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拾忆——“文革”十年沧桑

马识途

今年整100岁。著名作家，是继郭沫若、巴金、何其芳、李劼人、沙汀、艾芜之后巴蜀现代文学史上旗帜性领袖人物。作品有《清江壮歌》《西游散记》《夜谭十记》等20多部，由其作品改编的电影《让子弹飞》成国人的年度文化记忆。

大祸临头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央组织了领导小组，听说我们的宣传部长还是第一批领导小组的成员。我早已看到文件，毛主席对于文艺早存不满，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批示各种文艺形式“问题很多，人数不少”，“最近几年，竟然掉到修正主义的边沿，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最近江青又专门开了部队文艺工作会议，我估计文化文艺界大概又要搞一次“运动”了吧！我想这两年我已经下放南充县委搞社教，不沾文艺工作了，大概不会有我的事吧！但是为什么我们宣传部长竟然入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是不是和我这个有着作家头衔分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有关？我心里忐忑不安。

果然五月下旬的一天，西南局办公厅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回西南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想我已调到南充县委，组织关系都已转到南充县委，为什么要我回西南局呢？我打一个电话给常务书记李大章，我说我已下放到南充县委，是南充县的干部，要参加“文化大革命”也应该在南充县参加吧。大章同志认为有道理，回答我说：“那好吧，你就在南充县委参加‘文化大革命吧。”谁知第二天晚上，我忽然又收到西南局办公厅来的电话，仍然要我回西南局去参加。我告诉他大章同志已同意我就在南充参加“文化大革命”了，办公厅的人说是政委要我回西南局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告诉我，政委说我下放到南充县委是带职下放，我还是西南局的干部，所以还是要回西南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明白了，反正一切道理都在政委手里。看来这回我又因文艺脱不了手，要回去当“运动员”了。虱子多了不怕一身痒，无非又是批判一阵，检查一通罢了。

我从乡下回到南充县委，收拾行李准备回成都。县委的同事奇怪地问我，回去开完会就回来了，收拾行李干什么？我说：“回不来了。”

第二天我坐车回到成都。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医院看望我那重病住院的爱人王放。听说我回成都是参加“文化大革命”，她很担心，我宽慰她搞运动是家常便饭，无非就是批判检讨，没什么事。

回西南局的第二天，通知我去参加大会，我按时去了，西南局各部委的领导干部都来了，像往常一样和我打招呼，同坐在第一排。不一会，书记处书记们来了，政委当然来了，他们也和我打招呼，并无异状。

大会开始，由秘书长主持并作动员报告。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秘书长在他的动员报告里，肃颜厉色地点了我的名，说我是西南局机关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写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当场宣布让我“停职反省”。

我坐在那里，吓得目瞪口呆，只觉得乌天黑地，脑子里一片混乱，我怎么突然就成了反革命了？散会后大家都走了，我仍坐在那里站不起来，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哪里是检讨的问题哟”

我回到家里，认真作了三天准备，驾轻就熟地写了一大摞检讨稿。我把我所有的工作都和资本主义挂起钩来，特别是我的文学作品，一定都和修正主义思想联系，越写我越觉得真是那么一回事的样子，我几乎要成为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了。我当时的确是出于真心。为了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高瞻远瞩，发动“文化大革命”，西南局需要我为“文化大革命”祭旗，我就担起来吧，义无反顾。为此我作了一首七律诗：“休夸发白为人民，迟暮迷津耻圣明。笔伐千张心顿重，口诛百舌体如焚。歧途回首惊皆负，正道从头不畏零。负罪如山朝北阙，风风雨雨望前程。”

我带着检讨材料上批判会去了，一切照我熟识的运动过程进行。我诚惶诚恐地进行检讨，生怕检讨不深刻，给自己头上乱七八糟地戴一堆帽子，反正不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接下来是声色俱厉上纲上线的主体批判，然后是在主持会议的领导的号召下群起而攻之地批判，说来说去，反正就是我的检讨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更说不上爆发精神原子弹了。让我惊奇的是那一连串的事实揭发，怎么我平时说点笑话，有几句讽刺挖苦的话，甚至一块上厕所讲的几句闲话，都被他们记住了，现在拿了来当子弹向我发射。

