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研究——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考察

王思林

美国学者Bruce J.Dickson在《中国和台湾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适应性》一书中将政党适应性划分为效能型适应(Effient Adaptation)和反应型适应(Responsive Adaptation)两种类型，前者源于政党目标的转变或程度不同的调整，后者则是政党应对国内外环境压力的更深层次的适应，它意味着政党不再去扭转、改变其所处的环境，而是转变自身去适应环境。①Bruce J.Dickson，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p.7.由于布氏的理论是把政党适应性定义为一种政治体系的创设，即政党对社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利益更具反应性的政治系统的创建，能够把政党、社会环境、发展条件、党员结构、内外压力等诸多要素放在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为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复杂的党际关系、党社关系、组织自身建设等多元关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本文以陕甘宁边区的史料为基础，借鉴这样的一个理论框架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情况进行了研究。

一、反应性适应:党的建设目标调整

Bruce J.Dickson认为反应性适应内含了环境对政党组织影响的一种深度，也就是说这种适应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近期目标的人事调整、政策偏好、目标设定那么简单，而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政党，必须适应社会内外环境的变化和社会趋势的变化来做出一些深层次的调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二次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政治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半和平、公开、统一战线构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外在环境。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外部适应性转变来说，比较棘手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性问题。在统一战线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如果仍然坚守工农利益代表者身份就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将地主、资本家中的一些开明进步人士驱散到国民党或者民主党派中去，显然对团结抗战和自身建设是十分不利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在开放环境下搞组织建设，必然会带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同时，党员成分的复杂化、思想的多样化必然会冲淡原来靠意识形态来维系的组织团结。

处于这样一种历史大势和环境巨变中，对于刚刚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和处于成长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但无力拗悖，反而还要根据社会情境的变化作出主动性的变革。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有两项内容引人瞩目:一是它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二是它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它既应该“大量吸收先进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①魏建国:《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编》，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这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相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党的政治路线指引下，1938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的《共产党人》杂志发刊词中写道:“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将其称之为“伟大的工程。”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由“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代表范围得到广泛扩大。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环境和农村的自然条件中，在大量的十倍百倍发展党员的口号激励下，党员数量在短期内得到了迅猛增加，边区党员由一开始的三万多名发展到五万多名。

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党员成份多元化，基层党组织不够巩固，党员质量不够高的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对党的组织的适应能力带来了挑战。

就陕甘宁边区而言，这种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发展的不健康不巩固情况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党的组织发展不平衡。根据《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关于边区党的组织工作及今后任务报告提纲》数据，延长党员与群众百分比例已达百分之十;陇东之曲子、华池、环县(都系指老区)这一比例只有百分之一强一点;安定新区则不到百分之一，这是县与县间的情形。此外在一县之内，区与区之间，乡与乡之间，以至一乡之内村与村之间，也很不平衡。④西北五省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页。二是乡村支部和基层政权的群众威信还不够高。像彭真所指出的，“农民在未起来以前，依赖性很大，要打破旧势力的阻碍，也应该用行政方式推动工作。因此，按照旧习惯到村找村长，采取打锣开会宣传，成立救亡团体，抄名册等方式组织群众，都是必要的。”但是，他也指出“迅速形成的武装政权及群众组织，一般是庞杂混乱的。”⑤《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在这种情况下，1941年边区环县发生17个乡民众、2000多名自卫军、200多个共产党员、30多个乡级干部跟随土匪赵思忠哗变的环县事件。⑥高岗、王世泰:《关于环县自卫军叛变情况给林伯渠高自立的报告(1940－2－25)》，载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105页。三是党员的思想素质不高。据边区1944年统计材料，全边区30210名党员中文盲的数目达23203名，占到了76.8%。赤水一区五乡支部一共21个党员，能看群众报的只有1人，识50－200字的5人，其余14个人是文盲，支部几个主要负责人，全是文盲。⑦《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8日。

