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

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

浙江经济已接近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开始迈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十三五”是浙江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美丽浙江、美好生活”的关键时期。面对未来一个时期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新背景和新趋势，需要确定适应新常态发展的新思路，培育推进新常态发展的新动力，构建巩固新常态发展的新机制，牢牢把握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转型发展、改善民生的主旋律，狠抓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

“十三五”时期，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面临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新的发展任务，同时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报告在广泛调研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浙江“十三五”规划编制将涉及的六个重大问题——新常态下浙江经济增速问题、强化创新驱动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问题、建设都市圈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和强化政府治理问题、扩大开放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平台问题、建设“两美浙江”和改善民生问题，以期为浙江“十三五”规划的科学制订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浙江经济已接近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开始迈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十三五”是浙江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美丽浙江、美好生活”的关键时期。在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期间，经济减速换挡，产业链向高端迈进，二元经济结构加快调整，资本输出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稳定内需主体，中小企业和新业态成为增长新亮点。面对未来一个时期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新背景和新趋势，需要确定适应新常态发展的新思路，培育推进新常态发展的新动力，构建巩固新常态发展的新机制，牢牢把握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转型发展、改善民生的主旋律，狠抓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增强推进浙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信心。

关于新常态下浙江经济增速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震荡中缓慢复苏，进入调整转型期。“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增长将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已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无法回避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态环境容量等方面的瓶颈约束。中央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大局，作出了我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重要判断，明确提出要从中国经济新常态出发，加快调结构转方式，注重质量效益，保障改善民生。

（一）经济增速换档是浙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现象

2013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37568亿元，人均GDP约1105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2013年对各国人均GDP的统计排序，浙江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跟全球排名51-60之间的巴西、巴拿马、土耳其、马来西亚、墨西哥、黎巴嫩等国家相当，低于高收入经济体下限约13.5个百分点，处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并接近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发展水平。综合经济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判断，浙江经济已处于工业化后期或工业化发达阶段。根据发达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鉴于浙江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换档放缓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二）经济增速换档仍可确保浙江发展目标实现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要求，党的十八大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强调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进一步作出决策部署，到2020年，实现全省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提前实现。

2010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27227亿元，人均生产总值52058元。2011-2013年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9%、8%和8.2%，按照2014-2015年均GDP增速7.5%左右测算，“十三五”时期，浙江经济年均增速只要达到6.3%左右，同时保持居民收入增速不低于经济增速，到2020年就可实现“四翻番”的目标。

（三）增速换档可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更大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通过率先发展民营企业、专业市场、“块状经济”和实施“强县战略”，走出了一条内生性、市场化的快速发展道路，并在发挥比较优势基础上增强了国际竞争力。但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传统动力后劲不足，民营企业、专业市场、“块状经济”、“强县战略”等曾经推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消解。当下，国际国内经济大环境的深刻变化，加上沿海省区的竞相创新发展、中西部省区的奋起追赶，浙江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应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等问题日益突出。“十三五”时期，浙江需要加快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以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和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培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推动浙江经济在更高的起点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浙江经济适应新常态的关键在于，通过创新驱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经济结构。浙江倘若继续勉强维持超越潜在增长率的高经济增长，不仅短期会加大要素供给和资源环境压力，中长期则“欲速而不达”，贻误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良机，使近年显示出来的转型发展势头受阻逆转。为加快浙江经济转型发展，必须坚定转型信念，稳定发展预期，保持中高速发展的平常心。为此，建议“十三五”时期浙江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指标确定在7%左右。

关于强化创新驱动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问题

强化创新驱动是加快转方式调结构，重塑发展新动力，保证“十三五”期间浙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创新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同时也包括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必须坚定信念，抓住机遇，聚焦重点领域，实现重点突破。

（一）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制造业优化升级

浙江是制造业大省，在“十三五”期间必须大力实施工业现代化战略，以网络智能制造为导向，着力把制造业做强做精，努力打造工业4.0版，建设工业强省。

要围绕构建符合浙江省情的现代产业体系规划目标，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为导向，以专业化产业集聚区为主战场，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智慧城市关联产业、节能环保、新型建材、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要充分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积极建设海岛型绿色石化基地和沿海新核电基地。同时，立足现有“块状经济”，进一步鼓励企业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激励核心技术创新，鼓励依托主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构建“总部基地驻扎浙江、全产业链全球布局”的新型产业集群组织形式，促进优势产业实现价值链升级。