更叫我惊异的是我们宣传部的理论处长，他读过不少马列主义的理论书，常能在学习会上引经据典讲道理。他也会讲笑话，曾讲过这么一段话：“现在是拉屎都要注意对准坑眼，右了不行，左了更不行。”还说：“现在大家都在走钢丝，左边掉下去是沙发，右边掉下去是茅坑。”他当时因此话受到批判，当了好久的“运动员”，仍是那么桀骜不驯。我没有想到，他也会对我进行批判。

理论处长说：“你们都批他是修正主义，大错特错了。他懂得什么修正主义，他读过第二国际那些大人物的书吗？恐怕名字也说不出几个，他有什么资格当修正主义者？要说懂得修正主义，非我莫属。我看他的错误是不该写那些文学作品。”他边说边从桌上拿起一摞铅印装订成册的本子，我一看正是我的文学作品，封面注明有“供批判用”的字样，可见领导要收拾我已是蓄谋已久，早就把批判我的材料准备好了。理论处长继续说：“有些毒草是可以留下的，这是毛主席的话。”

理论处长的这一席批判，分明是公开地为我作很有分寸的辩解，却让大家都哑口无言，不知道对他这席话是该鼓掌还是该批判。主持会议的只好说：“时间到了，休会。”后来听说这个理论处长，竟敢独自跑到科分院在批我的大字报上贴上为我辩护的大字报，不觉感激涕零。

在批判会上经受了急风暴雨式的洗礼下来后，西南局一位老熟人也劝勉我：“犯了错误不要紧，认真检查就是。至于大家在会上说些什么，你不要计较，那是算不了数的，一切都要核实了才能算数。”他按一般“运动”的规律，告诉我说会上那些过头话听到就是了，反正一般都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最后还会实事求是的。我也很熟悉搞“运动”的过程，也以为对我的批判也会是这样的过程。

我下楼到了机关大厅，只见我早上上楼时还是空荡荡的大厅，已密不透风地挂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那些大字报上有的用红笔批注，地上还流着红墨水，我差点误为是血。大家都在这大字报林里钻进钻出，我当然也钻进大字报林，和大家一起“奇文共欣赏”了。

一次批判会后，我又到大厅看大字报，忽然看到西南局书记处的陈刚书记也在看大字报。他平易近人，比较开明，很尊重科学和知识分子，对我一直很好。他在省委见我开会有时发表一些让省委领导皱眉的见解时就曾劝诫我：“恃才傲上，危险呀！”还曾不经意地透露说，书记对我的看法是“可用不可信”。

我没有在大字报林发现别的领导，然而陈刚书记却来了，可见他对我还是很关心的。我却走近他，诚恳地对他说：“陈书记，对不起您，我没有听您的话，犯了大错误了。但是我一定要深刻反省，认真检讨，努力改正错误，争取尽快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并把自己写的那首七律诗拿给他看。他看了一下，很痛苦地摇一摇头，抬头看一下左右没有人，轻声凄然地对我说：“你这哪里是检讨的问题哟！”

珍奇动物展览

我在听了陈书记那句话后，回到家里琢磨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把一连串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前后串起来认真思考：我忽然被下放到南充县委任县委副书记，到农村作社教工作；我的来信被偷偷检查；组织部长突然要我回答两个莫名其妙的检举；突然通知我回西南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的文学作品被铅印出来给批判者人手一册；机关里一上午就出现那么多批我“罪该万死”的大字报……陈书记的话，哦，陈书记一定知道内情，他这一句话真如醍醐灌顶，把我点醒了。

这里面一定有人正在编织一个黑网，要把我网进去，让我死无葬身之地。这个人是谁，不言而明。这哪里是检讨的问题哦，我哪里还能回到人民队伍里来？我再把解放后两次不准我出国也不准我到北京中国语言所工作之事联系起来想，可见有人对我这个地下党领导人的政治面貌发生怀疑，以至于对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下的整个川康特委组织产生怀疑，但却又查无实据，于是借这次“文化大革命”拿我开刀，想查个水落石出。

