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视阈下的词典语篇研究

赵 丹，方玲玲

一、引 言

语言学研究在20世纪中期以前基本上都是在语言本体主义的藩篱中进行的，即认为语言是一个由语音、词汇和句法构成的封闭自足的符号系统，语言系统只受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与其使用的环境和使用者无关，因而是一个静态系统。这种理论影响了词典学研究，直接导致了词典本体论的产生，使词典学研究基本停留在词典本体上。词典本体论主张从词典本身的封闭系统出发，再回归词典本身，认为词典只是供人们检索查阅的参考工具，因而将词典使用的语境、词典编纂者、词典使用者以及词典和社会价值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排斥在其研究范围之外。词典本体论忽略了其所依赖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和语言使用者。功能语言学、语篇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出现和兴起为语言学的子学科词典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使词典学研究得以从语言本体论研究范式的窠臼中脱离出来，把其研究范围扩展到一直影响着词典编纂的语言交际语境、文化范畴、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本文结合实例分析，发现社会价值不仅对词典形式有影响，还对词典内容产生作用，将重点讨论社会价值在词典释义作为语篇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还涉及社会价值对词典例证选取、词条选取、释义内容和例证内容的制约。

二、社会价值和词典释义的语篇类型特征

词典作为重要的文化客体，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有些规则影响词典释义和例证的方式和语体。词典释义语体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已发展成为全新的语篇类型。词典释义语篇类型主要有两个特征:释义语篇的独特性和释义用语的复杂性。

(一)释义语篇的历时演变

从任何一部当代词典中，都能清晰看出词典释义语篇类型特征。但词典释义的语篇类型并不是自始至终就是如此。纵观几个世纪的词典编纂史，词典释义语体经历了从非正式到正式又部分回到非正式的变化历程。在17世纪，词典里包含很多非正式的、散漫的描述和解释，还有一些完整的句子。在这些句子中，有很多明显的纯元语言元素。但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极少数词典仍然保持着这种比较话语形式的语体。Hanks 指出，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哲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使词典非正式的语体不再流行，词典中词条释义语体的正式化开始于18世纪早期。［1］119

词条释义的部分正式化是依据替代性原则。替代性原则认为:如果一种表达可以代替另一种表达而不改变其语义的话，那么这两种表达就属于同义。不管释义措辞如何笨拙，只要能为词目词表述出在任何语境下都能被代替的释义，词典编纂者就算完成了释义的任务。Hanks 进一步解释了19世纪替代性原则的两个补充原则:(1)简化论，这一原则意味着分析者必须分离和描述最小的单元;(2)充分必要原则，它要求释义用语应该正确地界定被释义词所指代的所有和仅有的客体和事件。［1］119—120词典编纂者在遵循这些规则的同时尽力保持释义的正确性导致了词典中日益增多的回旋式释义方式。这一释义风格在今天的词典释义中仍占主导地位。

在现代词典释义中，整句释义很少，纯元语言元素也通常被抑制。按照词典编纂的惯例，编纂者应避免明确地陈述“To furnish is…”或“Case means…”。现代的词典都是电报式的释义方式，用户看到上述这些文学语体式的释义方式会感到很吃惊。另外一种能代表词典释义语篇类型风格的是缩写(比如usu． 或esp．)和其他类似的用语(如clearly，just，almost 或be likely to)，这些词语被称为模糊限制语。这些释义用词帮助词典编纂者遵循充分必要原则。除了用模糊限制语之外，为了节省空间等原因使用括号也成了词典编纂的惯用做法。还有一种让词典释义语篇更加偏离其他语篇的做法就是省略主语和宾语。这些是现代词典编纂中很典型的范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脱离语境确定词汇释义。这种做法过度强调词典惯例，目的是为了编制出可以替换的、完整的和准确的释义，结果会导致释义太长，不能被真正广泛地接受。但是，有些释义几乎满足了所有可接受的标准。现在词典语篇的释义语体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人们认为接近于不能理解而符合词典惯例的释义比易于理解而语体不太正式的释义更容易被接受。

