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部辞典看满族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李治亭

从两部辞典看满族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李治亭

[内容提要]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集大成者，满洲民族作为有清一代的统治民族，在中国社会与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满洲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存在丰富的人文思想资源，尤其是满洲民族在清代当国近300年，具有独特的治理与管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为当代提供借鉴。1990年，著名清史专家孙文良先生曾主编《满族大辞典》。如今，鉴于学术界发展之现状，原词典已无法涵盖近20余年来清史及满学的研究内容，《新编满族大辞典》遂应运而生，给我们提供全面再认识、再思考满族历史与文化的机会，阐明我们的“满学观”，以期将满文化恒久地传承下去。

满族满洲清朝词典

1990年，以著名明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为主编，组织东北地区部分清史、满学学者编写《满族大辞典》，由辽宁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转瞬间，已经过去了20余年。在此期间，满学、清史研究已取得长足地进展，硕果累累，以千以万计；新史料、新观念、新结论，不断涌现。显然，完成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满族大辞典》，确已无法涵盖近20余年的满学研究成果与大量信息。如缺失这些内容，将使这部辞典的时效受到极大限制。

当我们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迅猛发展，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正受到激烈冲击；而高科技正以“一天等于20年”（马克思语）的惊人速度，不断改变人类生活的面貌，其传统文化已被淹没在高科技的神奇之中，或变异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如何传承和保持民族文化传统，使之延续而不绝灭？毋须深虑，因为每个民族总会有办法极力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并使之传承下去。满洲（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最深，而满文化大都已注入汉文化之中，高科技将助推满文化进一步淡化。这大概是必然之势，但也并非无能为力。也许，编一部满族百科知识大辞典，不失为一种文化选择。

于是，辽宁大学出版社提出新创意：在原辞典的基础上，可否新编一部满族大辞典？此一创意立即获得学术界同仁们的支持。该社遂申报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终获成功。此项目之运作，清史尤其满学界无不为之高兴！历时一年半，数十位专家、学子辛苦备尝，一部《新编满族大辞典》的书稿告成，预计今年将出版。今年——2015年，恰好是清太宗皇太极给“满洲”命名380年。此书之出版，是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最好纪念，也是对《满族大辞典》出版25年的纪念。为一个民族编一部辞典，是上个世纪的一个学术创新，是值得纪念的！这一学术创新的首创者，即主编孙文良、副主编刘万泉两先生。惜乎，他们在辞典出版后，相继离世。《新编满族大辞典》之编写与出版，一方面，表明我们对两先生开创的事业之实际继承；一方面，也表达我们对两先生的崇敬与深切怀念。

《新编满族大辞典》给我们提供全面再认识、再思考满族历史与文化的机会，提出我们对其历史与文化的认识与评价，阐明我们的“满学观”，这在当前，乃至将来，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

当16世纪末，明统治下的辽东尚维持表面平静时，其毗邻的建州女真正发生一件并不惹人注目的小事件：努尔哈赤独率兵不满百、遗甲13副，毅然起兵，为其被杀的父祖复仇。当时，无论谁，都没有看出努尔哈赤起兵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但是，伴随着努尔哈赤胜利的脚步，引发女真社会大变动，正朝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于是，这一小小事件始彰显出它的不可估量的巨大的历史意义：以起兵为始，开启了大清朝勃兴的历史进程；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未来的满洲，就此开始诞育。同时，也预示着明在辽东的统治走向衰亡。

正如人们所知，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东海女真以及海西女真大部，继之，创制新文字——老满文，到建国前即1615年，完成八旗制的创建，并用八旗制将所属女真人组织起来，至此，以新文字与八旗新组织为标志，女真初步实现向满洲的蜕变。皇太极继位后，进一步扩大满洲共同体，改进老满文为新满文，以1635年宣布改民族名称为“满洲”为标志，满洲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最终形成，从此，满洲以一个新生的民族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亦即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新成员。