我想到这里，心里又是坦然又是疑惧。我坦然的是，如果是对一个党员甚至一级党组织产生怀疑，认为有些可疑的蛛丝马迹需要查实，正儿八经地认真去查，那是可以的。我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光明磊落，一生坦荡，勤奋工作，经得起检查和考验。我疑惧的是有人借题发挥，公报私忿，让我遭了黑打还无处申诉。

原来机关里正在进行的批判，什么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学毒草，全是扯淡。批判者、被批判者都不过是一台闹剧的演员，甚至演员也不是，不过是被人捉着绳头的提线木偶，在上演一场关公战秦琼、张飞打岳飞的荒诞木偶戏而已，我还何所畏哉！

我把我写的可笑的检讨和叫《认罪书》的诗统统撕了，谁爱怎么整就怎么整吧，我轻松地去批判会上看一台大戏好了。

在后来的批判会上，面临杀气腾腾的会场，我再也不诚惶诚恐的了，我冷然地稳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批判会主持人问我：“上次你不是说你要作进一步的深刻检查吗？”是的，我说过，但是我现在想法变了，反正说了也没用，也就什么都不想说了。我再次说出：“你们有什么机关枪大炮，一齐向我开火吧。”

大家听不到我的深入一步的检讨，再看我如此态度，群情激昂，“哼，你还这样猖狂！”“死不悔改！”吼声响成一片，接下来果然是声势浩大，机关枪大炮一起开火，只不过我感觉他们的子弹和炮弹里好像没有装火药。

接下来等待我的是更严厉的处罚。在一次批判会上，有人建议：为了防备我和坏人串联或订立攻守同盟，不仅要对我“停职反省”，而且要对我实行“隔离审查”。于是领导顺理成章，美其名曰根据群众意见，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派三个干部住进我家，与我形影不离。同时批判我的阵地也扩大了，除了在满院贴着还流着红墨水的大字报外，还在本地党报《四川日报》上整版半版地登出全是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无中生有的批判文章，宣称要把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彻底批倒批臭。

我变成一个被许多单位定购预约拿去批判的反革命靶子和发动群众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发酵剂，甚至有小学带一群小学生来找我讲理，要给小学生消毒，因为许多孩子看过根据我的作品绘制的小人书，有的小孩子还说我摆的龙门阵好看。更有和我毫不相干的单位，把我订购了去批斗。记得我曾被拉到一个工厂，坐在那里等待上批斗台时，房间窗外拥着许多男女青年工人，居然有人说就是想看一下写《清江壮歌》的马识途是个啥子样子，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地看我。真是不胜荣幸，我充分展示给他们，让他们看个够。

家散人亡

我爱人王放是解放前与我在革命斗争中结成的同生共死的终身伴侣，她积劳成疾，得了尿毒症，经请示常务书记大章同志同意，我送她到北京求医。照人之常情，家中爱人生病，子女年幼，工作担子也重，大章同志已把我排在第二年下乡搞社教。谁知政委一声令下，把我下放南充。在南充，我得到王放的病危通知，急匆匆请假赶去北京看顾，时间不过半月，却从成都传来消息，说我害怕下乡，领导很不满，限令马上归队。后来我又得到一次王放的病危通知，我赶到北京，和王放商量，把她带回成都安顿在省医院后又赶回到南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叫回成都遭到批判的事，我不愿意让王放担心，一直瞒着她。在我被隔离审查后，经领导恩准到医院探视，我都是和看押我去的人说好，让他们守在走道上，让我一个人进病房看王放，我不敢让她知道我已被打成反革命了，而且我还得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赔着笑脸安慰她。

谁知一个医生带着有批判我的报纸进了病房，被王放看到了，待医生离开后，她看似平静地告诉我，前两天她已隐隐约约从医院的大广播里听到点什么了。此时，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眼泪长流，王放反而安慰我说：“我们不是反革命，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搞清楚，党的政策，不冤枉一个好人呀。”说罢她也止不住把头转向一边，凄然饮泣起来。我的心中有了不好的预兆。

