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满意度及回报率的实证研究——基于四川成都、南充地区的调查

伍旭中， 李亦含

(1.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满意度及回报率的实证研究——基于四川成都、南充地区的调查

伍旭中1， 李亦含2

(1.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本文基于四川省成都、南充地区的调研样本，采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满意度影响因素；采用扩展的明瑟收入模型，考察教育年限、工龄与是否参与培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增收的影响.研究表明，培训提供的手续办理等公共服务、培训方法、培训实质作用、相关部门意见改进等变量对于培训满意度的影响明显；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投资回报率依旧很低，参培积极性不强.政府应按需培训，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技能需求，调动其参培积极性，改善目前的培训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满意度；人力资本；回报率

自王春光(2001)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后[1]，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启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名词，并将其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2011年国家统计局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主力军，数量已经达到9858万，在青年劳动力中比重巨大；从2008年到2011年，农民工平均年龄由34岁上升到36岁，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15-24岁的青年劳动力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农民工年龄结构、数量与质量的变化，说明农民工的“无限供给”状况在改变，依赖低成本、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丰富的人力资本成为国家实现持续乃至垄断性经济增长的关键.人口红利势微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作为重要人力资源储备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化是“新人口红利”的源泉，因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转变和回报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相关文献评述

目前，农民工培训主要有农民工自发培训、政府主导公共职业培训、职业院校主导培训及企业主导的培训等四种模式(袁庆林，2011)[2].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是围绕农民工培训满意度及回报的研究.

1.1农民工培训及满意度研究

培训是目前国际通行的提升人力资本主要模式.满意度是指参培人在参与培训时，个体需求或愿望实现的一种心理感受.培训满意度影响因素同时影响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满意度测评为美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黄会明、鲍海君(2010)运用AHP方法结合聚类分析，研究了浙江地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效果[3].卫龙宝、阮建青(2007)基于杭州市城郊的农村居民调查分析了其参加培训的原因[4].卫龙宝等(2011)基于江苏省农村的调查，认为影响农村居民参加农业培训的因素包括个体因素、供给因素和政策因素[4].刘志兵等(2011)采用江西省宜春市的调查数据，发现科技培训的需求较大[5].于敏(2010)采用了Tobit 模型对培训意愿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其最愿意接受按照农时安排的农业培训[6].苏雷(2011)运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对农民工培训中的感知质量、感知价值、公众期望、公众满意、公众形象、公众信任六个结构变量进行分析，反映目前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的问题[7].周奇凤(2011)认为被培训者就是培训的实际顾客，所以完全可以借鉴顾客满意度模型进而对培训满意度进行相关测评，也可以推广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测评[8].国内学者借鉴外国学者的构想，建立了较为典型的清华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对照ACSI，何建华(2012)在珠三角五城市进行了包括培训方式、培训内容等15个方面的满意度和需求度调查，他认为培训整体满意度影响因素包括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培训周期、培训时间、培训环境等方面，并从各设计维度进行方差分析和Scheffe事后检验[9].肖亮(2012)运用因子分析法以及线性回归模型对包含教育在内的农村公共品满意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投入的不足是制约农民公共品满意度的主要原因[10].蒲晓琴、杨锦绣(2013)结合ACSI和AHP方法，对四川成都地区进行了调研，结果认为农民对培训内容相对不够满意，但是政府在满足所有人需要方面困难很大；农民对培训内容掌握情况比较良好，但是无法活学活用，导致就业能力提升感不强[11].邱荣加等(2008)的研究采用10级分度的李克特量表，结果表明影响培训满意度的因素主要可分为企业因素，个人因素，教学因素以及服务因素[12].杨锦秀等(2013)将培训视作准公共产品，从供需非均衡角度出发分析，调查结果反映了农民工期望与培训实质间不一致的问题，农民工的培训满意度亟待提高[13].

1.2培训与收入提高

关于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尤其是职业培训的回报，专门针对农村劳动力的研究不多，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则更少.许多研究都是从城市职工入手研究人力资本收益，相关研究有：朱国宏(1992)，施彬、万威武(1993)，邵利玲(1994)，诸建芳(1995)，高梦滔和姚洋(2006)，谢勇(2013)，杨晓军(2013)等[14-22].国内外专家对于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研究也不是太多，Jamison和 Gaag(1987)对甘肃省的样本进行教育收益率估计[23]，Alan de Brauw & Scott Rozelle(2002)[24]和李实、李文彬(1994)[25]也对农村教育收益率进行了估计.但以上估计大多都没有将培训对收入提高影响纳入考虑范围.