中共中央和边区党委针对这种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及时进行了严肃整顿。

(一)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关于党员干部教育问题，陕甘宁边区党组织先后下发过《陕甘宁特区党委关于识字运动月工作决定》、《边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关于消灭党内文盲问题的通知》、《边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等几个重要文件，要求“各地在党内尤其在每个党的支部中须作很好的传达解释，提出每个党员都应参加学习，要求每个党员都要作识字运动中的模范的口号，首先保证党员的大多数都能参加到识字战线上来，并在群众中起作用。”①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9年－1940年)》，内部发行，1994年，第26页。要求“每个党员每天至少应识字二个，干部每天至少应认三个字，各级党部必须经常和切实检查这一工作，如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其他工作不管做得多好，都不能算是好的党员，应受严厉批评。”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年－1941年)》，内部发行，1994年，第21页。在支部教育方面，支部办有训练班，每月一次到二次，每个老党员都受到十次以上的训练，保证每个党员都受训一次，使这些党员干部对党、对马列主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二)注重基层组织的制度化建设。边区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建设主要内容有:建立支部的经常会议生活、工作制度。克服支部工作的被动性，建立经常的工作计划、具体分工及工作检查。各种会议须按期召集，事先有充分准备，一般支委会每十天召开一次，支干会半月一次，小组会七天一次，党员大会三月一次，其他重要会议可以临时召集。此外，边区党委还建立了两级巡视制度，其中，边区巡视团深入区及主要乡;分委、特委巡视团主要深入乡村，目的是真正把基层的意见、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反馈上来。

(三)深入审查党员。首先，切实深入的审查支部的组织，审查的对象不仅是一般的党员，干部也同样需要审查，并且是从各方面审查，特别注意成份问题，把真正的坏分子洗刷除去。其次，重新登记党员，调节党的成份，提出符合边区实际的党员标准。最后，对于在党员登记过程中发现的过于落后、在群众中不但无信仰，且有很坏影响不能教育者，适当洗刷，并特别注意清除隐藏在党内的内奸分子，以此来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在群众中的信仰。

(四)严明党的纪律。根据1939年10月27日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制作的开除洗刷党员调查表统计，边区共开除洗刷党员3180人，其中边区1383人，统区1495人，军队264人，机关学校38人，开除洗刷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叛徒26人，自首308人，国民党□，勾匪□，来历不明27人，逃跑90人，哥老会99人，宗教41人，贪污204人，烟赌93人，不工作301人，地主15人，其他112人。③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内部发行，1994年，第331页。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党的纪律执行的严肃性。

二、效能性适应:基层党组织定位与活动方式的调整

Bruce J.Dickson认为效能型适应(Efficient Adaptation)是非根本性适应，而是源于政党目标的转变或程度不同的调整，新政策随即出台并采纳，从而推行组织机构的改革以促使意识形态、政策与新的组织形式相符，最终促使政党执政效能的提高。④杨光斌:《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如果说反应型适应对政党组织是一种外在适应的话，那么效能型适应则是一种组织结构、组织活动方式、组织效能的内在的适应。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全国范围革命、局部范围执政的地位，这种组织内在适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区政府在往“科层式”的方向发展，政党组织也在经历从相对封闭的组织形式向更为开放的、全方位且职业化的结构转变;二是随着边区“三三制”政府的建立，就党与政府的关系来讲，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小的“政党政府”，党如何处理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需要从领导理念、组织方式、活动方式上进行调整和适应。

为了克服以前的思想惯性和组织惯习，中共中央及边区领导者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来推动和帮助组织结构转型。在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都集中阐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中国共产党在国共二次合作实现以后，党的生存活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党的组织和活动方式如何开展，党的发展目标如何定位的问题。张闻天指出，自内战结束后，革命已经开始了新的阶段。要“彻底转变党的工作方式与群众工作方式。”①张闻天:《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1937年5月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博古则强调党的定位与功能变化:新的政治形势，根本地变化了苏区之政治的环境和政治生活。这种变化的实质就在:(1)从国内战争的不断的武装斗争的环境转变到在国内和平的条件下，争取实现全国的民主共和制与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2)由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制度，转变到普通的民主共和制度。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党的工作的环境是更加复杂化了，我们党的作用是更加提高了，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及苏区人民面前的责任是更加重大了。因之，我们党的政治与组织工作就不能停留在以前的水平线上。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的工作的质量好多倍的提高，要求我们党的工作方式，方法，组织形式有适应新的形势的改造。”②博古:《关于苏区党的问题》，1937年5月3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在中央一系列会议精神和具体工作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党委和组织部门从边区实际出发，对边区党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进行了调整。