当晚王放突然恶化，出现脑水肿，我第二天得到通知赶到医院时，她已在弥留之际，勉强支撑着等着我的到达。她嘱咐我要把三个年幼的孩子拉扯成人。最后在她昏迷又奋力醒过来时，从喉头挤出一句模糊的但是我听得清的话：“你不是反革命，我相信总有一天……”话未说完就落气了。我痛哭得昏天黑地，不让工人进来抬走她的遗体。我趴在她的身上哭，直到她的身体再也没有一点热气，她的紧紧抓住我的手指的手完全僵了，我经过努力才拔出我的手指来。

我在成都的三个年幼孩子，因母亲去世父亲被关押而无依无靠，受尽欺侮和凌辱，甚至后来当我被红卫兵抓走后，他们竟被造反派从家中扫地出门，我知道后心如刀绞。幸得有亲友们收养，才有栖身之处，才算活了出来。我那找了20年才找回来的烈士遗孤的大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国防部门工作，在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因怕她受牵连，我发了封信给她：“老父此生休矣，望你和我划清界限，好自为之。”也不知她收到信后情况怎样？凡此种种，此情何堪！

我遭受这一连串的人格侮辱和打击，斯文扫地，家散人亡。又听说政委发话，说“这次运动四川准备捉二十万右派，叫马识途带到大凉山开荒去。”看来政委还不甘心，要把我赶到那些不毛之地去，我想我这把老骨头是要被扔到荒凉山谷了，真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

大概是领导怕我自杀吧，让派来“监护”我的三个干部对我严加看管。听他们说，领导一怕我逃脱，二怕我自杀。我告诉他们放心，我既不会逃更不会自杀，我如果自杀了，还得留下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这是那个时代新发明的罪名，让冤死的人死后还背上一个恶名，不得安宁。由于看守我的三个干部都是科分院的，对我还是了解的，他们未必相信领导的认为，因此有时不免阳奉阴违，我在屋里还可以读点书，甚至听一下收音机。

永远不能忘记的人

我在本机关被监管时，有几个人我不能忘记，他们是最普通的人，当然也是领导和造反派看来最没有阶级觉悟的人，然而他们还保留着 “人性”，我叫他们是好人。

一个是机关门口传达室的老陈。他是从乡下调来做清洁工的，为人本分老实，后来改做大门口的传达，吃住都在大门口的传达室里。他除了负责文件收发，门卫工作，还负责打扫大门口一带，十分认真。他不明白我为什么忽然被打成反革命，在机关里对别人说：“横看竖看，看不出他是个反革命。”他还说我和他在农村亲眼看过那些反革命完全不一样，对他们普通工人十分客气和尊重。他不知道怎么帮助我这个“反革命”，见我被罚天天打扫院子及办公楼楼梯走道和厕所，于是他就每天天不亮起来去扫院子，等我扛着大扫帚下楼去时，院子里已被扫得干干净净。我开始不知是谁在帮我，有一天我起得特早，下楼听到刷刷的扫地声，走近才发现是老陈。他还对我说：“以后天不亮时，我替你打扫吧。天明时你来用扫把舞它几下就算了。”对厕所也是这样，我去打扫时，经常看到连地上都用清水冲刷过了，我知道这一定是老陈干的事。有一次，造反派把我的文学作品拿下楼焚烧，称之为消毒。我痛心地在余火中捡拾未被焚尽的残稿时，老陈也来帮我捡。他一边捡一边嘟囔着：“这些天杀的，烧圣人的书要瞎眼的。”他这话是乡下“敬惜字纸”的传统，他虽然识字不多，却这么看重我的书稿，让我感动。

