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解构与再构

张文诺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国农村率先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解放了中国农村长期被禁锢的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几年之后，农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是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80 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生活做了近距离的跟踪与表现，通过中国农民与农村的巨大变化来演绎社会、历史的变迁发展。这些小说的目的是通过农民和农村的变化佐证中国新时期政治的清明，为改革开放的深化鼓与呼，它们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农村未来的设计，建构了我们对80 年代中国农村与农民的集体记忆。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以个人化记忆的方式叙述了天堂县“官逼民反”的蒜薹事件，呈现了20世纪80 年代中国农村的另一种现实，是莫言对中国农村的解构与再构。

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个人化记忆

莫言说他这部小说的创作由一则新闻报道引起，其实，这则新闻报道只不过是触动作者灵感的偶然机缘而已，这部小说更多的是来自于他自己对于农村的个人记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蒜薹事件，只不过是其中一根导火索，引爆了我心中郁积日久的激情。我并没有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秘密地去那个发生了蒜薹事件的县里调查采访。我所依据的素材就是一种粗略地报道了蒜薹事件过程的地方报纸。但当我拿起笔来，家乡的父老乡亲便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蒜薹事件，扮演了他们各自最适合扮演的角色。……书中那位惨死于乡镇小官僚车轮下的四叔，就是以我的四叔为原型的”〔1〕。显然，这则报道激活了莫言对农村的个人记忆，与其说莫言写的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蒜薹事件，还不如说莫言写的是他个人的记忆，郁积日久的激情显示了莫言对农村的关注，也说明了这种记忆对莫言来讲也是一种创伤性记忆。“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2〕。蒜薹事件对于社会来讲是个小事件，但对于牵涉其中的农民来说，却是一个改变了人生走向的大事件，足以给个人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莫言不一定经历过天堂县蒜薹事件，但他经历过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件成了莫言的创伤性记忆，这种创伤性记忆决定了《天堂蒜薹之歌》的独特书写方式。

读完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我感觉这部小说描述的农村现实、农村事件、农民形象都很熟悉、真实。我在故乡山东农村亲眼目睹过农村群体性事件，也深深了解农民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莫言没有回避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连年丰收的景象，但莫言还是通过人物的故事来呈现农民的血泪、苦难与死亡，从独特的视角表现农民的无奈与无助。这部小说真实地呈现了80 年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令人触目惊心。莫言非常熟悉中国农民的现实生活，非常熟悉农民的内心，他是真正站在农民立场上替农民发出痛苦的呐喊。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激活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连年丰收，短短几年就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可是，到了80 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活力的挖尽，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农民的富裕问题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农村生产必须要上一个新台阶，农村生产再上一个新台阶非常困难，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势在必行。在农村，基层政府开始引导农民致富，由于当时没有多少企业来容纳农民就业。农村基层政府开始发展大棚种蔬菜、种棉花、栽果树等经济作物，然而，由于他们没有考察市场便盲目推行，导致了“谷贱伤农”的后果，再加上某些干部的腐败以及工作作风问题，于是发生了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应该说，基层政府引导农民致富无可厚非，很多地方也不乏成功的范例，关键是他们没有预见到实施后的问题，也没有做好后续的服务，惠农事件反而成了伤农事件。在80 年代末，“三农”问题开始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大问题，由于各种费税繁多，农民负担非常沉重，农民问题成为“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寄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说：“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3〕。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艺术地反映了80 年代农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莫言的个人化记忆揭示了水平面之下农民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消解了我们对于80 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超越了记忆研究的个体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路径，认为在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或记忆的社会框架。个体的记忆必然置身于这个框架来理解，特定的记忆能否被唤起和以什么方式被唤起、被讲述出来，都取决于这个框架”〔4〕。换言之，个体记忆总受到集体记忆的影响、建构，官方文件、报纸、电视、广播、主流文艺作品等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当一个大事件发生以后，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学历背景、家庭出身、世界观、价值观、政治倾向做出反应，形成个体记忆，官方也会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文艺形式对事件进行分析、评价、判断以清正视听，形成“正确的”集体记忆。“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5〕。这里的集体是指在社会上处于强势的力量，他们掌握着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对社会记忆进行重构、再构，形成有利于自己合法性的集体记忆。比如说，笔者在山东家乡也亲眼目睹过类似“蒜薹事件”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在当时也颇为农民的痛苦而感到忧心忡忡，可是，当看到了电视、报纸等官方报道、分析、判断之后，就认为那不过是生活中的细流而已，那些事件并不值得关注。农民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慢慢在自己头脑中模糊起来并逐渐遗忘，而政府工作人员的辛苦、无奈与可怜在自己的头脑中清晰起来并形成记忆。“社会记忆也为个体记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以相对强势的记忆影响个体记忆的整个过程”〔6〕。记忆不仅是一种内容的记忆、内容的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判断，记住什么遗忘什么自然就意味着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个体记忆也不总是处于被影响、被建构的地位，反过来它也对集体记忆产生影响，或支撑、或建构、或消解、或重构，尤其是有巨大影响力的个体记忆更是如此。“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7〕。个体记忆可以唤醒、重构个人记忆并形成对集体记忆的反抗，可以揭示被集体记忆压抑、掩盖的私人化记忆。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唤醒了我们对于80 年代中国农村的个人记忆，重构了80 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记忆，丰富了我们对于80 年代中国农村的记忆。