（二）注重规划引领，强化现代服务业发展

浙江经济已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必须加快以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进一步推进制造业优化升级的基础上，以全面实施“四大国家战略”为重要契机和平台，实行分类指导，强化发展现代服务业。要突出对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研发设计和数字传媒等创新性、高附加值现代服务业的强化发展；突出金融行业作为综合性服务业的战略地位，加快地方金融的多元化发展；加快发展网络经济、信息服务、现代物流、科技教育、商务会展和批发分销等生产性服务业；改造提升商贸流通、旅游和房地产等传统优势服务业；协调发展与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养老、健康等公共服务、社区服务和家庭服务业。

（三）找准新增长点，大力发展信息经济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将带来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经济及生活方式变革。对浙江经济而言，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最大获益是信息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崛起及其在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的重要引擎作用。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电子商务发达，交易额占到全国交易总量的一半左右。随着全国首个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落户杭州，以及杭州和宁波同时入选首批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将成为推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十三五”期间，浙江要以市场应用为导向和重点，大力发展信息经济。在进一步强化电子商务发展优势基础上，要大力发展地理信息服务业，重点发展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适应云计算技术、时空技术、三维技术的地理信息系统产品。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电子政务、数字媒体、数字营销、网络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协作等信息服务行业。

（四）按照规模化、生态化、品牌化的要求，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十三五”期间，要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积极探索并加快落实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三权到人、权随人走”等重大改革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尽快搭建农地流转信息交易平台，实现农地“阳光流转”，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害。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组织创新，大力培育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促使农业发展由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向产业优势、生态优势、品牌优势转变，大力促进由龙头带基地连农户的组织形式和“贸工农科教服”一体化、产业化模式。深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整合政府、科研、教育等各方面力量，形成产学研、农科教一体化的新型农技推广体制，切实提高农业科技含量。要着力建设农产品现代营销体系，建立高效快捷、连接产、加、销的农产品物流体系，以因应现代农业发展和日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依托舟山国际粮油产业园区和省内骨干粮油企业，发挥江海联运优势，建设粮油“海进江”物流基地、粮油加工贸易进出口基地、国家和浙江省粮油储备基地。

“十三五”时期，随着产业结构朝着“加速三产、提升二产、优化一产”的方向调整，经济增长重心将加速向服务业转移。到“十三五”期末，随着服务业得到强化发展，制造业实现优化升级，农业精细化和组织化水平显著提高，三次产业结构将从“十二五”期末的4.5∶47.5∶48力争调整为4∶41∶55。

关于建设都市圈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

“十三五”时期，要积极推进以都市圈和城市群引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立足于加快融入以上海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重点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区。要进一步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构建都市圈和城市群内部要素自由流动、规划相互衔接和资源共享、环境共保的机制，增强都市区对全球高级要素的吸引、集聚功能，扩大现代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辐射半径，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一）发挥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引领作用

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核心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规划建设以杭州、宁波、温州都市圈和浙中城市群为核心的功能互补、结构合理、大中小协调的城镇体系，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带动美丽乡村建设。强化都市区集聚高端要素、发展高端产业、带动周边县市一体化发展的作用。发展壮大湖州、嘉兴、绍兴、衢州、舟山、台州、丽水等区域中心城市，完善综合服务功能，增强集聚辐射能力，加快建设成为大城市。推动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变，彰显发展特色，形成与中心城市合理分工、融合互动的机制。对于有区位和产业发展优势条件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努力将其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杭州、宁波都市圈为重点，加快融入上海世界级城市群。努力提高杭州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建设的质量，使其成为长三角区域高端要素、高端产业的集聚高地。建设杭甬两大都市圈的最终目标，是要打造以上海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都市区市直管县体制，切实消除行政区划壁垒，使中心城市辐射影响力能够比较顺畅地向周边区域渗透扩散，进一步增强都市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带动能力。按照“研发孵化在中心城市、制造转化在周边区域”的思路，在中心城市加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周边区域加快建设一批工业强县（市、区）和强镇，共同优化都市区产业政策环境，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二）构建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综合交通体系

科学规划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充分发挥各种交通方式的技术经济优势，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科学规划，建设现代区域性综合交通体系，支撑和引导新型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

加快城际交通网络建设。建设都市区之间城际交通网络，重点打造以杭州为中心，宁波、温州、金华-义乌为重要节点，覆盖省内主要城市的快速城际网络，实现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之间“1.5小时交通圈”，省内其他城市之间“2-3小时交通圈”。加快建设都市区内部交通网络，重点建设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都市区轨道交通网，支撑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区。建设中心城市综合交通枢纽，重点建设杭州、宁波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和温州、金华等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加快接轨上海自贸区，推进长三角沪杭嘉国际空港物流区的建设。以都市区为整体设立交通设施建设领导机构，统筹解决港口、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涉及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构建区域性交通设施投入分担、效益分享的建设、管理机制。

