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地继承：新民主主义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以陈伯达墨家思想研究中的运用为例

杏贝男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48）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成就。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既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深入学习、研究和运用，也离不开对其时的中国现实国情和固有文化传统的客观分析。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重要现实意义之一，是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种科学态度和研究方法，即“批判地继承”。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会长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用以开展对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研究。陈伯达的墨家思想研究，可以算得上是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影响广泛而深远。陈伯达墨家思想研究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先行采用了批判地继承的研究方法。对陈伯达墨家思想研究中如何使用“批判地继承”方法作一定的学理分析，能够为准确理解新民主主义的传统文化观和推进当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融合提供历史借鉴。为此，本文试图将通过运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立场和方法，对陈伯达的墨家思想研究进行案例分析，以探究延安时期党研究墨家思想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总结这一时期党研究传统文化的基本路径和成功经验。

一、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对待传统文化之态度和方法的“批判地继承”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提倡的一种文化形态，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区别于中国历史上的旧文化的关键之处，在于新文化是由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反映了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意识形态，以反帝反封建作为主要使命［1］。在1940年1月5日举行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党的领导人（主要为毛泽东和张闻天）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张闻天认为，新文化的主要特征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和大众的①。毛泽东认为，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②。两种说法的核心差异在于“民主性”问题。实质上，三个特点说和四个特点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三个特点说将“大众性”和“民主性”统一了起来，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主张民主自由、主张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2］707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不是抽象的民主，而是要实现与大众的统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提出，既基于中国共产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基于中国共产党对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客观认识。概言之，新民主主义文化需要在准确对待外来文化的同时，必须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的文化及哲学。实质上，新民主主义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即是毛泽东所说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批判地继承”。

当代的文化哲学说明，文化发展如同社会制度演进一样，都存在有“路径依赖”现象。也就是说，新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开对旧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旧文化在新文化的建设中发挥着或隐或现的推动和阻碍作用。具体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来说，即是说，中国共产党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就必须要解决好传统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关系。毋庸置疑，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是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前提条件。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坦诚道，新文化要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不能割断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历史联系［2］708。事实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成功不仅是建立在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总结，也是继承了“从乌龟壳到孙中山”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如何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概括出了“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和方法。

“批判地继承”也可以被解释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面对先贤留下的文化传统时，我们需要分析，这些文化中哪些属于可以被继承的精华，哪些又属于可以被批判的糟粕。而批判地继承的完成，都必须首先建立对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认识。对此，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创造性地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可以加以甄别。笔者以为，这也是《新民主主义论》里为什么把处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放置在文化的科学性条目之下。笔者看来，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实质上就是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传统文化思想的价值。直言之，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看来，传统文化是封建社会里的文化，但传统文化不等于封建文化，传统文化中也包括非封建甚至反封建的文化。文化首先具有阶级属性，涉及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其次具有时代性，文化的先进与否与时代要求紧密结合。如毛泽东在1940年9月5日给范文澜的回信中所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对当时的反复古思想斗争产生了很大影响［3］163。又如毛泽东在给陈伯达的回信中说道，陈伯达在中国找出了辩证法的始祖赫拉克利特（即墨子）［3］110。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实质上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缺失的。

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立场来看，既不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如泼洗澡水时将孩子一起泼出去，也不能全面肯定，崇尚复古，将孔夫子请回神庙，而是要古为今用。新民主主义视角下的传统文化，实质是为新文化提供养料的营养源而非新文化本身，意即是有待于解剖以辨别利害的“实验对象”。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底色是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业已构成判断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准则。如何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来分析传统思想，陈伯达的墨子思想研究算是一个范例。通过审视这个范例，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进而总结以共产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如何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方法。

二、陈伯达墨家思想研究中对“批判地继承”的运用

1938年，中共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命题。为了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掀起了学习哲学的高潮。如成立了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任务的延安新哲学会和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为主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等。依托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党的理论工作者开展了一系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陈伯达的诸子思想研究是这一系列研究的代表成果之一。在陈伯达的诸子思想研究中，墨家思想研究具有重要位置。1939-1940年，陈伯达陆续发表了《墨子的哲学思想·上篇》［4］、《墨子哲学思想·中篇》［5］和《墨子哲学思想·下篇》［6］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中，陈伯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和方法，集中讨论墨家的名实问题、知行问题、论理学思想、义利观等问题［7］。陈伯达的这一研究，反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处理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具体方法。下面围绕陈伯达的墨家哲学思想研究，逐一进行简单分析。

（一）墨家学说反映的阶级立场问题

陈伯达在简单回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社会现状上，援引钱穆先生的观点，指出“墨子及墨者所代表的，是属于当时下层的被奴役的庶民”［4］20。陈伯达进而认为，墨子所代表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墨子做出了中国古代哲学上最伟大的贡献。这一点，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大众性特点是一致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占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被压迫者的劳苦民众服务的，墨家思想则是为最下层的被奴役的庶民而服务的，这是陈伯达对墨家思想的第一个界定。

