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言权利保护与民族文化传承
——托弗·坎加斯的民族语言权利观分析

覃 涛 王 寰

（桂林医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民族语言权利保护与民族文化传承
——托弗·坎加斯的民族语言权利观分析

覃 涛 王 寰

（桂林医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在当前全球化、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语言濒临灭绝。如何保护语言资源，传承民族文化，以此发展民族经济和促进民族融合团结，成为多民族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丹麦学者托弗·斯库特纳布·坎加斯（Tove Skutnabb-Kangas）认为应该坚持各少数民族群族的语言权利，保证他们使用母语接受教育的权利，从而维护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发展经济摆脱贫穷。她同时也提出了保护语言权利的做法以及母语为基础的双语／多语教育的具体操作方法。

语言权利；语言人权；双语/多语教育；民族文化

随着全球化、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强势语言在全球的蔓延，越来越多的语言濒临灭绝甚至已经消失。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甚至最为乐观语言学家也预计，到2100年止，有一半当今世界的口头语言会消失或者说儿童们不再学习这些语言（Wurm，ed.，2001，转引自 Skutnabb-Kan gas，2009）；而悲观的研究者则认为，到2100年，只有10%，甚至5%的语言会存活下来，并保有活力（Krauss1992，1995，1996，转引自 Skutnabb-Kan gas，200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这些研究结果发表了声明，预计至2100年，当今世界上50%至95%的语言将消失或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与世界语等人工语言相比，自然产生发展的语言作为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地区由古至今发展而来思维工具，含载诸多的信息，如民俗文化、政治经济状况、哲学思想、生活环境、与周边民族关系等等。一种语言的消失就是一种文化的消失。多种文化的消失意味着多样化文化生态的改变，以及文化的同质化。文化的同质化则导致创新能力降低，甚至消失，进而使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弱化甚至停滞，对未来人类社会将要面临的各种风险将无从解决规避。这恐怕最终会导致人类的灭亡。

那么如何保证多民族有效交流的同时，保护各自的语言，维护语言的多样性，从而保护随语言而流传下来的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世界语言人权（Linguistics Human Right）、双语和多语教育研究专家，丹麦学者托弗·斯库特纳布·坎加斯（Tove Skutnabb-Kangas）认为应该坚持各少数民族群族的语言权利，保证他们使用母语接受教育的权利，以此来保证世界民族的的生态文化（bioculture)的多样性。因托弗在维护和保护语言多样性方面的杰出贡献，她于2003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linguapax奖。

一、保护语言权利以保护人类文化继承

语言是文化的的载体，保护语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该语言所含载的文化。在当今强势语言征服弱势语言的过程中，许多弱势语言在本族人群中丧失了优势和地位。尤其是横扫全球的强势语言－英语，在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等领域无不显示出它的霸主地位，有数据表明，英语是全球作为外语学习得最多的语言，本世纪初有研究表明，全世界有近4亿人以英语为母语，约2.5亿人的第二语言是英语，有超过10亿人在学英语，预计到2050年世界一半人口会说英语（赵世举,2015）。强势语言的侵略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18-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的英语语言同化政策导致了当地多种土著社区语言和方言的处于濒危状态，严重伤害了土著居民的的语言感情（Djite,1994)，也给原著居民在智力和心理上带来伤害。非洲的一些国家对英语的推广使用，不仅不能让国家富强，相反却带来阶级分化和贫穷。而在芬兰，对萨米人的语言保护让萨米文化也紧紧随着流传下来。虽然该民族人口少，但民族文化却因语言权利保护政策得以保留传承。

联合国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The United Nation’s 2004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把文化自由和语言权利以及人类发展联系起来，并且认为： 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叠加回馈可以使个体与强势文化同化，从而放弃自己的母语文化(转引自 Tove，2009）。