正像Frawley 指出的那样，一个语篇的可接受性不是其信息量的直接结果。读起来像散文语篇的词典释义可能信息量丰富，但从可接受性角度来看，却被认为是不合理。［2］233然而，词典释义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提供信息。在过去几十年，词典学者为改变传统的释义方式做了很多尝试。

非本族语的英语学习者对学习型词典需求的不断增加推动了词典语篇释义方式的变革。在释义方面，柯林斯Cobuild 英语词典是改革力度最大的，它使用了和普通的英语文体很相似的方法。这种释义语体不太正式，词条里面含有段落，而段落里是语法完整的句子。释义里包含被释义词，这种释义读起来更像典型的句子。这部词典几乎不使用抽象的元语言。典型的主语和宾语放在它们在语句中正常出现的地方。这部词典的编纂原则使所有的释义读起来都应该像自然的语句。Hanks 认为，这种简单的释义体系取代原来词典编纂的惯例，本意是增加释义的精确度，但实际上为普通用户尤其是非本族语的英语学习者制造了理解的难度。［1］116—117而非本族语的英语学习者却是柯林斯Cobuild 的主要用户群。

尽管对学习者来讲，不正式的释义语篇风格可以被接受，但这种趋势还没有波及单语词典。或许这些词典的使用者不愿意改变他们对词典的期望。Varantola 发现部分学习型词典的释义语体只惠顾和屈尊更熟练的用户群。［3］255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一些用户不想花时间读更长、更像文学语篇的释义，即使这些释义更容易理解。有学者支持把词典的词条看做语篇而提高它们的可读性。同时他们也认为，这种变化对部分读者来说太大了。有些人认为语言和词典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应该被保存的文化财富，因此他们最抵制释义语篇风格的改变。

(二)释义用语的复杂性

复杂的释义元语言对非本族语的学习者来说的确是查阅的一个主要障碍。有研究(如McCreary)表明即使是本族语的英语学习者也经常遇到释义中措辞复杂的问题。［4］181—205词典释义的忠实度相对减少了它们所包含的未知信息量。在词条的释义中，用户不理解的词汇越多，从释义中得到的信息就越少。然而，词典释义经常违反释义用词应该比被释义词更简单更常用这一词典编纂者的经验法则，虽然有时是出于需要，像解释那些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有时纯粹是由于词典编纂者的价值观所导致。

当然，现代的词典释义有向稍微简单的释义元语言变化的趋势。例如，在《韦氏大学词典》十一版中，glass 的释义中包含的科技术语要少于《韦氏大学词典》九版，《韦氏大学词典》九版中既长又无标点符号的释义在《韦氏大学词典》十一版中被分解成了更小更容易理解的单元。在有些词典中，词典编纂者避免使用复杂的类属词。一些学习型词典甚至对释义用词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比如《朗文》最先根据词汇控制理论规定只能用限定的2 000 个词汇和语素来释义所有的词条，后来《牛津》将释义控制词汇扩大到3 000 词，其他英语学习词典也都采用2 000 词，2 500 词或3 000 词作为释义用词。［5］120—128还有一些词典为帮助非本族语的学习者理解词条的含义，则使用学习者的母语来释义词目词，如《双解词典》。很少词典使用双解这种方式证明这一做法的可接受性并不强。甚至限定释义用词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词典的传统主义者似乎认为限定释义用词就像是“亵渎圣物”一样，它很少被英语学习型词典以外的其他词典使用。

词典似乎越与外界隔绝，就越受到敬畏。词典对用户来说越神秘，用户就越把它尊崇为文化客体。词典用户把词典的复杂性和神秘性看成是词典丰富多彩的一部分。例如，尽管法国的罗伯特(Robert)词典经常使用复杂的语言，它却是最成功的法语词典之一。同样，尽管牛津英语词典的释义用语复杂，但它可能是所有英语词典中最受尊崇的。究其原因，统治阶级的社会价值观是导致词典措辞复杂的原因之一。

