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尘埃落定》中权力话语与自我认同的纠葛

⊙陈 沁［广州航海学院， 广州 510725］

论《尘埃落定》中权力话语与自我认同的纠葛

⊙陈 沁［广州航海学院， 广州 510725］

阿来作品中的人物都有很强烈的身份意识，而作品的主题都有相似之处：在权力话语背景下，人的内心常常被扭曲甚至异化，为了迎合权力话语的规约，人性中一些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被遗忘了，甚至是有意地让其忘却、消失。这是人类的一大悲哀，也正因如此，自我认同作为问题凸现。

《尘埃落定》 权利话语 自我认同

阿来曾说：“小说是具有超越性的。它应该使人想到更多、更深远的东西。我写土司制度的消亡，实际是要写社会文化的转型和转型造成的心理震荡。所以我追求寓言般的空灵，让读者自己去发挥想象。”①的确，阿来的小说是一种启示，一种关怀，一种对“人类向何处去？”的困惑与思考。《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显得复杂而耐人寻味：既愚钝又睿智，既多情又冷酷，既善良又残忍，既超脱又混沌；位尊人贵又被忽视和伤害；雄心勃勃、屡建奇功又冷眼旁观、超然物外……诸多矛盾集于一身，别说傻子要不停地追问“我是谁”，就算是“旁观者清”的读者有时也如堕云里雾里。如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俐俐所说，所谓自我认同，是指将自己的价值选择、精神追求与某种更为有地位、有影响，可以包容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及文化相联系，并在这其中获得确认，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②

“我是谁”这个问题时不时地干扰傻子，也迷惑了读者，引发了读者更深层次的思考。傻子“早晨初醒时常常迷失自己，不知道身在何时何地”③，当他在触摸中感觉到自身的存在时，总要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变聪明的同时却失去了自我，这正是最吊诡的地方。

笔者认为，权力话语（power discourse）通过种种方式从方方面面对自我认同产生渗透，但权力话语的荒谬又使自我无所适从，来自本我的力量也不可遏止地对自我认同产生作用，本我与权力话语的冲突对立令自我认同左右为难、摇摆不定，不时地偏离权力话语，迷失方向。

一、“我在哪里”——权力话语的荒谬导致人生目标的混沌

“我在哪里”这是傻子对“存在”的追问，对所处的世界的质疑。如前所述，傻子生活在一个“混乱而没有秩序”的世界，权力话语的荒谬导致了傻子人生目标的混沌矛盾，使他无所适从，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找不到生命的寄托与归宿。权力话语的荒谬对傻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傻子生活的地方居于“白衣之邦”与“黑衣之邦”之间，人们信奉的教法来自白衣之邦——印度，而权力又来自于黑衣之邦——中国，两种文明必然会产生交汇与碰撞。小说一开头就写到的麦其土司与汪波土司的争斗实际上根源于两种文明的冲突，而傻子的家庭也颇复杂。从社会文化立场来看，“傻子”无疑是属于藏族，父亲的地位和他的生活环境、经历决定了他的文化身份，但傻子所处的复合文化背景，多重文化交汇更迭的历史现实又使他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甚至找不到自己确切的身份认同与生命归宿。

首先，原有的生活方式无法适应外来物质文化的冲击而产生混乱，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和谐被打破，并进而影响到社会格局的变化。争种罂粟使土司们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出现了饥荒，粮食价格涨了十倍，并由此引发了土司间的战争、藏民的反叛。土司社会半耕半牧、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受到严峻的挑战。其次，人们的精神状态在变化，新的思想因素在萌生。再次，制度与观念逐渐失调。麦其土司感觉到了时势的变化，派两个儿子到边界上自由发展。傻子二少爷开创了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市场相适应的新的关系模式和新的平等民主的观念、和平解放的思想也随之出现，原来的仇敌成了贸易伙伴，主仆的关系模式正在消解。然而，这一切却受到以麦其土司和茸贡女土司为首的旧势力的约束与压制，封闭的土司王国与市场的话语体系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④