托弗对于语言权利和语言人权给出了明确的定义（Skutnabb-Kangas& Phillipson，1994；Skutn abb-Kangas，2000，2010，2012/2013a.c，2015;）：语言权利指的是人学习和使用语言的权利，既包括可以使用各种不同语言的权利，也包括可以使用同种语言中不同语言变体的权利。语言权利包含消极语言权利和积极语言权利。大多情况下，语言权利体现的是消极语言权利，即使用语言不被歧视的权利；而积极语言权利指不同语言、不同个人和不同语言群体都能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积极语言权利涉及自由使用一个群体文化的特色部分，包括语言和信仰。实现积极语言权利尤其需要国家对少数群族语言的支持（Skutnabb-Kangas and Teresa L.McCarty.2008）。与语言相关的人权也可称为语言人权，是人权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人权是人为有尊严的生活拥有的最基本的语言权利，原则上没有任何国家和个人可以破坏的权利；它既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既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Skutnabb-Kangas，2008，2012/2013a,c，2015）。她认为应该保护语言人权，发展积极语言权利，来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并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生态。

二、保护语言人权的办法

1.双语和多语制教育

托弗指出（2009），当今世界的语言多样性正受到日益扩张的英语的威胁。在世界很多国家，英语学习往往是一种“削减式”（subtractive）的学习（即以放弃学习母语为代价），而不是“添加式”（additive）的学习（在掌握母语的基础上再学习一门语言，成为双语或多语使用者）。削减式语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同化教育（the forced assimilation in education），它导致的最大一个恶果便是语言同质化。语言的同化教育会导致文化同化教育。强制进行同化教育导致同质化（ho-mogenization），教育同质化会毁掉创造力。因此，同质化带来非常糟糕的经济状况，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Skutnabb-Kangas提出（Skutnabb-Kangas，2009，2012/2013b）， 以 母 语 为 基 础（mother-tongue-based）的多语教育（multilingual Education,MLE）可以对抗同质化，保持生态文化的多样性和培育创造力。为了生存，人类要靠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当今众多全球和地方的麻烦问题。创造力和创新来自添加式教学（additive teaching)和多语制教育（Skutnabb-Kangas，2009）。相对于单语者而言，高水平的多语者群体在测试智力、创造力、发散性思维、认知灵活性等方面得分要高(Baetens Beardsmore，2008，转引自 Skutna bb-Kangas，2009）。在印度和尼泊尔的研究发现，母语为基础的多语教育可以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和身份认同从而抵抗贫穷，有助于经济发展（Mohanty & Skutnabb-Kangas，2013）。双语或多语教学，指使用两种或者多种语言在教学中作为中介语来教授学科知识而并教授语言本身为教学目标的教学 (Andersson & Boyer，1978转引自Skutnabb-Kangas，2008)。 Thomas & Collier（2002，转引自 Skutnabb-Kangas，2008）给双语／多语教学进行了类别划分：第一种类型为“零形式”，“零形式”的双语/多语教学带来单语主义，包括：（1）为主流语言使用者开展的单语形式的外语教学；（2）当地人群和少数民族儿童将母语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学习（通常在课外），以主流语言作为媒介的单语教学；（3）沉浸式教学（Submersion），要么沉没，要么学会游泳（“sink-or-swim”）；（4）隔离式教学。第二种类型是“弱形式”双语／多语教学，旨在熟练掌握主流语言，包括（1）（母语）早期退出式；（2）（母语）晚期退出式。第三类指“强形式”双语／多语教学，包括：（1）母语保持或语言保护计划；（2）双向型双语教学计划；（3）多向型多语教学计划，如特殊欧盟学校。在这些双语／多语教育分类中，只有“强形式”类才能让少数语言群族儿童获得高水平的双语能力以及获得更大的学业成功。“强形式”双语／多语教育同时也尊重了语言人权。

2.双语/多语教学目标和语言学习的几大谬误：

对语言人权的尊重应该体现在双语/多语的教学目标中，因此托弗(2012/2013b)提出，无论对少数群族儿童还是主流人群儿童，双语／多语教学在语言、身份、能力等方面的目标应该是：1、获得高水平的多语机制；2、在学校获得学业成功的公平机会；3、牢固而积极的多语多文化身份，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积极态度；3、自己、群族以及他人都有公平的机会进行意识和能力构建先期准备（在为未来更公平的世界工作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全球范围）

