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阅读世界：书展上的文化名流

吴越

7月16-22日，第25届香港书展举行。今年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越读越精彩”为主题，举办一连串文化活动。李敖、阎连科、白先勇、严歌苓、王家卫等名家登场，展开一场场盛大的文化交流。

每年7月，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便成为整个亚洲的文化中心。香港书展办到如今，之所以成为每年一度的亚洲文化盛事，与其文化和商业并重的理念不无关系。反观内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虽也有各种名目的书展逐渐成型，然而口碑和影响力都输香港书展远甚。

香港作家：

被割裂的“为世界写作”

香港书展第一天，2014“年度作家”董启章在明报上发表文章《给后代一个有文学的未来》。他写道：“我期待将来终于有一届书展年度作家，不须再回答‘为何环境这么恶劣还能写下去这样的问题。并且在被问及‘怎样才可以像你一样成为作家的时候，能毫不犹豫地告诉面前的年轻人：‘不用担心！你尽管去写吧！无论能不能成为作家，文学都会是你在这个地方活下去的理由之一。”

香港，董启章生活和写作的舞台。从1994年的《安卓珍尼》开始，到2005年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他虚构的“V城”故事成为旷世寓言。

书展主办方特设董启章专区，以“在世界写作，为世界而写”为题，从他的创作历程以及笔下文字，透视他心中的世界。

香港书展从2010年起设立年度作家，前四位年度作家分别是刘以鬯、西西、也斯、陈冠中，出生于1967年的董启章是荣膺此殊荣最年轻的作家。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王德威说：“因为有了董启章，香港有了另类奇观。一切事物平添象征意义，变得不可思议起来。这是文学的力量。天工开物，从没有到有，从弹丸之地辐射大千世界。”

翻阅任何一部董启章的长篇小说，不论是一个男子的变形记，一群少男少女的青春期，还是一个作家的家族史与创作史，读者都很认同，董启章小说的结构设计之精密，犹如一个匠心独运的钟表师。比如《西西利亚》写一个年轻男性上班族爱上一尊服装店塑料模特儿，他给模特儿命名为西西利亚，由此开启一场绮丽的想象。在《安卓珍尼》中的蜥蜴之所以叫做安卓珍尼，象征着女主角对婚姻和两性关系的反省。《变身》的男主角林山，原就是一个每天走在中环的青年才俊，某天他在异地一觉醒来却变身成女人；《地图集》中，穿越到未来，一群狂热的地图学家，从一幅幅断简残篇，重构香港的街道、城市和生活面貌。

香港本土作家，除了董启章，还有黄碧云、钟晓阳。她们各自带来了新书《微喜重行》和《哀伤纪》。同为香港作家，两人的语言思维并不相同。黄碧云在写作时，采用的是“粤语思维”；而钟晓阳也许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采用的是“普通话思维”。

书展期间，黄碧云的《烈佬传》在第五届“红楼梦奖”上赢得“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首奖的消息，她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香港作家。

当然，也有香港重量级作家参展，比如倪匡和他的《倪匡传：哈哈哈哈》。

阎连科与蒋方舟：

村庄里的中国与作家的困境

7月19日，最新一届卡夫卡文学奖得主阎连科亮相香港书展，做了一场名为“一个村庄里的文学与中国”的文学讲座。近些年阎连科在文学圈读者中口碑甚高，再加上受到不少国际性文学大奖关注，书展期间，成为颇受欢迎的内地作家。

阎连科说：“河南在中国的中心，中国在世界的中心，而我出生的那个村庄是在河南的中心，也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么了解这个村庄，就等如了解世界。”他形容那是一个永恒的村庄：“30多年前，村庄住了两千多人，现在也只七千多人，村里的人是不生不死的，因为大家都不报户口……”他说，村庄有人很有钱，拥有上亿身家：“30多年前，有人去上海买了一部桑塔纳轿车，一路从上海开回村庄的家门前，但突然一场暴雨，门前公路塌了，车从此离不开家门，成为景点。”

诸如此类荒诞十足的故事，阎连科讲了很多。“村庄很封闭，又很开放。有人开车把孩子撞死了，赔了三万块钱，他还气呼呼说被讹诈了，因为按常规来说，只需赔三千元。法律有时候几乎不存在。”阎连科说，但是有时候开放得令人瞠目结舌，“年轻男女结婚的时候，大部分都不打结婚证，未婚先孕很普遍。”