(一)对基层党组织进行科学划分。陕甘宁边区处于统一战线抗战救国的时代背景下，按土地革命进行的先后和政治环境的异同，有老区、新区、敌区、顽区等划分。这些地区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差距很大，边区党委确立了不同的组织和活动原则。老区、新区主要的工作方式，是“公开的、合法的、抗日救国的活动，必须坚决打破过去地下党时代那种狭窄秘密活动方式”，“一般的支部其干事会由三人组成之，即支书、党员乡长及乡连长或乡文书或锄奸主任中择其一个最强者参加，人数较多之支部，得视工作之需要，再增设一个到二个干事。小组一般按地区组织，但编在变、扎工队，唐将班子等生产组合内的党员，可临时组织在该队中开会。”③《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组织问题座谈会资料(1944年4月14日)》，载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内部资料)，1994年，第62页。而敌区、顽区党的组织必须做到足够的严密与巩固，组织形式短小精干，“地方支部以二十人左右为原则，至多不能超过三十人;小组以三人为原则，顶多不得超过五人”;“小组与小组、支部与支部、区委与区委，均不发横的联系”，“红色党员与秘密党员必须分别编组”。④《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统战区域党的组织与秘密工作的决定(1939年6月19日)》，载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内部资料)，1994年版，第70页。

(二)对不同类型的基层党组织功能合理定位。由于党员的成分、党员的地域分布、组织的集中程度、工作性质及作用在地方党支部、机关党支部、学校党支部、机关党支部之间差异很大。因此，边区党委非常注重不同性质支部的分类设置，科学管理。如西北局组织部调查研究认为，农村支部的任务主要有:(1)领导政府推行建设(以生产为主，其次为文教);(2)执行政策，团结群众;(3)领导武装，保卫边区;(4)教育党员，发展党员。

机关支部不同于乡村支部，不能象乡村支部那样去领导政权、人民武装和广大群众，它只能领导与教育机关党员，保证同级政府提出的号召和工作任务的完成。机关支部的具体任务是:(1)思想教育。包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互相关系等;(2)反映意见。团结群众，建立上下密切关系，发扬党内外民主作风，求得对正确意见的适当解决;(3)发展和巩固组织;(4)协同行政组织机关同志学习。

学校支部的主要任务是:以保证其所属学校教育计划的完成为中心，团结非党学生与特务做斗争，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

国有企业党支部中，党、政、工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边区先后在1942年5月和1943年3、4月，召开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和政府直属各公营工厂厂长、支部书记和工会主任会议，一致认为“在工厂内必须在厂长集中领导下，团结一致地为完成生产任务而奋斗，党与工会的任务就是保障生产计划的完成。”⑤戴文宪:《论中共对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会问题的认识与实践》，《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6期。

除了农村支部、机关支部、企业支部等大类上的区分外，机关内部由于行业分工的不同，支部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如边区一级总支有12个，分别为边区总支、难民工厂总支、安塞保小总支、边院总支、边府总支、银行总支、行政学院总支、边师总支、建设厅总支、留守兵团直属总支、保安处总支和保安司令部总支。对此，边区规定“支部工作的原则应该是以根据于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根据支部所在机关部门的不同性质与党的一般任务的规定，按照不同时期、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具体的实际的工作任务。”①《陕甘宁边区一级总支工作过去检讨与今后任务(1941)》，载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内部资料)，1994年，第180页。如行政机关的支部应保证行政工作的完成，学校支部应保障教育计划的完成，工厂支部应保证提高技术与生产计划的完成等等。

(三)不断改进党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陕甘宁边区党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一开始是同革命党的地位和身份要求相适应和匹配的，要转型存在一定的困难:(1)同国民党对立，对国民党的深刻的仇恨，不会同国民党轻易合作;(2)长期同整个社会隔离的状态，仇恨一切旧东西，且不善于同整个社会接触，特别是与社会上层人士的接触;(3)苏维埃红军中行政的、军事的、简单化的工作方式与方法的存在，使我们不会运用民主的工作方式;(4)在白区白色恐怖下秘密的狭窄的工作方式的存在，使我们不善于进行公开合法的工作;(5)长期的左的关门主义、公式主义的恶劣传统的影响。②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提纲》，1938年10月15日，载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所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为了克服上述困难，边区党委提出了如下改进措施:重视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把党的领导机关的责任提到保证党的政策、策略原则实现的地位;深入下层，深入乡村;增加工作的计划性，加强具体工作的指导，坚持定期检查;正确处理经常工作与紧急动员的联系;发扬民主，保障集中的领导，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建立党对政府、对群众团体的正确关系等举措，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三、功能性适应: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社会整合能力

