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死亡”忌讳语之对比研究

朱 棠 邹晓玲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1.引言

包惠南认为:“在一般的禁忌语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对‘死亡’现象的禁忌。人的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然而东西各民族都对‘死’的说法予以回避禁忌，因为‘死’是一种不幸，一种灾祸，人们把‘死’隐去，‘有时是为了怀念死者，有时是为了赞美死者，有时只是为了避提这个可怕神秘的字眼’。”(包惠南，2001:178)死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人生礼仪中不可避免、不可逾越的阶段，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一直以来都是被忌讳的重要对象之一。出于恐惧和忌讳，必然产生大量的“死亡”忌讳语(本文沿用《广辞苑》中忌讳语的定义，即忌讳语包括禁忌语和委婉语。①具体词条参见新村出编《広辞苑》(第6版)第119－200页。另外，本文中笔者也试将短语纳入此范围)。中日语言中存在大量“死亡”忌讳语，但据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来看，此方面的对比研究甚少。中日两国同为汉字文化圈，所以两国的“死亡”忌讳语有其相似乃至相同之处。但是，忌讳语是语言现象的同时亦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即中日“死亡”忌讳语扎根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同时，因为“死亡”忌讳语中蕴含大量的文化信息，由此产生的忌讳语也存在一定的不同。本文试从中日两国的死亡礼仪入手，对中日“死亡”忌讳语所映射出的政治体制、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发展变迁及各自独特的用法等进行对比探讨。

2.中日两国的“死亡”礼仪

如果将出生比作人生序幕之始，死亡则是人生旅途的终点。死亡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人的离世，而是一定共同体全体成员的悲痛。死亡给人生画上了句号，死亡礼仪则是人生礼仪的终结。死亡礼仪，即丧葬礼仪，它起源于灵魂不死的观念，受此观念的影响，人们在某人死后举行各种安置鬼魂、处理尸体等活动;受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影响，丧葬礼仪也呈多样化。

当一个人走完了人生旅途后，其亲朋好友不会因此而对其有所怠慢，而是通过丧葬礼仪等寄托哀思、表达对亡者的悼念等。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其丧葬礼仪也多种多样，葬式方面自古至今主要有“天葬”(亦称“鸟葬”)、“水葬”、“风葬”(亦称“树葬”)、“崖葬”、“塔葬”、“土葬”、“火葬”等。从宗教方面而言，虽然中国也深受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影响，但中国本土的道教式仍占主导地位。在日本，有关葬仪的表达有很多，如汉语词汇方面有“葬送”、“葬礼”、“喪礼”、“喪葬”等，日本固有词汇有“はふり”、“はぶり”、“ほうむり”、“とむらい”等。日本有关“葬”的最早记载源于古代传说——伊弉冉尊生火神时被灼伤致死后被葬于“出云伯伎国境比婆山”(江马務，2002:442)。日本丧葬礼仪受时代因素，如原始信仰、佛教的传入、唐风的模仿、国风的盛行、儒教的“天人合一”等的影响其形式多样，从古至今的葬式主要有“林葬”(类似中国的“树葬”)、“水葬”、“火葬”、“土葬”等。从宗教方面而言，现今日本的葬礼有神道式、佛教式、基督教式等。

3.中日“死亡”忌讳语的异同

3.1 映射出政治体制大致相同

死亡是人生不可逾越的阶段，各种忌讳究其根源则基本源于对死亡的忌讳。据史料可知，最能体现中国等级尊卑观念的”死亡”忌讳语当属《札记·曲礼(下)》中的记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这种加以制度化的“死亡”忌讳语鲜明地表明了封建社会等级的森严程度。帝王犹如江山社稷的顶梁柱，一旦死去，便如山崩地裂，从而强调了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帝王之死，除了“崩”外，还有“驾崩、山陵崩、弃群臣、晏驾、弃朝、弃群臣、弃天下、万岁、千秋万世”等多种婉称，其中“晏驾”也可指皇后、皇太后之死。“薨”指诸侯、有爵位的大官之死，如“鲁文公薨，而东门遂镣适立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此外还有“薨落、薨奄、薨逝、薨殁、薨殂、薨谢”等婉称。大夫虽有一定的俸禄和社会地位，但对他们的婉称与王侯有所不同，古代用“卒”指处于有德之位的大夫之死，如“……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后汉书·张衡传》)等。“不禄”意为不再享用朝廷的俸给，因而“不禄”为士死的讳称。庶人最贱，故直接以“死”称之。由于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在和尊者谈及死亡话题时，在使用表示尊敬的委婉语表示对方的同时，也用表示低贱的委婉语表示自己，如《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对话里，触龙把自己的死称为“填沟壑”。(李军华，2005:189－193.)

