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对语言的决定作用

李海霞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

思维对语言的决定作用

李海霞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要：思维和语言相互影响，但并非语言决定思维，也并非二者势均力敌。思维作为概括切分和表达的源泉，对语言有决定作用。思维的客观性决定语言的真实性，思维的准确性、清晰性决定词义的相应性质和句子的严密性，思维的普遍性决定词义的概括性和词汇总量。语言的传播，政治、经济、军事的作用不及思想的作用大，依靠思想的语言传播是最有力的。汉语2000多年的发展和近现代的词语输入，以及西方语言的类似情况，以大量事实证明了思维的决定作用。

关键词：思维和语言；思维决定语言；概括切分；词义质量；语言传播

收稿日期：2015-06-01

作者简介：李海霞，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汉语、语言与思维研究。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识码：A

文章编号：编号：1008-6390(2015)06-0039-05

学界有关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论述颇多，对二者谁决定谁的问题一向有不同看法。一方面沃尔夫等人主张语言决定思维，这个说法经不起实质性的检验，人们多不认同。另一方面，康德说：“一切语言都是思想的标记。”[1]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指出儿童的智力先于语言发生，他还引述乔姆斯基的观点，智力是语言的基础而非语言是智力的基础。[2]这些说法主张思维决定语言，但它们是宏观判断，没有具体论述。国内学界对二者关系的论述则大致相同：思维和语言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不能偏执于一方的决定性作用。如戴昭铭和向明友的相关论述。张树铮主编的高校示范教材《语言学概论》则承认“如果没有抽象思维，也就没有语言”，看似主张思维决定语言，但是该书同样说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也互相制约”的。国内亦有个别人明确提出思维决定语言，但没什么自己的论证。齐荣军曾指出语言乃是逻辑构成，又举“汽车旅馆”这个新词的创造是思维决定语言，但论证还是很薄弱。

思维和语言无疑有互相促进的作用，但是，以此消灭二者谁决定谁的问题，踌躇两端，其实是忽略根本而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可以说，人类对万事万物的认识是一切文化现象最深层的根基，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当然思维也决定语言。

现在大量事实证明，婴幼儿和类人猿拥有前语言的思维能力；纯的形象思维也可以脱离语言进行，许多人不再简单说思维离不开语言。但是，能离开语言的思维毕竟很少而且感性，较抽象的思维确实离不开语言。符号使人的概念得以形成，并由此进行判断和推理，人们因此说语言是思维的物质载体、思维的工具，而载体工具正说明了语言是第二性的，第一性的始终是思维。精神病患者可能语言正确，但是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是不对的。一位女病人曾快活地告诉我：玉皇大帝派车来接她，带她到天上到处去游玩……她讲故事的用词和语法都对，就是思维错乱，所以表达无效。会背书同会正确使用语词正确陈述是两回事。不能因为语词指称客观对象，就认为语言可以绕过思维。客观事物本身并无什么类别，是人去认识之后分出来的。现成的语言对于后学者认识世界很有意义，它使年轻人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就能吸收人类数千年耕耘得来的许多重要思维成果，在拥有思维材料方面“暴富”。但是，这不等于学习者能创造一个有意义的新词。即使学会了世界上大多数科技文章的载体——英语，也不能让人拥有科学创见，甚至不能让人拥有尊重逻辑的头脑。

南非猿以模仿鹰、豹子和蟒蛇发出的声音分别作为它们到来的报警信号，[3]伙伴们闻声便选择逃跑或护住幼子。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南非猿把对象本身、它的行为、危险和自己的反应切分在一起，混沌地认识，这不能达到对类的概括。切分的合理化依靠认识的进展，语言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就像蜜蜂的舞蹈。工蜂发现蜜源之后，会回巢跳8字舞，用舞蹈形式告诉同伴蜜源的方向和远近。如8字舞中部一段叫摇臀舞，摇臀时间愈长，表示食物距离愈远。[4]这种“语言”来自蜜蜂对方向和远近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个感知才可能有舞蹈符号，而不可能先有舞蹈。

