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历史，建构人性
——余华“新历史小说”研究

⊙张玉琼［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消解历史，建构人性
——余华“新历史小说”研究

⊙张玉琼［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新历史小说是以格林布莱特提出的“新历史主义”为主要的历史观，以“政治批评、重建历史、自我塑造”为主要的书写主题，突出表现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个人之间的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作为先锋派作家的余华，他的部分作品遵从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方法，通过对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做深入而细致的描绘，进而对传统历史话语进行质疑与消解，并以最真实的民间生活展现人性与历史，正如莫言所说：“我们不是站在‘红色经典’的基础上粉饰历史，而是力图恢复历史的真实。”①

历史 人性 政治 余华 新历史小说

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学界，在经过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后，重新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提上讨论日程。“历史主义的危机是欧洲人丧失精神本源和价值关怀后非历史和反历史的必然结果。”②仅仅对历史做规范化的描述与评价已经不能满足新历史主义对文学的要求，他们更倾向于将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结合作者自己的见解和作品存在的社会语境、政治环境、经济形势对文学做出整体的评价。

中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新历史小说正是借鉴了新历史主义关于文学与历史、政治、人性关系的论述，运用全新的视角重写历史，与革命历史小说中对历史题材的超真实的叙述方式形成对立之势。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儒家文化兴亡影射历史，苏童的《妻妾成群》以女人之间的斗争来揭示封建夫权的丑恶，余华的《一个地主的死》则重塑了地主在历史长河中的群像。在新历史小说的作家看来，历史不仅仅成为被记载在书本上的文字，还应该为文学服务，历史和文本相互融合才能展现文学的本质、更真实地表达作者的写作意图。

一、政治淡化——新历史小说叙事的批评性

对于出生在60年代的余华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是沉重但不可回避的，这一浩劫贯穿了他的童年与少年时期，这样的人生经历注定他不能像革命历史小说的作家一般，忠于历史，忠于革命的潮流，通过对历史的真实记录肯定革命的正确性。但事实证明，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的肯定与拥护只会使文学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工具，失去其观赏性。余华将历史与文本结合起来，既使文学成了一种文化诗学，更使文本成为反映历史丑恶面貌的一面镜子。

《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都是以“文革”为背景的，但余华却将“文革”这件大事放置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背景之下。“文革”十年在富贵的一生仅占了一小部分，但富贵在这段历史中却承受了许多的苦难，最后只剩下他和一只老牛相依为命。虽然作品中并没有大力渲染文革这一历史性的灾难，但我们却看到作为劳动者的富贵还是被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所波及，导致他的悲惨人生。作者通过叙述富贵的生存经历来对历史、对错误的政治决定进行控诉。

许三观一家人经历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文化大革命”，如此多的政治灾难在许三观的生活中却如家常便饭，无数个许三观们为生计奔波，为生命操劳，不知不觉地将历史的错误与痛苦化解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这部小说中，政治是被搁置起来的，生活在历史洪流中的底层人民有意无意地淡忘了历史。“这一天，毛主席坐在书房的沙发上说：身边只留一个。于是三乐留在了父母身边。”③这是余华小说中惯常使用的叙述历史的方式，这种叙述是缺乏客观性的，是对在平淡书写中的历史原貌的一种消解。反对大历史，对英雄人物歌功颂德的赞扬，将宏伟叙事转化在个人的生活当中，将上山下乡的运动仅仅放在许三观的三个儿子身上，这是属于平凡人的历史，个体的生存状况远比国家的政治运动要重要。《活着》中，富贵被国军抓去拉大炮，后在解放军的帮助下终于能够回家。“想想解放军对我好，我要报恩。可我实在怕打仗，怕见不到家里人。为了家珍她们，我对自己说：我就不报恩了，我记得解放军的好。”④富贵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没有民族意识，他是游离在政治之外的，即使不小心卷进来，也会挣扎着逃脱，这才是底层中国最真实的历史图景。脱离重大历史事件，悬置各类政治运动，塑造不同于红色经典中英雄人物的普通人，余华作品中的历史或许才是最深刻、最真实的。

二、重建历史——新历史小说叙事的个人化

余华说：“只要当现实处于遥远的状态时，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光，应该看到这过去的现实虽然充满魅力，可已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那里塞满了个人想象和个人理解。”⑤新历史主义在重建历史的过程中，总会不自觉地加入作者对历史的理解与编码。所有在文本中出现的人与事，作者都拥有绝对的解释权，作品中的主人公与历史事件，作为被重新构建的历史客体，完全符合作者心中的逻辑与秩序。革命历史小说的作家们总是力图再现历史的真实场景，通过对历史记载的精确研究，来保证革命与历史的正确性。而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却以作家的个人意识为主，故事中的任务凝聚着作者对人性的向往、对历史的反思。

