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伦理
——南宋诗歌的一道风景线

方秋明

(湘潭大学 哲学系， 湖南 湘潭 411105)

【文学】

责任伦理
——南宋诗歌的一道风景线

方秋明

(湘潭大学 哲学系， 湖南 湘潭 411105)

南宋诗歌中的责任伦理具体体现在爱国的责任意识和爱国的责任行为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抒发山河破碎之痛、报国之志以及报国无门的悲愤;后者表现为纪闻、纪实，讽谏、揭露与批判，赞美、鞭策和激励，出谋划策，坚贞不屈、慷慨赴死等内容。

南宋诗歌;责任伦理;爱国;责任意识;责任行为

责任伦理，按著名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的说法，就是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整个人类甚至大自然的一切生命的存在都将受到威胁，因此“人类要对他自己、对他遥远的后代乃至他所统治的全部地球生命负责。”［1］2可见，责任伦理在空间上强调要面向宏观的全人类和整个大自然，在时间上强调要面向未来。尽管如此，它其实已经内在地在逻辑上包括了中观的国家、民族甚至微观的个人，面向未来也就意味着必然要立足现在。所以，概言之，对国家、民族甚至家庭和个人的生存负责也是责任伦理的重要内容，爱国爱家爱自己同时以实际行为实施这种爱，与关爱人类和大自然一样都是一种责任伦理。以此来看南宋诗歌画卷，我们会发现它奏了一曲责任伦理的壮歌，它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就是爱国，①这体现在爱国的责任意识和爱国的责任行为两个方面。

一、爱国的责任意识

责任伦理要求责任意识与责任行为的统一，责任意识是责任行为的前提，没有责任意识就难以产生责任行为，每一种责任行为的背后总有责任意识的支撑。意识是愿望、情感和认识的统一，因而责任意识是指对责任对象的认识、态度、倾向和情感等心理成分的复合体，反映在国家伦理上就是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国难当头时具有为国献身的愿望、志向或理想。

靖康之变后，南宋朝野上下分成主战主和两派，一部分具有民族自尊心的诗人渴望收复失地，为国家和民族洗雪耻辱。他们通过诗歌抒发山河破碎之痛，表达报国之志与报国无门的悲愤，充分体现了强烈的爱国责任意识。

1.家国之痛

痛苦，是因为在乎;在乎，是因为爱之深。当所爱的对象遭到毁灭性打击而自己又不能保护时，除了屈辱就是无法遏制的深深痛苦了。这痛苦反映了主体没有尽到责任，但同时也说明他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意识，否则他就根本不用这么痛苦了。因此，诗人的家国之痛是责任意识的本真流露。

这种痛苦和对故土的眷恋体现在“望”的意象中。“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2］955“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2］981(《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所选诗歌皆选自该书)陆游这几句诗设想了处于金人统治之下的中原人民盼望恢复的殷殷之情，是遗民之望其实也是诗人自己之望。

持觞望江山，路永悲身哀。(陈与义《同左通老用陶潜〈还旧居〉韵》)

面前不着淮山碍，望到中原天尽头。(刘仙伦《题张仲隆快目楼壁》)

北望中原在何所?半生盈得鬓毛霜。(刘黻《题江湖伟观》)

世乱音书到何日?关河一望不胜悲!(严羽《临川逢郑遐之之云梦》)

“望”是关切的表示，当诗人关注被蹂躏的山河大地时，他们必然深切地盼望着收复失地，必然会想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而大多数诗人毕竟地位卑下，除了通过“望”来表达这种爱国情感之外，还能做什么呢?而“望”的结果往往只能是“独立苍茫外，吾生何处家!”(萧立之《茶陵道中》)这是何等的沉痛!

诗人越是沉痛和眷念，说明他对祖国爱得越深沉，那么他收复失地的责任意识也会越强烈。而且，这些悲痛的文字还会加强自身的责任意识，同时它们的传播又会引起他人的共鸣，从而使这种意识放大。

2.报国之志与报国无门之愤

有些诗人也有山河破碎的痛苦，但又超出了这种痛苦，那就是报国无门的痛苦，这反映在诗歌中就成为一种悲愤的呐喊。陆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例如他在《金错刀行》中写道: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悲愤是因为他满怀报国之志。在《月下醉题》中他直抒自己有李广、要离之志:“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近要离。”他时时希望像鲁仲连那样创下一箭下百城的丰功伟业:“丈夫未死谁能料?一笴他年下百城。”(《万里桥江上习射》)诗人时刻都想着剿灭胡虏，连床头的宝剑都铿锵有声，“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为此他甚至可以“一身报国有万死”，而且终生不渝:“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书愤二首》)