（二）墨家名实观与唯物论的发现

陈伯达将中国古代的名实问题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等同起来［8］，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墨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加以初步解决［4］21。陈伯达首先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看待“名”与“实”第一性问题，他说，“哲学史上名实问题之争，是唯心论与唯物论路线之争，同样地为我们所熟知的，在阶级社会中，这也正是反映两个不同阶级的争斗……压迫人的是第一位？还是被压迫人的是第一位？”［4］21陈伯达进一步将墨子“取实予名”的朴素反映论思想诠释为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9］。这一点不正与马克思主义对于“存在”和“意识”的第一性问题相对应吗？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0］，存在具有第一性的，思维是对存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

其次，陈伯达将“实”诠释为具有“质”（即本质）和属性的客观存在物，事物的质和属性决定了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同时，属性的变化会导致质的变化。这已经与马克思主义中的质变量变规律相符合了。他认为，不同的“名”是对不同的“实”的反映，不正是说，思维反映了客观实在吗？

再次，陈伯达反对名实的分裂，坚持名实的统一，统一的基础是实践。“人类经过行为去接触外界，把握外界，因而认识外界，并把那为外界所反映的知识，加工而为概念（名）；同时，人类也经过行为去考验自己的认识及概念是否与外界的实在相符合，去考验名与实的是否相符合。人类的行为是考验名实相符合的准绳。”［4］22这不正是在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吗？

陈伯达对墨子名实问题的分析，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中的唯物论因素相一致。陈伯达用唯物论的眼光去发现墨家哲学的唯物论因素，墨家的名实观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墨家的唯物论了。

(三)墨子知行观与实践论的发现

中国古代的知行问题与实践问题紧密相关。陈伯达曾专门撰文《关于知行问题之研究》以讨论中国古代的知行问题。陈伯达认为，“墨子及其门徒并且还由名实问题进而初步具体地提出了知行问题，初步具体地解决了知行问题”。墨子的“知行观”坚持了“行的第一位，知的第二位，知由行而来，行为知服务”的基本原则［4］22-23。同时，墨子认识论还坚持人的认识需要经过感官（“知以五路”），而感官接物会随着物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就潜在地含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内容，也含有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的意味。

陈伯达对墨子知行问题的研究，与他对墨子名实问题的研究一样，都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相一致。墨子的知行观问题，在这里实际上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认识论问题了。

（四）墨子的论理学（即逻辑学）与辩证法的发现

在《墨子哲学思想·中篇》里，陈伯达重点讨论了墨子的论理学思想。近代墨学复兴以来，墨学研究者们都将墨家的辩学与西方的传统形式逻辑相提并论。陈伯达认为，墨家的“辩”学是论理学，有原始辩证法因素。如将“必，不已也”（《墨子·经上》）解释为“事物存在有对立的方面，而这些对立的方面是互相争执的”［5］16这一解释实质上是将矛盾的对立和斗争原则运用到墨家思想中来了。同时，陈伯达还在《墨经》中发现了宇宙的变动不居和对立统一，即《经下》所说的“不是与是同”，即矛盾的统一原则［5］17。此外，陈伯达通过分析《墨经》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定义，得出了宇宙运动的绝对性的唯物辩证法原理；通过分析“兼”与“体”，得出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5］17。陈伯达认为，《墨经》以“坚白”问题明确表达了对立统一之原则。通过对以上这些因素的分析，不难发现，尽管陈伯达指出了所谓的墨家论理学的形而上学因素，但还是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与墨子的论理学相联系，从而界说了墨子论理学的辩证法因素。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辩证法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紧密相关，辩证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论。陈伯达指出，墨家对辩证法的发展及其科学成就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墨子对于辩证法的原始发现，不但是表现了其所代表的下层社会之解放的渴望，而且也正是和当时科学的发展及其自己的丰富科学头脑不可分的”［5］20。在陈伯达看来，辩证法与科学的关系，不仅在西方科学发展史中被验证，而且也在墨家思想中得到验证。

此外，陈伯达还讨论了墨家的质变量变问题。他指出，“儒家的‘中庸’观念，在《墨经》中表现发展为唯物论的‘质’的观念”［5］20。他用质变量变原理解释了墨子的“权”（权变）概念，《墨经》说“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与“权者，两而无偏”，即“‘欲’与‘恶’是主观上的东西，而‘利’与‘害’是客观上的东西；欲之‘正’是利，恶之‘正’是害。‘正’就是‘质’的观念。主观上的欲与恶就是反映着客观上的利与害的‘正’。恰当地去估量或把握客观上的‘正’，这就是‘权’；而恰当地表现着客观上的正；估量和握取（权）那一定的事物，如果离开那一定的‘正’，面向其它左右偏向的方面有所偏向（如或向左的偏向方面偏向，或向右的偏向方面偏向），那就是那不合乎那事物之一定的质。‘两而无偏’——就是不向左右任何偏向的方面偏向”［5］20。

陈伯达对墨家论理学的讨论，是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中的辩证法原理相一致。墨家辩学问题，在这里已然成为辩证法问题了。

