(2).

［9］刘锋杰.论张爱玲的现代性及其生成方式［J］.文学评论，2004(6).

［10］张爱玲.传奇［Z］.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