除去受教育水平，培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增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侯风云(2004)采用15省15269个有效样本估计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为3.655%，专业培训对于收入提高的影响远远高于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王德文等(2008)认为简单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 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有重要作用.任远、陈春林(2010)发现，随着收入的提高，农民工对于以职业培训为代表的继续教育需求也在提高，实际参与比率也随之增大[26].赵显洲(2012)对农民工工资采用了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表明参加培训者比不参加培训者的工资要高出15. 7%，但并没有解决教育变量的内生性问题[27].针对不同层次的培训，马金平、周勇(2013)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不同层次培训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及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说明，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影响最大的是企业培训，其次是政府培训，最差的是个人培训[28].赵海(2013)采用十二省的调研数据，利用Mincer收入函数测算出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工资的教育回报率仅为2.3%，参加培训拥有劳动技能的劳动者比没有技能的收入高出 21%，说明培训与教育相比对农民工增收更有促进力[29].

但一些学者也认为在研究培训上需要考虑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和参与培训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宁光杰、尹迪(2012)基于中国多省份农村7999个调查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以克服参与培训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分析了培训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考虑了选择性偏差后，参加过培训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提高的效果明显.而非农培训、与工作相关的培训更有利于收入提高.且个人支付费用参加培训对收入提高影响更甚[30].张世伟、王广慧(2010)为了避免内部和外部有效性问题，采用了倾向分匹配法来分析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培训有助于农民工的就业和专业技能水平提高，导致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升，而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使农民工月收入分别增加21%和5%左右[31].基于同样的原因，王海港、黄少安等(2009)运用异质性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职业培训中的不可观察变量在珠江三角洲农村收入中的作用，并认为政府应该更倾向于鼓励那些未参加培训便不容易提高收入的村民参加培训[32].

1.3文献评述

职业培训对于农民工收入提高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不多.农民工培训满意度研究理论尚不完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满意度和培训回报率缺乏实证研究.事实上，如何从培训满意度影响因素入手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培训，从而提高收入、改善劳动力素质，是一个极具意义的问题.

2 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2.1数据来源

本文作者深入成都、南充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密集区域，面向不同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随机发放问卷520份，收回问卷498份，回收率为95.77%，着重分析现行培训机制下满意度影响因素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

本文选取成都和南充两地为问卷调查地点，基于以下两点：(1)四川是全国最大的农民工输出省份，仅2009年就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2173.89万人.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第一大城市、四川省省会，现有农民工总体为195万左右，而61.5%为新生代农民工，其吸纳转移劳动力的功能不容小觑.而南充是川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通、商贸物流和信息中心，与成都和重庆形成三城鼎立的态势，有“川北心脏”和“川北重镇”之称.(2)成都和南充两地政府近年来都十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提素问题，成都于2011年在全国率先建立城乡统一就业、失业实名制动态管理机制及就业援助制度，市县两级财政每年投入农民工培训经费达5000万元；市县两级政府先后投入10多亿元，新建成都市技师学院及10个分院，根据各行业人才需求实施系列培训计划，全面提升城乡劳动者就业技能，并在全国率先发放“就业培训券”；自2008年开始，南充市委、市政府把培训农民工作为八大“民生工程”的重点，采取“订单培训”、“定向培训”、“校企联合”等方式，将劳务品牌工程、阳光工程、劳务扶贫、劳动就业等项目资金，统筹安排用于农民工培训，累计培训超过18万人.2013年，南充市政府拟按照每人800-1600元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计划培训7.5万人次.两地新生代农民工人数较多，政府重视培训问题、扩大培训财政投资，参培辐射面较广.因此，选取这两地样本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2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满意度描述性统计

针对参加过相应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493人)，调研采用李克特五度量表法，将总体满意度分解为培训政策、培训质量、培训投入和培训反馈四个方面，考察现行培训制度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具体问卷设置如表1.

1.培训总体满意度中上，男女及行业差异明显.

总体上来说，对于参加过的相关职业培训(包括专业机构培训、企业内定期培训和以老带新式培训)，53%新生代农民工感到一般.同时，男性农民工对于培训满意度较高，感到满意比率达到32%，女性则普遍偏低，为20%左右.在区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情况下，制造业对于培训的整体满意度也较服务业高，分别为34%和29%.

