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亢虎台湾游记

王鼎钧

网上广传江亢虎写的《台游追记》。江亢虎，生于1883年，死于1954年，曾是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和政治运动家。1934年8月，民国23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三年，他有台湾之游。那时台湾尚未回归中国，正是中国人念念不忘割地之痛的时候，他游台湾，写台湾，正是最好的时机。

江亢虎去台湾要办出国手续，由一家公司从中代办，服务费五元，护照规费四元，领事馆的签证费四元，共13元。今天读游记的人希望知道他使用的是哪一种货币，他没有说，他不知道一个写游记的人，应该把读者的兴味放在心上。今日猜想，他应该使用中国的“圆”，那时中国尚在流通银圆。

数据显示，江氏游台的第二年，民国定纸币为法币，法币一元“大约”相当于美金三角，江亢虎办护照签证用去13元，折合美金大约四元，比现在便宜太多了。不过换个角度看，那时中国小学教师的待遇“最低”是20“圆”，13元是他一个月薪酬的三分之二，这个价码又比现在高出很多。

江氏记述，他在基隆入关，乘出租汽车赴台北，五个旅客合乘一车，每人车资五元，他没说使用那一种货币，猜想应该是日币，也许是当时的台湾流通券，俗称“台元”，读者希望知道他如何把中国的“圆”转成日元或台元，其间可能发生有趣的小插曲，他也没有说。那时一台元等于一日元，一日元“大概”相当于多少美元？我找不到直接的纪录，姑且从日元、中国圆、美金多角关系辗转推算，大概一日元相当于美金三角多一些，江亢虎等五人由基隆雇用专车到台北，车资共二十五台元，“大概”折合美金八元，他认为太便宜了，确实很便宜。

江亢虎坐过台北市内的公共汽车，他记下票价每人五角，大概不到美金两角。江亢虎游台之后15年，我在台北坐公共汽车，票价也是五角，可是这时的货币叫新台币，新台币之前是旧台币，旧台币之前是台湾流通券，当年以旧台币代替流通券的时候，一比一，到了新台币代替旧台币的时候，一比四万，也就是旧台币四万元兑换新台币一元，我这一张公车票的票价，相当于旧台币两万元，比江氏手中的那张票涨了四万倍。可是，江氏手中的五角低于美金两角，我手中的五角，那时等于美金一元二角五分，这样比一比，前后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江亢虎注意当时的物价，我很爱看。他记载由台北坐火车到高雄，三等车每人十元，二等车每人20元，头等车每人40元，头等卧铺加七元，二等卧铺加四元，三等车没有卧铺。他还特别记下车上供应的“便当”，每盒只卖五角。今天台湾的“高铁”，由台北到台南，商务厢相当于头等，全票一张新台币1955元，大约是江亢虎票价的五倍，“高铁”还要年年亏损。我今天不能想象当年如何能够维持那么低的物价，原料，工资，捐税，宣传，样样算得出来，还有研发费用，你我算不出来。低物价给人“岁月静好”的感觉，为之悠然神往，尽管也知道事实并非是那个样子。

由此联想到美国的物价。当年在国内看过一些翻译过来的小说，背景都在第一次大战前后，在那些故事里面，美金两毛五分，也就是一个quarter，很管用，餐后可以付小费，小说里头的小人物喝五分钱一杯的咖啡。有一本小说，中文译名《福自天来》，写一个新移民在工厂里打工，把老板得罪了，老板盛怒之下，站在二楼的窗口，把他叫到窗下，抓了一把penny劈头盖脸撒下去，教他滚蛋。这一把penny算是老板付给他的工资，他狼狈而逃，没敢拣落在地上的钱。幸而他戴着帽子，帽子上缝着一圈用布条制成的巾“箍”，有些penny落进这一圈布箍里面，他用这有限的penny做本钱，慢慢赚了一份家当。penny，今天掉在地上已没有人弯腰去拣起来。

记得我小的时候，孔方兄“制钱”已废，但是阴魂不散，买东西使用“铜板”，上面写着“当五文”，就是五文制钱，“当十文”，当十文制钱。我读小学的时候，算学老师出了个题目：“如果你有一块钱，你打算怎样使用？”全班无一人答得出来，因为在我们心目中，“当十文”已是“大钱”了，一块大洋完全超出我们的支配能力。今天回想，真如梦寐。