如果我们把语言设定为狭义的，即人类独有的音节分明的语言，暂时排除类人猿的有意义的叫声，则语言发生的情景，我们不妨来设身处地想一想。

类人猿思维的初步复杂化，区分的初步清晰化，使那些单由“元音”构成的叫声不够用了。它们既不稳定，又缺乏区分度。于是发音器官和发音能力适应性地向前发展，使声音变得略微精细些。思维继续发展，更多地分出不同的认识对象，混沌一步步减少，对语音精细化的要求提高，发音器官和发音能力进一步适应之。渐渐地，唇音、舌尖音……一组组辅音出现。开始，我们可以设想它们在组内的发音是混沌的，可能不同发音方法发出的音，基本是自由变体，即使有意义差别也不大清楚。辅音在口腔和咽喉有了固定的停靠点，不易游走，它们和元音一结合，比较稳定清晰的音节就出现了，这些音节表现为最初的独词句。完全不用担心思维发展太快而语言的造词跟不上，因为思维发展同样有个生理过程，脑量的增加、大脑皮层沟回的复杂化也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有那个概括切分才有那个语词。也不用担心思维发展太慢而语言超前，因为没有那个认识成果，就没有那个语词，除非输入外民族的事物和观念。思维和语言共同演进，就像手脚分工一样，是互相协调地成系统地推进的。原始人已经能够区别许多不同质的事物，给予它们不同的名称(此“名称”是广义的，动词是动作变化的名称，形容词是性质的名称)，如鹰、飞来、保护、小孩等，只是它们的概括度还很小，混沌不清。人类对事物的概括切分过程是个永远的过程。在上古汉语里，犀牛和犀牛的皮、角都叫犀，象和象牙都称象(“犀象之器”)，还没有分开。在近代汉语里，包括日月星辰的“天体”概念还没有。今天，能把各种人格障碍和亚健康从“没病”里分出来的，也只是少数接受境外新概念的人。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都是思维决定的。许多人习惯说语言的发展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内部调整、语言接触等，这不能回答根本的问题。社会为什么发展？主要是思维发展带来的，语言的内部调整除语音以外，基本都是思维发展带来的，比如对过于琐细的词的淘汰。语言接触可以解释一门语言发展的外部原因，但不能说明人类语言发展的根本原因。

思维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反应，但是，把思维发展归结为自然环境是很奇怪的，人类的祖先和猿猴生活的自然环境是一样的，猴子却没有变成人，森林里的其他鸟兽也没有变得像猿猴那样聪明。社会发展和语言发展对思维有反作用，但是引进的方法和观念能提高不太复杂的认识能力，不能有效地提高思辨能力。思维发展的根本动因不在于外部环境，而在于不断的脑力劳动，特别是挑战性的脑力劳动。

下面从思维品质的角度，较系统地探讨思维对语言的决定作用。本文的“语言”包括静态的语言体系及其动态使用(言语)，因为语词的真实含义是在使用中表现出来的。思维的客观性、准确性、清晰性、深刻性、普遍性等，决定了语言的相应品质。思维的发展带动语言发生共变，表现在词汇量扩大尤其是百科词汇的增加、词的切分的合理化、词义质量的提高、句子的完整化和复杂化、语法的严密化等多个方面。

一、思维的客观性决定语言的真实性

思维能如实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相或本质，语言才能。不能如实反映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意的无知或误解；一种是故意逃避歪曲真实，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但无意的和故意的都造成同样的认识障碍，它们之间还未必界限清楚。由于人的愚昧和欲望的阻挠，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是不容易的。汉语的许多词语或意义，经历了从不客观走向客观的过程。

鲸，汉代《说文》和传统的解释是“海大鱼”，今天的词典引进了生物学理论，解释为海中巨型哺乳动物。

心，被传统理解为思维的器官，“心之官则思”，现在明白了脑子的官能才是思维。

上面是无意的背离真实，下面举有意的：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曲则全，枉则直。(《老子》第22章)