Bruce J.Dickson在《中国和台湾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适应性》一书中并没有提出功能性适应的概念，但是根据其对影响组织适应性的三个分析变量:党内精神之间的张力、政党对环境监控的能力以及外部环境性质的分析来看，是非常强调政党组织结构对外在环境的适应能力建设的，只不过为了理论的简洁性，将“功能”要素放在了“效能”要素与“反应”要素的交集里面。

笔者认为功能性适应与反应性适应存在交叉，如果把反应性适应称之为“大环境”、“大气候”的话，那么功能性适应可以称之为“小环境”、“小气候”。③Michael T.Hannan and John Freeman:Organizational Ecolog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67。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一支外部政治势力进入到陕北的，即使政党中心主义在政党建国组社中扮演关键角色，中国共产党也需要适应陕北的风土人情、社会地理、政治生态，比如说哥老会的处理问题，群众组织的制度化问题等，都需要提高对外在环境的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在组织的社会环境的适应性方面从内到外做了大量的工作，且卓有成效。

(一)纵向上通过“支部下乡”，使党的基层组织深入乡村、深入群众

陕甘宁边区初期基层组织和群众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浮在上面，没有根基，习惯于运用革命党时期的命令式、摊派式的工作方法来执行任务，与变化了的局部执政环境和社会基础不相适应。支部经常的工作是“依照上级党组织的布置，发展几个党员，动员几个人当兵，要多少粮食和军鞋，而且一概是分派，……只向群众要东西，至于群众要些什么，就不管了，就不讨论了。”④陈云:《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载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编:《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党的群众工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1页。导致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没有战斗力和活力。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这一时期先后在党内机关刊物和报纸上发表了《党的支部》(1939年6月10日)、《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1939年9月18日)、《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1939年11月3日)等多篇文章，对党支部工作和党领导的群众工作予以指导。他大声呼吁要高度重视党的支部工作，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的组织，也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依靠支部才能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支部不但要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核心堡垒的姿式，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堡垒的作用。他用“顺水推舟”的比喻指导各级党组织要正确处理完成党的动员计划问题与解决群众切身问题之间的关系。“只有对群众切身问题有了很好的解决，才能把动员计划造起一种热烈的群众运动，为广大群众所拥护，并且高兴地去完成。”①陈云:《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载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编:《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党的群众工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1页。

陕甘宁边区党委也先后通过指示信、决议决定等形式对边区的群众工作给与指导。关于支部和群众工作，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下发了《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改进支部工作的指示信》、《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关于乡村级党和政府及民众团体组织问题的决定》(草案)、《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信》三个文件。这些指导意见和指示精神都从边区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实际出发，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1939年6月1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改进支部工作的指示信》强调:支部是党的下层基本组织，是党的战斗堡垒，是教育党员的学校，是群众中的核心。党的一切策略路线、任务、决议、决定，都是依靠支部在群众中执行的，支部工作在整个党的工作上有它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在边区的支部是乡政府的领导者，支部工作的好否，对于各种工作更有决定的意义和作用。

支部工作的改进，最主要的应使支部能有单独的工作能力，使支部生活能真正活跃起来，能真正成为领导群众的核心，能够切实注意和解决群众的日常问题，把所有的群众围绕在支部的周围，保证各种任务的顺利完成。《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关于边区党的组织工作及今后任务报告提纲》指出，要进一步完善与充实边区群众下层组织，彻底克服形式主义，做到群众工作与人民生产和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进一步认真深入乡村，深入家庭，做到群众工作的领导者能与群众生活打成一片，真正了解群众的切身要求，并能反映其要求，经过群众团体的努力给以解决。在中央和边区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基层组织深入乡村、深入群众、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基层党组织如同毛细血管和神经网络一样开始在传统乡村社会广泛建立起来。

(二)横向上以政党为中心实现对各种社会组织的整合

一是改造以哥老会为代表的传统民间组织。政党的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环境。如同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外部力量进入到陕甘宁边区广大乡村社会并且执掌政权的。它要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力量，巩固夯实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作为其执政资源的社会组织的利用上，就要注重方式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既要对民间的组织力量进行改造利用，巩固发展传统的组织力量，又要创造发展新的组织形式。