满洲虽说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但其先世的历史尤其悠久而遥远。溯源流，其远祖可直追溯到尧舜时代的肃慎（又写作息慎）。其后，历挹娄、勿吉、靺鞨，直至宋代女真，即是满洲的近世祖先。女真人大有作为，建大金国，统一全东北，再进黄河之滨，与宋平分天下，得江山半壁，有国百二十年！400余年后，女真人再度复兴，转化为满洲，且一统天下，取得远比先祖更为光辉的成就。

满洲作为有清一代的统治民族，主导着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他打破千百年来沿袭的“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确立并实践“中外一体”的新“大一统”的民族观；他突破传统的“中国”局限，重新给“中国”定位。康熙三十年（1691）废长城，撤除内外界限，把“中国”扩展到“三北”地区，将秦始皇创设的郡县制推行到各边疆地区：东北设三将军、内外蒙古行盟旗制；在西北也行将军制、盟旗、伯克及州县等制；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在西南盛行土司制之地，改土归流。一国多制、一地多制，真正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的国家，以乾隆二十五年（1760）之极盛为标志，疆域达1300万平方公里！满洲开创的“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座丰碑。

无须深辨，倘若中国继续由明朝来统治，或者换成李自成，或者是张献忠当皇帝，中国将如何？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与假设不同的是，明王朝、李自成、张献忠等都是一度与清并立共存的政治实体，他们都有一统天下或夺取全国政权的实际可能。因此，我们有充分根据做出判断：他们的“华夷之辨”的观念不会变，无论谁当政，必不废长城，难成“天下一家”。尤其值得忧虑的是，当清军入关之时，凶恶的沙俄匪徒已入侵到中国黑龙江沿岸，正向东北腹地深入。明历来视此广大地域为其“羁縻之地”，或称“化外之地”，从不派兵驻防，其结果，只能任由沙俄侵占！后来，沙俄继续向我国北部、西北扩张。有明200多年，即使最强盛时，亦未收入版图，仅维持时断时续地短期朝贡关系。明朝如此，比之文化素养更为低下的李、张两政权，还能有何作为呢？满洲守望中国这个大家园，达260多年，始有今日中国之规模。毋庸讳言，满洲主导下的清朝也丢失了一些领土，其主客观原因，早为人们所熟知，不必重复。

以上所举，远非满洲业绩的全部，亦非对满洲的全面评价，仅列其大端。长期以来，满洲不被重视，学术界并未给予准确而公允的评价，即未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习惯把满洲与清朝合为“满清”，不间断地反复批判。满洲的这一境遇，是由辛亥革命开其端，一则反专制，一则“排满”，将满洲“妖魔化”，遂使满洲在清前中期所创业绩化为乌有，虽有过的辉煌顿时变得暗淡无光！满洲随着清朝的逊国，即失统治民族的统治地位，其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大约从《清史稿》编纂、肖一山著《清代通史》之后，满洲几乎无人问津。主要是学术界，极少有人来研究满洲历史与文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满洲真的冷落了60余年。当然，也不是说一个研究者也没有，而研究者廖廖，屈指可数，不过如孟森、郑天挺、王钟翰而已。即使如清史，在这段漫长的岁月，竟有几人研究！

改革开放把清史、满族史研究推上了显学地位，迄今，已历30余年，两史之研究已成常态，年年推出大批论著成果。据统计，仅《清史》通史专著已出13种；而满族通史及满族专题史，也不下几十种。《满族大辞典》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大发展的产物。的确，有关满学的成果多多，基本还停留在陈述历史与文化现象，并未论证满洲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清代他到底做了哪些事？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发挥了什么主导作用？显而易见，满学研究虽多，却未深入，无法得到本质性的认识。不管怎么说，这类研究还是应给予正面肯定，无可非议。

但是，还有另种声音，即排斥满洲的这种声音还不绝于耳。例如，满洲原不属中华民族大家庭，只是入关后，“才开始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满洲建立国家政权，才使中国分裂了，与其先后起兵的李自成、张献忠虽然自立政权，但并未“分裂中国”，等等；还有更为严厉的说法：清朝入关，使中国“亡国亡种”，“以夷变夏”；又有一说：“后金——清凶残野蛮，代表了邪恶与黑暗”。评价满洲的人物，也是否定的多。如，评努尔哈赤为“武装强盗头子”。那么，努尔哈赤以下的人物，就没有好人了。如果这些说法，出自辛亥革命党人之口，本不足怪。恰恰相反，这是在清亡近百年后，于21世纪初由一些当代学者所发出的声音，不顾历史事实，仍然将满洲——清朝“妖魔化”，足见传统的旧观念、旧思想是何等顽固！此类观点，并不占据学术界主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种种说法，不能不干扰甚至影响人们对满洲及清朝的正确评说。