在日本，同样出现过体现尊卑等级观念的“死亡”忌讳语，究其根源则可知它是因深受中国封建文化影响所致，所以处于封建社会的日本在死亡忌讳语方面跟中国大致相同。日本的天神之子——神武天皇被尊为第一代天皇，从神武天皇到昭和天皇(战前)为止，日本天皇一直都被尊奉为神，被认为是“神人合一”的“现人神”。对于天皇的去世，从神武天皇起都用“崩”表示，如“かれ天皇崩りまして後に…”(古事記)，从此对天皇的死亡用“崩”的习俗沿袭下来。二战后的昭和天皇于1946年宣布了“人间宣言”①1946年1月1日，日本昭和天皇发布的诏书中后半部分否定了天皇的“现人神”地位。后才宣告几千年来日本对“现人神”信奉的结束，人人平等的开始。“崩”除指天皇之死外，也可指日本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等之死亡。另外“崩御、崩殂、晏驾”等也是天皇去世的委婉表达。“薨”在日本指身份高贵之人，特别是律令制中规定它为皇族、三位②在古代日本，授予官人阶层的爵位称作“位”，位与位之间的差称作“位阶”，确定位与位阶的制度即是“位阶制”。位阶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品阶，从一品至四品，共设四等，是专门授予亲王的，以有别诸王的位阶。另一类是位阶，是授予诸王、诸臣的，从最高的“正一位”至最低的“少初位下”，共三十阶。(具体参见陈伟《试析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中的官人出身法》)。以上贵族之死才能使用的婉称，如“家定は…薨ずる時三十五歳であった。”(鴎外·渋江抽斎)，“左遷の恨に沈んで薨逝し給ひぬ”(太平記12)等。此外还有“薨去、薨御”等婉称。律令制规定“卒、卒去”用于四位、五位等有一定身份地位之人的死亡，“死”则直接用于六位以下的庶民之死。

封建集权制度在中日两国的历史长河中曾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且社会结构鲜明地体现出金字塔式的森严的等级制度。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言语行为深受等级尊卑观念的影响。从以上映射出政治体制的“死亡”忌讳语来看，它们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且日本在政治体制方面深受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

3.2 映射出宗教信仰呈多样化

长期从事英语委婉语研究的专家尼曼和西儿弗认为，委婉语的最早主题无疑是宗教性的。(王建，1997(3):77－81)如前所述，忌讳语包括禁忌语和委婉语，禁忌语由语言灵物崇拜所致，委婉语则是语言禁忌的产物，委婉语的产生一般情况下与语言禁忌分不开。中日“死亡”忌讳语在其发展过程中亦深受多种宗教信仰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多样化的“死亡”忌讳语。