还有就是在机关里为我开车的驾驶员高奇才，我认为他人如其名，真的是个奇才。在我被关押时他不管领导的命令，偏要跑到关我的小屋来看我。当我被机关干部押送到双流农场劳动才三天，高奇才就开着车跑到农场来找我，要接我回成都。当时，两派造反派正闹得不可开交，农场被造反派团团围住，想接着我这个走资派冲过造反派的关卡是很难的。但高奇才只是催着我走，他让我坐在卡车中间，其他干部坐在外围，并用劳动工具把我掩护起来，开车冲出农场直奔成都，一路上虽有关卡检查，但因坐在驾驶室高奇才旁边的造反派下去“拿言语”而顺利通过。回到成都，高奇才把我送到房门口，只说了一句：“总算把你弄回来了，好危险呀！好危险呀！”我不知道高奇才用什么办法让我脱险的，直到“文革”以后我找到高奇才再三询问，才知道当时高奇才得知准备进攻农场的造反派只是为了抢粮食，于是找到那派的头头，用卡车帮他们运送了几车粮食，得以让造反派同意让他带十几个农场的干部回成都，借此把我夹带回了成都。

说到双流农场，还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当时农场的场长何世珍。我被押到农场后，他无视看管我的干部，把我接到他的办公室住下。但我们到农场的当天晚上，农场就被造反派包围，并扬言要“血洗农场”。何世珍知道如果造反派动了干戈，我这个走资派定会遭池鱼之殃，说不定还会死在混战的乱军之中。但这时他想把我弄出农场又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把我送到农场里一个农民家里，还准备了一套卧具，把我藏在茅坑上猪圈的顶板上，直到高奇才接我回成都。

我被屈打成“走资派”后，不要说同院里互有来往的干部对我如像躲瘟疫一样地避开，就连大院里的孩子也把我的孩子当作“狗崽子”，经常无事生非地欺侮。就说在机关食堂打饭，我的孩子本来早去排队排在前头，却被那些孩子硬挤到最后。当时物质匮乏，只有排在前面的人才能买到有肉的菜，我孩子在后面自然就轮不上了。为此事不免发生口角，而总因我的孩子是“狗崽子”，自然谁也不会帮他们说话，以“亏理”收场。孩子在食堂买不到好菜，我们真是“三月不知肉味”了。食堂厨房里一个大师傅，看不惯那些人的落井下石，偏要留点好菜给我的孩子。有时孩子从食堂打饭菜回来，我发现在饭里还埋有几块肉片，我知道这是大师傅向我发送的关怀信息。这件事很小，感动却深，意在不言中。

他们都是凡夫俗子，不懂政治，但他们懂人情，从平常的交往中，是是非非，他们心中是有杆秤的，于危难中方见真情。而且他们在我“解放”重回领导岗位后，既不向他人提及帮我之事，也不来向我表功，更不要我帮助什么。和那些自以为马、列、毛的书读得多，政治觉悟高，逢迎应对很有讲究，在“文革”中积极造反，“文革”后积极讨好的人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我常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灵魂展览会，每个人不由自主地都要上台表演一番，我算是看够了。而这些从不上台表演的普通人，却留在我的心里，不能忘却。

形势大变

我从峨眉流放地被转到芦山劳改农场，心想大概这辈子的时光将要打发在这里了。一天，我们科分院办公室主任突然带车接我回成都。他告诉我，西南局和省委都被打倒了，头头们都成了大走资派，被造反派抓起来了，他们原来搞的运动也全被否定。西南局名存实亡，我的案子也没人管了。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将我打成走资派的人现在也成了走资派，而且是比我更大的走资派，这世事变化莫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我回到成都，原来“监护”我的人自动撤走，也没人强迫我去劳动了，忽然之间我又成了自由人。我每天坐在临街的小屋里，从窗口望出去，只见大街上一拨拨造反派押着走资派游街，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做梦一样。照说我是被西南局领导打成反革命的，现在他们成了反革命，那我就应该不再是反革命了。但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时代，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如何。尤其从家人口中得知被康生支持派回四川掌权的刘结挺、张西挺两口子上台了，我心里发虚。果然他们上台不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西南局和四川省省委领导时，把我也捎带进去，说我是西南局的黑干将，先前批判我是在玩“舍车马、保将帅”的花招。完了，西南局把我当“文革”祭旗的牺牲品，他们把我当成上台的垫脚石，这世界哪里还有公道可言！我的前途只怕是更加险恶了。