陆游到死都抱守着“还我河山”的志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爱国竟至死不瞑目，这种责任心和使命感在文学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志士，偏偏报国无门，虚耗青春，“双鬓向人无再青”(《夜泊水村》)。这是怎样的悲愤!难怪他“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

陆游的悲愤可以用一个“恨”字最集中深沉地表示出来:

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黄州》)

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哀郢二首》)

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归次汉中境上》)

世间尤物有如此，恨我总角东吴居。(《赏小园牡丹有感》)

这种悲愤的感情一直在他心灵中激荡，甚至到了夜不能寐的地步。“丈夫无成忽老大，箭羽凋零剑锋涩。徘徊欲睡还复行，三更犹凭阑干立。”(《夏夜不寐有赋》)然而这仍难平他心头的焦灼，以至于幻想着战胜胡人的情景，“追奔露宿青海月，夺城夜踏黄河冰”(《胡无人》);“兽奔鸟散何劳逐，直斩单于衅宝刀”。(《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四首》)

这还不够，他连梦中都在跟胡人作战，真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境界。“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2］970其爱国之心几叫人垂泪。

在腐朽的南宋小朝廷的统治之下，议和势力几乎一直占上风，这注定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因而他们越是志向忠贞高远，就越发感受到壮志难酬的悲愤。不过，诗人越是悲愤，说明他的爱国志向越是热烈，从而表明他的责任意识越是强烈，因为志向是责任意识的最高体现。

二、爱国的责任行为

南宋诗歌中爱国的责任行为有两个意思，一是这些诗是诗人履行责任行为的方式，他们利用诗歌作武器进行间接的战斗，或揭露侵略者祸国殃民，或批判当权者卖国求荣，或讴歌爱国者坚贞不屈，以鼓舞士气、鞭策世人。二是有的诗本身就反映了作者将要付出的责任行为，或者是对他将采取的行为的解释，例如那些以身殉国者在诗歌中都透露出视死如归的心迹。

1.纪闻、纪实

有的诗人通过纪实来激起对侵略者的仇恨，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曹勋就明确指出记录被占区人民状况是要警示世人:“仆持节朔庭，自燕山向北。部落以三分为率，南人居其二。闻南使过，骈肩引颈，气哽不得语，但泣数行下，或以慨叹，仆每为挥涕惮见也。因作《出、入塞》纪其事，用示有志节、悯国难者云。”［2］874他和一些诗人记录了沦陷区人民期盼朝廷收复的殷殷之情，其中以范成大的《州桥》最为感人: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陈与义记录了亲身经历，他在逃亡时甚至差点落入虎口:

今年奔房州，铁马背后驰。造物亦恶剧，脱命真毫厘。(《正月十二日自房州谩虏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

汪元量以《醉歌》、《湖州歌》等组诗记述了南宋灭亡的最后一幕和他北上途中所见所闻。他本是南宋末宫廷琴师，并是幼帝赵显的老师，宋亡时跟谢太后和赵显等一道被掠往大都。痛定思痛，他怀着对故国深深的思念、对故主复杂的感情写下大量记录这一过程的诗歌，被称为“宋亡之诗史”。

这些诗有的道出了国亡之奇耻大辱:“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有的讥刺了宋臣之无能变节:“昨日太皇请茶饭，满朝朱紫尽降臣”;有的对宫女的命运寄予深深的同情:“宫女垂头空作恶，暗抛珠泪落船头。”

而末代皇帝赵顯被押北上的一刹那让人倍觉悲凉:

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喝道上将军。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似幼君。

这些诗可以看作是他对故国的祭奠，是献给故国的最后一份礼物，是对祖国尽的最后一份责任。

2.讽谏、揭露与批判

宋朝本来相当繁荣，为什么落得如此境地?自北宋亡国之后，就有许多诗人自觉地承担谏臣的责任，反省原因，针砭时弊，以期惊醒当朝，图强革新。

刘子翚指出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徽宗奢靡腐化，搞得民不聊生国运不济，而一旦大敌压境，赛过颐和园的御花园的雕梁画栋都让老百姓拆了当柴烧:

内苑珍林蔚绛霄，围城不复禁刍荛。舳舻岁岁衔清汴，才足都人几炬烧。(《汴京纪事二十首(其六)》)