“中国是个多神崇拜的国家，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人为的宗教崇拜，无所不包。”(方伟琴等，2009:62－65)所以中国“死亡”忌讳语中蕴含原始宗教、道教、儒教及外来的佛教、基督教等多种信仰因素。原始时代产生的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观念在“死亡”忌讳语的演变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原始宗教的影响下，人们认为亡者灵魂不灭且去往了另一个世界，由此死亡有“登遐”(即上天)之说。汉语中这种鬼神文化里对于另一个世界有“阴曹地府”之说，即肉体虽不复存在，但灵魂都归阴曹地府的阎王掌管，所以有“去世、过世、辞世、见阎王、一命归阴、赴黄泉”等说法。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得道成仙。道家思想认为死亡是自然变化，“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由此产生了“物化、隐化、亡化、遁化、气散、神灭、物故、移形、迁化、化形、委化”等具有平等意识的忌讳语。道教思想发展成道教后则主张只要修身养性，不断修炼，就可以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由此出现了人死如蝉退化登仙的“蝉蜕、蜕化、委蜕”，死后归于自然的“归真、返真”，得到成仙的“登仙、升仙、升天、东渡蓬莱、仙游、羽化、化鹤、驾鹤西去”等委婉语。(李军华，2010:104－105)儒教主张理性地看待事物，对死亡持顺其自然的态度，常用“归尽”表示死亡。同时，儒教也注重权威和天命，因而有“不测、不虞”等婉称。佛教是中国最早的外来宗教，早在东汉时期就传到了中国，并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至唐代中国佛教达到鼎盛阶段，佛教中亦存在许多死亡忌讳语。佛教重因果报应、轮回转生，认为只有皈依佛门，才能摆脱轮回之苦从而达到佛的境界。在众多的佛教经典中亦皆以释迦牟尼的死亡过程为例，向世人证明死后成佛的真实性，所以常用“上西天、归西、归天、见佛祖、上天堂、下地狱”等表达。佛家高僧或弟子则常用“涅槃、寂灭、圆寂、坐化、坐脱、归寂、入灭、灭度”等表示，其中“涅槃”是佛教修行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表现在“死亡”忌讳语方面则有“上天堂、见上帝”等。

日本也是个多宗教国家，主要有本土的神道教，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三大宗教和其他小宗教，其中极具特色的是日本人可以同时信奉两种乃至多种宗教。远古时代的日本人崇尚“精灵信仰”(即万物有灵)，神道就是在这种以日本传统民族信仰、自然信仰为根基的万物有灵及巫术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之后再逐渐发展成为以崇拜祖先神、氏族神及国祖神为中心的日本本土宗教。日本有记载的最早的”死亡”忌讳语源于伊势斋宫中神官的“斋宫忌词”，斋宫忌词包括九个佛教有关的忌讳语和七个直接或间接关联死亡的忌讳语，有关死亡的忌讳语有“ナオル(直る)、ヤスミ(休み)、シオタレ(潮垂れ)、アカアセ(赤汗)、ナヅ(撫つ)、クサビラ(草片·葺)、ツチムラ(土叢)”等。对此楳垣实认为:“ナオル”是死亡的反语;“ヤスミ”指“卧病在床”;“シオタル”有“(因某人去世而)泪湿袖”之意;“アカアセ”指“血”;“ナヅ”是“打”的反向表现，“打”有导致死亡的可能;“クサビラ”指“兽肉”;“ツチムラ”指“墓地”。所以，据此推断以上词语直接或间接与死亡关联。(楳垣实，1976:50－52)佛教是日本的第二大宗教，所以“死亡”忌讳语既包括关于高僧去世婉称的“涅槃、入滅、滅度、寂滅、入寂、入定、遷化”等，也有用于一般佛教人士的“冥福、成仏、往生、冥途”等。基督教常用的”死亡”忌讳语有“召天、帰天、神のもとに帰る、天に召される”等。在日本各宗教中“死亡”忌讳语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如以上佛教中的忌讳语在神道教和基督教是不能使用的。

由此可见，中日“死亡”忌讳语都深受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影响，由于各国都有各自的本土宗教，所以在本土宗教方面的“死亡”忌讳语差异很大，而在同一外来宗教方面，既有相似的同时，又存在着相异之处，最显著的差异在于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的融合与否等，如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汉民族民俗文化的影响，使得它与道教之间有一定的渗透和融合，所以出现了道教中的“升仙、仙游、驾鹤西去”等被佛教采用的情况，在日本则宗教不同其忌讳语及使用也泾渭分明。

3.3 映射出价值观念大同小异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体现着民族情感、国民的价值观念。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它鲜明地体现了人们高尚的价值取向，即为正义、道义而死则万古垂青，反之则为人所不齿。所以，表达这种进步、崇尚理想、为正义而献身的委婉语有“成仁、取义、捐躯、捐身、捐宾、捐生、就义、献身、殉国、殉职、光荣，牺牲、玉碎、流尽最后一滴血、上天堂、见佛祖”等，由此引申的受人景仰、德高望重的人之死被称为“星陨、陨落、与世长辞、溘然长逝”等。这些词汇中包含了人们对称谓对象的崇敬、感激之意。与此相反，对于那些自私、作恶、不值得尊敬或同情的人之死时则常用“赴阴曹、下地狱、进棺材、见阎王、翘辫子、蹬腿、一命呜呼、见阎王爷去了，玩完了、完蛋、丧命、毙命、暴亡、横死”等，表达了人们对这种价值取向人的讽刺、轻蔑、讽刺等。