托弗还认为在当今语言教学中存在着几大思想谬误（Skutnabb-Kangas，2012/2013b）。以英语教学为例，这些教学的谬误思想可以总结为：（1）错误地认为儿童在入学初就已经掌握了第一语言。这时儿童掌握的只是基础人际交往技能力（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Skills=BICS）而非学术语言能力 (Cognitive-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CALP)；（2）错误地认为一旦儿童会说英语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英语为教学语言来学习其它课程（L2-BICS-equals-L2-CALP fallacy)；（3）错误地认为以英语（第二语言）为语言中介的教学开始的越早效果越好，因为儿童比成人学习语言要快(early startfallacy)。（4）错误地认为学校在教学和使用英语的时间越多，儿童的英语说的越好(maximum exposure fallacy）。托弗认为，只要第二语言的教学质量相当，最大限度暴露于第二语言的教学和较少暴露于第二语言的教学相比，并没有看到语言暴露程度和第二语言教学效果的相关性。更有学者举出反例说明，双语教师实施的以母语为教学中介语的第二语言学科的高质量教学，用统治语言（第二语言）作为教学中介语的时间越少，第二语言的学习效果却越好(Ramirez 1992,Cummins 2009)。（5） 错误地认为，如果其他语言（如儿童的第一语言）使用的越多，英语的标准程度就会下降（subtractive fallacy)。（6）错误地认为，单语式英语效果最好(monolingualfallacy)；（7）错误地认为，理想的英语教师是本族语者 (native speaker fallacy）；（8）错误地认为，如果给“ITM人群”（土著居民、少数民族、少数群族）在他们自己的群族／班级／学校内教学，尤其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为中介来进行教学，就会妨碍他们融入社会而导致种族隔离(segregation fallacy)。

托弗对双语／多语教学目标的界定和对语言教学谬误的厘清，在教学方面从理论和举例说明少数群族的母语学习和母语使用权利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双语/多语教育的途径。

3.双语/多语教育的实现途径

托弗认为（2010，2012，2013）导致语言消失和文盲现象最重要的教育学原因是使用了错误的语言进行教学。她指出，对绝大多数“ITM人群”（土著居民、少数民族、少数群族）而言，他们没有途径和条件得到基于其母语的教育。因此，他们的孩子不得不接受使用统治地位的语言进行的“削减式”的教学。事实上，所有的语言都适合用于教育，在接受合理教育的情况下，任何孩子都能够同时掌握自己的母语和一两门占统治地位的语言。

托弗指出（2010，2012，2013），语言消失的原因有两种：“语言死亡”（language death）和“语言谋杀”（language murder）。“语言死亡”是指语言的自然死亡，是语言使用者主动选择不再使用这门语言；而“语言谋杀”是由世界的经济、军事、政治体系导致，可以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领域找到深层次原因。托弗进一步指出，当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语言被用于“削减式”的教学时，它就成为了一种“杀手语言”（killer），如英语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杀手语言”。“杀手语言”对世界语言多样性带来了严重威胁。然而，成为“杀手语言”并不是由于语言本身所致，而是由这门语言和其他语言的关系造成的。在某种特定关系下，任何语言都可能成为一门“杀手语言”。语言之间并不会互相“杀害”，语言使用者的权力地位关系是造成语言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这种关系造成了被统治阶层的人群“削减式”地学习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同时放弃了自己的母语。

托弗进而使用了“语言灭绝”（linguistic genocide）一词来强调教育领域中语言人权的缺失（Skutnabb-Kangas and Robert，2010)。她指出，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对“种族灭绝”（genocide）的5种描述中的两种“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均可能发生在教育领域。根据这一条款，世界上大多数针对土著居民和少数民族的教育均涉及语言和文化灭绝行为，如使用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对他们进行“削减式”的教学会限制儿童的能力发展，并可能造成严重的身体和心理伤害。保护教育领域的语言人权则是避免“语言灭绝”的必要条件，对于维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非常重要，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使用母语进行教学。

关于在教学中如何保护语言权利，托弗提出了具体建议（2009）：（1）在希望儿童掌握的两种语言中，支持难以得到较高水平发展的语言；（2）根据儿童的第一语言对其进行分组教学；（3）所有儿童都应成为双语使用者（不仅是少数民族儿童）；（4）不论儿童的母语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对所有儿童都应平等对待；（5）所有教师都应该是双语或多语使用者；（6）外语教学应使用儿童的母语来开展，外语教师应懂得儿童的母语；（7）所有儿童在1年级到12年级阶段，都应接受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教学；（8）在对儿童的教育过程中，两种语言都应作为教学语言使用。这两种语言如何使用，使用多少，对少数民族和多数群体儿童应有所不同。