（三）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按照“人群有序、领域有序、空间有序、时间有序”的分步推进思路，引导有需求、有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适宜的城市区域就业生活，逐步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深化完善“居住证+积分制”管理措施，制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准入导向，建立省级和地方联动积分制及评价、保障体系。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指导，以产业优化布局引导人口就近转移就业，分阶段推进社会福利的公平共享。研究部署若干配套改革试点，通过城乡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试点、都市区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建设试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建设试点等的经验推广，破解市民化进程中的难点问题。

（四）探索推进多元化城乡建设投融资机制

建立完善财政转移与常住人口规模和需求相匹配的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钱随人走、补贴到人。健全地方债务融资机制，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建立管理规范、风险可控、成本合理、运行高效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建立城市政府资产负债表制度，在有条件的城市可发行市政债券。放宽准入、完善监管、提供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分类推动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参与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建设。依法放开经营性领域开发建设和经营市场，以公共私营合作制（PPP）、股权合作等方式，通过建立投资、补贴与价格的协同机制，推动准经营性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探索建立城市开发银行、城市建设公司等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承担城市化建设中保障性住房、地铁、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交通等民生工程建设融资职责。

“十三五”时期，要更加重视与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协调发展，加快建设杭州、宁波、温州都市圈和浙中城市群，推进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强化都市区的经济集聚辐射能力，要进一步突出杭州、宁波两大都市区的战略地位，到2020年，争取使杭甬两大都市区的经济规模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50%，并初步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重要组成部分的格局。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与强化政府治理问题

“十三五”期间，必须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三项关键任务，要推动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深化法治浙江建设，依法严格规范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治理体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改善营商环境。

从国外引进的TBS、RC分选机，和国内设计生产的CCS分选机等都是应用干扰沉降原理进行分选的，属于同类设备，但是在设计结构上存在一定差异，分选效果也不尽相同[7]。城郊选煤厂利用干扰床分选机处理水力旋流器浓缩分级后的大于0.25 mm粒级物料。结果表明，该设备对0.25～1 mm粒级的粗煤泥具有良好的分选效果，物料精煤灰分为9.40%，产率高达78.15%。同时由于干扰床分选机的加入使得吨煤介耗下降到了1.32 kg，吨煤油耗最高不超过0.4 kg，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了分选成本[8]。针对中等至难选的粗煤泥，干扰床分选机以其优良的分选效果，在选煤厂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一）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夯实地方政府治理的法制基础

优化地方政府治理的法制环境。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战略要求，由法制办牵头对现行法规政策进行系统梳理，通过废止、修改、新立，形成一个适应地方政府治理需要的法规政策体系。推行依法行政五年行动计划，规范政府行为，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建立健全依法行政监督机制，实现对政府依法行政的有效监督。

（二）建立健全“四单一网”，规范地方政府治理运行机制

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探索由人大授权下的行政权力和责任需求实证调查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授予相应的行政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明确和细化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责、具体工作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建立健全对具体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估制度。构建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实施绩效评估机制、制定科学的评估实施办法、引入多元化的评估主体进行定期评估。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切实解决政府管理缺位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建立权力和责任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权力需求调查结果以及实施绩效评估结果等，动态调整政府权力和责任清单内容。

建立健全企业项目投资负面清单。细化企业项目投资负面清单内容，健全分类审批制度。在项目大类的基础上细化到小类，为不同的类别设置相应的核准程序，清单外项目不再审批，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建立企业投资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清单运行的实际情况等，动态调整企业项目投资负面清单内容。

完善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加快推进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的公开，在主管单位、专项名称、金额之外，列出资金来源、支出项目、拨付金额等，强化对专项资金运作的有效监督。

推广和优化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网。通过新闻微博、搜索引擎等各种推广方式，提高网站知晓度，让更多公众了解和使用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网。基于公众的使用体验，进一步优化调整网站的布局、板块、内容等，提高用户使用体验，为公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审批服务等。

（三）深化改革，大力推进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浙江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进一步大力推进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土地、金融、科技、水电气、环境等要素资源通过市场实现有效配置。