二、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权力机制

《天堂蒜薹之歌》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天堂县农民蒜薹丰收、卖蒜薹的故事，另一条线索是高马、金菊反抗包办换亲的故事。无论是农民的经济生活还是感情生活，都处于极端困窘的状态，从天堂县农民的遭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权力在乡村社会的巨大作用。我在这里不分析这篇小说是怎样叙述这两起事件的，而是分析权力在这两起事件中的运行机制以及农民对权力的反抗。

根据米歇尔·福柯的理论，权力不仅仅是压迫、控制的机制，也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一种建设性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泛权力论，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表现为一种压迫、控制关系，在农村，我们就更清晰地看到权力在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农民卖蒜薹而其正常权益得不到保护，高马、金菊反抗强加的换亲婚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农民一是受到政治权力的控制，二是受到习俗文化权力的规约。在旧中国农村，乡绅以及一些合法的民间组织在农村占有重要地位，国家政权对乡村的管理主要通过它们来贯彻实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农村，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农民起来参加革命，为了政令畅通，取消了乡绅、民间组织、宗法权力在农村的合法性，弱化了农民们的迷信鬼神思想，在农村建立了村级政权，确立了自己在农村的唯一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落后、分散而且自治力很强的根据地农村，就此被注入了类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甚至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某种崇拜，如果在此之前，国家政权的强化与下移，乡村组织还可以而且能够组织抵制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可能了”〔8〕。自从根据地政权确立之后，在中国农村，政治权力占有绝对的地位，基层政权的干部掌握着主导话语权。他们处处以国家政权的代表自居，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国家政权的反对者，你如果不听从他们的话，就是反对国家政权，任何人如果被扣上这顶帽子，就将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坑，即使他们的号令并不正确。在新政权体制下，基层干部是上级任命的，即使他们没有文化、没有财富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要忠于新政权，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要勇敢、要彻底。农民缺乏必要的知识是农民在与基层官员的较量中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对此，福柯精辟地指出：“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9〕。正是因为方家兄弟的愚昧、无知才显示了杨助理那一席话的不可辩驳的力量。