在余华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死》中，作者赋予地主焕然一新的面貌。地主王香火不再是被小说家反复书写的恶贯满盈的代表，而是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乡亲甘愿牺牲性命的伟大形象。《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作者弱化了“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小说中提到的孙家是一个充满罪恶与冷漠的家庭，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余华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重接进行了解读，用具有代表性的事件镶嵌在提倡儒家文化的社会之中，书写了被欲望与生存压迫下的众生相。《活着》中则以反复出现的死亡意象对历史进行了颠覆，余华以富贵的苦难作为文章的主要线索，对贯穿富贵生命的那段历史进行重新的书写。《鲜血梅花》中，余华阐释了对固有秩序的见解，阮进武作为武林高手，却死在了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中，而虚弱不堪、毫无战斗力的阮海阔却凭借运气与巧合为自己的父亲报了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历史理性地提出质疑，并以强者被杀、弱者完胜的结果展示现实生活的无序性。

余华小说中对现实的批判、对历史的消解，都是以小人物的视角进行叙述。而小人物所经历的生存的苦难、看似荒谬的人生则是余华认为的最真实的历史。

三、自我塑造——新历史小说叙事的人性化

格林布莱特认为“自我”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的主体性问题。在生活中，人会因为欲望与自身的统一而引发一系列的行为，这种行为就突出体现自我的意志。新历史小说是以人与人性作为出发点的，无论是被认为是民族秘史的《白鹿原》还是以抗战为背景的《红高粱》皆是是以其中鲜明生动的人物为主要的书写对象。通过人性与欲望的结合，突出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所承载的民族文化。

余华的《兄弟》中强调的是人对欲望的追求，李光头在取得成功之后，以享乐为第一目的。他的生活是在欲望支配下的人生，而他的形象则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的一个缩影。富贵在败掉家财之后，没有选择继续堕落，而是自立自强，洗心革面。富贵身上有一种强烈的自我约束力，导致他自我塑造的成功。当他刚开始获得一种生存的满足感时，苦难开始降临。随着亲人一个个的离世，富贵开始感到生存的困惑，但作为生存主体的他，在忍受一系列苦痛之后，依旧选择坚强地生活下去。苦难与生存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对命运的主导性最终由富贵的一首歌谣真实的展现：“少年去游荡，中年像掘藏，老年做和尚。”⑥

“人的主体性是在生命活动中力图塑造自我而实现真正的善。”⑦许三观一类人在现实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所谓的平等，彰显自己的价值。在生活中，他是庸俗的，甚至有点无赖，但在面对生死存亡的大事面前，他又恢复了大多数人所具有的人性善的品质。他作为人生的主体，也是需要承受苦难的，不过他的苦难是以卖血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血成了一种生命力的象征，在许三观的一生中，卖血的次数决定了他承受苦难的多少。

余华更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命体验，而历史仅仅是作为一种人物活动的背景所出现。他将着眼点放在下层百姓的生活之上，将展现他们复杂的人性作为重心，正符合新历史小说中的人与人性化书写。

新历史小说所表现的历史，是关于中国人挣扎生存的历史。余华小说中描写的历史何尝不是当时那个社会最真实的写照，从苦难到死亡，都是作为一个生命的主体必须要承受的经历。而这恰好是余华对冠冕堂皇的正史进行消解后，重新建构的最真实的历史图景。

深入历史的最深层、对人与人性的描写也是余华小说最有特色的一点。余华叙事中以人与人性为衡量标准，着重渲染人的生存困境。“文革”对一批人的迫害、自然灾难对人的毁灭、日本人对国人的践踏，所有的这些都以人为主体，芸芸众生都为活着而活着，即使活着要承受苦痛，也要努力救赎自己与家人。

余华将最具历史真实性的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重新解释了历史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而其中的政治淡化与人性解读则成为最大亮点。不管新历史小说以后会走向消亡还是会继续以创新和独立来反映现实，它对于文学与历史的本质关系的诠释都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

① 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第10页。

②⑦ 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9页。

③④⑥ 余华：《余华全集》，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520页，第307页，第358页。

⑤ 余华、余斌：《真实地活着——访著名作家余华》，《青岛日报》1999年6月28日。

作 者：张玉琼，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编 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