刘结挺的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科分院的造反派这一下就来劲了。宣布对我实行专政，把我重新隔离看管，要我接受他们的批判斗争。不过他们对我的看管并没有过去那么严，而且他们在分院召开的批斗会连参加的人都听不下去，有的无精打采，有的悄悄溜走。就是在台上的批判者，也是色厉而内荏，有的连色也厉不起来，用手举起稿子把脸遮起来，像背书一样地念，害怕见人，更害怕见我似的。我断定这样的批判会，再开两回，恐怕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而楼下那些重新批判我的大字报再挂两天，恐怕也难以为继了。

就在这时，却从北京中国科学院和科学技术大学来了一些造反派，他们进驻到科分院机关里来。说是来煽风点火，帮助革命的，形势为之大变。他们批评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太“温良恭俭让”，对我这个走资派太仁慈。他们用在北京对待走资派的方法，把我装扮成走资派的标准形象，在我的胸前挂上写有我罪行和名字的木牌，在名字上还要打上像古代上法场“斩立决”那样的红叉，押我上大卡车，站在车厢的最前头，游街示众。为了便于群众看到我“罪恶的嘴脸”，有人从我后面揪住我的头发，强制把我的头仰起来。他们还把我带到华西坝科分院各研究所的院坝里，给我戴上一丈多高的高帽，高帽的两边有拖到地上的所谓“官翅”，专政队的人把一根绳子套在我的脖子上，在我前面牵着我走，还要我手上提着一面小锣，走几步敲一下，并要高喊出“我是走资派”。这就像在演一场广场猴戏。

我又变成西南局那些领导人的同伙，所谓一丘之貉了。这时西南局的打击走资派的斗争热火朝天，听说西南局有领导人被斗死，有的被逼自杀，有的病重不给治疗而死，特别是我一直敬重的陈刚书记也蒙难了，让我心里很难受。据说西南局部局以上领导罹难的就有十六人之多，我感到悲哀和愤怒。

厕所所长的勒令

中国科学院到成都来串联的造反派把我游街示众演猴戏，认为虐待我还不够，勒令我再次去打扫大院、楼道，特别是管厕所的清洁卫生。

我走进厕所一看，厕所的墙壁上写满造反派相互攻击的标语，涂得花里胡哨，乱七八糟。厕所地上到处都是撕下来的大字报碎纸、口痰、垃圾，还堆放有各种供武斗用的棍棒铁器。且满地尿水横流，只有踏着垫脚的砖块才能走进去。厕所抽水马桶的水箱已被拉坏，拉屎撒尿都无水冲洗，便坑里粪便堆得老高，几乎无法再蹲得下去。于是有的人便自寻方便，哪儿能立脚，就在那里大小便。不但整个厕所臭气熏天，连靠近厕所的走道上也臭不可闻。以至有人埋怨说：“还不如走资派当权时候那个旧秩序好。”

我费了很大的劲来打扫厕所，用胶皮管接上水龙头冲洗，用刷子沾上漂白粉刷，用棍子甚至用戴上橡皮手套的手去弄通便池，总算把厕所弄得比较干净了。我成为大家公认的称职的厕所所长。我特别写了勒令大家守规矩的告示，告示下面署上“本所所长白”。

我在打扫厕所时，发现一个让我揪心的事，马列在厕所里蒙难了。在厕所旁边堆杂物的小屋潮湿的角落里，乱叠放着一堆书，我拿起几本来一看，居然是从我家里被抄走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些书不但发霉而且被虫蛀得洞洞眼眼的，书中还有蛀虫正在啃食，得意得很哩，那些自称为最革命的马克思忠实信徒，却这样对待自己的“老祖宗”！我很气愤，但不敢声张，我趁空偷偷拿了几本回去保存起来。