表1 问卷设计思路

2.政策服务改进要求较大，培训方法满意度较低.

政策服务方面，在“相关部门的意见处理及缺陷改进”和“相关培训机构的服务态度及手续办理”两个维度下，选择满意度为“一般”的比例分别达到了56%和58%，不满意及很不满意的比例分别达到14%和4%.培训质量方面，在时间安排、教学方法、教学环境三个维度勾选满意及很满意的比例分别达到33%、20%和34%；而“到达培训地点交通便利性”这一维度下很满意和满意的比例达到了50%，选择表现较为突出；究其原因，由于大部分参加培训的农民工都是在保证工作时间的情况下，就近参训或直接参加厂内培训，交通较为便利.同“政策服务”方面情况类似，培训质量方面三个维度“一般”的勾选率也达到半数左右.

3.培训投入较为平衡，培训反馈情况不乐观.

培训投入方面整体情况较好，大部分受访者(60%)认为培训时长恰当，而认为长度较长或较短的受访者分别达到23%和27%，整体相对持平；在培训费用方面，认为培训费用合理性一般的受访者刚好过半，有37%的受访者认为收费较合理，13%的受访者认为收费不合理.深入探索发现，大部分农民工所参加的由政府牵头、企业组织的培训为了不妨碍正常生产，多由企业选派民工参加讲座形式的集中培训，因而时间较专业机构的系统性培训大大缩短，大部分费用也由政府或企业承担.除此之外，以老带新或者企业内部培训本身就存在经费和时间节约的特点.在培训反馈方面，认为培训对于收入提升有实质作用的受访者仅有23%，有再次参加培训或向他人推荐培训意愿的受访者仅有30%，说明参培者对于现行培训忠诚度较低.

2.3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分布广泛，务工时间短，收入情况不佳.

就统计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广泛分布在服务业(40.7%)、电子设备制造(7.5%)、运输交通(4.6%)、汽车制造(6.07%)、纺织服装(10.36%)、电子设备(5.7%)、食品制造(6.07%)和林木行业(8.6%)中.从年龄结构和外出务工时间来看，16-25岁的劳动力占比为64.71%，26-30岁的比例为23.12%，平均年龄19.28岁.数据说明样本集中在30岁以下的农村户籍劳动力中，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而在调查的农民工中，外出务工时间在3年以下(含3年)达到64.10%，工龄为4-6年占比为21.10%，工龄为7-9年的比例为8.11%，9年以上工龄的工人比例为6.71%.这表明，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工龄短，缺少实践经验和基本技能.而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依然偏低，月收入500-1000元占比为7.10%，月收入1001-3000元的比例最大，为79.11%，而月收入3000元以上，拥有相对较高工资的新生代农民工仅有13.79%，整体调查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2141.43元.

2.渴望全面发展，但职业规划不清晰，存在眼高手低现象.

在调查中，38.21%的农民工认为来到城市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技术、以后创业，19.64%的农民工只是为了增加收入，18.93%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为了寻找城市的广阔平台，有11.07%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城市，还有少数人(12.15%)认为来城市只是跟随大流.这些数据说明，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当今外来务工人员进城的目的已不再只是简单地获取收入，更多人是追求自身技能提高，成为能满足自我发展和行业要求的人才.

同时，虽然超过半数(54%)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具有较为清晰的职业梦想，但近一半(48%)的被采访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清楚他们的职业规划.对于很多人艳羡的创业当老板，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也缺乏深入、透彻的了解，对于职业和行业的印象依旧停留在肤浅的表面.除此之外，在渴望获得的知识类型这一多选题项下，具有一定准入门槛和学习要求的高新产业技术类知识仅有13.89%的勾选率.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倾向于简易知识的学习.

在相关政策和措施的了解程度上，仅有15.71%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了解或很了解，84.29%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政府出台的各项面向社会的职业素质和技能提高的政策、措施不太了解，例如成都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承办的针对创业人群的国际SIYB培训项目就鲜为人知，农民工参与的积极性不高.除去政策宣传的因素，以上各项数据都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自我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方面有所诉求，但缺乏正确的引导和培养，且存在较为严重的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现象，导致积极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比例偏低.

