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内迁述论

邓怡迷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内迁述论

邓怡迷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建立最早、成果最丰富的地质调查研究机构，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爆发后，中央地质调查所内迁，经长沙到重庆，最后落脚在重庆北碚。内迁后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为抗战的胜利、中国地质学的长期发展以及改善中国地质区域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基于历史档案、回忆录等资料，梳理中央地质调查所战时内迁的过程，论述其内迁后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内迁；成就

收稿日期：2015-09-08 2015-05-29

作者简介：邓怡迷(1992- )，重庆万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抗战科技史。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识码：A

文章编号：编号：1008-6390(2015)06-0030-05

基金项目：江苏师范大学2015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一般项目(2015YYB078)

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建立最早、机构最为系统完善、成果最为丰富的地质调查和研究机构，素有“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的盛誉”。[1]45全面抗战爆发后，原本位于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被迫内迁，先在湖南长沙短暂停留数月，后因战局变化，全所又向西迁入重庆北碚，并在此度过了8年左右的战争岁月。在此期间，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克服诸多困难，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科研成就。研究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内迁及其在大后方的科研活动，不仅有助于了解抗战时期国立科研机构的内迁及其影响，而且有助于深化对科技事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的认识。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央地质调查所史进行过研究，代表性论著有王仰之《中央地质调查所史》(北京石油出版社，1996年)、李学通《地质调查所沿革诸问题考》(《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1916—1950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侯江《抗战内迁北碚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学刊》，2008年)、刘松《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区域地质调查史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硕士论文，2008年)等。这些论著初步探讨了该所的历史沿革、科研贡献等方面的内容，对于地质调查所内迁北碚的史实也有一定的记述与研究。另外，段晓微《略论抗战时期的中国地质科学成就》(全国党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李学通《中国抗战中的科技力量——以地质学为核心的评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学术研讨会文集，2008)等，对战时中央地质调查所亦有所涉及。但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学术史的研究，对战争背景下的内迁及其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拟运用部分民国期刊资料、回忆录等对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内迁、内迁后的科研活动及其影响进行探讨。

一、抗战爆发后的内迁决策

中央地质调查所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实业部地质科。地质科几经更迭，于1913年定名为“地质调查所”，以丁文江为所长。但随后地质调查所的名称和归属亦因政局变化而多有变更，直到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逐渐稳定，隶属于国民政府实业部，全称“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根据1932年公布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组织条例规定，地质调查所设“图书馆、地质矿产陈列馆、燃料研究室内附矿物岩石研究室、化学试验室、古植物学研究室及照相室、土壤研究室、古生物学研究室、地性探矿研究室、地震研究室[2]，所内图书、仪器逐年扩充，专业人员增加，各方资助也增多，各研究室的许多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均处于领先水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北方局势不稳。长城战役后，位于北平的大多数机构南迁，地质调查所也于1933年在翁文灏所长的主持下开始在南京选址。1935年大部分图书、仪器以及研究人员都迁往南京珠江路942号新址，北平原址改为北平分所，只留下了主要从事周口店发掘研究的新生代研究室和位于西山鹫峰的地震研究室。南京时期，地质调查所组织完善，科研条件优越，是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好景不长，在地质调查所迁到南京两年后，日军全面侵华，迅速攻陷上海，危及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决定内迁，地质调查所也于1937年11月开始向湖南迁移。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就已注意在我国西部、西南部地区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也注重与湖南地质调查所的联系，并计划在湖南建屋以方便合作。翁文灏在1938年所发表的《再致地质调查所同人书》说：“为便于处理内地各省的工作起见，尤是近来我所工作已特别注重于西南各省，故本所原想一方面与湖南地质调查所竭诚合作，同时并在湖南内择地建屋，借以联络的中心；且亦借此对于中央在湖南省内所办许多重要矿业工业，都可以相互协助的关系。所以此次在湘建屋不但是为避难，同时亦是实行上述计划。”[3]66因此，淞沪会战甫一爆发，代理所长黄汲清②便将地质调查所56箱重要图书转运至长沙的湖南地质调查所内存放。1937年10月，刚从莫斯科参加完第17届国际地质会议回到南京的黄汲清又接到命令，要求组织地质调查所全所搬迁到湖南长沙。