鉴于学术界之现状，以及社会上还存在对满洲历史与文化认识之缺失，编一部新的满洲大辞典就显得十分必要。一则是对近30年来满学研究进行一次总结，有助于推进满学研究；一则满洲历史与文化内容极为丰富，为了保护好这笔丰厚的民族特色浓郁的文化遗产，将其尽量收进大辞典，不致散失，更避免失传。应当指出，满洲历史与文化中存在丰富的人文思想资源，尤其是他在清代当国近300年，具有独特的治理与管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为当代提供借鉴。

二

学术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不论研究什么问题，必须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使之成为研究过程中处理各类矛盾的准则。经验证明：如缺乏正确思想的指引，必将使研究陷入歧途！编写一部融汇各类知识的满族大辞典，是一件十分繁难的事，加之前已有一部满族辞典，如何超越它，又是难中之难的事。因此，我们确立指导思想的“三原则”：

第一，坚持正确的民族史观。既不要站在满洲（族）立场，也不要站在汉民族立场，去反对或否定另一个民族，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立场，平等地对待满、汉及其他民族，公正地评价满洲。前已指出，国内学术界还存在大汉族主义或“华夏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视满洲为“外来民族”、“异民族”；把满洲进入中原，斥为“侵略者”；清军进关，明明是进行一场“统一战争”，却指为“民族征服”，即满洲对汉民族的“征服”。类似的说法，不胜枚举。他们公开鼓吹背离史实的荒谬观念，无非是想把满洲否定掉。本辞典坚决摒弃旧观念，拒绝一切荒谬的理论，用新观念、新思维来看待满洲的历史与文化，给满洲以正确地历史定位。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功过分明，是非澄清。本辞典对满洲的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物，无论正确与否，既不夸大，也不有意掩饰，更不可抹煞，做到实事实写，秉笔直书。如，清入主北京后，在京畿地区圈占土地，分拨给满洲王公贵族。这本来是局部问题，也被夸大成全局问题。圈地原定圈占明朝贵戚因战乱而荒弃的土地，后来扩大化，殃及当地农民的土地也被强行圈占，被斥为清初一大“虐政”，同样是夸大。类似的问题还有。本辞典如实写来，见仁见智，读者自有评断。

第三，坚持学术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学术。所说创新，包含三方面内涵，一是新发现、新创造。如，发现一条新史料，提出新问题、新看法。试举一例：圣祖于康熙三十年（1691）决策废长城，不修不防。这条史料详载《清圣祖实录》，研究康乾盛世的学者都读过，却不以为然，也就提不出新观点来。我们发现并重视这条史料，给出新的解读：废长城，大破“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真正实现了“中外一家”的“大一统”，具有划时代意义，比秦始皇修长城更伟大！由此便获得了学术创新的意义。本辞典力求从各种史料中发现满洲历史与文化的新信息，据此信息，去创造一个新词目，这正是创新的意思。试举几例：

明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率大军亲征乌拉部，其诸子急于进攻。他却制止，说出一个道理：事情并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你们说的，如同“浮面取水”那么容易。征伐一个“大国”，如同“伐大树”，须用斧子从两旁一下一下砍下去，直到砍得大树变细，不能支撑，便“不砍自扑”。照此道理，先攻乌拉城周围的附属城部，一一攻取后，乌拉城便孤立无援，就容易攻取了。这段话，出现两个词语：“浮面取水”与“伐大树”，极富哲理。皇太极牢记父亲的这段话，在后来对明的一系列战争中，就采取“伐大树”的战略，逐渐削弱明之有生力量，使其被农民起义军一朝摧毁。

