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务实 勇攀高峰
——徐吉军学术述评

2015-03-20 15:59杨清华
文化学刊 2015年7期
关键词:文化史通史文化

杨清华

(杭州出版社,浙江 杭州 310014)

求真务实 勇攀高峰
——徐吉军学术述评

杨清华

(杭州出版社,浙江 杭州 310014)

徐吉军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和编辑工作三十余年来,一直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文化史,特别是宋代文化史、中国都城史和中国风俗史的研究上,硕果累累,可以说是“著作等身”。

学术成就;中国文化史;宋史;丧葬史

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勇攀高峰,是浙东史学的传统,也是今天浙江大学校训的精神。1961年4月生于浙东宁海的徐吉军先生在1983年毕业时就一直记得恩师、杭州大学历史系(现属浙江大学)教授徐规、倪士毅等先生给他的临别赠言,其中著名宋史学家徐规教授的题言是:“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倪士毅教授的题言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30多年来,徐吉军先生在从事学术研究和编辑工作中,不忘恩师们的鼓励,一直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他在中国文化史,特别是宋代文化史、中国都城史的研究上,硕果累累,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现今的他担任《浙江学刊》杂志社总编辑,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理工大学浙江丝绸(服饰)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浙江省社科重点基地)副主任,浙江省社科重点基地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省城市治理中心首席专家。他还担任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为第二批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

笔者现就徐吉军先生30多年的学术研究,作一简单的评述。

一、中国文化史研究

中国文化史研究是徐吉军先生30多年学术生涯最为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其代表作便是与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先生一起合作主编的《长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两部大型学术著作。

《长江文化史》一书的编纂始于1993年,由徐吉军先生策划,得到了李学勤先生的赞许。当时国内一批在此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积极参与该书的编纂工作,如吴汝祚、张正明、林剑民、朱士光、倪士毅、陈学文、林永匡、陈振江等12位专家教授分头执笔。1995年12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按编年史体例,共分10章69节,共1362页,98万字,插有彩色图版17幅、黑白图版4幅、线条图109幅、地图6幅,箭头发展关系图2幅,统计表31个,合计169个。第1章,史前长江文化的孕育;第2章,夏商周三代的长江文化;第3章,秦汉长江文化的发展;第4章,南北对峙与文化交融;第5章,隋唐长江文化的勃兴;第6章,五代中国南北文化地位的逆转;第7章,宋元长江文化的成熟;第8章,明代长江文化的繁荣;第9章,清代长江文化的鼎盛;第10章,率先走向世界的长江文化。这部开创性、学术性的著作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成功之作,它把研究的视角确定在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地区,凸显了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与成就,“通过历代的长江流域文化史的探索,展示出这一大区域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1]纠正了以往中国文化“根植于黄河中下游,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而南方在文化上落后于北方,长期处于被开发态势”这种一元传播论的成说,其研究成果有力地说明了“中华文化是多元、多根系的,长江地区早在史前时代就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亦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摇篮”。正是该书选题新颖、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立论精当、文字清新,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普遍认为它是近年文化史研究的成功之作,填补了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较强的可读性。[2]著名的文史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研究馆员梁白泉先生赞道:“从撰写到出书,前后仅有两年,真是合乎时代呼唤的高效率和高速度。我们非常感谢作者、编者和出版家,向社会贡献出这样一部空前的学术专著。”[3]1996年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1997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与《现代汉语词典》《邓小平文选》等书一起被网民评选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具影响的三百本书”。