在农村，政治权力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除了政治权力之外，农民还受到习俗文化权力的规约，并且这种权力已经内化为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当事人不易觉察。宗教信仰、宗法观念、伦理观念、风俗习惯构成了农村的习俗文化权力，敬天畏地、孝敬父母、尊敬祖先、讲究义气、传宗接代等思想观念是习俗文化权力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家庭是父子轴线型的，女子只是服从，农民也不例外。传统伦理要求女子‘三从’（在家从父兄，出门从夫，夫死从子），农家子女也难逃此厄运。一般父系家庭结构，在性方面是男性至上的，为维护男性的权益和血统的纯正，对女子的要求比较严格，在中国士大夫则衍化出一整套单方面约束女子的‘男女之大防’的规矩和程式”〔10〕。习俗文化权力对农民的控制最能体现在农民的爱情婚姻观念上，方四叔为了给大儿子娶媳妇来维护方家的尊严，就让金菊换亲嫁给四十多岁的刘胜利为妻，完全不顾及自己女儿金菊的感受，漠视自己女儿的存在。“换亲、转亲是在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陈腐思想意识的支配下，以牺牲女儿为代价，来成全儿子的行为”〔11〕37。高马与金菊的恋爱没有得到其他人的同情与支持，在别人看来，金菊嫁给刘胜利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合乎礼仪的，作为女儿必须遵守父命，他们根本不考虑这桩婚姻的合法性。他们认为，高马和金菊恋爱是胡来，是败坏社会风气的，应该严惩。“逾矩偷情是一回事，私奔则是另一回事，后者往往闹得家破人亡”〔11〕27。金菊目睹父亲惨死，丈夫被抓，心中绝望，上吊自杀。与政治权力不同的是，你对习俗文化权力知识知道得越多，你越容易受其控制、操纵，高马敢于反抗县政府工作人员的无端刁难，面对方家一家人对自己的暴打没有丝毫反抗。习俗文化权力被一种温情脉脉的面纱所包裹，以一种亲情的形式出现，让人处于无物之阵，找不到反抗的对象。

自从根据地政权之后，政治权力便确立了在农村的独尊地位，驱逐了习俗文化权力并把其置于边缘地位。习俗文化权力也逐渐适应这种地位，并不和政治权力发生正面冲突、矛盾，而是与政治权力进行合谋或者同构，以便加强自己在农村的存在，当然，政治权力也愿意对习俗文化权力进行解构、重构、再构，更好地巩固自己在农村的地位。孟悦在分析《李双双小传》中说：“如果说喜旺的大男子主义显然是父权社会男性‘性别意识’的产物，那么李双双正是秉凭‘党法’对他进行惩戒和教训。在某种意义上，李双双夫妻之间的高下之争预示着一场‘父法’——‘党法’之争，‘父法’之所以妨碍了‘党法’，与其说是因为欺压了女性，毋宁是因为‘大男子主义’这样一种性别专权势必分散党的全面控制”〔12〕。小说更为惊心动魄的一笔是叙述金菊死后、高马入狱后的情形，方家兄弟利用自己对金菊尸体的处置权，在杨助理的哄骗下私自做主给金菊与刘家做了阴亲，这真是沉重的一笔。习俗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合谋不仅能控制人的生前，还能操纵人的身后事，两种权力的合谋实现了对人的全面控制。

三、多种话语的嬉戏

从总体上看，莫言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进行讲述故事，但其间穿插着人物的回忆、闪回、梦境、无意识、心理活动等，这些生活片段与叙述人的讲述时空颠倒地构成整个故事。这些生活片段是以每个人物的视角进行叙述，形成了与叙述人不同的叙述视角与叙述语气，因而，在故事进行中，存在多种语调、多种视角、多种话语嬉戏的多声部态势，官方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并置、杂陈、嬉戏，使得小说的意蕴主题非常复杂、含混。在小说中，官方话语主要有各级干部的讲话、训斥，报纸的报道、评论等，这类话语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盛气凌人、不容置疑、生硬威严，令人不寒而栗。即使是一个平时与农民朝夕相处的村支书的话都让农民感到非常严厉，如芒在背。官方话语处于独白的霸气地位，它说话时，不容许别人插话，这种位置赋予话语主体向听众一种单向表述的力量。