此外，对于以母语为基础的教育，Skutnabb-Ka ngas在马里巴马科国际多语论坛提出了具体的方法（2009）：（1）在儿童学习的前八年内，母语应该作为主要教学语言。（2）把主流本地语或国家主流语言作为一个科目来教，并且有好的教学方法。（3）从母语为教学语言过渡到使用本地或国家主流语言为教学语言可以有两种方式：在高年级或者在7年级后，用国家或者国际主流语言作为教授某些科目的教学中介语；保证有良好的师资。（4）将被添加的（母语之外要学习的）语言作为一个科目来学。（5）有上下文相关的文化内容和方法。（6）有经过良好培训的双语／多语教师。（7）少数民族父母和社区以及教育官方需要有以研究为基础的足够的选择教育的知识，有必要健全选择范式。（8）改变学校和社会的体系来提高教育质量，包括了解当前的体系如何对人产生了伤害。

三、结语

语言问题、语言资源和语言权利始终是语言规划领域的三个主要话题（李宇明，2008）。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解决了语言权利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部分语言问题，以及语言资源问题。因为语言权利的保证，维护和保护了语言多样性，让语言资源更好更丰富，也让语言之间的关系更和谐。

也有观点认为“如果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权利而衍生下一代少数民族，将破坏国家团结融合”。对于此类观点，托弗认为是错误的。她指出，如果得到充分的语言权利，少数民族族群会对能够自治而满意，而并非要求独立。从长远看来，保护语言权利，保护少数民族族群语言，继承该民族的文化传统，能增强该民族自信心，从而能够让人获得更好的资源，更好的正规教育，更好的工作和政治参与度等。也是让少数民族避免走上始而复终的贫穷的道路，进而更好地发展经济，也同时避免与社会和国家的敌意和对抗，并进一步发展该民族与他民族的融合和团结。

通过母语为基础的双语／多语教育来实现民族语言的传承是继承文化、发展经济、促进团结的有效办法。在这个教育方案中保护了公民的母语权利。作为世界公认的语言权利，母语权利包括母语学习权、母语使用权和母语研究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确定每年的2月21日为“世界母语日”。在我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受到强势语言、全球化、互联网等的冲击，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基本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等原因影响，各民族语言的社会功能正逐渐弱化，使用人数逐步减少，不少民族语言陷入濒危境地，需要加大力度进行抢救和保护。典型的情况是，目前我国进入城镇生活的各族人民出于各种原因，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改为采用当地方言或者普通话作为自己的家庭语言，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失去了自己本民族语言能力。这对维护语言的多样性，传承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相当不利。而这些方面，托弗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或许给我们以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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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kutnabb-Kangas, Tove (2012/2013c).The Role of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The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Linguistics, ed.Carol A. Chapelle; part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rea Editor Joe Lo Bianco.Malden, MA: Blackwell. DOI:10.1002/9781405198431.wbeal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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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宇明.当今人类三大语言话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4）.

责任编辑：彭雁萍

Protecting Language Rights and Promoting Ethnic Cultures——Analysis on Tove Skutnabb-Kangas's Thoughts

（Guilin Nedical Universvtg,Guilin,Guangxi 541004,China）

Absty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globalization,more and more languages are on the edge of extinction.Multi-ethnic countries are confronted with an actual problemthat how to protect language resources and promote ethnic cultures,soas to develop national economy and strengthen national unity and integration.Tove Skutnabb-Kangas deems that language rights of ethnic minorities as well as the right to receive education in their mother tongue should be protected,in order to maintain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diversity,meanwhile developing the economy and getting rid of poverty.She also proposes how to protect language rights and procedures to conduct mother tongue-based bilingual/multilingual education.

language rights;linguistic human rights;bilingual/multilingual education;ethnic culture

1009—0673（2015）06—0054—06

G122

A

2015—12—01

覃涛（1973— ），女，广西象州人，桂林医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语言政策、外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