大型学术著作《黄河文化史》,是国家“十五”重点图书,是徐吉军先生策划、并与李学勤先生合作主编的第二部大型的区域文化史著作。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全书工程浩大,总计170余万字,分上、中、下3卷。参与编写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高广仁研究员及该所吴汝祚研究员、邵望平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成员、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长邹逸麟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孙淼教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李绍连、马世之研究员,陕西省文物局陈全方研究员,西北大学历史系黄留珠教授,河南大学先秦文化研究中心李玉洁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周天游教授,中国古都学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朱士光教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杨倩描研究员,兰州大学历史系李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锡厚研究员,郑州大学历史系张民服教授,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罗澍伟研究员等36位作者,包括了考古学、文化学、历史学界的老一辈学者和中青年学者。其学术水平,有的早已卓然成家,有的是各自领域的学术中坚,因此,这既是一部集中了当前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迄今为止在这一学术领域中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本书学术体系完整,逻辑结构严谨。它采用大文化的概念,从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各个层面,上起远古、下迄近代,以时代为序,将黄河文化史分成史前、夏商周、东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辽夏金元、明清、近代等12个时期,从发展历程、主要成就、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三个方面,对黄河流域这一大区域文化进行了系统论述,全方位、多层次探索了五千年来黄河文化的孕育、发生、发展、繁荣、鼎盛及转移的历史过程,揭示了不同时期黄河文化的发展面貌和黄河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独特地位,是一部集大成的区域文化史。该书在揭示黄河文化的发展历程时,既叙述了不同时期黄河文化的融合、重塑、构造等一般发展历程,又阐述了不同时期黄河文化的特征及突出的影响等,特别是作者揭示了黄河文化自身的发展也是一个“多源一体”的历史过程,这成为本书一个亮点。在阐述黄河文化的主要成就时,该书没有局限于狭义的精神文化,而是从一种宏阔的角度,不仅叙述了属于精神领域的文学艺术、经史哲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而且叙述了属于物质领域的农牧业生产、手工业水平的提高以及商业、交通和城市的繁荣等,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再一次证实了黄河文化在中华文化组成中的绝对优势。在文化交流方面,作者不拘泥于传统的一些看法,在厘清黄河文化对外交流总体线索的基础上,丰富了其对外文化交流的具体内容,系统展示了黄河文化的开放性,突出了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发展个性。[4]

二是在专题史研究方面,徐吉军先生也策划、并参与主编了《中国饮食史》《中国藏书通史》《中国风俗通史》《中国服饰通史》《中国妇女通史》5部大型学术著作。

中国饮食作为中国文化一因子,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内容宏富,文化内涵极其丰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饮食史的探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然而,与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极不协调及相称的是,2000年前国内尚无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饮食史的专门著作,有鉴于此,徐吉军先生策划了我国第一部饮食文化通史类的著作《中国饮食史》,并担任副主编。该书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院校二十余位长期从事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在饮食史方面颇有建树的知名学者数年通力合作而成,李学勤、方克立、傅璇琮等学术大师的严格把关,更为该著的学术水平和质量提供了保障。全书煌煌六卷,共296万字,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通览全书,我们不难发现它具有以下几个较为显著的特点:第一,在著述体例上,突出其“通”;第二,在中国饮食史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颇为重要的理论和建构,使得《中国饮食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第三,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部专门通史,全书在强调和突出其“通”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对中国传统饮食的一些物事和现象进行微观的研究,以一种“披沙见金”的精神探赜索隐,对中国饮食进行了可贵的探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总之,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专著,在中国传统饮食史研究乃至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具有其应有的学术地位和价值。[5]此书获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1999-2001)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中国藏书通史》是一部中国藏书的鸿篇巨制,它以其丰富的藏书文献再现了中国从先秦到世纪末叶4000多年悠久的藏书历史和辉煌的藏书文化。这部颇具学术价值的中国藏书通史性巨著,由徐吉军先生策划,并担任常务副主编,协助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副组长、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和武汉大学博导谢灼华先生主编。徐吉军先生不仅负责通稿、配图等工作,并且还与傅璇琮先生一起合写了数万字的导言,对中国藏书史的内涵、中国藏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等作了精辟的阐述。全书精装上下两卷,8编,112万字,列入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于2001年2月由宁波出版社付梓面世,旋即获学界的好评,驰誉学林。北京大学图书馆姚伯岳教授认为:“《中国藏书通史》的编撰出版,标志着我国只有藏书史、而没有藏书史学的状况的结束。这部书无论从规模和架构上讲,还是就实际内容而言,都称得上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藏书史研究成果的荟萃和总结。它并非完美之作,但绝对是中国藏书史研究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6]中南民族大学罗德运教授认为《中国藏书通史》是“一部可以传世的中国藏书史大著”[7]。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田建平教授认为:“本书不仅是一部关于中国藏书的通史性巨著,而且还是一部关于中国文献、文化、学术思想方面的巨著。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还不失为一部关于中国藏书文化的工具性著述。”[8]2002年12月荣膺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中国风俗通史》由徐吉军先生策划,并与全国政协原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高华先生合作主编。参与的专家学者有: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宋兆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宋镇豪,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研究所原副所长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原副总编、中国辽金史学会会长宋德金,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彭卫等。经过大家的携手合作和5年多的奋力拚搏,终于向世人奉献上一部12卷、约500万字的巨著。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1-2002年出版。列入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它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风俗发展的历史。