和其他人不一样，傻子并不是一个贪婪专制的人。他想当土司，一为实现人生价值；二为众望所向（母亲、妻子、奴隶们都盼望着傻子当上土司）；三为情势所迫（哥哥的嫉恨、仇视，弱肉强食的现实）。但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他也看到了权力残酷的另一面。

拥有极权使人的欲望无限膨胀，并因此种下恶果。土司们倒行逆施，贪婪无度，无法无天，草菅人命。麦其土司看上了最忠实于他的查查头人的妻子和财产，授命管家多吉次仁杀害了他，而后又杀人灭口，结果导致两个儿子都死在仇人后代的刀下；土司们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争相引种罂粟，结果在最风调雨顺的年头爆发了历史上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饥荒；麦其土司严禁逆己的舆论传播，两次割掉直言犯上的传教僧人的舌头，最终还是难逃与土司官寨同归于尽的命运。

权力使人失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权力使亲情变质，使亲人之间也充满戒备、防范，兄弟之情荡然无存，父亲“连自己的儿子也要提防”，而最神圣的母爱也被权力异化；权力使爱情变味，使爱情不再纯粹，不堪一击。对于权力，傻子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屈服又有反抗，既有恐惧又有渴求，既有逃避又有角逐。

圣城拉萨来的翁波意西给这片混沌迷狂的土地带来了理性精神：追求真理、正义与良知，敢于挑战和质疑权威，不为流俗所囿，不畏强权，不怕受难，勇于舍生取义。拥有格西学位的翁波意西无疑是众人眼中的聪明人，他因为梦的启示来到麦其土司的领地上，试图传布大师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教法，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教派来代替土司护佑下的“充满邪见的、戒律松弛的、尘俗一样罪恶的教派”，并提出废弃土司的主张。翁波意西就像一面镜子，傻子从中照见了自己，也从中看到了“一个聪明人的遭遇”而受到启发。一个传布着没人接受的教义，一个在聪明人的包围中与他人对话而屡屡被当作笑柄，翁波意西戏剧般惨烈的人生与傻子无论如何努力均告无望的生存困境的暗合使两人惺惺相惜，二者都是徒劳无功的，都是土司社会的异类。他们充满悖论且荒谬的人生道路是相似的：那就是个人试图叙说自身和评说世界的努力，而实际上这种努力的难以完成。翁波意西的经历使傻子感到痛苦，也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强权社会里争取话语权无异于以卵击石。傻子唯有装傻，才能保全自己，面对残酷的现实，傻子只有把自己隐藏起来，让时间来完成内心的欲望，让时间的否极泰来的功能发挥作用。

二、“我是谁”——聪明与傻的暗辩与对峙以及傻子的“失语”

美国当代思想家弗罗姆（Erich Fromm，1900—1980）说，人“可以扮演许多角色，并且在主观上相信在每一个角色中他都是‘他’。在所有这些角色中，他都是他相信别人期望他所是的人，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的独创的自我完全被伪自我取而代之的现象使个人陷入极端不安的状态。他本质上不过是别人对他的期望的应声虫，在某种意义上他已失去他的正身，失去他的个性，于是他无法摆脱怀疑和困惑。为了克服这种由失去正身或个性而产生的恐慌，他被迫仿效别人，迎合别人，想通过别人持续的赞许和承认来探究自己的身份、个性和归属”⑤。傻子之所以产生“我是谁？”的追问，是因为他人的意识进入自我的意识，在社会的声音和他人的话语中，对“我”的评价分裂成两个极端——傻子或聪明人，造成“我”对自身把握的不确定，“我”的灵魂因为无处栖身而迷惘，因为迷惘而丢失。有时候傻子也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傻子，却因处境险恶而装傻；他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却常常因为这种证明而迷失自己；他做出了“聪明人也难以想象的事情”，人们却不敢肯定他不是傻子；虽然是“土司中的土司”，却又被作为异类，深受来自常态社会的排斥、压制。