（五）墨家的义利观和唯物史观

义利问题是战国时期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孟子重义轻利的观点、杨朱重生轻物和墨子贵义重利是最重要的三个观点。陈伯达在比较研究杨朱和墨子义利观的基础上，指出“墨子是古代伟大的辩证家，是古代伟大的唯物论者，是古代中国‘农与工肆之人’的灵魂；而杨朱则是当时刻薄无情的锱铢必较的商人的代表者，是形而上学的、庸俗而粗鄙的唯物论者”［11］。陈伯达认为，墨子义利观的基本特点可以表述为，义和一切社会道德都是利的反映，都依存于利，利是形成各种道德的基础［6］20。显而易见，陈伯达对墨子义利观的总结及其与杨朱的比较，基本出发点都是墨家思想所代表的阶级立场。

陈伯达认为，墨家的“义利”思想蕴含了四个原始唯物史观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认为利是一切道德的基础，而利于大多数人的才是利，并且把利看成是和人民生产利益相一致的东西，原始地提出了生产是人类生活的基础，要求生产力的发展”［6］21。第二个因素是“看到阶级（别）和阶级争斗的存在，认为兼相爱就是交相利。认为利人同时即是利己，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将真正地使‘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6］22。第三个因素是“看到了古今不同然，合于古的不必合于今，合于今的不必合于古，而且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劳力者也可以治人”［6］22。第四个因素是“发现了商品在交换中价值之同等的关系”［6］22-23。考察这四个因素，不难发现，前三个因素都与群众史观相合，第四个因素显得过于牵强（试想在一个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先秦社会里，思想家们很难发现商品交换的本质；同时，中国文化是一个“重人文轻自然”的文化，思想家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是政治伦理问题）。

总结陈伯达关于墨家义利观的研究，可见其对墨子义利观的解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中的大众性特征相一致。墨家的义利之辨，在这里则成为了墨家之所以有辩证唯物因素的根据了。

虽然陈伯达墨家思想研究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立场和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墨家思想研究呈现一定的缺陷性，如存在着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机械地去解读墨家思想，又用墨家思想生硬地比附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的现象发生，如上文所提及的第四个因素。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对墨家思想研究本身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这种固定的研究范式显得过于牵强，也影响了建国以后的思想史研究。

三、“批判地继承”方法的经验及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陈伯达的墨家思想研究主要挖掘的是墨家思想的唯物辩证法因素，这些因素在本质上都可以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概念、基本特征对应起来（见表1）。

表1 陈伯达墨家思想研究中的唯物辩证法因素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对应表

通过表1，我们可以得到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具体方法。直言之，可以将“批判地继承”或者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法论分四个具体步骤加以展开。①分析思想家的言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墨子劳苦至极所以是被奴役民众之代表，儒家奢谈礼仪则代表封建主等统治阶层）。②挖掘和诠释传统文化文本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并作一一之对应。③根据时代需要、实际需要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确定何为精华与糟粕。④将马克思主义、实际要求、时代要求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即“新瓶装旧酒”。如在陈伯达的墨家思想研究中，继承了墨家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并加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阐述，批判和消解墨家思想中的“天志”与“明鬼”等一些带迷信色彩的学说③，真正将墨家思想放置在一个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新文化观的大视野下加以研究。这种既有批判又有继承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成功的研究传统文化路径。

这一研究方法成功实现的主要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完成，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这一融合的最后表现就是新文化对旧文化的代替。此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对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解剖，从而进行鉴别选择，就成为了在中国发展新文化的必要前提。这一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既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和社会理想等内容焕发出时代的青春，又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和社会理想找到了中国化的理想注脚。张岱年先生曾指出，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之所以欢迎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的因素，并且对这些因素的挖掘和发展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12］。实际上，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诞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新的形式在新时期被表述出来，对待、研习传统文化也有了一个科学的态度和优良的风气。

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中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地继承”的方法论，对于当代继承、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化建设的新实践新形势，都需要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进行。当前，党提出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13］。在新形势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潜在的营养成分，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和实际需要的关系，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更好地融合与发展，都可以从延安时期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吸纳经验。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或者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论，能够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提供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又能使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更具中国特色，一如延安时期的陈伯达对墨家思想所作的研究那般熠熠生辉。

注 释

①张闻天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要有“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要求。见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52。

②《新民主主义论》原是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1月9日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主题演讲，原题目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发表于《中国文化》的创刊号（1940.2.15）。1940年2月20日，《解放》杂志刊载此文时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③实际上，墨家的“天志”学说处于墨家思想核心体系的核心之一。

［1］ 沙健孙.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文化［J］.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52-60.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63.

［4］ 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上篇［J］.解放，1939，20-23.

［5］ 陈伯达.墨子哲学思想·中篇［J］.解放，1940，（102）：15-21.

［6］ 陈伯达.墨子哲学思想·下篇［J］.解放，1940，（104）：19-25.

［7］ 黄延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墨家思想研究［J］.理论学刊，2010，（12）：107-110.

［8］ 陈伯达：关于知行问题之研究［J］.解放，1938，（50）.

［9］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8.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9.

［11］ 陈伯达.杨子哲学思想［J］.群众，1940，（10）.

［12］ 张岱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3）：1-3.

［13］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