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报刊作为西学东渐传播媒介的优劣势分析

姚彦琳

教会报刊作为西学东渐传播媒介的优劣势分析

姚彦琳

信息是不能脱离媒介而独立存在的，教会报刊既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是其主要传播媒介。一方面，以报刊作为传播媒介比单纯的口头传播更容易被受众接受，尤其是中文报刊还能最大限度减少因中西方语言不通带来的不便。另一方面，19世纪的中国并不具备报刊传播的良好环境，来自印刷技术、发行渠道、交通工具以及读者群等方面的限制，也使得教会报刊不可能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教会报刊；传播媒介；优劣势

[作 者]姚彦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于传播媒介的研究，在传播学领域已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观点，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务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1]传教士来华后所要面对的是异域的传播环境，媒介的选择是传播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报刊有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优势，但也在传播过程中显现出无法逾越客观条件的劣势。

一、报刊在晚清传播媒介中的优势地位

“人类的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中进行的。”[2]清政府所设的种种政策上的限制，如“禁教政策”“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当时社会的闭塞、社会成员开放意识的欠缺、中西文化的差异等因素都极大地限制了传教士的活动空间。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没有任何强制性，受众对传播内容是否感兴趣是传播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反之必然会增加传播活动的困难性。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序幕。毫无疑问，传教士来华的根本使命是传播宗教，在布道使命的驱使下，他们选择“文字布道”这一传教策略来赢得中国人民的好感和信任，并以此来打破隔阂、拉近距离。宗教学家王治心曾这样评价“文字布道”：“文字事业……为宣扬福音的重要工具，比之其他传道法门尤为需要，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或一册有价值的书籍，甚至一首短短的诗歌，一张小小的图画，都没有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可以流传到世界以垂不朽，取得多数人的阅读或感动，其范围之大，影响之大，试问有那一项工作可以和它比拟呢？”[3]在英国，借助报刊传播宗教已有较长的历史，早在马礼逊和米怜来华期间，传教士就已意识到印刷媒介的优势。时至1877年，传教士群体对是否利用报刊这一媒介依然保持一致意见，一位传教士在会上说：“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利用三种媒介去传播真理，启迪不信教的人们。布道坛、课堂、报刊就是这三种媒介，在世界上还难以找到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需要这三种媒介。”[4]

首先，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中西语言的不通成为他们首先要面临的障碍。中国不仅方言复杂，口头语也较多。口头传播对外来传播者自身素质要求较高，传播者语言表述是否精准、受众个体在理解分析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到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进行口头传播还有可能面临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如交通不便、受众分布不均匀等都会影响传播活动的进行。此外，清政府的政策限制与国人的不合作态度，也会使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困难重重，多方面地限制着传教活动的客观效果。

尽管中国方言甚多，文字却相对统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大都遵循着言文不一致的约定，使得文化能用相对统一规范的文字记载下来并延续至今，最大限度地削减了因为各地方言所造成的交流障碍。报刊媒介具有很强的流通性和可传阅功能，借助这一媒介可使传播内容得到最大限度地推广与扩散。1897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伦敦演讲时曾这样介绍报刊媒介的优点：“第一，印刷的书刊比口头的讲道对中国士大夫更合适，在公开场合对基督教持有敌意的士大夫们，在私人家庭生活中可能因着文字的工作被带到主前；第二，藉文字来宣传基督教，较不会引起暴动；第三，文字工作比其他方法较能直接地接触更多的人，也接触得更快、更有效。”[5]

传播学认为，参与传播活动的双方是否“掌握相同的符号体系”[2]是传播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效果的一个必备条件。文字无疑是交流活动中最常见的传播符号，尤其在中国，“通晓英文者甚少”，若仅局限于英文报刊，势必会限制受众的范围，从而使传播效果打折。因此，创办中文报刊成为传教士获取良好传播效果的重要途径。从1815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教会报刊大多数都采用了中文的形式。

二、受制于客观条件的近代传播媒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报纸的国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报纸诞生于中国，产生于上古不可记忆之时代。”[6]但这并不能代表中国报刊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对于教会报刊而已，晚清社会（至少在甲午战争前）也并没有供其正常生长的土壤。

第一，相对简陋的印刷技术。在保障传播活动顺利进行的诸多因素中，设备与技术的支持占据重要位置，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又直接影响着该国传播技术的发展状况。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文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手段，变成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7]然而到了清代，曾经引为自豪的造纸术、印刷术早已与欧洲先进的传播技术相去甚远。