“从龙入关”，是清官书中出现的一个词汇，是说满洲、汉军及蒙古八旗跟随世祖皇帝进关，迁离东北地区，在中原定居下来。“满蒙汉一体”，为皇太极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并把它作为一项国策加以贯彻，因而加强了这三大民族的密切关系，国势强盛。乾隆中期，国家达到鼎盛，经济繁荣，社会长治久安。高宗对现状很满足，逐提出“持盈保泰”的主张，欲维持现状，也就无须再创新发展了。至嘉庆时，国势衰落，吏治日坏。仁宗总结官场之坏，也包括满洲人怠惰，武备松懈，斥之为“因循怠玩”。击中要害，却无解决办法。类似的事例，俯拾皆是。但也要严格标准，认真筛选，将那些含义明确、真正能反映满洲历史文化的语汇引入辞典。

一般来说，辞典所收词目皆来源于满洲——满族中固有的语汇、术语，或约定俗成惯用语。实际上，满洲中还有好多词汇未被发现，上述所列，仅是几个例证，只要认真查阅史料，深入挖掘，从中提炼出新的词汇，既丰富了我们对满洲——满族历史文化的认识，亦是对其历史文化的科学总结，对于当代实具重大的认识价值。此次“新编”，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发现新词汇，发现的越多，创新就更多！这正是“新编”的第一要义。

二是改变传统旧说，提出并确认新论断。

关于努尔哈赤之死，历来有炮伤致死与病死两说。我们不同意前一说，断为因病致死是惟一正确的结论！清太宗皇太极是夺位，还是被众兄弟子侄之拥戴而合法即位？当然是后者，不存在夺位之说。太宗之死，清官书载：无疾而终。此说非是，确系得病而终。孝庄下嫁多尔衮否？学术界有一说，断定孝庄下嫁。此说证据不足，本辞典不予采纳。雍正是否夺嫡而得位？学术界也有一说，断为夺嫡。本辞典认为，康熙晚年在经历了立嫡的几度风波后，不再立嫡。那么，雍正夺嫡之说不能成立。

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初年，为反清排满之需要，编出很多离奇的故事，用以糟损满洲（族），如顺治出家、雍正死于侠客的“血滴子”等，不一而足。这样的事例的确不少。还有，对一个人的评价也有种种，尤其已成定论，但发现不合理、不正确，坚决予以纠正。

三是不循旧例旧规，创设新体例，同样彰显学术创新，否则，本辞典就失去了“新编”之意。无疑，学术创新如同一条主线，贯彻始终，体现在本辞典的方方面面。创新无止境，疏漏亦难免。尽管已经做出了诸多努力，未必尽如人意。

众所周知，满洲从其形成，到建立国家政权，直至入主中原，君临天下近300年，其历史文化无不与明史、清史交织在一起，与汉、蒙、藏、回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相融汇。新编满族辞典，就是以满洲——满族的自身历史及一切实践活动为中心内容。一个重要而繁难的问题摆在面前：如何从上述交织、融汇在一起的状态中，把满洲——满族自身的而固有的内容剥离出来，独立成一历史文化系列。

依据编纂的指导原则，应正确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首先，满洲与清朝的关系。清朝是以满洲为主导，联合汉、蒙等多民族共同创建的一代王朝。故满洲与清朝既相联系，又相互区别：清朝所有未必都是满洲的（因为还包含汉及其他民族），但满洲的一定是清朝的。因此，选入辞典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词目上，重在两者的区别。清朝做为国家政权，其所作所为皆属国家行为，不能都说成是满洲的。又如，清承明制的部分，亦不属满洲，只有把其中属于满洲的内容剥离出来，即满洲人所创造的历史文化，才属于满洲所固有。如，原《满族大辞典》中有丁忧、大计、大考、大选等词目，本为汉人之制，前代王朝也有过，收此内容不宜。诸如蒙古衙门、议政王大臣会议等，为满洲人所创，应归入满洲。

其次，满洲与汉、蒙古等诸民族的关系。清朝自皇太极始，实行满蒙汉为“一体”的政策，以至文化相互认同，内容相互吸收，已是形同一体。本辞典专为满洲——满族而作，不能掺入其他民族的内容。因此，哪些是汉、蒙等其他民族的，也要分清，一句话，就是不能与其他民族混为一谈。