另一个原因是奸臣误国:“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汴京纪事二十首(其六)》)吕本中就直接痛骂:“汝为误国赋，我作破家人!”(《兵乱后杂诗五首(其四)》)陆游也痛作“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感愤》)其实深层原因在于皇帝认敌作友、苟且偷生，“不待金仙来震旦，君王已解等冤亲。”(张嵲《读〈楚世家〉》)

王迈《观猎行》以猎人的消极不作为讽喻南宋武备松弛，慨叹:“呜呼!安得善猎与善兵，使我一见而心惬!”刘克庄也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战地春来血尚流，残烽缺堠满淮头。”(《赠防江卒六首(其五)》)

汪藻和王迈指出朝臣勾心斗角嫉贤妒能，以权谋私，缺少像廉颇蔺相如那样为国而不计前嫌顾全大局的人物。“诸将争阴拱，苍生忍倒悬。”(《己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功高成怨府，权盛是危机。勇似韩彭有，心如廉蔺希。”(《读渡江诸将传》)

刘克庄更是通过官兵生活状况的对比揭露边防军官只顾个人不体恤下情，这必然导致士兵怨声载道，士气低落。“押衣敕使来不来?夜长甲冷睡难着。长安城中多热官，朱门日高未启关。”(《苦寒行》)

刘宰在《野犬行》中揭露了最惨绝人寰的一幕:“君不见荒祠之中荆棘里，脔割不知谁氏子。苍天苍天叫不闻，应羡道旁饥冻死!”①亡国灭种之原因不证自明，试想，一个灾荒之年竟以吃人为生，竟会羡慕饥冻而死者的国家，怎么会有希望!赵汝鐩的《耕织叹》、洪咨夔的《狐鼠》、乐雷发的《逃户》、方岳的《三虎行》等都对南宋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掠夺作了辛辣的揭露。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一首《题临安邸》［2］1315为南宋朝廷画了一幅醉生梦死图，凝练地概括了统治者只顾自己享乐，最终把国家和人民置于万劫不复之地的根本原因。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类诗歌鲜明地承担了批判的责任，既宣泄了诗人满腔的愤怒，也刺激着那些昏聩者的良知和责任意识，敦促他们起而为国。

3.赞美、鞭策和激励

对战友或仰慕的英雄致以敬意或鞭策，为他们鼓与呼，为他们鸣不平，为他们打气，这些都激励着他人，提高了士气，这类诗歌展现了鞭策和激励的责任行为。

1275年9月元军围攻潭州(今长沙)，制置使李芾与军民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元军于除夕登城。李芾命帐下沈忠:“吾力竭，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尽杀之，而后杀我。”沈忠迫不得已而从命，事毕亦自杀。潭州百姓闻之，亦多举家自杀。郑思肖一首《咏制置李公芾》足以让英雄事迹荡气回肠，激发无数人前赴后继。

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夏日绝句》赞扬了项羽抗秦的功勋和英雄气概，对他没有回江东深表遗憾，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南宋抗金的期待，通过咏史把赞美与鞭策融于一炉，非常富有感染力。

4.出谋划策

陆游先后提出从四川出兵收复中原、迁都南京甚至西安以振作士气:

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

孤臣老抱忧时意，欲请迁都涕已流。(《登赏心亭》)

辛弃疾初到南方豪情万丈，作著名的《美芹十论》上书皇帝，献收复大计，这在他的《送湖南部曲》中就有表示:

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①李清照以婉约词人著称，然而当国破家亡之时，她以不多的几首诗歌显示了自己高尚的爱国情操和高卓的才华见识。当她得闻两位朝臣要出使金国谈判时，对他们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同时给他们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告诫他们要防备金人的狡猾和毒辣，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

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葵丘践土非荒城，勿轻谈士弃儒生。(《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

5.坚贞不屈、慷慨赴死

文天祥、谢枋得等一批忠臣义士以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绝响。在他们眼里，爱国是最崇高的责任，在必要时为国而死是义不容辞的，“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谢枋得《北行别人》)。这“义”就是道义，而为了国家承担自己所当作的责任正是它的最高内容。

所有人逃命独有他战死沙场的张琰:“男儿当野死，岂为印如斗!忠诚表壮节，灿烂千古后。”(《出塞曲二首》)蹈海而死的皇甫明子:“谁能居甬东?一死谅非难。呜呼朝宗意，会见桑土干。”(《海口》)最早在抗元战斗中就义的高级文官陈文龙“未闻烈士竖降旗”，“臣死封疆是此时”。(《元兵俘至合沙，诗寄仲子》)甚至民女韩希孟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当血刃死，不作衽席完。”(《练裙带诗》)抗元失败后避居山野，被擒后绝食而死的谢枋得:“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北行别人》)

