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与政府主要任务的转变

童 星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认真分析当前形势，梳理出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从而确定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这是党多年来保持的优良传统。党的这一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对于我们做好当前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建国后社会主要矛盾与政府主要任务的历史演变

建国之初，党和政府相当重视发展生产力。早在朝鲜战争还在进行，国内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清剿残匪的斗争还没有结束的1951年，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学员作的报告中就指出:“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页。1957年2月，毛泽东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也发出号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5页。

但就在这时，国际上连续发生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及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国内也出现极少数人借整风之际向共产党进攻，于是毛泽东在1957年5－7月连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两篇党内通信，指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页。此后离开了党的“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始认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击面越来越宽、火药味越来越浓，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果断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邓小平在那篇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后来，人们就习惯性地认定“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改革初期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劳动者和生产经营单位的活力，实现的途径则是“放权松绑”。具体来说，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多种经营;在城市，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利改税;允许早已绝迹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重新建立，并扶持其发展。这些举措很快改变了原先的“短缺经济”局面，使得人民群众摆脱贫困、实现了温饱。

接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在城乡各地培育和发展市场，建立健全市场规范，维护市场秩序，不断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从而激发起中华民族创造物质财富的巨大活力，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迅速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近年来，开始鼓励并引导企业“走出去”，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特别是提出了“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战略，倡议并主导成立“亚投行”，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增进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

总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现在我国普遍产能过剩，内需不足;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远销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的产业都不愁“产不出”，只愁“卖不掉”。那么，原有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能成立吗?

二、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

在发展市场经济，使私人物品(服务)极大丰富，从而缓解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矛盾的同时，却凸显了公共物品(服务)和准公共物品(服务)的短缺。这些年来，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的“择校难，读书贵”、“看病难，看病贵”、“房价高，当房奴”等现象，就是明证。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并正在加速高龄化，众多老年人急需获得医养结合式的服务，可是这件事情涉及民政、卫生、人社等多个部门管理，部门相互之间争权诿责，甚至还闹出过“非法行医”的指责。目前情况虽已有好转，如养老机构提供场所，与医院签订合作协议，由医院提供设备和药品，派出医护人员，在养老机构内建立门诊部等等。但是，这往往只是针对高端人群，收费昂贵，普通老人无法享受到。如何推动医养结合进社区、进普通百姓家庭，仍待探索解决。

据报载，有一个名叫陆勇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在我国引进的瑞士特效药“格列卫”高价的逼迫下，不得不走上了购印度廉价仿制药之路，后来又用信用卡为一些病友代购这种仿制药，而且并无从中谋利之证据，在2014年底却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提起公诉。消息传开，舆论哗然，300多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特别是《药品管理法》中关于假药就是“未经批准生产、进口销售的药品”的规定，更是引起了广泛的质疑:难道药品真假与否，不是看药品本身，而是看有没有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好在后来司法机关从善如流，检察院撤回了起诉，法院也对“撤回起诉”做出准许裁定。①其实在案发前的2013年4月，瑞士特效药“格列卫”在我国的专利保护已到期，我国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每盒售价约3000元，印度的仿制药卖到中国每盒也只要200元，可见我国药品定价及其监管的不合理到了何等程度!

外来农民工进城后，随迁子女读书难、读书贵，有些只好进入教学质量相对较低、收费标准也相对较低、专门面向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和幼儿园(这些幼儿园又称“地摊式幼儿园”)就读。然而，这类学校和幼儿园又常常被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以“安全”、“教学质量”等方面存在问题予以查封。有的农民工子女叹曰:“我上得起的学校，为啥都是非法的?”

农村不同于城市，人口密度低，教育资源少且学校集中在县城和中心镇，没有发达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政府和学校购置的校车又凤毛麟角，可是农家孩子每天却需要往返于家庭和学校之间。于是，一些没有取得相关资格证件、未到交警部门登记或登记为自用车、未投强制责任险的社会车辆便承担起这一接送学生的任务;加上农村地区路况较差，违章驾驶层出不穷，结果导致事故频发。一旦发生车毁人亡事件，经新闻媒体一传播，便立即启动倒查机制，发现原来属于“黑校车”，于是各地举一反三，整顿查封。但由于每天运载学生往返于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没有建立，不久又一切如故;从此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其实，与其花大力气严查“黑校车”，还不如考虑针对校车运营制定严格的准入制度和监管制度，加强培训，实施“招安”。

有人会问，上述一系列对执法、管理部门的质疑，难道不同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相背离吗?我们的回答是“不相背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指出，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就是“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同过去在列举立法方面的问题时只提“无法可依”相比，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提出了立法工作中的“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因而“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显然对于这类立法有瑕疵、执法又粗暴的现象，提出质疑并要求改正，应当是理直气壮的。

概而言之，上述种种情况说明，第一，目前的公共服务体系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第二，人民群众自谋生计的努力常常遭遇到陈旧僵化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束缚。由此，我以为，落后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跟不上人民群众的需要，并且束缚了人民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生计问题的努力，这就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当前政府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什么?

主要矛盾是确立主要任务的客观依据。随着主要矛盾形态的变化，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也应有所调整。实际上，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已经开始了这种调整。

首先看政府的职能转型。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抓政治革命，因而是管制型政府;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抓经济建设，因而是建设型政府;在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转为落后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跟不上人民群众的需要，并且束缚了人民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生计问题的努力的时候，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完善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政府就应当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其实，早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就已经将政府职能完整地规定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与以往相比，增加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八个字。现在看来，随着时间上的推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完善，市场越来越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基础性的作用，政府职能中“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权重也将越来越大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随着空间上政府层级的下移，越是基层政府其职能就越是要聚焦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其次，政府职能转型需要内在的推动力，这就是改革创新。30多年前，我们借助于全面改革、尤其是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和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了由管制型政府向建设型政府的转变;现在，同样需要借助于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体制改革，推动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30多年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心环节是培育和发展市场，激发生产者的活力;同样，现在的社会体制改革，其中心环节则是培育和发展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再次，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型需要明确的目标方向。而这个目标方向的认定往往要经历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当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就经历了由计划经济、经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终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目前社会体制改革的探索过程已经开启，党的十七大曾提出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八大不仅在社会管理体制中增加了“法治保障”这一新元素，而且系统地提出了“四个加快形成”，即“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将社会治理体制发展为“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想当初，经济体制改革经过了长达14年的探索，直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才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我也大胆地预测，经过多年的探索，恐怕我们也会把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社会主义自治社会”。

四、主要任务不等于全部任务

尽管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体系中，主要矛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曾用“牵牛要牵牛鼻子”的比喻来形容抓好主要矛盾的重要性;但主要矛盾毕竟不等于纷繁复杂的矛盾体系，把握了主要矛盾毕竟不等于把握了整个纷繁复杂的矛盾体系，相应地，完成了由主要矛盾确定的主要任务，也毕竟不等于完成了全部任务。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我们这个体制的最大优越性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体制是基于抓准主要矛盾、抓紧主要任务而设立的。然而，这个优越性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个体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常常会把大事做过头，也常常会把应当做好、但却排不上大事位置的中事小事给耽搁了。例如，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诚然几乎没有一个阶级敌人漏网，但却误将许多好人当作阶级敌人予以专政，也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诚然花费不多的时间就将我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将一些不适宜交给市场的事业(如教育和医疗)推向了市场，也导致了在劳动者权益维护和资源环境保护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当今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既要抓准主要矛盾、抓紧主要任务，也要统筹兼顾城乡和东中西部地区，综合协调改革、发展、稳定，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概括出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突出重点与统筹兼顾的有机统一，必须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