第三，满洲文化与吸收汉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我们强调，首先要收录满洲原生态的文化及自身的历史内容，而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其原有文化必然发生变化，有的保留，有的废弃，有的部分改变。无论变与不变，或者改多少，都是属于满洲的组成部分。关键是，满洲吸收了汉文化，成为他的文化内容，即为满洲人所应用，理应看作是满洲文化的一部分，自应收入本辞典。如，满洲入关后，接受了汉文化教育，学会赋诗作文，有的成为一代著名诗人、作家等。满洲人长久地生活在汉人之中，被满洲人吸收的汉文化无处不在，凡被满洲人所吸收，又为其所用的，皆可入录本辞典。

第四，当代满族与历史上满洲之关系。满洲与满族均系一个民族，如前已指出，早在后金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给本族定族名“满洲”，直到新中国建国后才改为“满族”，换言之，这是两个不同阶段的不同族称。这就需要把两个不同阶段的历史文化相区别。如，满洲“祭堂子”的习俗，到改满族后，已被废弃。故此习俗属于满洲而与今满族无涉。一句话，不同阶段自有不同的文化习俗，而不能混淆。至于满洲原有的习俗或其他文化形态，仍被今满族沿用，两者兼而有之，须说清源流，便无疑问。

最后，《新编满族大辞典》与《满族大辞典》的关系。两者是继承关系，就是说，原辞典合理的辞条可以保留下来，新辞典照录不误。但其释文不宜照搬，应予重新制作。尤其是原释文表述不当，或有错误，必须予以纠正。一句话，要慎重对待。原辞典中，列辞条不当，或误收的，一律弃而不用。如，前列“丁忧”、“大计”等，本不应属满洲范围；又如，原辞典把汉军八旗及蒙古八旗统统认定为满洲而入录。本辞典认为，这一认定不妥，即改变原做法，不予收录，说得明白些，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不属满洲，不能与满洲混同。总的原则，对原辞典要严格筛选，认真甄别后而决定取舍。这部分内容，只占本辞典三分之一多一点，主体内容还是新编入的新内容。如，原辞典有关满洲的军事实践活动主要是建国后与明之战争，仅列三个条目，而新编近百条！又如入录的满洲——满族人物，原辞典不过千余人，而新辞典增为3000余人。因为增加了许多内容，辞条更充实而丰富，这就体现本辞典的“新编”之意。

三

著名的清史大家王钟翰先生生前应邀为《满族大辞典》作“序”，写道：该辞典之特色是：“一不求全”，“二不求新”，“三不猎奇”。先生在阐述这三个“特色”时，完全肯定辞典既“全”，又“新”，还不“猎奇”，系指不“标新立异”，不“辗转贩卖”。

那么，《新编满族大辞典》有何特色呢？

先谈“大”，指本辞典的信息容量。原辞典共6000余个词目，本辞典为1.1万余词目，几为原辞典的倍数。若删除原辞典中收录不当的词目，本辞典则是它的倍数还多。如以单项计，原辞典收千余人物，而本辞典则收3000余人，是其2倍多。以字数论，原辞典130余万字，扣除目录10余万字，正文为120余万字。本辞典正文180余万字，加上目录20余万字，总计为200余万字，比原辞典增入60多万字，增幅为其半。可见本辞典的信息量之大！

再说“全”，指包含满洲——满族的全部历史与全部文化信息。应当承认，绝对“全”，一条不漏，谁也做不到。全与不全，都是比较而言，但在其基本方面，或者说，主要方面无遗漏，也就做到了“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版原辞典时，限于满族史研究水平及认识局限，所收词目内容，基本做到了“全”。但过了20多年，至当代，人们对满洲史的认识已大大深入，研究成果成千万累，如收录词目仍限于原辞典的范围，就完全失去“新编”的意义。因此，一方面，大力挖掘满洲——满族中新的语汇；一方面，充分吸收当代满学研究的一切成果，使之成为近30年来满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此即本辞典之“全”的含义。