“我”究竟傻还是聪明，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两疑辩题。

在傻子这个充满矛盾的艺术形象上，隐含着阿来对聪明和傻两个概念的颠覆、解构。世俗的“聪明”与“傻”是由权力话语定义的，权力话语分析、控制、管理和定义人类的身体和行为话语以使他们有利于社会文明的发展。

不识时务、不谙功利、一切顺从天性——所谓的“傻”其实是人的本真的流露，出自于人最自然、最真实的本性，是高度服从性情和直觉的表现，是傻子的本我，而在崇尚自然的中国道家老子、庄子等看来，这恰恰是他们所提倡的“大智慧”，具有这种“大智慧”的人因为没有任何虚伪的面具以及世俗和功利等沉重枷锁的束缚，他们往往会越过事情的表面，直接看到事情背后的真相与本质，所以往往能做大事，成大业，如文中的傻子二少爷。

随着正式加入权力的角逐，傻子表现得越来越聪明，但更多时候是人们对傻子一些歪打正着行为的误解，正如翁波意西所说是“因为傻才聪明”。他的丰功伟绩很多时候并不是精心谋划、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被一般人认为是“傻”的所作所为都而因为运气好收到奇效时，人们便以为是他早已策划好的，他的形象也从一个傻子变成“大智若愚的人物”，其实不过是对他的傻的最大曲解。而所谓的“聪明”是权力话语对人的天性的扭曲，不过是出于功利逻辑的心计，土司太太、傻子的哥哥旦真贡布、妻子塔娜无疑是典型的聪明人，而他们的命运却却验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聪明反被聪明误。”

一方面，傻子对自己的“傻”非常清醒，甚至似乎有些处心积虑：“傻”不过是将错就错、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但“我”又常显傻相，常冒傻气；另一方面，傻子为了趋附权力话语，迎合世俗的价值观念，扭曲了自己，“在

自己究竟是聪明还是傻，傻子也“吃不准”。之所以“吃不准”，是因为他人的意识通过“话语”功能进入自我意识，“我眼中的我”总是以“别人眼中的我”为背景建构起来的，而他人的意识本身就存在着矛盾。

傻子为了取得大家的认同，努力变得越来越“聪明”，以至于逐渐遗忘了自己“性灵上的东西”，遗失了自我。自我迷失是“聪明”的副产品，与之相生相伴。傻子的自我迷失总是发生在睡与醒的交接时刻，这喻示了睡着的傻子才是真实的傻子，一旦醒来，所表现的“聪明”则是傻子为了迎合权力话语社会化的面具。傻子在傻与聪明之间来回翻转，在本真人性与社会化制约之间不断游移，人格分裂带来的痛苦无以言喻。

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后期人格理论中，他把处于现代文明包围之中、同时又时时经受内在原欲（即里比多）双重夹击的自我独特地规定为“焦虑”（anxiety）。弗洛伊德通过神经症症状发现，人们通常所说的正常人、文明人，却恰恰是不正常的自我，非本真的自我，即处于“焦虑”困扰中的自我。⑥这些理论似乎都是傻子这个人物形象的有力诠释。傻子越是聪明，越是正常，就越焦虑，越困惑。

除此之外，傻子的“失语”也是自我迷失的原因。傻子从始至终都没有自己的名字，被命名为“傻子”便意味着作为社会的人的主体性被取消，个体在社会秩序中合法性的丧失，同时也即宣布了个体话语和行为的无效性。常态社会群体以强大的威权把作为社会弱者的“傻子”驱逐出了以他们为中心的社会，同时以“傻子”命名宣布了他们存在的荒诞性和不可理喻。

除了命名的暴力之外，“傻子”的身体和心灵都遭受到了成人和常态社会的暴力戕害。“傻子”在常态社会中常被视作没有生命尊严、没有情感意志的低级动物。⑦傻子二少爷特殊的身份使他免受身体的摧残，但心灵的伤害却未能幸免。父亲从不把他放在眼里；哥哥的怜悯是一种软性暴力。尽管表现出色，一鸣惊人，父亲还是不传位于他；妻子和哥哥当着他的面调情，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傻子；丈母娘不认他这个女婿，还怂恿女儿勾引别人。从这样一个结局安排，我们可以看到权力话语更迭对自我认同产生的影响。权力话语是自我认同的坐标，自我认同只有参照权力话语才能进行，当权力话语变迁，自我认同会有怎样的变化，下面从两个方面去进行分析。