《天堂蒜薹之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章的开头都有一段瞎子张扣演唱的歌谣，歌谣后面还有一些介绍歌谣背景的简短文字。这些文字与本章内容并无直接联系，如果把这些文字独立出来，也相对完整，也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说唱故事。这些文字既叙述了瞎子张扣的故事，也是对小说正文的一个补充。瞎子张扣无儿无女，靠吹拉弹唱为生，他既给农民说传统戏文唱段，也把现实生活编成戏文演唱，他的歌谣是真正的民间话语，感情真挚、自由自在，形式活泼，“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们的情绪世界”〔13〕，所以瞎子张扣的歌谣深受百姓的喜爱，他本人也深受百姓的欢迎与爱戴。民间话语以自己的自由自在、粗俗、野性与官方话语的严肃、高雅、理性并置，两种话语互相冲突、排斥、消解，对官方话语形成了解构与颠覆。小说最后以《群众日报》对蒜薹事件的报道及一篇社论作结，作者表面上是让官方报道做了结论性的陈述，官方话语表面上处于强势地位。从报道及社论内容看，上级主管部门对蒜薹事件做了客观、公正、公开的处理，处理结果也比较公平。主要负责人被依法处理，对少数违法犯罪分子进行了严惩，为老百姓伸张了正义，民愤得以平息，读者也松了一口气。不料，作者又让张扣的徒弟讲了一个小道消息，说被免职的主要负责人纪南城、仲为民到异地做官，并说小道消息总是准确的。作者把这则小道消息置于小说最后，这则小道消息与小说主体内容形成异质的存在，它和“正文纠缠不休，它们常常以调侃和顽皮的方式挤弄和瓦解正文的严肃性”〔14〕。这则谣言式的漫谈彻底暴露了报道、社论的虚假、欺骗，给以极大的嘲讽，它可以瓦解人们的社会共识，消弱官方文件的影响力，因为“它是一种反权力”〔15〕。即使这种漫谈不是真实的，它都可以动摇人们对官方文件的信心，因为人们有时更愿意相信小道消息的准确性。小道消息总是从一些了解内幕的人士传出来的，只不过它在时间上较早，更直接、更真实而已，这两种话语的并置深刻地揭示了基层政权对农民压迫、欺骗的现状。“这种混响的‘声音’，杂芜的文体，开放的结构，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狂欢化的风格，既是感觉的狂欢，也是话语的狂欢。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制度化的话语秩序”〔16〕。

莫言说：“文学家应该积极地关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用文学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文学家应该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和立场上，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并发出自己的声音”〔17〕。20世纪80 年代农村、农民的历程、细节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历史，历史叙述者总是秉承一定历史理念，按照一定的原则来叙述历史，原来纷繁复杂的生活事件被条理化、清晰化，更容易被我们记住，可是也失去了丰富的细节，这种记忆是以我们对某些事件的遗忘为代价的。时间也容易让我们变得更理性，逐渐失去热情。“时间的流逝把丰富的历史和刻骨的心情渐渐过滤成了书本和文字，使历史与读者之间仿佛加上一层模糊的玻璃，使读者与历史有了一种‘疏离感’，人们不再直接感受到历史，却仿佛是隔岸观火，把历史变成了一出出上演的戏文和小说”〔18〕。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是建立在个人记忆基础之上的对于80 年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生存现状的个人化书写，它颠覆了我们对于80年代中国农村的符号化记忆。“读者从这部作品中获得一种明确的意识，可以理解中国农民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他们的爱、恨、善良、残忍、文雅和粗俗，可以活生生地感受到这一切。在这部作品中，莫言或许比任何一位写作农村题材的20 世纪中国作家更加系统深入地进入到中国农民的内心，引导我们感受农民的感情，理解他们的生活”〔19〕。80 年代的中国农民不像其他 80 年代农村题材小说想象的那样，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了农村的一切问题，中国农村依然与苦难为伴，农民的生活依然痛苦。个人记忆总是受到集体记忆的建构，“集体记忆不仅是一种征服，它也是权力的一个工具和目标。对记忆和传统进行支配的争斗，即操纵记忆的争斗，在社会记忆为口述记忆的社会里活在书面的集体记忆站在形成的社会里最容易被人所掌握”〔20〕。因而，集体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虚假性，莫言的个人化书写可以让一些个人记忆重新浮出水面，揭开被集体记忆所压抑的部分记忆，揭示一些被历史所掩盖和遮蔽的真实，实现了对中国农村的解构与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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