父子互相隐瞒所做的坏事能叫“直”吗？枉曲能叫“直”吗？儒、道先哲任意改变一个词的含义，这类用法在老庄的书中特别多。

根据笔者对一些要素的调查，2500年来汉语表达渐渐由情绪性向客观性发展。

“可能”和“必然”的用法，在《论》《孟》《老》《庄》四部经典里，“必”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可得”(可能)仅出现于否定句和反问句，也是强调语气句式。四经典和明清语料中表必然的都比表或然的多一倍以上。而现代语料的“可能”已大量用于肯定句，词频是“必然”的6倍多，走极端的用法剧减。[5]

程度副词，四经典高程度组和低程度组的词次比达10∶1，明清语料低程度组大有发展，约为4∶1。过分强调高、大、强的情绪表达得到了较大改善。[6]

全称命题，四经典全称表达常过度夸大，反映早期概括的情感偏向。如《老子》第42章：“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称，自称)《庄子·骈拇》：“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莫，没有人)。唯、莫表示全称的仅指和无指。人所厌恶的，哪里才止孤、寡、不谷呢！儒家不兼爱，道家不仁(《孟子·滕下》说兼爱是“无父无君”；《庄子·齐物论》：“大仁不仁。”)，怎么可能天下人都奔命于仁义呢？在字数相同的明清语料里，笔者没有看到如此夸张的表达，全称命题的使用已平实得多。[7]

被动标志的使用，四经典和明清语料带“于”、“被”等标志的被动句，都只有百分之十几，而现代语料有标志的达43%。用被动标志覆盖被动意义的句子越来越多，此标志所表示的不利不快的负面情绪慢慢减少。[8]

龙慧的硕士论文《敦煌变文心理动词研究》将《荀子》《列子》算一组和唐代的《敦煌变文》的心理动词进行比较，发现在变文心理动词总数增加的情况下，情感类动词的比例减少，由《荀子》《列子》的66.7%减少到变文的53.4%；同时，认知类心理动词显著增加，由23.4%增加到35.4%。这是理性思维发展的表现。估计现在认知类动词的比例会更大。

古汉语中的一些语义场包含许多没有客观依据的词语，如鬼怪神灵场、吉凶趋避场、占星、看相、方术、风水等场，现代受到科学的冲击，都大大缩小了。虽然最近20余年来有明显回潮，不过是秋后蚂蚱了。

现代汉语的科学词场猛增，逻辑学和其他至少70门学科的新词语达几十万。它们记载着人类的先进认识，给汉语带来了暴增的客观性。

但是，追求客观真实需要人类永远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许多反复出现，今天我们汉语里的假大空用语盛行就是明证。

二、思维的准确性清晰性决定词义的相应性质和句子的严密性

思维清楚则言语清楚，含糊其辞、游移不定的用语说明了思维的糊混。完全没有解释的词义最模糊，用经验解释了的词义清楚一些，而经过严密定义的词义最清楚，它们表示了理解的科学性，主要是各门科学的术语。例如“风”“雨”“阴”“晴”“云”“春”等词，汉语早就有，但过去很模糊，现在有了气象学上的定义，空前清晰，如“阴天”是中、低云总云量在8/10及以上、阳光很少或不能透过云层的天空状况。“大风”是8级风，平均风速为17.2-20.7m/s。然而，社会科学的术语很难达到清楚。当我们说“仁就是仁爱”的时候，我们没有错，却没有回答什么是仁爱，献媚于尊长是不是，袒护自己人是不是等。因此它是不清晰的。孔子没说清楚仁，今天，无论是新儒家还是当代尊孔读经派都没有对“仁”作出明确定义，词义还是模糊的。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词语、中医词语和其他各门学科的术语，意义都模糊，因为它们尚未越过经验性术语阶段，离科学性术语还有相当距离。[9]