二、辗转紧张的内迁过程

(一)内迁湖南长沙的艰难抉择及转移

上海沦陷后，战争的紧张气氛笼罩着南京。负责搬迁的代理所长黄汲清必须在短时间内清理所内事物并制定有效的方案。他与周赞衡、钱声骏、盛莘夫、高振西等人，外加秘书周大训组成核心，协商办理搬迁事宜。虽说前期已有部分图书转移出南京，但此时地质调查所内还有大量的图书、仪器以及陈列馆的古生物化石、标本，由于数量太多，一时无法全部运出，黄汲清等人商议后，“决定装箱运走的是图书馆的全部图书和全部仪器(包括各种显微镜、测量仪器、绘图仪器等)”，考虑到陈列馆“标本化石太多，短期内装箱困难重重，而且化石大半是中国古生物的正型和副型标本，丢失了是无法弥补的”[4]159，所以决定陈列馆暂时不动。这样的决定是痛苦的，这些标本都是得之不易的珍贵研究资料，但在紧急情况下，根本没有充足的条件来转移这一大批化石，只有赋予它们未知的命运。同样被留下的还有图书馆的若干省志、府志和县志，“共不下千册都是土法印刷装订，不好保护装箱，只得留下不动”[4]160。解决了物品的取舍问题，接下来还有运送的问题。战乱之际，社会各界都急切地想要转移到后方，运力十分紧张。所幸地质调查所中人员和物品的转移得到了卢作孚民生公司的帮助。据黄汲清回忆，“翁先生(翁文灏，笔者注)向四川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打了招呼，希望他担任运输，我自己也当面找过卢先生和他下面的主要负责人，具体研究两三百个大木箱书籍、仪器的转移问题。”[4]150在得到民生公司的帮助后，黄汲清带领所里的人员日夜奋战，将决定迁移的各类物品装箱，并分批送到南京下关码头，于11月18日由民生公司轮船运送至武汉，随即再转往长沙，所中除一部分人员留在南京以图再想法运送剩下物品外，其余人员也于当日乘船出发，先到武汉，再于22日至30日之间相继抵达湖南长沙。地质调查所战时的第一次迁移在各方的努力下较为顺利地完成了。

地质调查所对战局的发展估计不足，抵达长沙后，一面立即在上黎家坡33号(即湖南地质调查所)内设立临时办事处，处理所内各项紧急事务，一面由黄汲清、曾世英、田奇隽三人出面租借地皮建立新所。不久便在长沙郊外喻家冲建起了三栋简易馆舍，以供办公以及存放图书之需。此时，因为华北沦陷，北平分所也基本停止了工作，所中人员相继来到长沙，地质调查所各研究室的工作人员都陆续地继续投入工作。1938年春，地质学会还在长沙举行了抗战后的第一次年会，“年会在一种和谐而沉着的气氛中举行”[5]102。

然而，这种安定的日子没过多久，随着徐州会战的失利，华中及中南地区岌岌可危，地质调查所不得不再次举所搬迁。

(二)再次内迁到重庆北碚

1938年7月，地质调查所再次通过民生公司将书籍、仪器等经长江航运顺利运入重庆北碚，暂存放于卢作孚所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兼善中学”[6]81。然而，所中的大部分人员则远没有这些书籍和仪器那么幸运。此次内迁重庆，战争形势比1937年底更加严峻，武汉、长沙等地滞留了大量的人员物品亟待被转移到后方地区，地质调查所中大部分人员只好自己解决入川问题。据叶连俊回忆，当时他们这些年轻人是由孙健初先生带领入川，孙先生决定“出洞庭，奔宜昌，然后觅船巴蜀，然而到了宜昌，始知候船西去已是人山人海，急欲购得船票远非易事，长期坐候又非经济许可，于是孙先生决定让几个晚辈先走，而孙先生及其家属则宁愿等下次买到票再走”[7]55。