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土地登记制度，严格执行宅基地使用标准，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率先推进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发挥市场配置作用，尽快形成有利于城市化转型发展的土地收益制度和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跨社置换、有偿退出、有偿使用的机制。探索实行城乡之间人地挂钩政策，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吸纳农村人口进城和外来人口数量挂钩，合理安排不同地区建设用地指标，以土地联动带动人口联动，防止“城扩人不增”。强化耕地保护优先、量质并重，继续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推进工业用地弹性管理制度改革，要建立健全存量土地盘活、土地产出效益和新增建设用地挂钩制度，建立低效利用土地市场化退出机制。

深化金融综合试点改革。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设立民资银行、发展互联网金融等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加速促进投融资机构发展，切实推进融资渠道多元化，积极促进银行大资本与小企业的对接、民间小资本与大项目大产业的对接、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对接。

加大科技体制改革力度，推进人才、技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高效流动。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深化科研院所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加强协同创新，深化科技计划和经费管理改革，完善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促进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创新生态保护和资源有偿使用机制，探索开展区域污染物排放权交易试点，开展流域用水总量控制和水权交易制度改革试点。继续完善企业和居民用电、用气、用水差别化、阶梯价格机制。

（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真正落实市场公平准入机制。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完善市场公平准入机制，需要真正落实“非禁即入”原则。要推动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办医办学办文化，进入公用事业、金融服务、轨道交通、社会事业和国防科工等领域，制定合理回报机制等配套支持政策，让民资“不仅进得来、还要划得来”。

鼓励民营经济创新发展。要继续在强化自主创新、促进转型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关键是政府要按照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要求，继续加大支持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保护创新热情，鼓励对新的经济业态和商业模式进行大胆创新的实践，更加宽容创新失败。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科学的决策机制，融合民营企业活力和国有企业实力，增加发展新动力。

关于扩大开放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平台问题

“十三五”时期，浙江要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调整带来的重大机遇，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平台，借鉴省外国外的好经验，引进先进的科技成果和优秀人才，推动产业链和国际分工向高端迈进。

（一）把握“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扩大对外开放

浙江具有对外开放早、开放程度高的先发优势。浙江与东盟的贸易居于全国前列，目前东盟已成为浙江第四大贸易伙伴；义乌市场近年对东盟等新兴市场自营出口增势强劲，与东盟各国贸易年均增长30%以上；浙商对东欧、中亚、非洲和拉美的贸易投资也在不断拓展。在中央加快推进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多边合作架构、深化发展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的大背景下，浙江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以及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重大战略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对外经济合作与贸易投资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产业转移、对外投资、市场资源开发和装备出口等。

（二）依托长江经济带推进产业梯度转移，促进转型升级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密度最高的经济走廊。中央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随着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和通关一体化改革等政策举措的陆续推出，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战略，正在加速对接“一带一路”，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础和助推器。

浙江处于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叉融合的重要枢纽区。抓住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机遇，利用区位优势，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是新时期浙江发展一项重大战略课题。应加快建设“海进江”物流服务中心，增强江海联运枢纽对长江经济带的升级带动作用；加快建设海铁联运枢纽，提升宁波海铁联运对长江经济带物流的分流作用；探索建设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创新试验区，深化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使之成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升级、商贸物流提升、居民就业增收的重要引擎。

随着区域经济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不断加快，区域经济协调性持续增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动浙江经济转型发展，必须紧密结合“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有机统一，“立足浙江”与“跳出浙江”的有机统一，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真正融合“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要按照中央的整体部署，拓展区域合作领域，充实区域合作内容；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积极引导省外浙商回乡投资创业，设立企业总部。

（三）借力上海自贸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平台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掀开了我国对外开放崭新一页，也给开放大省浙江带来重要机遇。浙江要通过对接上海自贸区，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平台，打造开放型经济升级版，赢得进一步扩大开放新优势。

浙沪合作扩大洋山保税港区，拓展上海自贸区发展空间。上海自贸区范围包括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从中长期发展看，上海自贸区的最大“短板”是深水岸线缺乏和发展空间不足，而浙江省恰恰拥有丰富的深水岸线和发展空间，加强上海与浙江的合作是解决上海自贸区“短板”问题的最佳途径。作为上海自贸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洋山保税港区就是浙江和上海合作建设的成果。可以在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与上海在洋山保税港区的合作。通过创新合作方式，开发利用小洋山北侧和大洋山，扩大洋山保税港区覆盖范围。这样，既可以解决上海自贸区深水岸线缺乏和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又可以通过两省市合作为浙江带来直接参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平台。