汉语的概念和表达不大清楚严密，所以汉语的句子形式也就不严密，句子成分和虚词在使用中常可缺省。随着思维的清晰化，这种状况在不断改变。笔者调查了先秦、明清和现代三个时期的语料，主语、宾语、定语、状语、中心语、被动标志、系词、介词和大部分复句关联词的缺省都逐步减少，如主语缺省在三个时期的1039、1098、1163个句读中，先秦出现223个，明清159个，现代68个。系词缺省先秦84.9%；明清79%；现代0。有缺省的句读三个时期分别是37%；23.7%；8.5%。主语的定语量项和结构助词、动态助词等成长起来。汉语句子形式并不停留于一些人赞美的“意合”状态，渐趋严密。

三、思维的普遍性决定词义的概括性和词汇总量

新生儿眼中的世界是一片混沌，待孩子能初分物我之后，认识面才以身边事物为中心慢慢打开。到青少年时期，注意面拓宽了不少，但许多人终其一生不能有多宽的注意面，能学有一个专业就不错了，百科知识相当欠缺。狭隘是人类难以摆脱的认识障碍，人类进化和进步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扩大心胸的过程，此过程跟人类存在的时间一样长久。狭隘观念及其拓宽在词汇上的表现，略举几例。

先秦汉语的许多类名概括范围小，适应性很窄。如《论语》《孟子》的“仁义”不针对异端，《论语·为政》载孔子言：“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此害就可以终止)。“勇”不包括智慧方面的，而现代汉语却可以说“勇于探索”。

嫉妒，屈原《离骚》：“各兴心而嫉妒。”汉王逸注：“害贤曰嫉，害色为妒。”二字本有各自狭小的范围，后来合为一词通指妒才和妒色。

苍天，在《尔雅·释天》里仅指春天的天空，后来泛指天空。

旧时一些类名的注解所说的“似N”，后代常被视为N类成员。

晋郭璞注《尔雅·草部》“藄”：“即紫萁也，似蕨，可食。”今天紫萁科的植物通称蕨，其可吃的幼芽即蕨菜。

《尔雅·释虫》“茅蜩”晋郭璞注：“似蝉而小，青色。”清郝懿行义疏：“今此蝉尤小而好鸣于草稍也。”直解作蝉名。

明广东《正德琼台志·土产下》：“青桩，似鹭而大。”青桩今又作青庄，即苍鹭，归于鹭。

类名在形成过程中还有发展不齐现象。如晋崔豹《古今注·鱼虫》：“蟛蚏，小蟹也。生海边，食土。”《广韵·月韵》则说“似蟹而小”，又不视为蟹，今民间“蟹”的外延差别仍大。

词汇总量，反映人们在对万事万物的认识中形成了多少概念(包括十分狭隘模糊的准概念)，概括了多少关系，因为词语基本上都是切分概括出来的概念或关系的名称。

所以，心灵越开阔、认识到的世界越丰富，词汇量就越大。我们可以观察到同是大学毕业的人，其谈吐和写作所用的词汇量差别就很大，一般人基本限于日常生活词汇，少数却常用抽象清楚的百科词汇。英语的词汇量非常大，估计在一百万以上。[10]这很是得力于发达的百科知识。英国出版了牛津英语百科词典系列，其中《牛津哲学词典》收词2500条，《牛津动物学词典》收词5000余条，《牛津英语词源词典》收词1.7万余条，该系列各门类总共近百种(百度)，词汇量之大可想而知。号称“权威性仅次于上帝”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提纲挈领地收了12万词条，[11]其2012年的DVD版有46%的内容在最近3年中得到更新。[12]而中国传统的术语很少，科学术语几乎都是现代从外国引进的。