由徐吉军与陈高华先生合作主编的《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是一部自原始社会末期起至民国止的中国各民族服饰通史。作者以不同时代的典章制度和主流观念对服饰制式、风尚的形成演变所发生的影响为主线,以实证的方法,对丰富的考古实物和翔实的历史记载进行归纳、分析、比较、论证,描绘并建构出了一条中国服饰嬗变的历史轨迹。虽然在此著之前,已有几部类似著作先后问世,但似仍可看作是一部探索之作。可贵的是,其学术立场、资料搜求、叙述阐释、判断结论,都值得称赞。与以往主要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相比较,侧重从制度对服饰发展的影响这一独特视角来论析服饰的滥觞与演变,就成为这部150万字著作的最大特点。[9]

《中国妇女通史》由徐吉军先生策划,并任副主编。主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高华先生和浙江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童勺素教授。全书共10卷,约533万字,杭州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2012年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原名“中国图书奖”),第三届中国政府奖提名奖,入选第四届全国“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此书同样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中国宋史学会原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朱瑞熙教授评由徐吉军先生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方建新教授合著的《中国妇女通史(宋代卷)》时说:这是“中国妇女史尤其宋代妇女史研究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它“比较详细地描绘宋代妇女的各个方面,不愧为一部内容充实、行文平实的宋代妇女通史,真实再现了宋代妇女的历史轨迹”。书中作者“能别出机杼,提出新见,发前贤时彦所未发,且具有充分的史料依据,使人信服,读后颇有耳目一新之感”。[10]

除上述的多部徐吉军先生策划、并参与主编的大型学术著作外,徐吉军先生还出版了多部独著或合著,下面例举数部。

《中国丧葬史》是其代表作之一。此书40万字,1998年1月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众所周知,中国丧葬史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丧葬史的研究,由于资料分散,可以利用的研究成果不多,所以难度较大。徐吉军先生根据多年积累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撰写了该书。全书分四章,共45万字。作为作者数年前与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合著出版的《中国丧葬礼俗》①《中国丧葬礼俗》,30万字左右,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李学勤先生在此书的序中推荐道:“这部《中国丧葬礼俗》,以深入浅出的文笔纵论占今,有缤纷多彩的世俗风情,也有鞭辟入里的讨论分析,对礼制和民俗的研究均有贡献,这是我特地加以推荐的缘由。”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忠礼先生认为:“本书的问世,既是对目前中国丧葬礼俗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将为后人继续深人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了一块可靠的基石。”(何忠礼:《中国丧葬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评<中国丧葬礼俗>》,《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1994年12月,《中国丧葬礼俗》获浙江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一书的姊妹篇,该书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中国丧葬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社会原因的学术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研究所原副所长史金波先生认为此书有以下特点:“一、该书全面地展示了中国有关丧葬领域丰富而翔实的历史资料,深刻剖析了丧葬的实质。二、深刻地反映出与丧葬有关的社会生活。三、全面地阐述各民族的丧葬历史。四、注重利用考古学资料,图文并茂地再现古代丧葬的真实场景。还值得一提的是,时下出版的所谓学术著作可谓不少,但是其中有一些很少有注解,个别的甚至连一个注解也没有,人们不知书中的材料从何而来,论据从何而生,而本书作者则广征博引,不厌其繁的在书中下了一千多个注解,令读者感到书中落墨有据,剖解细密,可读可信,亦可凭此查阅原典,寻根究底,深入探讨。由此可以看到作者为撰著此书披览群书用功之勤,更可以看到作者治学严肃认真的态度。”[11]著名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原副会长宋兆麟先生认为此书“集资料性、科学性、可读性于一炉,且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反映了当前我国学术界研究丧葬文化的最新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先生认为:“《中国丧葬史》是一部富有创造性的专题研究著作,它的出版,多层次、立体式地为我们再现了中国历代社会生活中鲜活多彩的丧葬礼制和习俗面面观,其间文化积淀的剖析发人深省,足以令人冷静审察过去,放眼未来,故本书的历史教育功能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绍棣先生也认为:“该书时间跨度大,专题性极强,集资料性、科学性、可读性于一炉,见解独到,自成体系,论证说明,反映了我国当前学术界研究丧葬文化的最新水平,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对中国丧葬文化积淀有较为深刻的剖析,发人深思,对于我们深沉地审视以往,移风易俗,不无启示作用。故该书还具有一定的历史教育功能,这也是不容忽视的。”[12]谢苍霖先生认为:“知识量大而系统性强,是《中国丧葬史》的一大特点。可以说,它几乎是一部门类齐整的古代丧葬知识百科全书。”“作为学术专著,《中国丧葬史》最显著的特点是史料翔实而论断明允。”“堪称功力坚实之作”。[13]2012年,徐吉军先生的《中国丧葬史》一书,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修订重版。此外,徐吉军先生还著有两部有关中国丧葬史研究的学术著作,一是《长江流域的丧葬》,43.7万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二是《中国殡葬史》,29万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出版。近两年,他应国家民政部有关部门的邀请,参与了多卷本《中国殡葬史》的编写,负责宋代卷,目前已经完成40万字的初稿。