3.人力资本情况不佳，接受专业职业技能培训少.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受调查农民工中为小学学历的占2.43%，初中学历的占17.85%，高中学历的比例为44.22%，大专及以上的比例为35.50%，与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数据接近(年轻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3.8%)，按照小学人均受教育年限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计算，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75年，说明自新老农民工代际转换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得到普遍提高，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农民工群体.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得到提高，但就接受职业教育情况来看，仅有12.37%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专业职业技术培训，远低于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26.2%*参见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这一比例，而根据访谈记录来看，拥有专门职业技能证书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更是不到10%.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反映所培训内容与工作没有关联，如安全消防知识培训等政府强制要求参加的基础培训.这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受教育年限提高，但是针对具体工作来说，技能培训依旧匮乏，培训在组织和内容设计上存在缺陷.

3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及分析

3.1计量模型与变量定义

考虑到OLS估计内生性的问题，本文拟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对培训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估计.有序分类的Logistic回归可以采用比例优势模型(proportional odds model)，又称累积Logit模型或累积比数模型.多分类logistic回归的思想为，若因变量Y有K个值(即Y的分类数为K)，则以其中一个类别作为参考，其他类别同其进行比较生成Logit变换模型.如以Y=K为参考变量，则对于对比变量Y= I，变换的logit模型为：

表2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满意度变量定义及分布

3.2结果分析

使用SPSS19.0，将培训总体满意度、培训政策满意度(包括相关部门意见改进、公共服务两个维度)、培训质量满意度(包括培训方法、时间安排、交通便利度、硬件设施四个维度)、培训投入满意度(包括培训时长、培训费用两个维度)以及培训反馈满意度(包括实质作用、再参加意愿两个维度)逐步带入模型中进行似然比检验，在剔除了培训期望、再参加意愿、时间安排、硬件设施以及培训费用五个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后，对保留下的各个变量的估计结果如右表.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在0.01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公共服务、培训方法、培训效果、交通便利度以及培训时长在0.01的高显著水平下对于农民工培训满意度影响显著，意见改进变量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同样影响明显.

1.培训政策影响.相关部门意见改进程度对培训满意度影响明显，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维权和监督意识.在培训过程中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手续办理、证书发放等也对满意度有明显影响，说明新生代农民工重视与培训配套的相关服务，但也可能说明，在内容形式相对单一的培训现状下，农民工对于内容的敏感度低于对公共服务的敏感度，较为完善的培训服务对于满意度提升有更大帮助.

表3 模型整体检验

表4 似然比检验

2.培训质量满意度.首先，与以往研究相同，培训方法的丰富度对于满意度有明显影响.与接受过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的同龄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课堂教学模式的接受度可能较低，填鸭式与只重视单向授课输出的培训方式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效果并不理想.其次，时间安排变量并没有通过检验.调研发现，为了不妨碍正常的工作生产，企业会选择在工作闲余安排统一培训，普遍来说，培训时间并不会对农民工生活工作产生较大干扰从而对满意度产生影响，所以此项自变量系数也不显著.再次，交通便利度变量通过检验，说明培训地点是否便捷、赶往培训地点是否影响农民工自身生活工作也对培训整体满意度产生影响.最后，硬件设施自变量对于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目前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企业内培训或以老带新式培训，硬件设施普遍专业度不足有关.

3.培训投入满意度.由于目前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的培训费用由政府补贴和企业税收两部分组成，个人缴费参与培训比例很小，故培训费用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培训积极度低下.另外，培训时长由于可能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正常生产生活，故对满意度也存在较大影响.

4.培训反馈满意度.与以往研究相同，培训的实质作用的P值最小，显著性最为明显，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满意度与参培后工资提升、技能进步等实质影响极大关联.而再参加意愿没有通过检验，可能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参加培训意愿不强，积极性不高有关.

4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模型建立与分析

仿照经典的明瑟收入模型，建立以下扩展的明瑟收入模型来考察样本总体教育年限、工龄以及是否参加培训对于农民工收入提高的影响：

lnY=α0+α1S+α2E+α3E2+α4D+ε*许多研究将年龄也作为解释变量之一加入，但此处加入年龄后的结果不显著，所以去除.

其中，S为受教育年限，E为工龄，D表示是否参加过培训的虚拟变量，D=1，参加过培训；D=0，未参加培训.