欠发达民族的语言，具体琐碎的词非常多，但严重缺乏概括度较大的词语。例如印第安克拉马特语中，有8种用语表现捕捉，12种表现分开，14种表现洗涤。在北美休伦人的语言中，表示吃的动词是随着所提到的食物的数量而改变的；看见一个人和看见一块石头，要用不同的“看见”。在阿比朋语中，表示受伤，得看是人或动物的牙齿咬伤，还是小刀割伤，剑刺伤或者箭射伤而用不同的词，即普遍的“吃”、“看见”、 “受伤”还没有形成。在火地岛耶更人的语言中，动词有一万个，用前缀和后缀来表示不同的“到”：到北方、南方、东方、西方、上面、下面、外面、里面等等，而使动词数量大大增加。“我们认为根本不足道的那些细节却成为动词间细微差别的根据。”[13]在土家族语言中，有风、雷、雨这样的小类名，但是没有天气、天文、气候等大类名。[14]汉人十分喜欢玉石，汉代《说文》里有玉名52个。《尔雅》里，道路分为一达到九达，各有自己的名字。花的名称有华、英、荣、荂等7个，细分为木花、草花、荣而实者、荣而不实者、初生者等。果实有实、果、蓏(在木曰果，在草曰蓏，见《说文》)等，很细。但是所有这些名称的分别都不严格，在所解释范围内也不周遍。那时，“华”已有成为花的总名的倾向，果实的总名还没谱，中国传统未分清果实和种子。另一方面，欠发达的语言在沉陷于感性细分的同时，十分缺乏理性细分的类名，如生物学上的属名种名及其亚类、物理学上表示声光电的细致精微的名称等。

所以，欠发达的语言虽然有令考察者意想不到的词汇量，但是流于感性的琐细分类，认识范围又狭窄，即使是经验性的百科术语也少见，更没有科学性术语，真正的大词汇量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算一下，假如上述耶更语“一万动词”是大体完全的统计(没有语言的词汇量统计是完全的)，我们姑且拿上古汉语作参照。笔者统计《论语》和《楚辞》平均动词比例是32.2%。如果耶更语的动词也占这个比例，那么耶更语的总词汇约有3万。一门语言只有3万词左右，词汇非常贫乏。对比之，《汉语大词典》收词约37万条，《牛津英语词典》收词60余万条。文字的发明和文化的发展对词汇量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它们都以思维发展为根本。在近3000年的演化中，汉语词汇逐渐淘汰缺乏意义的概括，选育和新增逻辑概括的语词。[15]词义是有质量的，质量会提高的，各门语言应该都遵循这个规律。

四、凭借思想传播的语言传播是最有力的

思维的成果是思想。不同语言之间语词的传播渗透，最重要的因素是思想因素。

刘正埮等的《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取音译词、借形词和少许带汉语属语素的词，据史有为先生统计，共6822条(异体词不计)。其最大一宗是来自英语的，3426条。其次是来自日本用汉字翻译的西语词即借形词858个，二者合起来占总数的62.8%，它们主要是近现代引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词汇。至于汉语自己意译的西语词汇，不算作外来词的就更多了。

第三位是从梵语借入的词780条，它们主要来自对佛教文献的翻译。

俄语第四位，401个词，大多是科技词汇和马列主义词汇。俄语和汉语素来很少接触，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突然有一段蜜月期。

蒙古人统治中国100年，满人统治中国300年，蒙语和满语外来词分别为400和128个。[16]

上面的数字说明，不管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科学技术词汇的传播能力是最强的，它们是高效的认识成果，反过来又是高效的认识工具。连只想改善物质生活、抵御平等自由的国家也得部分地引进。梵语和俄语词汇的渗透，除了科技外也主要得力于佛教和马列主义，这些词汇都是思想或观念的载体。只是有些观念引起的词汇渗透，不一定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大量引进科技词汇不仅中国如此，发展中国家无不如此。