躲进小楼成一统

北京来的造反派在成都科分院闹腾了一阵子。大概是认定我已被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已被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终于回北京去了。我的境遇才稍好一些。科分院知道我为人的干部很多，就是本院机关的造反派对我也不大下得了手，虽然还时不时地要上批判会，但我在每天完成造反派规定的日课——“斯文扫地”后，就可以呆在自己的小房里，读书听收音机，在窗口看大街上热闹的“西洋镜”。

在上中学的女儿可以从学校回来看我了，两个刚过十岁的儿子也可以和同我住一个单元，随时可以到我住的房间里来看望了，眼见他们在小房里调皮打闹，在床上翻滚，这使我得到很大安慰。他们要我为他们讲革命故事，我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我那大儿子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副象棋，和我下棋为我解闷。记得有一次我俩在棋盘上战得正酣，造反派来通知我上批判会，我让儿子把棋摆在那里，等我上完批判会回来后接着下。

那时，造反派开批判会开得也疲了，但还是三天两头拉我去批判会，酢牛皮，牛皮酢，翻来覆去，也没有多少好说的了。许多干部在会上干自己的营生，有的在会场的后面闲谈、打扑克、织毛线，我看这个“造反”好像快造不下去了。那天在批判会上批了些什么，我全没在意，却想着没下完的那盘棋，看着会场的情境，触景生情，做出一首打油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红吃黑来黑吃红，一场混战乱纷纷。”“人生不过一棋局，我劝痴儿莫认真。棋盘一卷万事空，红黑胜负哪可分。”我告诉孩子，现在全国就像一盘棋，谁红谁黑，谁胜谁败，还说不清楚呢。

随后，我诗兴大发，又做出两首打油诗。一首名为《颠倒歌》：“乾坤坤乾颠倒颠，天翻地来地翻天。妖化为人人为鬼，忠必反动奸为贤。狗跳加官人成牛，孔子盗跖分一线。今天你造我的反，明天我反你莫嗔。昨天批我好带劲，今天随我跪瓦片。今天上台人欢呼，明天下台谁可怜。今天革命叮当响，明天枷锁锁革命。造人反者人恒造，有理无理何能分。满街吹打谁上台，喇叭声里又一年。谁上谁下我何干，拉上窗帘袒腹眠。”

另一首名为《世相》：“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斗得不开交，都是在放屁。你说我走资，我说你走资，大家都走资，哪里有走资。你说我人坏，我说你坏人，大家都做坏，世上无好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既不分，何曾有是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的说成假，假的说成真。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悟得此中玄妙理，便是‘文革过来人。”

百日之灾

我本以为我能在小屋里过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日子，却忽然被造反派连骗带强制地弄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关了起来。

起初我一直不明白，这些造反派抓我有什么用？后来从他们两派自设电台的广播中，我才得知，原来是中央文革派了王力和谢富治到成都，听了“二挺”的汇报后，决定要清查在四川以我为首的二百人叛徒集团。据说因为北京清查出了薄一波等61人的叛徒集团，有功的北大造反派聂元梓捞到一个中央委员，四川如果能清查出二百个叛徒，那不更是立了大功，起码可以捞两个中央委员。于是成都的两大造反派都盯住了我，中央委员的现成诱惑实在是太吸引人，他们是乐意为王前驱的，都想把我抢到手。“红成”因和科分院造反派联系多，先下手为强，把我抓到他们司令部，想独吞下这个大功。

可是无论他们怎样审我，怎样地对我吓、哄、讹、诈，甚至“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却始终不能得到让我承认自己是叛徒的口供。我告诉他们，我做地下党工作时的上级和下级许多人都还在，可以去向他们调查，国民党特务头子也有正被关在监狱里的，也可以去审问，看我到底是不是叛徒。

就这样，“红成”文攻武攻折腾了我差不多两个月，仍然从我身上捞不到他们需要的任何政治资本，完全是一无所获。这时，和“红成”对立的造反派“八·二六”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认定我被“红成”抢先弄到手了，于是攻击“红成”，说他们包庇我这个大叛徒，说我是“红成”的黑后台。“红成”自然是不认账的，反说“八·二六”想贪功，已经把我弄去藏起来了，自然也说我是“八·二六”的黑后台。他们两派在大喇叭广播时相互攻击，吵得很凶，我听后一笑置之。但是他们在广播中的对攻越来越火气大，只怕迟早会从文斗升级为武斗。