三、社会价值对词典内容的制约

社会价值对词典内容的制约比对词典形式的影响还要显著。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选取词条、选取例证、释义内容和例证内容等方面。

(一)社会价值对词条选取的制约性

一部词典要想被社会所接受，词典编纂者和编辑者必须迎合社会。毋庸置疑，编纂者和编辑者就会在词条的选择上烙上他们自己的烙印。被审查的词条通常是那些被认为是“禁忌”的、侮辱性的以及其他的借词和新词。譬如，在禁忌语中，以有关“性”的语言最为突出，很多关于“性”的术语在词典中略去。随着社会的发展，词典编纂者又被迫适应逐渐性开放的社会，但是最有争议的性话题一直在词典中被忽略。《韦氏大学词典》十版在1993年的版本中没有收录yeast infection 这个词条。受大众媒体的影响，它逐渐进入了词典可接受的范围领域。在这一术语诞生30年后，《韦氏大学词典》十版的修订版把它收录了进去。在普通词典中收录禁忌语的原则更自由一些。［6］127但是，对某些话题而言，词典远滞后于大众媒体。［7］201

此外，Gay marriage 或same－sex marriage 是当今大众媒体讨论的一个很热的话题，但《韦氏大学词典》十一版最新版本的编纂者却对此很有争议，结果两个词条都没有收录在这个版本里。更令人吃惊的是，《韦氏大学词典》十一版没有收录child abuse 这一词条。尽管词典不可能收录所有的复合词，但是如果一部词典收录了green peach aphid 这样的复合词，那也就应该收录child abuse，因为child abuse 远比green peach aphid 更常见。

除了禁忌语之外，词典编者也必须考虑是否收录一些污蔑性的语词，不管这个语词是污蔑一个国家还是诋毁一个种族(如Newfie，nigger);是贬低一种职业(如cop，pig)还是侮辱一种性别(如skank，skirt)，等等。其中争议性最大的就是种族歧视。当今社会认为种族歧视比性禁忌语更令人难以接受。［8］111在词典中有关种族歧视的词语和在文化中一样变得越来越禁忌。［7］201同样的原因，纯语言论者反对词典中包含借词、新词以及各种语言变体。但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当代词典开始重视语言变体，就英语而言，英国英语应予尊重，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异体英语也应予尊重，因而词条收录越来越国际化。［9］61

(二)社会价值造成例证选取的局限性

社会价值同样也影响到词典的例证。词典编纂者和用户都期望词典里的词条例证选自经典名著。编纂者自编的例证和非经典名著的例句在形式上都被编纂者认为不够精细复杂。经典作家的语言被看做是词典应该拥护的语言。

例证选取的局限有时会引起选取的例证过时，还会造成好的语料不能选进词典。所以，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编纂者冲破这一藩篱而率先从语料库中选取例证。语料库中既包含很多文学语料，也有很多非文学语料。非文学语料的大型电子语料库在英语中率先被广泛接受证明了其先进的研究手段。不过，英语词典中例证相对较少，因此传统的社会价值在例证方面强加的影响也比较有限。

传统的社会价值控制词典形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词典编纂中的互文性。一部词典在“词典编纂”的离散空间里是一个互文文本。在一部自治的词典里没有这种互文性。因为词典编纂是一个话语实践，所以每一部词典和其他词典之间都有联系。当然，在一部美国俚语词典和一部汉语字典之间很难看到这种联系。但就某一种语言的单语词典而言，它肯定和这种语言的其他词典有关联。当编纂者考虑到从其他词典中获取例证或部分词典释义时，这种关系就变得尤其明显。正像代代相传的基因一样，社会价值永恒存在于词典之间的互文关系中。从其他词典中借用这一做法不仅保持了由传统社会价值观支配的词典形式，而且保持了社会规范在词典内容上的制约。在词典内容上，社会规范认为可以接受的内容才可以被接受。