放开眼看，传播力最强的语言也都依靠思想的力量。古希腊被罗马武力征服，罗马人虽然有先进的法学文明，却在哲学、科学和艺术方面逊于希腊，他们吸收了无与伦比的希腊文明，当然包括承载概念的语词。他们还请希腊奴隶作孩子的家庭教师。“在罗马鼎盛时期，希腊语言始终作为主要用语在这个地区使用。”[17]许多希腊词语进入了罗马人的拉丁语，并且传播出去，成为现代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欧语言中的语词。英语也直接从古希腊语借了不少词，其中绝大部分是科技专门术语。[18]除了古希腊语以外，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以精确著名，它同化了几种亲属语言，是对欧美近现代科学、哲学和宗教影响最深远的语言。拉丁语作为口语消亡之后，作为欧洲社会的书面共同语继续使用了1000年左右。现代的医学、生物学论著还广泛使用拉丁语，如全世界动植物的学名都要用拉丁文来定。现代英语中有50～80%的单词来自拉丁语，越是学术性的文献，其拉丁语成分越高。[19]

人们常强调语言的传播优势来自讲该种语言的民族的政治经济地位高，国力强大，这是因为当代我们看到的语言传播优势来自这些国家。思想观念发达的国家终究会比认识贫乏的国家强大，而到底是什么在语言传播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人们容易知觉到较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难以知觉到抽象的理论和概念。然而，从上述事实中我们看到，语言传播的优势如何借重于思想的传播。缺少认识成果而由土特产和特殊民族文化支撑的词汇渗透，哪怕作为征服语言，渗透力量远不是想象的那么大。

语言和思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一种语言现象常同时受制于不同的思维品质。例如，被动标志使用的周遍性，既反映了思维的客观性，又反映了思维的清晰性和普遍性。总而言之，思维决定了词义的质量、词汇的构成、语义场的消长、词汇量和句法的完整严密，思想又是语言传播的主要推动力。

参考文献：

[1]康德.康德文集[M].刘克苏，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511.

[2]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2.

[3]王义炯，周满章.动物的语言[M].郑州：河南科技出版社，1983.

[4]蜜蜂舞蹈[EB/OL].(2012-11-15).http://zh.wikipedia.org.

[5]李海霞.汉语“可能”“必然”意义表达的发展[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82-86.

[6]李海霞.《论》《孟》《老》《庄》的程度副词及其与明清的比较[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42-45.

[7]李海霞.《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的全称和特称量限表达[J].重庆社会科学，2006(10)：57-60.

[8]李海霞.汉语句子形式的演进趋势及其发展规律[J].重庆社会科学，2010(12)：96-103.

[9]李海霞.术语——词汇中爆炸的新星[G]//汉语语言学探索.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0]张韵斐.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8-9.

[11]彭子媚.244岁权威工具书《不列颠百科全书》告别纸质[N/OL].(2012-03-14).http://www.jingme.net/content/2012-03/14/content_6556979.htm.

[12]不列颠百科全书[EB/OL].(2012-10-21).http://zh.wikipedia.org.

[13]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9-150.

[14]罗姝芳.濒危语言：族群特征最后的载体[J].湘南城市学院学报，2009(1)：79-83.

[15]李海霞.从分类概括看词汇的发展[J].南京社会科学，2002(4)：87-91.

[16]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85-189.

[17]纳撒尼尔·哈里斯.古罗马生活[M].卢佩媛，等，译.太原：希望出版社，2007：52.

[18]希腊语对英语的影响[J/OL].(2012-10-31).http://ishare.iask.sina.com.cn.

[19]拉丁语[EB/OL].(2012-10-31).http://zh.wikipedia.org.

[责任编辑于湘]

Decisive effect of thinking on languageby LI Hai-xiaP.39

Thinking and language influence each other, but not language determines thought. As the source of generalization, segmentation and expression, thinking has a decisive role on language. The objectivity of thinking determines the authenticity of language. The accuracy and clarity of thinking determines the nature of words meaning and the rigor of sentences. The universality of thinking determines the universal meaning and the total quantity of words. Thinking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read of language, other than politics, economy, and military. Chinese two thous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modern words input, as well as the similar situation in western language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facts have proved the decisive role of thinking.

Key words：thinking and language; thinking determines language; generalization and segmentation; quality of word meaning; spread of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