民间的组织力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哥老会，哥老会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秘密结社之一，它一方面包含着农民、手工业者、士兵与游民等下层社会分子，在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具有革命的一面:另一方面，其包含着一部分土匪流氓分子，在组织形式方面带着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容易被反革命野心家收买利用，成为反革命的工具。

对于哥老会的双重性质，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方针策略，一方面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人地生疏，组织力量薄弱，急需发展组织力量，站稳脚跟，因此，采取的是改造利用的策略。《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提出，既“要吸收其中最可靠的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又“选择干练的同志直接加入哥老会，去从内部进行工作，使哥老会转变为革命的群众组织，或争取其中广大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②《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总结哥老会一年来的工作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友区和特区采用不同的策略。在友区，是采取争取、分化并用的策略，最后达到改造哥老会，使之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群众团体;在特区则是采取争取、分化、瓦解同时并用的策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改造民间的组织，积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在陌生环境中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站稳脚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二是扩大群团组织的社会基础。对于传统的赤卫军、贫农团、妇救会等组织，中国共产党则适应统一战线的需要，进行了改革，将赤卫军改名为抗日自卫军，贫农团改名为农民会，妇救会改名为各界妇女联合会。农民会吸收中农，并允许富农加入，以形成广大的农民组织;妇女联合会打破阶级、职业束缚，团结各阶级的妇女，建立妇女联合统一战线。

为了适应抗战环境与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边区党委对原有的民众团体资源进行了整合，建立了包容性更强，适应性更广的统一战线组织——抗敌后援会，并建立组织纪律和规章制度，使其成为党委领导下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纽带。有了民主政治广泛推施的宽松环境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边区民众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民众团体，各业工人百分之九十五加入了工会，农民全体加入了农会，妇女百分之七十以上加入了妇女救国会，青年绝大多数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商人也组织了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①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课题组编:《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此外还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及文化技术性质的组织。边区的人民，至少每人加入了一种组织，有的还加入了两个以上的团体。从组织功能上来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些群团组织承担了“配合党开展各种工作的外围组织，是党的有力助手，也是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桥梁和纽带”②关海庭:《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269页。的角色。

三是建立新型的横向社会组织网络。按照社会资本大师帕特南的观点，社会资本有两种，一种是网状机构，一种是柱状结构。网状网络相较垂直网络更容易维系社会成员的信任与合作，因为“密集但是彼此分离的垂直网络维持了每一个集团内部的合作，但却不利于形成全社会的信任与合作。”③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122页。

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大力发展合作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维埃时期曾经组建过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农民生产小组、杂务队、代耕队等生产合作社的尝试，但由于残酷战争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间生产生活习惯的影响，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除了“代耕队”之外，其他作用都不明显。

抗日战争期间，社会环境的变化，民间社会的需求，以及党政的大力倡导，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合作社组织轰轰烈烈的发展起来。根据《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报告》统计，1943年在全边区春耕期间有百分之十到十五，在夏耘期间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在秋收期间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如春耕时期，在关中、延属和陇东三个分区共有四千五百八十八个变工，参加的劳动力三万二千〇八十一人。札工和唐将班子五百五十三个，参加的劳动力五千九百十九人。集体开荒队七十五人，参加的劳动力一千三百六十五人。④《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日)》，载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

劳动互助组织在民间社会的发展中已经突破生产领域的局限，拓宽到拥军优抗、自卫动员、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并且在组织理念上已突破本族亲友之间的限制，发展出平等基础上急公好义、友爱互助的精神。

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造、巩固、重建社会组织，通过组织、人员、文化嵌入以及同社会团体良序合作的方式增强了对社会的主导及治理能力，巩固了其执政的群众基础，也实现了领导社会方式的科学化和制度化。如同蒋介石幕僚徐复观在考察延安后给国民党中央写到的报告所言:共产党“党政之配合，在政策方面，则以同级之党或党团控制党员，以党员控制政策，以政策控制政权之活动。在实行方面，则党团率其党员，尊重其政府之表面决定，不仅率先躬行，且随党组织之深入社会，而党员之行动亦深入社会;于是每一政策之实施，政府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党则由下而上，由内而外，以联成一气。”⑤徐复观:《中共最新动态(1944年3月)》，转引自朱鸿召:《延安缔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2－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