二、宋史研究

除中国文化史研究外,宋史研究也是徐吉军先生着重的一个学术领域,其在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是与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忠礼合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的《南宋史稿》(政治军事编、文化编)。此书经过5年多的辛勤耕耘,由何忠礼教授主笔,徐吉军负责文化部分,共60多万字。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好评。著名的宋史学家、中国宋史学会原副会长徐规教授认为:“这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又一个新成果,它填补了专门研究南宋历史的著作这一空白,值得高兴和庆贺。综观本书,有一些突出的优点,主要是能够在正确史观的指导下严格以史实为根据,在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事关南宋历史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人物进行新的探讨和论述。既不标新立异,也不落入俗套,因循旧说。”“总之,我认为《南宋史稿》是一部有很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它的问世,对史学领域将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宋代史的研究定会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14]2001年12月获杭州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年11月获第十二届浙江树人出版奖。

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在中国和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上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日本有许多汉学家认为,南宋都城临安已发展到了可与西欧近世都城相比的高度文明水平。借用宫崎市定的话,即相当于“东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汉学家贾克·谢和耐(Prof.Jacques Ger net)更是在其所著的一本主要阐述南宋都城临安社会生活历史的著作中认为:“在蒙古人入侵前夕,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正达灿烂的巅峰”;“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徐吉军先生工作在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杭州,他早在20多年前就将南宋都城临安的研究列入他的研究计划之中,且作为重中之重。近几年,他相继出版了《南宋都城临安》(50万字,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南宋临安工商业》(52万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南宋临安社会生活》(49万字,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三部力作,总字数达150万字,对南宋都城的历史、经济与文化、社会生活等做了详尽的阐述,其成果得到了相关专家学者的好评,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古都学会原副会长、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先生认为:“这部五十余万言的著作,确实把这座历史名都从政治、经济、文化,直到西湖风景,一切的一切,用我的本行话来说历史地理,都写深了、写透了。”“随意用‘人口’作例子,历史城市人口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中既重要又困难的课题。对于宋都临安的人口,过去在许多文献,包括国外文献,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1980年代前后的国际首席汉学家施坚雅(G .W.Skinner)也是我的好友,其代表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是用多种方法推算中国中世纪不少城市的人口的,据他们推算,临安在其晚期,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施坚雅的这个论断在国际上是颇负盛名的,但他并没有详细地列举其推算的依据。在这方面,《南宋都城临安》尽管在结论上与施坚雅没有多少差距,但在资料的丰富和分析的审慎精密等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施坚雅。”[15]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吴业国先生认为:“作者综合运用了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努力发掘史料与引进研究方法两个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应当说,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所论述的内容上,该书都具有较强的创新意义”。本书的学术贡献有三:一是填补了对于南宋都城临安工商业全面系统研究的空白,涉及经济制度、社会组织、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对都城临安工商业兴盛的原因进行了探究;三是对南宋都城临安工商业兴盛的概况进行了归纳。[16]2009年12月,《南宋都城临安》获浙江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基础理论研究类三等奖,杭州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需要说明的是,徐吉军先生负责撰写的《南宋全史》文化卷下册(30多万字),也已经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于年内出版。

三、浙江地方史研究

浙江地方史研究同样是徐吉军先生研究的重点之一。早在他读大三的时候,他就在导师倪士毅、徐明德、李志庭等教授的指导下,开始编纂《浙江历代名人录》一书。为此,他时常跑学校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往往中午也不休息,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编成此书,2005年8月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独力著成了《浙江名城》(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西湖之堤》(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等。

《浙江文化史》《越国文化》《良渚文化兴衰史》《浙江民俗史》《西湖通史》《杭州运河史》等著作,是徐吉军参与编著的地方史代表作,其中,《浙江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越国文化》,方杰主编,徐吉军负责2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获浙江省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良渚文化兴衰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吴汝祚先生合著,32万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获国家文物局主持、《中国文物报》主办的首届“紫禁城杯”200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浙江民俗史》,与浙江师范大学陈华文教授等合作,杭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2009年12月获浙江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基础理论研究类一等奖。《西湖通史》,中共浙江省省委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国平主编,徐吉军先生策划、并任副主编。5卷,约200万字,杭州出版社2014年出版。