果然没多久，两派发生武斗，很快蔓延到学校的围墙外。我从窗口望出去，看到学校院子里“文攻武卫队”的队员们，成群结队地拿着武器，在围墙内外巡查守卫，有时候就在墙头上交起火来。我听到外面有“把叛徒马识途交出来”的喊声时，只觉心惊胆战。他们倒不一定是专为我而进行墙内外的武斗，但我作为他们进行武斗的一个口号，这可不是好兆头。如果外面的造反派打了进来，我可能会死于乱军之中，而且还有可能“红成”不甘于我落入“八·二六”之手，将我就地打死然后嫁祸于对方。看押我的人就曾说过“搞死我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之类的话。

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我必须逃出去。我把我过去做地下党秘密工作的功夫全使了出来，终于在一个雨夜，乘着两派打得火热之际，跳楼翻墙，从学校逃了出去，黎明时分赶到我八弟马子超家藏了起来。

我知道，“红成”一旦发现我逃走，一定会满成都找我，“八·二六”如果得到消息，一定也不会放过抓我的机会，我呆在成都是肯定不安全的。我和接到消息赶到我弟家的三哥、幺妹及大侄女群英紧急商议，决定尽快离开成都，到外地的亲戚家躲一躲。为了路上安全，由子侄中两个年龄大些的侄儿华生和万杰护送我。

我的这两个侄儿都是红卫兵，可以拿到造反派的路条，而我却是经不住沿途造反派审查的。于是我再次发挥地下党的本事，伪造了假的身份证明。因为怕造反派会在汽车站和火车站拦截，我在兄、弟、侄儿的陪同下，骑自行车加步行，到了简阳，然后和华生、万杰一起坐火车离开四川，到了贵阳我侄女万伦家中。后来又从贵阳南下柳州，再转道北上，到了北京。

我从成都出逃到北京的这一路上，到处都是造反派在武斗，沿途盘查得也很紧，好在都能化险为夷，顺利过关。但当时我那种狼狈的样子，“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的古话，我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国家里却落到如此的地步，真是欲哭无泪。

又被“专政”

我到北京后住进我小姨妹家里，在那里，我意外地看到我的大儿子建生，他居然一路扒火车跑到了北京，这让我又惊又喜。我小姨妹王荪舫和她的爱人周誉蔼都是中学教师，全家三口挤住在12平方米的一间房里，但这小小的房间，却成了我的避风港。

我在姨妹家平安住了一个多月，本以为她那里应该是安全的。但有一天我发现在学校的操场上，有一个做早操的人很注意我，而且此后每天都是如此，即便我不下楼，他也会注意地望向我住的房间。我起了疑心，决定转移到老朋友王松声家里。

当时，我在北京的朋友基本都被打成走资派，有的还被关了起来，我姨妹出去了解了回来，说那个朋友虽然白天要到机关去挨斗，但晚上却是可以回家，很愿意我去他家躲避。

但就在我准备搬到王松声家的那天晚上，四川省革筹派来的两个军官在北京革委会的协助下，突袭我姨妹家，把我堵在了那里。开始我不明白他们是怎样找到我的，后来从那军官口中得知，我姨妹家所在的居委会觉得我像个大干部，他们到学校查了我姨妹的档案，发现我的名字，报告了北京市革委，市革委通知了四川，恰巧四川省革筹正在四处查找我，得知消息后迅速派人赶到北京，十拿九稳地抓住了我。我这个老于秘密工作的人竟失算在这一点上。

省革筹把我捉回四川后，先是押在锦江宾馆，最后投进四川省革筹设立在昭觉寺的文明监狱里关了起来。在这个由古庙匆匆改建而成的监狱里，我看到了当年把我打成反革命的领导们，他们也成了我的狱友。在这个小小院子里，关押的“走资派”可以组织一个相当大的省委会全套班子了。我还看到了立有赫赫战功的邓华将军，还有著名作家艾芜和沙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