日语中也存在褒贬色彩的“死亡”忌讳语，如包含赞美色彩的“玉砕、命/身を捧げた”、“最後の一滴の血を流した”、“…のために我が身を犠牲にする”“身を捨てて義に就く”、“身をもって国に殉じる”等，通过这些褒奖词汇以示对称谓对象的敬意;贬义色彩的则有“くたばる、地獄に落ちる、横死、変死、非業の死”等。

从所收集的资料来看，虽然日语中表示价值取向的词汇数量上没有汉语丰富，且褒贬意义表现亦没有汉语那样明显。笔者以为一方面说明了中国语言文化根基的深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借鉴吸收中国语言文化基础上的日语“死亡”忌讳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4 独特表达映射出独特的文化内涵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中日交流特别是文化交流频繁，所以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因素使中日“死亡”忌讳语在很多方面存在诸多的相同或相似，如中日在年龄、死亡情况等方面，对未成年人死亡汉语中婉称“夭殁、夭亡、夭促、短折”等，日语中则有“夭折、若死に、早死に、早世、夭逝”等;对突然死亡汉语中有“猝死、不测、突然去世”等，日语中则有“急死、卒死、急逝、不測のこと、思いがけないこと、突然のこと、不慮の出来事”等。

中日两国文化虽然存在共性，但各民族有各自的民风民俗，他们的独特之处在“死亡”忌讳语方面也有所具现，除了存在前文中的不同表达外，还存在着其他的独特表达。整体而言，汉语中有关死亡忌讳语的数量多且有着丰富的内涵。如“百岁、百年、回老家”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三长两短”指意外死亡，源于棺材木板的构成(棺材板三块长两块短);“终堂、寿终正寝、归全”指享尽天年后正常死亡，体现了人们的善终思想;“马革裹尸”指战死;“自寻短见”指自杀而亡;“走了、去了、没了，老了”等是人的生理状态的完结，“丧偶、失合、失偶”指伴侣死亡;“香消玉殒、玉碎珠沉、红消香段”等指年轻女子之死;“玉楼受召、英年早逝、兰摧玉折”等指年轻有才气男子之死。另外，中国几千年来半封闭大陆型的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哺育的儒家思想决定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生活、行为方式。(郑桃云、赵艺红，2007:128－130)汉语中的许多语言表达更多地和中国古代发达的农业经济、民风民俗有关，几千年来，人们依赖于土地，得益于土地，流行土葬，所以衍生了死亡时“入土为安”的观念，从而有了“入土、入地、归土、归丘”等婉称;中国丧礼有一整套礼仪程序，先人利用其中的“停床、就木、大木、盖棺”等程序来指代死亡。对老年人之死的忌讳语丰富多彩，常见的有“寿终、老去、终堂、见背、逝世、过世、谢世、身故、亡故、安眠、永眠、合眼、闭眼、老了、不在人间”等;其中汉语中关于父母之死有特定的说法，如父死称“失怙”，母死称“失恃”，父母双亡称“弃养”等。