其实早在内迁湖南长沙后不久，翁文灏就已有一旦战局扩大，立即西迁入川的打算。在1937年12月26日致黄汲清信中，便提到“四川方面似可托李赓阳(即李春昱——编著者注)代备地方”[8]26。当时李春昱刚由德国留学归国，适逢卢作孚提议建立四川省地质调查所，翁文灏便推荐了李春昱。几经协商后，由李春昱任所长的四川地质调查所于1938年2月在重庆复兴观巷内成立办公。中央地质调查所起初在重庆的主要办公地点便是位于城区复兴观巷5号的四川地质调查所。

中央地质调查所初到重庆，就受到了卢作孚邀请去北碚安定。黄汲清在1940年致卢作孚的信中提到：“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9]754在卢作孚的帮助下，地质调查所于1939年春建成新大楼与用作图书馆的小楼，“所的大楼建在西部科学院旁，所图书馆则建在镇西之鱼塘湾，以后又在镇西之天生桥处建了几间房为一部分人办公用”[10]16。所中各研究人员也陆续转入北碚，继续他们的研究与生活。

三、艰难的重建与发展

迁到北碚后的地质调查所，相继建起了办公大楼、图书馆，逐渐在北碚安定下来。以代理所长身份组织地质调查所内迁的黄汲清遂决定辞去所长的职务(黄汲清在1938年11月正式出任所长一职)，由尹赞勋出任代理所长。1942年，尹赞勋又辞去代理所长职务，由原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出任所长，直至抗战结束。除所长更换外，地质调查所还调整了工作计划，改变原有的发展方向。

(一)分处、分所的增设与撤销

地质调查所离开南京向内地转移后，工作的区域便主要集中在后方各省。为开展工作需要，于1938年8月分别在广西桂林和云南昆明分设了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位于桂林市环湖北路12号，由王恒升负责。由于是临时设立，以备为在广西进行调查研究的人员提供便利，该办事处存在时间很短，1939年“以广西方面工作减少，乃撤调桂林办事处，而以在桂人员一部改入贵州，一部来四川本所，另一部则加入昆明办事处”[11]。昆明办事处最初设在昆明翠湖通志馆内，后为逃避空袭而迁至城北30多公里以外瓦窑村的一个关帝庙内，先后由杨钟健、尹赞勋、王曰伦担任主任。昆明办事处较桂林办事处存续时间长，地质调查所的杨钟健、卞美年、毕庆昌、黄懿、许德佑、王曰伦、路兆洽等学者都曾在这里办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昆明办事处的新生代研究室。该室的卞美年与杨钟健在此发现了著名的禄丰龙恐龙化石。尽管如此，1940年10月昆明办事处还是因“实际工作中不但缺乏研究经费和设备，而且在组织与管理中也曾引起了一些人事上的矛盾”[12]47而撤销，人员陆续回到北碚的地质调查所。

在抗战后期，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开发西北的呼声很高。地质调查所对西北的地质勘查量也逐年增加。1942年，王曰伦、路兆洽、李树勋等人在兰州组织成立了地质矿产调查队开展调查，王曰伦任队长。1943年，由甘肃省政府协助，调查队正式改组成立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所址设在兰州萃英门内13号甘肃机器厂旧址，所长仍由王曰伦担任。西北分所主要设地质矿产、测绘、化验、陈列和图书等室。为了加强地质调查的实力，位于北碚的地质调查所总所还先后将毕庆昌、叶连俊、何春荪、陈梦熊等人自重庆调至兰州，参加分所工作。之后又陆续有宋叔和、梁文郁、米泰恒等人参与。西北分所成立后，西北的地质矿产调查才开始有计划地进行。