三说“新”，前已阐明本辞典的学术创新，此处说“新”，即指大量新增添的词目。除合理吸收原辞典中的部份词目，大多是新增的词目；自然，其内容也为前所未有，这就使本辞典的面目焕然一新了。说“新”，也包括创新的意思。如，前已说明，将所有不属于满洲（族）的内容全删除；不属于满洲的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也不得收入本辞典，将使本辞典真正成为满洲——满族人的大辞典。

四说“用”，即实用性强，也是本辞典的编写宗旨之一。“新编”不只是只给专业工作者的专业研究提供一部得力的工具书，也是给广大的满族人提供一部了解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百科知识全书。同时，还应是清史、满族史专业学者的教科书。一句话，“新编”将发挥多功能作用，以提升其实用与应用的价值。这将取决于“新编”的内容，是否真有用，是否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

所谓“特色”，从文化的意义上界定，就是个性，与同类内容相同却又不相同的特点，谓之“特色”。以上所列“四说”，就是阐述本辞典的个性化的表现。编写任何一部书，如果没有自已的特色，亦即没有个性，无论怎么说，都不是成功之作。我们为此做出了多方努力，力争将“新编”打造成最具学术个性的辞书。

原《满族大辞典》全书内容分作十一个门类，反映了那个时代对满族的认识。至今日，本辞典重新审视，给满洲——满族的历史与文化重新定位，可删可改可增，共为十四个类别，列举如下：1.满族源流，2.满洲姓氏，3.语文文字，4.满洲人物，5.生活习俗，6.宗教信仰，7.八旗满洲，8.军事活动，9.文化教育，10.满洲谱谍，11.文学艺术，12.典籍档案，13.遗存遗物，14.当代满族。

在上述十四个门类中，其宗教信仰、八旗满洲、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满洲谱谍、遗存遗物、当代满族等，皆为满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不可或缺。但《满族大辞典》缺漏，本辞典则新设此门类。原辞典所设之“地理”、“政治”、“经济”等类，是各个民族，或社会通用的词语，无法反映满洲历史文化的个性，故弃而不用。如“服饰”，只是满洲衣着方面的一个内容，不足以单列为一个门类，本辞典将其归入“生活习俗”类。还有，“语言文化”两者的内涵不同，不宜合为一类。本辞典将两者分开，开列“满洲语言”与“文化教育”两大类别。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应将满洲与满族有所区别。前已指出，满洲是有清一代至民国时期通用的族称，而满族则是建国后至今更改的族名，也不过60余年。今人学者不分古今，通称满族。毕竟满洲与满族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时段，其历史与文化差异悬殊，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若论到1635年至近代，必称满洲，而至当代，理应称满族。本辞典打破学术界这一不当之习惯，将满洲与满族分开，特设“当代满族”为一门类，用以反映建国至今这一时段的满族历史文化的新篇章。原辞典将满洲与满族混而为一，其词目与释文混排，遂造成一处不得不写满洲，而另一处又不得不写满族，如此重复出现，难免混乱。一句话，正本清源，再现满洲与满族不同时期的历史真貌。

编好一部辞典殊非易事。如前已说明，其难在入编的内容要全，不稍遗漏；又难在选词目要准确无误，还难在文字要求同样严格，释文即精确，必精练、规范，与论著的文字风格及表述方法完全不同。有此“三难”，可以想见，为一个少数民族——满族编一部包罗万象的辞典，更有大难处，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满洲——满族历史文化的搜罗与解释，未必尽如人意。事实上，有关满族的所有方面的内容，肯定会有遗漏；有的词目不当，一些释文未达到精练、准确。特别是满洲与清朝连在一起，又与汉民族及其他民族交织在一起，将满洲从中剥离不净，分不清哪些是满洲的，必然影响选目与释文的表述。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这部巨著，时间显得明显不足。没有更多的时间细细打磨，以致本辞典粗疏之处，甚或失误，亦是意料之中。尽管参与编写的学者们做出了很大努力，仍不能保证万无一失。读者们在使用这部辞典时，不论发现什么问题，请予一一指明，以备将来进一步修正更改，以期本辞典臻于完善。

责任编辑：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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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5241(2015)04-0065-06

李治亭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传记组副组长 北京 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