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其人其诗的文化反思

刘双贵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洛阳471022)

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广受年轻人特别是中学生欢迎的诗人汪国真的去世，有如一粒石子投入宁静的水面，使这位沉寂了20余年的诗人重新成为当下的热门话题。“死者为大”和怀旧心理使汪国真尽享哀荣，也激起了与他文学观念和人生选择差异甚大者的反弹。《腾迅·大家》专栏作者、现代派诗人廖伟棠以《盛赞伪诗人，是对真诗人不公》为题，指斥当下媒体及一些学者、诗人对汪国真身后的评价是怀旧心理与“死者为大”观念的产物，而这种过誉实际上是对真正诗人的不公[1]。因此，廖伟棠称，自己“不哀悼汪国真，也对大多数充满溢美和误读的哀悼不屑”;他赞同诗人欧阳江河对汪诗的评价，认为汪诗是“伪诗”，真正的诗应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对世界有独特的感受;二、对语言有独特的运用。”在他看来，汪诗只不过是粗制滥造的格言，且缺少真正的格言所具有的那种对人类普遍经验的总结提升、对错误与荒诞事情的讽刺与规劝价值。因此汪诗给读者带来的是对现实残酷的粉饰，“实际上他的鸡汤文字参与了种种致力于让人装睡的力量，而且贡献颇大”。因此，汪诗构成了对20世纪70年代末由北岛唤醒的怀疑主义精神的背叛[1]。

应该承认，廖文是犀利而真诚的。作为一个现代派诗人，廖伟棠对诗的认知也的确揭示了当代诗歌艺术的真谛。不过，因此就简单对汪诗或者一种文化现象作简单的否定，从客观公正的立场来说未免有嫌偏激。抛开“死者为大”的说词，抛开怀旧心理的作祟，把“汪国真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与思考，从而给予一种比较公正的评价，是必要也是必须的。

一、面对现实的态度与立场:新中国诗歌的简要回溯

新中国建国后的前30年，中国的现代新诗从总体上来说充满了宏大抒情的意味。它秉承的是由《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倡导的文艺必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翼，要为“最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精神[2]。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知识分子抱持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在他们的诗歌中当然也就放弃了自“五四”形成的个人主义格调，既没有创造社诗人们的激昂，也丢失了新月诗人的感伤与细腻。国家精神、理想主义精神把个人淹没在时代的声浪当中。新中国的新诗充满堂皇壮丽的集体主义色彩和中国式“新古典主义”的庄严。这个时期诗歌的主流，是贺敬之式的颂歌体，是郭小川式的把个人融入集体与阶级的豪情。这一时代稍有个人色彩的诗歌，不是被打入冷宫，就是因成了“资产阶级趣味”的“毒草”而成为反面教材，如流沙河、艾青、顾工等都因与时代的主流相悖而备受打击。不能不承认，这一时期的中国新诗在“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3]的旗帜下，一方面的确鼓舞了那一时期的国人，加强了民族的和国家的凝聚力，但同时也确确实实使诗歌远离了心灵的细腻体验与深刻的生命思索。个人被淹没在了集体主义的大潮之中，因而失声。

作为一种反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悄悄酝酿，到80年代开始的朦胧诗潮，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跃出了地平线，中国的新诗创作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诗歌的创作由集体的声音开始转向个人，诗歌开始直面个人生命所面对的现实。于是，顾城式的迷惘与苦闷、舒婷式的沉痛中的乐观与承担、北岛式的沉思与反抗成了朦胧诗的主调。这也正是廖伟棠所说的“怀疑主义精神”的崛起。同时，在感受与思考的表达上，西方自20世纪初形成的一些诗歌手法被广泛借鉴，中国新诗创作的艺术性得以大幅度提升。对中国文学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和提升;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在直面现实的诗歌中，也的确流露出了一种“无物之阵”[4]式的悲哀。在朦胧诗潮之后，个人主义式的思索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放弃对严肃价值追索后的荒诞式狂欢，如“梨花体”和“感官主义”乃至“下半身写作”，最终走向后现代式的“削平价值”;另一个则是沉浸于文字技巧的象牙塔中，走向所谓的“先锋”，更加远离现实。不能不承认的是，在朦胧诗把中国的新诗推向一个高峰之后，中国的新诗重新走向没落。