设立宁波综合保税区，构建复制上海自贸区政策的主平台。上海自贸区是在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基础上建立的，可以说是历史上各类保税区的升级版和创新版。除了上海自贸区，综合保税区是目前我国对外开放层级最高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浙江应该加强综合保税区建设，将它作为承接和复制上海自贸区政策，并逐渐向自贸区迈进的新平台。近期应以梅山保税港区为核心，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将宁波市域范围内的宁波保税区、宁波出口加工区、宁波保税物流园区、慈溪出口加工区、栎社保税物流中心（B型）和梅山保税港区等6个海关特殊监管区，连同大榭国际经济技术开发区、栎社空港和北仑港区，整合成一个大型的宁波综合保税区，作为浙江复制上海自贸区政策的主平台。条件成熟时，还可以结合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依托义乌铁路和机场优势，进一步争取设立义乌综合保税区。

实质性推进宁波-舟山港一体化，争取建设宁波-舟山自由贸易港区。整合后的宁波-舟山港应重点建设“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石油、矿石、煤炭、粮油、液体化工等大宗商品交易，促进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加快“海进江”物流服务。依托整合后的宁波-舟山港，以前述宁波综合保税区和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为基础，争取建设自由贸易港区。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舟山群岛新区的深水港资源优势，借助新区规划明确“探索建立舟山自由贸易园区”的内容；另一方面可以充分依托宁波市经济基础好、城市综合实力强、开放型经济发达、港口建设管理经验丰富、科技人才支撑比较有力等优势；还可以强化以大宗商品为主的贸易自由化和以海洋产业为主的投资自由化的功能定位。

关于建设“两美浙江”与改善民生问题

“十三五”时期要让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人民，要加快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要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切实缩小地区间和部分社会群体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为社会中下层从低收入群体走向中等收入群体创造条件。继续推广温岭工资集体协商经验，尽快使全省90%以上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国有、集体企业覆盖面达到100%。尽快从制度层面建立健全工资集体谈判制度，使职工真正具有工资调整的话语权。

继续大力推进创业富民工作。继续从制度保障层面上鼓励中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包括大学毕业生）创业，健全创业服务体系，免收登记大学毕业生、失业人员个体创业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创业带动就业。要大力鼓励让每个社会成员有机会成为创业的主体和市场的主体，从而有机会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或高收入群体的一员，真正走向共同富裕。“十三五”时期，浙江应努力争取以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之在2020年达到45%左右的水平。

努力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从法律上赋予农户农用土地承包权物权性质，允许自由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继承。在农村进行住宅商品化试点，出台农民住宅进入商品房市场的有关规定，给农民私有和集体所有的房产颁发房地产证，允许上市交易和抵押，让农民的住宅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正确处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着力保护征地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

切实改善困难群体生活状况。尽管浙江已不断加大对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增收计划，但要根本改变困难群体的生存状态，仅仅依靠再分配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切实的措施改善他们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为他们提供谋生、就业的机会。“十三五”时期，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城市管理政策、大幅降低工商税费负担、提供合理可得的金融服务，以及提供社会保障的托底支撑，加强实用的劳动力培训，切实改善困难群体的生存状态。

（二）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城乡统筹、以城带乡的基础上，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加快社会保障、就业创业、收入分配、医疗卫生、城乡教育、住房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县域行政区划束缚，形成支撑全省域城乡高水平一体化发展格局，使人口和生产力布局更加合理。

要加快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强化中心城市高端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提高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增强其对高端产业、高端人才、高端要素的集聚能力。加强周边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满足居住人口基本的公共服务需求，并通过完善快速交通方式，满足城镇居民共享中心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需求。探索建立都市区内的公共服务共享机制，推动中心城市优质公共服务向周边农村延伸、优质资源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扩散，有效实现服务功能下沉。重点选择一批就地城市化的乡村新社区，在公共设施配套、生态保护、发展生态经济等方面加强与城市化建设联动，积极探索农村新型社区发展新路子，形成一批既有城市便利条件，又能保持独特乡村文化风貌的新型农村社区。

（三）强化节能减排和环境监管

围绕建设“两美”浙江战略目标，要把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作为重大战略举措，统筹协调生态省、循环经济示范区和“两型”社会建设，联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完善政府推动、市场主导、公众参与的长效机制。继续突出抓好“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边三化”、雾霾治理、交通治堵、土壤治污、垃圾分类等专项工程，加强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监管；重视林业生态建设，确保如期建成“森林浙江”；全面完成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降排、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的约束性目标；进一步加强近岸海域污染治理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强化“蓝色屏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