三、权力话语变迁使傻子出现自我认同危机

在《尘埃落定》中，汉地政权与土司政权的关系在小说开头就以傻子的口吻作了交代，汉族的文化不仅渗透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藏族土司制的权力来源是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强势文明，因而，土司制所代表的弱势文化能否生存下去必然决定于允许它诞生与存活的社会基石——汉族文明的强大政治与经济实力。也就是说，土司无论如何强大，总是受制于汉地政权。小说里，麦其土司的权力不仅来自东面汉族皇帝的恩赐，在与毗邻土司发生争端时，依靠的也是从（四川）省军政府搬来的援兵——黄特派员。随着抗日、抗战取得胜利，解放军统一国家政权的步伐日趋一日，就连生活在土司农奴制下的藏民也渐渐感觉到了某种社会力量快速前进的氛围。

正在这时，叔叔的来信给傻子指出了另一条更光明、更有意义的道路——在边界上建立市场。傻子和叔叔一见如故，非常投缘，主要是因为他对叔叔的精神气质、思想观念和远见卓识的一种深刻认同，只有他才是傻子最想亲近和最思念的人。叔叔是个爱国人士，同抗日时期的国民政府有密切联系，他积极支援抗日，写信力劝傻子捐助抗日，并且想把傻子引荐给国民党高层。叔叔为麦其家族找到了一条通路，一条摆脱蒙昧、从封闭走向开放、打破隔离而融入一个更宏大的世界的进化之路。本来，叔叔可以充当傻子与汉文化沟通交流的使者，傻子也憧憬着能够走出土司王国、却因为叔叔被日本人炸死江中，傻子的希望也随之落空。

正如当代德国学者G·A·施克所说，索福克勒斯的所有悲剧的主旨就是，让人的行为举止面对一个人所无法洞悉的、使人哪怕怀着最善良的愿望仍要归于失败的某种力量或原则所控制的世界。⑧傻子具有不同凡响的智慧与眼光，思想行为中也包含了若干现代精神元素，他无疑是土司制时代一个优秀人物的象征性化身。然而，在他的人生轨迹渐趋圆满之际，因为所依附的社会体系已朽坏，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尽管傻子试图挽救，却又无从做起，与迂腐的土司们也无法取得共识。个人的努力始终敌不过历史发展的主流。作为弱势文化的个体生命，傻子二少爷无论如何奋斗、挣扎，一旦其所依存的落后文化同强势文明产生对立性矛盾，便逃不掉与弱势文化一同崩溃的命运。这就是所谓的宿命。

土司们走后，傻子尝试着接触、了解汉人，由于叔叔和黄师爷的缘故，他先选择了白色汉人。谁知，傻子与白色汉人军官沟通不快，寂寞的塔娜又与一个白色汉人军官勾搭成奸，使与白色汉人的联合化为泡影。本来打算等红色汉人来的时候举手投降的，已成为红色藏人的前杀手一番咄咄逼人的话又使傻子改变了主意，再也不想投奔红色汉人了。准备西逃的傻子突然亲情回归，回到麦其土司官寨和家人一起抵抗红色汉人。结果失败，死里逃生的傻子被红色汉人俘虏，受到了红色汉人殷勤对待。大势已去的傻子万念俱灰，两种文明之间无法避免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起理解上的陌生化使傻子无法认同新的权力话语，傻子并不理解国共两党的政治分歧。