二、另类选择:汪国真式对现实压迫的淡化与个人生命信念的坚持

真正的诗，真正的文学，总是生命感受的凝结，是灵魂声音的回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感受到了朦胧诗派作品的价值。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汪国真的诗歌受到了质疑。因为他的作品并非对生命处境与感受的切实抒写，而是采用了格言的方式表达出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信念。他的诗歌缺乏情境的渲染与创造，因而艺术感染力显得单薄;而他的格言稍显粗糙与空洞，甚至有自相矛盾之处，当然更谈不上在语言的创造上开创风气。但他的这种写作方式表现了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也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作品在90年代初期受到广大中学生的欢迎。因此，与其说汪国真是为了成为一个诗人而写作，不如说他是在为自己成为一个真正能够生存下去的人而写作。他的立场并不同于建国后前30年的宏观抒写，也不同于朦胧诗派式的对个人生命的深度挖掘，更不同于后来的官能主义式的发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时代的另类，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一个值得每一个生命去思考的人生选择的范例。

一个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自己的生存——这种生存的需要并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同时也存在于精神层面。当一个人失掉了心理的支撑，甚至丧失了自信之后，生命也就崩溃了。文革结束之后，当时的中国人正面临着这样一种艰难的处境。怀疑主义精神的确振聋发聩，但怀疑之后的出路何在?对旧的信念的怀疑与推翻并非探索的终点，不过是开始而已。当时间还未明显表明未来是给人以希望或绝望之时，个人的处境就尤其尴尬。这种尴尬在所有的人身上存在，而对世界观还未完全成型的年轻人(特别是中学生)来说，就格外沉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汪国真从对自己生命的反思中寻找出路的努力，才会既在意料之外又于情理之中地为广大的年轻读者所认可。与其说汪国真是在写诗，不如说是在用写作为自己的心理寻找一个可以支撑的杠杆，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一个安慰。我们可以评价他的诗歌在感受表达与语言创造上乏力，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用乐观的指向为自己寻找一种解压的平衡。我们可以说他忽略现实，不敢正面表现他的生命中所承受的那些痛苦情绪，甚至可以批评他的格言诗缺少创新，达不到真正格言的高度，但不能不承认，他的写作作为一种另类的反抗，具有一种使生命在困窘中继续下去的力量。因此他的写作并不是刻意的对残酷的现实进行的一种粉饰，也并非单纯地沉醉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他的写作是他的一种生命选择的外化，是他的人生观的体现。

人生在面对严酷的现实之时可以有种种选择。北岛等一批诗人的出国是一种方式，海子的自杀是一种方式，而舒婷在时代主潮中寻找到自己写作的一席之地也是一种方式。我们不能不承认，舒婷是一个对未来具有信心的诗人，她的诗歌既有对个人生命张扬的深度挖掘，也有勇于承担社会使命的责任感，因此她的诗歌显现的是个人抒写与时代主潮的融合。席慕容沉浸于个人情绪的咀嚼之中，以华丽的手段对内心世界进行极度渲染，形成一种完全个人化的小世界的做法。而汪国真在他的诗中表现的是另一选择。

汪国真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没有先天下之忧的大担当，也不作拯救祖国、拯救人类的梦想。他是内向的，也是孤独的。他想要拯救的首先是自己的心灵。他的诗歌所以不去对痛苦进行放大式的细致挖掘，是他怕自己担当不起那份沉重而使生命崩溃。他不是鲁迅，用文字为时代撑起一杆大旗，去拯救国人的灵魂。他的生命亦如我们芸芸众生一样罢了。他只不过用写作的方式来完成对自我的超越，他摆脱现实残酷的努力甚至使许多的生命受到启发，在绝望与死亡的边缘重新找到前行的勇气。因此，他的写作是个人式的，他的诗歌成了支撑他生命的一种方式。他的诗歌对生命或自己的未来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他在写作中只是表达了一个单纯的信念，那就是只要努力，生命就会超越现实的局限，打破眼下的痛苦。因此，“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5]

他的这种选择是大多数小人物在拥有勇气之后的选择。不写现实的残酷与生命的痛苦并不意味着他的生命中没有这些。正是因为现实的压迫与灵魂的痛苦，他才更加强烈地渴望一个光明的未来。也许这种对未来的信念只是一个观念层面的存在，但这种信念不正是使人得以勇敢前行的动力吗?在做一个给许多读者带来灵魂之火的诗人之前，汪国真首先是一个普通人。他在自己的生命之路上，用诗歌为许多人打开了一道绝路中的门。我们在他的诗歌中，可能找不到当代诗艺的高超与美妙，却可以找到直面残酷现实与痛苦处境的勇气与力量。这才是汪国真诗歌的价值之所在。

[1]廖伟棠.拒绝哀悼一个人，但哀悼一个时代[EB/OL].(2015－04－27)[2015－05－01].http://dajia.qq.com/blog/450599090627125.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4－858.

[3]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84－285.

[4]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C]∥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389.

[5]汪国真.热爱生命.年轻的思绪[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