这些壮丽的诗句无不吐露着他们高洁的心胸。而文天祥则把它们推向了最强音: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

为什么他们能爱国到视死如归的境界?文天祥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说他有正气在，“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正气歌》)

宋亡后，还有一大批遗民诗人虽然没有那样惨烈，但他们不向新政权低头，这种高贵的气节同样感人至深。他们“相寻入远林”，决绝遗世，与元朝不共戴天:“愁生山外山，恨杀树边树。隔断秋月明，不使共一处。”(王镃《山中》)他们“此恨绵绵无绝期”:“至今染出怀乡恨，长挂行人望眼中。”(真山民《杜鹃花得红字》)他们朝朝南拜，誓言终身只作宋民:“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郑思肖《德祐二年岁旦二首》)

表面上，他们没有为抗敌尽责，然而在白色恐怖之中，他们敢于保持独立的人格，不与元朝统治者合作，而且表现了对新政权的蔑视，这其实是以个体人格维护了宋朝的国格，这承担的是另一种责任，一种忠于祖国的责任。作为南宋最后一个诗人群体，他们为自己的祖国谱写了悲切而又高亢的最后一个音符。

三、南宋诗中有这么丰富的责任伦理的原因

在诗歌中前赴后继地表达爱国的责任伦理，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少见的，尤其是有那么多的文人慷慨赴死，这就更加世所罕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爱国是一种本能。国家遭受侵略跟个人遭受侵犯类似。试想一个人无端地被打骂，只要是个心智健全的人，就必定会反抗，这既是出于自卫的本能，也是出于对人格尊严的捍卫。每个人都有责任保卫自己，那么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受到侵略，其成员同样会出于本能和民族尊严，义无反顾地保卫她。对战争本身带给家国的苦难更是直接激发了诗人的爱国之心。不少诗人在逃难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见闻写下来，这必然无形中鞭策着自己和同胞们增强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增强了报国的责任意识。

2.民众的爱国意识和行为对诗人产生耳濡目染的影响。例如陆游少时经常看到长辈们“相与言及国事，或裂龇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3］440这样一个时代、社会与家庭氛围必然在幼小的陆游心中种下责任的种子，成为爱国的无穷动力。

3.“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相当到位。南宋理学思想日益昌盛，强调道德内化，多年来的儒家传统生根发芽，科举考试也规定以儒家学说为考试内容，这些都使得诗人内心有很深的爱国思想。例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就列举了十二位忠义之士，可以说，他的爱国情操与自幼受到的教育有密切关系。

4.仁政和养士制度笼络了大批知识分子的心。宋朝几百年以来基本上都善待知识分子，赵匡胤就下令不得无故剥夺属臣的生命，［4］知识分子的生活总体上十分优裕，所以国难当头之时，他们自然感念皇恩，精忠报国。

5.宋朝知识分子对朝廷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宋代文人可以选择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非常狭窄，几乎只有经科举考试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3］294-295因此，从个人生存的角度看，他们也不能不期望宋朝长治久安，而当它面临灭顶之灾时，也往往意味着知识分子本身将失去依靠。因此，这种依赖性驱使着他们特别关心国家命运，由此就必然反映在诗歌之中。

［1］ Hans Jonas.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2］ 缪钺，等.宋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3］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中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4］ 李之亮.《赵宋王朝》序: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EB/OL］.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66/40468/4446555.html.

【责任编辑 冯自变】

Ethic of Responsibility——a Striking Feature in the Poems of Southern-Song Dynasty

FANG Qiu-ming
(Philosophy Department，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The ethic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poems of Southern-Song Dynasty is reflected in the aspects of the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of patriotism.The former is reflected in the expressing of the sorrow upon disintegration of the country，of the ambition of defending the country and of the grief and indignation in its impossibility.The latter is reflected in the contents of records，persuasion，exposing and criticizing，eulogizing，inspiring and stimulating，giving counsel，dying amartyr bravely and so on.

poems of Southern-Song Dynasty;ethic of responsibility;patriotism;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1672-2035(2015)01-0077-05

I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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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0

方秋明(1969-)，男，安徽桐城人，湘潭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责任伦理学视野下的生活方式研究》(09YBB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