村庄成了阎连科的写作资源。他说：“我现在50多岁了，我已明白一个道理：我的幸运就是出生在这么一个村庄里，这个村庄放大了就是中国，离开这个村庄，我几乎无法写作。”

作为阎连科最欣赏的年轻作家，蒋方舟也在书展上做了题为“大陆作家的奢侈与困境”的讲座。她指出，中国人口多，连带读者市场也特别大，“别的地方可能有2000人看书，相同比例下，我们随时就有2万人、5万人。”由于读者多，市场对各类型作品都包容，“写小说、写散文，以至网络不同形式发表，各种各样都会有人欣赏”。

不过，蒋方舟认为，空间大，挑战也不少，“否则拥有那么多的幸运，为何我们仍然不是处于创作上的丰年？”社会近年发生大量“奇人奇事”，一方面为作家带来创作灵感，另一方面却同时削弱了作品的可能性，“社会上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信手拈来一个例子，有父亲上网看色情片，竟然发现女儿当了主角，这些事件实在无法想像，生活有时仿佛比任何文学都更丰富、更真实、更具张力、更有戏剧性，也更令人痛苦。”

李敖父子和白先勇的历史观

台湾作家也是书展的重要“力量”。

7月16日，香港书展开幕第一天，21岁的李戡在书展首发近现代历史主题新书，80岁的父亲李敖现身与儿子同台演讲力撑。

“四年的时间，我从香港书展的观众变成演讲嘉宾。”李戡说。李敖谈起爱子的历史研究，也掩饰不住的自豪，“坦白说，在做历史研究方面，他虽然年轻，但他有我所没有的特色和优势。我做学问，肯下笨功夫，但我不是天才型的人，但是李戡是天才型的。”

书展第三天，台湾作家白先勇奉上两部新作，分别是《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和《牡丹情缘——白先勇的昆曲之旅》。

《牡丹情缘》讲述了白先勇数十年来传承昆曲的故事。10岁那年，他在上海欣赏过梅兰芳与俞振飞表演的昆曲选段《游园惊梦》，立刻被昆曲的优雅风格所吸引，从此与昆曲结缘。他的代表作小说集《台北人》中，就有与昆曲有关的短篇小说《游园惊梦》。他主持创作的青春版《牡丹亭》自2004年至今在世界各地上演两百余场，后来又打造了新版《玉簪记》。

回忆父亲的新书取名“止痛疗伤”，白先勇在书展的新书发布会上解释，是为了还原历史、填补空白，让人们了解真相，最终走出伤痛。

1952年，白先勇迁居台湾。当时有很多台湾人见到他都特意提及他父亲白崇禧，感恩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善念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当年15岁的白先勇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少年，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

香港书展现在被誉为“华人世界第一书展”，此次有来自31个国家及地区共570家参展商参与。游客方面，去年书展入场人流98万人次，今年达101万人次。

文化名人之间的对话，也成为书展的一个亮点。比如金宇澄与王家卫。

金宇澄以上海话书写的小说《繁花》，开篇借了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的结尾，而在小说问世一年后，王家卫也取得《繁花》的影视版权。

《繁花》令王家卫不但有兴趣拍成电影，甚至打算改编为电视剧，他认为若把书中对白变成普通话，“就像老舍的《茶馆》把京白去掉一样无法想象”。

对于语言味道，王家卫强调，“很多关于上海的小说，可能受到张爱玲影响，味道都是女性的，‘阴气太重。但金宇澄的《繁花》却充满男性荷尔蒙，有上海男人的性感。”王家卫特别提出小说开篇两句“上帝不响，一切全由我定。”其中“不响”二字充分表现出上海人的特色，“有时候上海人不讲话，心里却已经有了态度。”

对此，金宇澄解释，“不响”是地道的上海话，准确地说应该是“弗响”，即是“无语”的意思。

植根香港已100年的商务印书馆在市场需求和文化传承中找到了巧妙的平衡点。文化名人的号召力、雅俗兼容的图书种类、打折兼促销的定价策略，催生了每年7月香港阅读的“嘉年华”。有人说，每次到了书展季，香港人就会停一停脚步，买几本书，听几场讲座，这对于快节奏的香港至少是一种提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