(二)工作重心的转变

战争的全面爆发打破了原有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也改变了地质调查所的工作重心。根据1932年的组织条例，地质调查所的主要工作范围和重心为全国的地质调查和矿产调查[2]。抗战爆发后，工作重心发生变化。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发布公告，在勉励地质调查所同人的同时，提出地质调查所当前的任务在于详细调查目前急需开发的矿产；不久翁又在《再致地质调查所同人书》中强调战时地质工作的特别意义在于“协助开发内地的资源”[3]。显然这是战争给地质调查所带来的最大变化。阮维周先生也在其回忆中提及，“调查所的工作重心、研究方向，因为抗战的关系，均有很大的转变。为了符合战时的需要，油田勘探和燃料研究成为主要的工作。”[13]9

地质调查所原本设有专门的燃料研究室。该室于1930年由实业家金绍基先生捐助建立，因此取名“沁园燃料研究室”④。下设矿物岩石研究室、化学实验室和古植物学研究室，研究人员较多。但地质调查所迁到长沙不久，燃料研究室下设的化学试验室主任金开英就被翁文灏等人派到四川进行植物油提炼轻油的工作。迁到重庆后，由于战时燃料需求巨大，原燃料研究室的大部分人便都陆续进入动力油料厂工作，研究用植物油裂解制造汽油。在北碚本所的燃料研究室就只简单地保留了一个化学试验室，做一些基础的测试工作。之后西北的一些油田开发炼油，原本在动力油料厂的一些研究人员如金开英、熊尚元等人便相继转到西北工作。与沁园燃料研究室一样被战争改变命运的还有地震研究室和新生代研究室。它们都在战争的硝烟中改变了原有的模样，科研工作者也只有在完成现实的需求的时间缝隙中追求他们的专业理想，“在‘调查矿产’名词掩护之下来进行”[14]245相关学理方面的研究。

四、困境中的贡献和影响

战乱的环境让科研工作者们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内迁到后方虽然让他们有了相对安宁的环境，但随着沦陷区源源不断涌入的人员和企业机构，重庆以及北碚的吃住条件都十分吃紧。战争的爆发像一双无形的手，瞬间打乱了地质调查所为中国未来地质学发展规划好的棋盘，也给这些科研工作者带来了沉重的磨难，阻碍了地质调查所的发展进程和中国科学事业前进的脚步，但这种“阻碍”在这群科研工作者热情和坚持面前不再是难以跨越的鸿沟，他们用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撑着中国用另一种方式向前迈进。

(一)促进了内地资源开发，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工作重心和范围的改变是战争为这些地质调查所的科研人员们做的选择，可他们依然为热爱的工作奋斗不止，他们的脚步踏遍了川、滇、黔、桂、新、陇、西康等后方诸省，客观上改变了以往地质调查研究区域不平衡的现象。为适应抗战需求，地质调查所战时重点进行了各类燃料如石油、煤矿以及各类金属矿的调查与开发，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1937年10月初，孙健初在玉门石油河小石油沟发现了两处干油泉，之后经过详细的地质分析，发现玉门地质条件良好，石油储量可观。后经翁文灏的努力，资源委员会决定进一步探查玉门石油。玉门油田的发现与开发解决了战争时期中国“外油”基本断绝情况下的燃料问题，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玉门油田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田，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发的非海相油田之一”[15]607，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都还在发挥作用。

煤矿作为战时所需的重要燃料资源也得到了地质调查所的重视。战时地质调查所在四川、贵州、云南、宁夏等地调查了大量的煤矿，这些调查大大增加了煤矿的开采量。以四川为例，四川地区的煤矿储量丰富，在战前年产“只一百五十万吨，而在抗战期间，年产增至三百万吨”，而开采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地质调查所亦随时给予技术上的协助”[14]226。

1941年李善邦、秦馨菱用磁法、重力等物理探矿的方式发现了攀枝花铁矿。该铁矿为钒钛磁铁矿，储量为3000多万吨，十分丰富。虽然战时攀枝花铁矿以交通不便并未得到有效的利用，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攀枝花成为了我国四大铁矿区之一，钒钛含量也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攀枝花铁矿的探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二)保留了科研基础，延续了中国地质科学的命脉

在各方努力下，地质调查所内迁时成功转移了所中重要的书籍、仪器，保留了地质科研的基础。所中科研人员在整个战时都未放弃科学研究，不仅为开发内地资源，支持抗战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相关学理方面也做出了成绩。