日语中的”死亡”忌讳语也不少，如“スグ、スギル(過ぎる)、ユク(逝く)、ハシル(走る)、マイル(参る)、タオレル(倒れる)、コロブ(転ぶ)、マカル(罷る)、オワル(終わる)、没する、息が絶える、息が引き取る、命がなくなる、おなくなりになる、おかくれになる、お山へ行く、事切れる”等。富于文学色彩的有“幽明境を異にする、白玉楼中の客となる、帰らぬ旅に出る、不帰の客となる”等。在死亡场合，非常忌讳表示持续、重复、反复意义的词汇，如“追って、続いて、再三、重ね重ね、ますます、たびたび、返す返す、また”等，一般情况下会使用“ご永眠、ご逝去、御遠行、他界、眠りにつく、世を去る、旅立つ、この世に別れを告げる、亡き数に入る、目を閉じる、絶命”等委婉表达。因忌讳死亡所以与死亡发音相似的“四(し)”在日本也被忌讳，从而常被替换成“よん”。从以上可以看出，“死亡”忌讳语与日本人的心理联想、言灵信仰及交际需要等因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由此可见，“死亡”忌讳语在汉语中的分门别类多且词汇丰富，部分忌讳语与汉民族的农耕文化紧密相连，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关联。中日这些独特表达鲜明地突出了中日两国的民风民俗特色，为我们把握中日民族特性，促进跨文化交际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3.5 映射出发展变迁相去无几

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它具有时代性。作为语言一部分的忌讳语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忌讳语在变迁的过程中有其自身的命运，即有些忌讳语自古以来沿用至今;有些因为一再被禁忌而成为了死语;有些词汇的禁忌意义则在逐渐淡化;有些词汇的委婉功能逐渐丧失，从而出现了新的替代语。中日”死亡”忌讳语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在变化，就它们的表达方式而言，从众多的中日”死亡”忌讳语来看，可以看出它们日趋生活化和简洁化。

现代中国在人权上提倡人人平等，由于平等观念的深入，封建政治体制的产物——鲜明地体现等级尊卑的“死亡”忌讳语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前述体现宗教信仰的许多词汇、体现长幼区别的词汇以及部分特有词汇也已经沦为死语。在现代，对领袖人物或受人尊敬的人之死，一般通过没有等级体现的、表尊敬的忌讳语表示悼唁，常用“逝世、亡故、与世长辞、长眠、安息、永别了、鞠躬尽瘁、为祖国贡献了他毕生的心血”等婉称，而对社会地位一般的人或普通人之死常用“去世、过世、寿终、老了、没了、不在了、去了、合眼了、闭眼了”等婉称。

在日本，原本体现尊卑等级的部分词汇已经成为了死语，个别词汇至今仍有残留，但依旧存在的词汇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政治特权属性，所以其作用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由原来的表示“尊卑等级”转为表示“尊敬、礼貌”等。1989年1月昭和天皇去世之时，日本多数媒体的报道都使用了“天皇陛下崩御”。“崩御”最初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体现的是天皇的无上权威，但在现代日本这种表达方式与其说是尊卑等级观念的体现，不如说是对天皇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另外，体现宗教信仰的词汇大部分依旧存在，如前所述，因信仰不同措辞有严格的规定，而没有宗教信仰等约束的一般日本人多用“ご永眠、ご逝去、御遠行、他界、瞑目、永逝”等婉称。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由于社会发展过程的相似使两国“死亡”忌讳语的发展变迁方面存在诸多的相似，但因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导致了两国在“死亡”忌讳语的发展变迁上有一定的差异。

4.结语

从以上对比分析来看，中日“死亡”忌讳语与两国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及文化背景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正如爱德华·萨丕尔在《语言论》里所说，“语言有一个底座……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爱德华·萨丕尔，1985:186)所以中日“死亡”忌讳语不仅仅语言现象，更是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它们之间有同有异，“同”则说明了同为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间的交流历史悠久且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之深刻，“异”则反映了中日两个不同语言的民族拥有各自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宗教信仰及民风民俗等。所以，通过此对比研究有助于透过语言现象，挖掘背后的文化内涵，加深对两种语言文化的理解，从而为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铺平道路。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78.

［2］江馬務.一生の典礼［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2:442.

［3］李军华.汉语委婉语的社会文化构成及语用发展［J］.广西社会科学，2005(12):189－193.

［4］王建.中国文化中的避讳［J］.贵州社会科学，1997(3):77－81.

［5］方伟琴等.从文化差异看英、汉委婉语的异同［J］.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9):62－65.

［6］李军华.汉语委婉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04－105.

［7］楳垣実.日本の忌み言葉［M］.東京:岩崎美術社，1976:50－52.

［8］郑桃云，赵艺红.英汉死亡委婉语来源及文化内涵之对比［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128－130.

［9］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