目前,徐吉军先生还负责《钱塘江通史》《浙江文化通史》(南宋卷)、《浙江通志》(西湖卷)等的编写。

以上是徐吉军先生学术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的成就。此外,他在文献整理、编辑出版等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文献整理方面,他与傅璇琮等先生合作主编了《五代史书汇编》(10卷,500万字左右),杭州出版社2004年出版,国务院古籍整理重点资助出版项目。三十册巨册、总计达2000多万字的《西湖文献集成》,由原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主编,徐吉军先生负责策划、编纂、校点及终审等工作,居功甚多,为杭州西湖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杭州运河文献集成》(6册,约300万字,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西湖文献集成续辑》(20册,1000万字左右,杭州出版社2013年陆续出版)、《钱塘江文献集成》(35册,约2000万字,杭州出版社2015年起陆续出版)三部大型文献丛刊,徐吉军先生均兼任副主编,负责策划、编纂、标点、终审等工作。《宋元浙江方志集成》(14册,魏桥、王志邦主编,总计约710万字,获浙江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基础理论研究类一等奖)、《杭州文献集成》第1-13册《武林掌故丛编》、《余杭历史文献》(6册,约300万字,西泠出版社2010年版)、《杭州佛教文献丛刊》(赵一新主编,20册,总计约400万字)等大型文献,徐吉军先生或参与策划、编纂、标点、终审等工作,或担任执行主编。

在编辑出版方面,徐吉军先生曾在杭州出版社担任过副总编,先后策划了《杭州文化丛书》《西湖丛书》《杭州运河丛书》《浙江历史文化专题史丛书》《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等,总数达上百册,在海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杭州文化丛书》《西湖丛书》《杭州运河丛书》等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江泽民主席就曾阅读过《杭州的山》等书籍,并提出过一些选题。《杭州运河丛书》,曾被全国政协文史委选为首届中国大运河学术研讨会的礼物,分发给到会的代表。《杭州佛教文献丛刊》,则被选为杭州召开的世界佛教大会的礼品。而徐吉军先生为主策划、并担任副主编的《南宋史研究丛书》,洋洋洒洒50多册,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徐吉军先生担任主编的《浙江学刊》,近几年学术质量稳步提高。在2012年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社会科学综合性核心期刊的排名中,《浙江学刊》在全国数千家综合性社科期刊中,继《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大学学报》等之后,名列第十八名。是首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一百家社科名刊之一,第五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目前大致保持在二十名上下。他还在编辑的同时,紧紧把握学术的潮流和研究动态,撰写的二万多字《五十年来吴越文化研究综述》(《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岳飞研究的新突破》(《浙江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和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姚伟钧教授合撰的《二十世纪中国饮食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均被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总之,徐吉军先生的学术成果非常突出,这与他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学风密切相关。他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尊重前辈,虚心拜师求教,博采众长,善于组织协调工作,这也是众多名师大家乐于与其合作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学术成功之道。笔者相信他在今后的治学道路上会越走越远,取得更加骄人的成就。

[1]李学勤.《长江文化史》序言[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12).

[2]汉言.<长江文化史>座谈会述要J].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8);寄墨.长江文明的历史画卷—读长江文化史[J].中国图书评论,1997,(1).

[3]梁白泉.长江万里图——读<长江文化史>有感[J].浙江学刊,1996,(5).

[4]臧知非.中华文化主体的历史画卷——<黄河文化史>读后[J].学术评论,2004,(2);吴宏歧.重现煌煌文化,再证华夏之源[N].光明日报,2004-06-17.

[5]张国庆.一部厚重的中华饮食文化史著——评<中国饮食史>[J].中国图书评论,2000,(6);陈业新.评徐海荣先生<中国饮食史>[J].江汉论坛,2001,(4).

[6]姚伯岳.藏书有史自兹始——<中国藏书通史>评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1,(6).

[7]罗德运.一部可以传世的中国藏书史大著——<中国藏书通史>评介[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3,(4).

[8]田建平.最难事、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评<中国藏书通史>[J].图书馆建设,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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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 丹】

K825.4

A

1673-7725(2015)07-0040-08

2015-07-03

杨清华(1972-),女,浙江永康人,副编审,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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