地层古生物矿物岩石是地质基本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战前地质调查所出版的刊物中，有近一半的版面都是用来刊登这方面的著作。抗战期间，“《古生物志》虽说出版较少，而西南各省的地层研究则大有进展，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各省的地层认识，实在比起以前对北方几省的研究，还有过之”[14]244。在无脊椎动物化石方面，尹赞勋、黄汲清、计荣森等人研究川、滇、黔等地的生物化石，研究成果丰富，许德佑关于三叠纪化石的大量研究使得当时的研究者对三叠纪地层有了正确的认识。脊椎动物方面，战时最重要的成就是“许氏禄丰龙”的发现和研究。该化石于1941年在重庆北碚完整展出。这是第一属由中国科学家描述并命名的恐龙，也是中国最早装架展出的恐龙[15]607。

另外地质调查所战时在地质构造、地震预测、土壤研究、化学试验方面都有相应的成果，虽然这些研究范围和力度都远不及战前，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科研的命脉不至中断。即使到了后方，地质调查所在艰苦的条件下还培养了一代优秀的青年学者，如李星学、关士聪、叶连俊、侯学煜、宋叔和等都曾在战时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并成为后来中国著名的科学家。中国地质学专业研究人员也没有因为战争而出现断层，反而成为了后来中国地质学科的中坚力量。

五、结语

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战时内迁充满艰辛。在两任所长翁文灏、黄汲清带领下，在实业家卢作孚帮助下，辗转湖南长沙和重庆，最终落脚于重庆北碚。内迁时有很多书籍、标本来不及转运，只能留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内迁后因为战时需求和研究条件的局限，原有的一些研究室被相继撤销；战时环境也使地质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变得相当困难。但他们没有放弃钟爱的事业，在辗转紧张的内迁过程中坚持地质调查，分别在昆明、桂林设立办事处开拓研究资源，后期更是在西北设立分所，对西北地区进行调查和开发，用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全国抗战，也延续了中国地质科学的命脉。地质调查所内迁及其成就只是中国近代科研机构中的一部分，地质调查所的科研人员也只是近代众多从事科学技术的工作者的代表，但这段曲折的经历却是中国地质科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部分，承前启后，改变了中国地质科学发展原本的脉络。

注释：

①中央地质调查所从诞生到结束的37年里，因为所属的机构不同导致名称多次改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该所全名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1938年国民政府改组实业部为经济部，该所也随即改名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1941年因各省相继建立省地质调查所，为有所区分，该所便加上了“中央”二字，全称为“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为方便叙述，本文统一以“中央地质调查所”或“地质调查所”称之。

②当时翁文灏在行政院任职，地质调查所以黄汲清为代理所长。

③“沁园”为金绍基父亲金竹庭的别号。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

[2]实业部直辖地质调查所组织条例[R].立法院公报，1932(40).

[3]翁文灏.再致地质调查所同人书[J].地质论评，1938，3(1).

[4]黄汲清.我的回忆——黄汲清回忆录摘编[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4.

[5]杨钟健.杨钟健回忆录[M].北京：地质出版社，1983.

[6]武宁生，李淑贤.前地质调查所地质图书馆史[G]//程裕琪，陈梦熊，主编.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

[7]叶连俊.前地质调查所工作阶段的回顾[G]//程裕琪，陈梦熊，主编.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

[8]中国地质学会编.黄汲清年谱[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4.

[9]卢作孚.卢作孚书信集[M].黄立人，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10]王仰之.中国地质调查所史[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16.

[11]经济部地质调查所二十八年度工作报告[R].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所档案馆，18-24-04-019-04.

[12]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1916-1950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47.

[13]杨翠华.阮维周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9.

[14]李春昱.迁都重庆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及战时地质调查[G]//刘建业，陆大钺，主编.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15]段晓微.他们也是战士——从《地质论评》看抗战烽火中我国地质学科的发展及对抗战的贡献[J].地质论评，2010，56(4).

[责任编辑文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