(三)社会价值对释义内容的影响

在词典释义内容上，社会价值会使释义内容带上意识形态的色彩。作为一种语言产品，词典自身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所收录语词的意义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体现的是公众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表征与顺应。［10］189在词目词选取上，被社会价值影响到的词大多和性有关。当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的术语出现在词典中时，社会价值也会影响到这些词的释义方式，但编写者并不一定是出于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而编写出这样有偏见的释义，因为大多时候词典编纂者并没有意识到社会价值对他们的词典释义的影响。同样的偏见也经常存在于用来描述政治概念的释义用词中。在释义某些概念时，词典编者不能逃脱文化陈规和社会限制，因为他们是自身所生存的偏见社会的牺牲品，需要有意无意地屈服于自己所在社会的禁忌、种种限制和模式。有些政治概念释义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意识形态的转变。

像所有语篇一样，词典的词条不能逃脱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然而，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包括我们的词典。在政治立场正确的词典里，性别歧视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释义是不能被接受的。女词典学家数量的增加，以及女性和少数民族群体所写的著作越来越多，促进了词典政治立场的正确性。由于词典学者主要依赖书面文字作为他们工作的语料来源，结果是超越现状的社会价值观就反映在词典的释义和例证中。

(四)社会价值对例证内容的影响

例证是词典中最能描述和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研究一部古老词典的例证可以揭示出词典出版时日和当今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性别歧视问题是现代社会中比较敏感的问题，有关性别歧视的例证在过去的词典中较为常见，甚至在当今的词典中也时有出现。在男权文化价值观中，男女两性的个性气质、社会角色划分均包括二元对立的定义和描述。个性方面，男子是积极进取、智慧、力量和功效，而女子是顺从、无知、贞操和无能;社会角色方面，男性之责是人类成就、兴趣、抱负，而女性之责是料理家务、照管婴儿。因此，男人的社会地位高，而女人的社会地位卑微。［11］35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根深蒂固。基于社会意义上二元对立与男尊女卑的文化根性，男性与女性之间充满了复杂的张力关系。作为文化客体的词典，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性别歧视的烙印，体现了男性将女性物化的思维方式与实际行为。［12］79例如:

He had had his girls，and his familiar places where there were lights and delightful songs，and dancing betimes．(《新时代英汉大词典》2004:1078)

He wishes he could leave Bessie helpless and yielding before him．(《新时代英汉大词典》2004:2733)

Elisabeth Campbell 在双语词典中也发现了很多微妙又似乎无意识的性别歧视。［3］63如果这样的例句不是出自名家名篇，有可能编者故意选取这样的例证来维护他们的性别歧视观念。因为，词典有权力传播不良的社会价值观，也有权力维护令人不悦的传统。社会价值观的确影响词典的编纂，但是词典也影响着社会价值观。词典编者通过词典影响大众的社会认知，进而影响大众的社会行为，这些大众行为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14］30我们很多人读书写作的时候都有经常查阅词典的习惯，这种习惯清楚地表明了词典的地位。在西方国家，词典几乎和圣经一样权威，甚至被赋予了摩西神杖般的神秘力量。在儿童词典中尤为如此。儿童词典可能是所有词典中最有权力的词典，不仅是因为它们的用户偏见较少，而且因为儿童阅读释义比成年人更认真。儿童词典因此能够帮助促成积极的社会变革。但是它们也有权力对儿童的思想产生负面的影响。

四、结束语

词典本身负载了特定的社会理念和权势关系，反映了词典编纂者对当时社会的认知和理解，它们都以心智模型的形式存在于编纂者的大脑中，并最终决定了词典的形式和内容，即社会价值通过影响词典编纂者的社会认知，从而影响了词典的内容和形式。正是上述讨论中词典的权威赋予词典以权力。通过认可一种社会价值对另一种社会价值的影响，词典给这些价值以稳定性和权威性。而且通过代表更进步的社会价值，词典能够帮助促进社会价值观的变化。［15，16］词典的存在见证了它们是反映社会价值、传播社会理念和维护社会意识形态的经典例证。作为社会价值的产品和保护者和意识形态的载体，对其的研究应该越来越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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