鸦片战争前，中国出版物使用的雕版印刷缺点愈发明显，《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即采用了雕版印刷。但他们很快发现：“使用雕版进行大规模印刷时，字符表面就会磨损，并相当程度地丧失字迹清晰度”，“印刷工人如果非常笨拙或粗心，则最初印的1000份就会出现墨点，而且雕版也无法使用很长时间。”[8]1838年10月在广州创刊的《各国消息》成为改进方法后的第一份石印报刊，虽然在技术层面较雕版印刷已有进步，但在印刷的数量、质量及速度方面仍相对落后。1853年创刊的《遐迩贯珍》是中国境内第一份铅印报刊，铅字活版印刷不仅美观、耐用，增减字更方便，而且成本也相对低廉。只是当时的技术与设备都不够完善，据戈公振先生所记：“咸同间，始多铅印，但印机甚陋，每小时只印一二百小纸。”[9]从而决定了教会报刊不可能有太大的印刷量。

第二，发行渠道、交通工具的限制。传播活动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一个民族传播现状的优劣往往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呈现出正相关的特征。19世纪的中国依然停留在以人力和快马来进行远距离信息传输的时代，而西方国家却已将无线电、有线电纳入远距离通信技术中。在一些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教会报刊难以建立广泛的发行渠道，更难以保持通畅，从而限制了教会报刊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对此，熊月之先生曾这样描述：道、咸年间“传播渠道未畅，因传播条件限制，没有火车，缺少轮船，缺乏现代通讯设备，西学传播速度和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离通商口岸一百华里（步行一日可及）以外的地方，便很难接受到西学的讯息。”[10]而且时效性较差，一些新闻类的报道往往要数日之后才可见报。更有甚者，连报刊消息来源也因信息渠道不畅而无从核对真伪。1883年6月，《申报》报道黑旗军在越南战场获胜的消息时还要特意交代：“此信不知自何而来，官场中亦多有传述。是真是伪，万里关河无从探悉，亦以符合有闻必录之例云尔。”①《申报》1883年6月10日。

第三，缺少稳定的读者群。虽然办报是比口头传教更加有效可行的手段，但通过文字来传播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读者的范围。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士大夫们也长期埋头于四书五经，寄希望于“十年寒窗，一招高招”的人生轨迹，并没有阅读报纸的习惯。对广大民众而言，读书识字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清初浙江士绅唐彪于1708年撰文说：乡村民众“能读者十人中无一人，能写者数十人中无一人”，诚如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米怜所言：时间过去100多年后，“事实依然如此”[8]。此外，为控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清代前中期，政府也秉承了历代专制王朝的做法，对民间舆论和传播媒介奉行禁止、限制的政策。这使得民众几乎断绝了和传统报刊的联系，自然也会对教会报刊产生极大的陌生感与冷漠感。尽管传教士费尽心机，尽可能广泛地散发教会报刊，努力地吸引中国读者，但晚清时期真正乐于读报的中国人本来就数量有限，订阅教会报刊者更是少之又少。

基于上述诸方面的制约，教会报刊创办初期的发行量是很有限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前三年，大约每期印刷500本，通过朋友、通信往来者、旅行者、船只等等带到东印度群岛的中国人聚居地，以及暹罗、交趾支那和中国的部分地区分发”，“而且是免费发放的”[8]。《遐迩贯珍》每期印数能达到3000份，完全是因为有马礼逊教育协会在资金上予以支持。《六合丛谈》由于经费方面的原因仅出版15期就停刊了。

尽管教会报刊有着诸多不可避免的劣势，但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其所承载的宗教与西学内容都是最为丰富的，已将报刊这一媒介的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基本完成了利用报刊“科学辅教”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对于19世纪的中国社会，教会报刊不仅带给中国人先进的西学知识，更把一种先进的传播媒介传入中国，这也是大众传播所具有的特殊魅力。[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西学东渐的文化传播学研究：以传播载体为中心的考察（批准号：09BZS028）”的中期成果；安徽师范大学2015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项目“晚清教会报刊的传播学研究”（立项编号：2015cxsj065zd）]

[1]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段京肃.传播学基础理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王治心.对于基督教文字事业的一点意见[J].金陵神学杂志，1948（2）.

[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6]林治平.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M].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84.

[7]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5.

[10]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