当整个价值判断体系完全失重，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无从判别时，对外界和内心的沉重抗击也就变得无从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傻子虽然智慧开明，“跟得上时代”，但毕竟是土司时代的人，还“等着当两个土司”。如有人所论：“一系列新的社会身份以及新的政治单位出现，它们在性质上全然不同于以往我们所见的旧社会身份的社会单位。随之而来的，是新与旧，不同社会身份间的关系发生激烈变化甚至冲突，它们的整合过程充满困难。”⑨对于突如其来的社会巨变，傻子无法适应，看不到未来，与其生活在难言又漫无边际的痛苦中，不如选择与他所属的时代一起同归于尽。

四、傻子之死——自我认同失败抑或自我认同完成

结尾，面临杀手前来寻仇，傻子没有一丝悲哀、伤感和恐惧，他是那样从容、那样镇定、那样沉着地完成了终结生命的仪式。本来，傻子可以不死，按照解放军的说法，傻子的前途应该是光明的，历史上许多土司在西藏解放后也都得以善终。但傻子在文本中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末代土司的象征，他是作者为了折射社会生活、表达主题的需要而设置的，他的死是超乎常情的，又是理所当然的。傻子其实是死于自己的（也是阿来的）意志：我应该死去。

傻子之死意味深长，我认为可作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

随着土司制在解放西藏的炮火攻击下土崩瓦解，傻子曾经的追求、争夺、悲喜都失去了意义，一切都尘埃落定，傻子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自我价值的重构也因此失败，他的人生理想也就此幻灭。

失落的极致是毁灭。某种意义上说，傻子是土司制及其衍生文化的一个象征，他的心和魂完全是那个制度孕育的，脱离了那个社会生态系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水之鱼，虽然表面上看，其智慧也有一定的超越性，但整体而言，权力话语的变迁直接导致了自我认同的失败。

《尘埃落定》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回归情结。黄特派员失势后，投奔傻子做了师爷，虽衣食无忧、生活安定，却常常表现出有家难回、有国难投的伤感、痛楚。叔叔在外奔波多年，但最爱的还是自己的家乡。尽管土司制迟滞、落后，但毕竟孕育了傻子的心和魂，他已经和土司制紧紧绑在一起，无法超脱。出于对本民族文化深挚的热爱，傻子甘愿为此殉葬。因为“千百年形成的民族文化观念、文化心理是根深蒂固的，远非一朝一夕便可以改变和淡化得了的。相反，越是现代化，越是处于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巨大反差之下，那潜在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民族归属感、民族风俗习惯反倒由于这种反差的刺激而变得更加强烈”⑩。从这个角度来说，傻子的死是圆满的，没有遗憾的。

毋庸讳言，阿来作品中的人物都有很强烈的身份意识，而作品的主题都有相似之处：在权力话语背景下，人的内心常常被扭曲甚至异化，为了迎合权力话语的规约，人性中一些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被遗忘了，甚至是有意地让其忘却、消失。这是人类的一大悲哀，也正因为如此，自我认同作为问题凸现。

阿来通过他的作品传递给我们一种清晰的忧患和批判意识，让我们重新审视和质疑传统价值体系所谓天经地义的标准和发展理想，重新思考怎样才是更合理、更理想的社会状况和人的生活生产状况，让我们认识到自我认同不仅是简单地寻找或靠近可依赖的认同对象（权力话语），而是对于对象本身和自我这个认同主体都要有所调整。但要如何调整，这应该是《尘埃落定》等作品给我们留下的延伸性思考。

① 覃虹、舒邦泉：《空灵的东方寓言，诗化的本体象征——评〈尘埃落定〉的艺术创新》，《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② 刘俐俐：《90年代中国文学：自我认同的尴尬与出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2001卷），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编，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③ 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④ 姜山秀：《〈尘埃落定〉：历史进程的文化反思》，《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60页。

⑤ [美]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42-143页。

⑥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⑦ 沈杏培、姜瑜：《当代小说中傻子母题的诗学阐释》，《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第42页。

⑧ 具体可参[德]G·A·施克：《希腊悲剧》，载于《古希腊悲剧经典》，罗念生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⑨ 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⑩ 李子贤：《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0页。

作 者：陈 沁，文学硕士，广州航海学院思政部讲师，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

编 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