江亢虎说，他游历台湾的时候，也就是1934年，全台湾人口不足500万，其中汉人470万。那时台湾是日本的领土，他说的汉人应该都是日本国籍，中国人在台湾算是华侨，江说，全台华侨大概不足六万。

五百万，人口似乎嫌少，想象中很安静，那种鸡犬不相闻的安静。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大家都是中国人了，到了1949年，台湾人口700多万，号称800万，到了1958年，台湾人口超过1000万，号称1200百万，入口急膨，数字特别夸张，为的是显示人多势众。新增加的人口大半在城市里讨生活，这时候就显得人挤人了。

世世代代居住台湾的人，常对我们后之来者称道“从前”台湾治安多么好，归功于日本的治理，我想人口稀少应该是主要的原因。有学问的人做过实验，把许多白老鼠关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这些白老鼠就暴躁易怒，互相伤害。那时候，台北有一个用活人做实验的笼子，就是公共汽车。江亢虎在他的游记中称道台北市的公交车服务很好，那是在人口五百万的年代，到了人口一千万的年代，公交车的乘客非常拥挤，车里面产生一股戾气，车掌小姐就不能维持她的微笑和鞠躬了。

说到治安，江亢虎说了一件我们不知道的事，台北，日本的总督府，“门口仅有一名不带剑的警察守卫，外来的访客可以任意直接进入各部门办公室，不会受到稽查，也不会通报上级，没有中国军政机关警备森严的情况，而且也不如各国驻华使领事馆的威严。这种情形真的很特殊。”我想日本总督大概没有三代以上“土阶三尺”的想法，这种美谈，我用“治安很好”来解释，治安能够如此良好，民风淳朴是重要的因素，日本政府的法制铁腕不宜过分强调。这种小掌故很有趣，也往往反映大问题，游记作家应该勤于捕捉。

江亢虎称赞公交车的车掌，他是从女子职业着眼，他一向注重女子就业的权利。他对车掌的褒词是“年轻貌美，口齿伶俐，态度谦和”，“公交车每停一站，车掌小姐必以柔美的声音播报站名。客人上下车，也一定会鞠躬迎送”，这个见解并不高明。就职业而论，飞机上的空中小姐，火车上的随车服务生，都不必对乘客鞠躬迎送，何况公交车车掌的待遇比她们低。江亢虎偏偏提出来强调一番，对车掌有欠公平。

既然注重女子就业，当然倡导女子就学，江亢虎曾先后创立女子学校，受人称道。他到了台湾，随处参观女校，但是他的注意力：“我亲自参观女学校的体操课，女学生们都四肢发达，胸部臀部隆起，几乎可以与欧美女子抗衡。”他不止参观一所女校，类似的话也就不说过一次，有一次他还表示：有强健的女子始有强健的下一代国民。他为女子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在当时是进步的思想，但是他多出来的这句话却很落后，即使是江亢虎在世之日，早已有人反对“把女人当做生育的机器”了。今天的游记作家必定仔细检点，避免流露对性别，对种族，对宗教的任何偏见。

江亢虎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游记作家，他的语言陈旧，叙事没有趣味也没有张力，尤其缺乏鋭敏的观察。他之所以称为作家，大概因为他能照着唐宋格律写诗，他在台湾与当地诗社唱和，几首七律很不错。他在游记中只记自己的诗，不记人家的诗，那时台湾的诗社以诗词寄托对祖先、对祖国、对中华文化的依恋，他也没有注意。他甚至也没留意别人叫什么名字。依我拙见，台湾的诗酒之会他可以写成一篇小小的诗话，足以成为文学史料，那样做，当时增加这篇游记的传播率，事后增加这篇游记的存活率。

也许因为他是日本留学生，江亢虎一一记下他在台湾跟日本官员的接触，对他们颇有好感。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来，在很大的程度上，他用这篇游记当做交际应酬的工具了，而应酬的对象是日本官府。既然如此，他对日本政府对台湾人的歧视，只能淡淡地表示“奇怪”，丧权辱国之痛，还我河山之志，对台湾父老的慰问惜别之情，在这篇游记市里也就似有还无了。这根本不是作家的心态，这是政客的心态。这篇游记今日能在网络上传来传去，有些人，例如我，很想看看70多年以前的台湾，有收获，没有趣味，这种写法己不能满足今天的读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