表6为使用Eviews7对模型估计的结果：

从模型估计的结果来看，各自变量都在0.0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新添加的是否参加培训这一虚拟变量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虽然回归系数有待校正，但依旧说明具有针对性的专业技能培训对于农民工增收效果较为显著.在一些研究当中，是否参加培训对于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也是多个方面的.但在此处较为显著的影响说明，成都地区的职业培训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使得参与培训的农民工在收入上确实有所提高.

同时，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同，教育年限对于收入存在正向影响.从模型来看，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收入会提高3.5%左右，这说明，教育投资对于农民工增收具有正向作用.现今人才市场对于劳动力学历水平普遍存在要求，首先，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外界信息的接收处理更加敏感、更具技巧，其次，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辈更具有规则意识以及合作意识，更容易接受现代企业管理运营模式.最后，教育水平提高也意味着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上升，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收入，甄别出不利于自己的市场信息.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回报率与(Johnson & Chow，2001)[33]以及(Ho，et al，2001)[34]对中国农村教育回报率的估计结果相近，这说明十年来，调研两地的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依然停留在很低的水平.这与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低下，管理模式松散，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有关.同时，乡村基础教育(在我国即为九年义务教育)，可能与工作内容不匹配，导致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低下.

表5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目的及发展需求等变量分布

工龄对于收入同样存在正向作用，而工龄平方的系数则为负.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工龄每增加一年，收入提高约17.17%左右，提高比例最大，增收作用最为明显.这说明，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着明显的经验累积与工资收入正相关的现象.笔者认为，这种“干中学”所获得的人力资本转变是一种特殊的自我培训，在工作中获取的经验和技能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这种影响显然会超过教育和培训所带来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能力强，上手速度快，在入职后2-5年升职加薪几率很大.但随着工龄的增加，年龄的增大，这种经验积累的效果会被新的劳动力进入所取代，劳动力的迅速更新换代使得年龄较大的劳动力处于市场中的不利地位.

表6 模型回归结果

5 结论与对策

本文基于四川成都、南充两地的问卷调查数据，就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满意度影响因素以及人力资本转变的状况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总体满意度不高，培训提供的手续办理等公共服务、培训采用的方法丰富度、培训带来的实质作用、相关部门意见改进程度、培训地点的交通便利程度、培训时长等因素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满意度.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有自我发展以及提高人力资本的需求，但农民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的协整能力低[35]，存在眼高手低、刚愎自用的现象，这也是导致培训参与度低迷的重要原因.同时，政府与企业主办的培训从宣传方式、内容设计、时间组织上等还不能充分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训的积极性.政府应当采用“引导+改进”模式，使新生代农民工认识到专业职业培训对于自身发展和收入的重要意义，再辅以培训内容、方式以及配套服务的改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后的忠实度.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回报率依然很低，相比之下，职业培训以及工龄所代表的特殊自我培训形式，即“干中学”的回报率较为明显.培训带来的人力资本转化使得农民工获得了升职加薪或更好的就业机会，但并不是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都有个人选择参与培训或接受正规企业、政府培训的机会.由此，如何使政府主办的培训正规化、系统化，而社会培训低价化、全面化，扩大公办培训的辐射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可接触到培训的质量和实质作用，从而为我国建设多层级、有结构的人才储备，是政府以及全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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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Studyon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TrainingSatisfactionandRateofReturn——Bases on the survey of Chengdu and Nanchong in Sichuan province

WU Xu-zhong1， LI Yi-han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Chengdu 610000, China)

The paper, based on the survey samples of Chengdu and Nanchong in Sichuan province, discussed the training satisfaction factors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use of 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 and the influence of years of education and service and participation or non-participation of training upon their income increase by use of Mincer func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four government related factors such as public service of training formalities, training methods, training func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obviously influence the training satisfaction.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 on education investment is still very low and their training enthusiasm is not stro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train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 needed, meet their needs of working skills, arouse their training enthusiasm to improve current training situation.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raining satisfaction; human capital; rate of return

2014-06-10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过渡农业、成长经济与中国现代农业道路选择》(09YJA790003)；安徽师范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皖江区域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路径研究》.

伍旭中，男(1970-)，安徽潜山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李亦含，女(1992-)，安徽合肥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本科生.

伍旭中，李亦含.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满意度及回报率的实证研究——基于四川成都、南充地区的调查[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37(4)：401-408.

F241.33

A

1001-2443(2014)04-04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