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的真实与客观

刘 娟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

“人所知晓的历史只是一种知识，而知识作为人的认识活动的产物，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1](P82)本文是在承认主观性的基础上讨论客观性，追求客观是每个史家的信念。本文讨论的真实与客观主要集中在史官史家记载史实方面，意在留给后人信史即保障后人史料的真实。我国古代史学表面上与西方古典史学一样具有真实性与客观性，但我国古代史学具有道德主义倾向，基于道德判断的真实是片面真实，基于道德判断的客观不是真正的公正的批判的理性的客观。

一、“史”

许慎认为，“史，记事者也”，由此可知，史主要的作用在于记，记就是为了流传。记分为单纯的记载，就是对所发生事件的简单叙述，“单纯的记载历史并不需要具备‘主体’的批判性和创造性”，[2]只需对君主的效忠性即可。史家犹如记忆机器。记又分为柯林伍德认为的“历史学是一个希腊名词，原意只是调查和探究”，[3](P49)并具有科学、人文主义、合理、自我显示的四个特点。希腊人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科学当然需要通过调查和研究取得结果。“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揭示出“人乃是一个有理性的行动者”，[3](P50)在史学方面，理性就是通过思考与批判的客观判断获取真实。根据对“史”的阐述，我国史官史家们只是完成了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即“记”，“君举必书”机械的真实的记来流传帝王事迹。希腊人不仅记，更重要的是运用理性的调查和研究的客观原则来记以流传。

二、真实与客观

“真实”与“客观”是“一种广义的制度共识，即政体形式和法律程序所共有的一种普遍价值理念”。[4](P237)

真实分为历史真实、史料真实、史学真实，历史真实不可知，史料真实可以求，史学真实在于求真的精神。史学真实主要在于对史料的甄别，史料是历史的证据，历史本身不能重现。

史学包括史料和想象，在法庭中亦需要证据和想象推理，想象是主观意识，但真实的决定者是史料是证据。史学家面对众多的史料，肩负着历史说明与历史解释的任务，说明历史要求历史要真实，解释历史要求判断要公允客观。当通过讨论取得一致意见时，真实便产生。事实是事件本身的发生，历史活动的事件对于史学来说是不存在的。真实是对历史的合理建构，是对事实的合理重现。

哲学上的客观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史学上的客观在形式上是客观，在内容上是主观，因为史学具有主观性，纯客观是不存在的，就算对于史料也有取舍的决定权。“史学的客观性只是指排除主体主观因素的消极干扰，而不是否定任何主观性。”[5]史学的客观是理性客观，属于认识论范畴，与历史实际无关。客观也不是中立。中立是一种立场，客观是一种具有公正性的主观判断。史家采用正义、公平、求真的态度撰写史书。

“一切历史是当代史”的观点说明人们往往会根据时代的不同重写历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同一个人也会因时间的推移推翻自己以往的论点。“历史学不是对‘客观的’事件、而是对写它的人投射了光明，它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了现在。”[6](P896)依据同样的材料也会得出不同的观点，与自然科学中在一样前提下结论相同的情况不同，尽管历史学具备科学的特点，但在客观性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一种是纯粹的客观，一种是主观的客观。

影响客观性的因素有个人偏见、阶级地位、写史意图及指导理论。人有好恶，将研究的人物或事件极度夸赞或极度贬低。社会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阶级立场不同，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会有天壤之别。例如对待人民起义，统治阶级将人民起义视为贼，属于杀无赦的范畴;被统治阶级则将起义看作寻求自身解放的必经之路。写史意图分为掩盖事实真相与公布真相，对自己的歌功颂德与对他人的极尽贬低。指导理论分为神本位或天本位、人本位、伦理道德教条和批判理性探索理论，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成为问题。史家应坚持客观的信念。

三、为什么我国古代史学有真实无客观

史源于巫，史官由巫官演化，“史祝”“史巫”连称，故天人秩序是史官不得不考虑的内容，依照天时记载人事，“《春秋》是世界史学史上将自然与人事结合得最为密切的一部史书”，[4](P247)史书是天命的表征，讲究天人合一。这种按时间顺序的书写格式注定简单如账簿，“一眼看不到头的时间序列像大海一般完全控制着软弱无力的历史之舟”，[4](P243)为了进一步明确天人关系，显示皇帝的天子尊位，年号承担了时间单位的职能，没有皇帝就没有时间，正统君主的时间成为绝对时间，封建专制加剧。“史官书法体系正是以时间顺序挤压了意义空间，使得历史间的因果性解释成为不可能。”[4](P242)此外，当时迫于生产能力的限制，并没有纸张，古人在竹书上刻写费时费力，只能务求真实简约、一字褒贬。

“孔子一生最敬仰的人是周公”，“最大的理想就是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7]“素王”“孔子作《春秋》仅仅是在赋予历史以道德意义”[4](P261)使乱臣贼子惧，他并不是因后人不知世事而记载人类活动。孔子按照自己的理解记载史事，尽管记述是真实的，但只能是礼法道德的真实而不是史事的客观真实。“《春秋》覆盖下的中国史学只能容纳真实性，而不能容忍客观性。”[4](P262)“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实际情况是赵穿杀灵公，太史董狐却依据礼法认为弑君者是赵盾;崔杼弑君，却不解释弑君原因。机械地依据礼制而不加考察是非功过只能造成历史的无言冤案。

“《春秋》笔法的基础是史官制度”，[4](P239)史官的任务除了观天象外就是如实记载事件，机械地记载只求真实，史官并不会自觉地去思考和探索事件的背后故事。“《春秋》笔法构成了史官文化的基本语法”，[4](P238)奠定了我国史学理论的基础。为尊者讳、亲者讳、贤者讳、中国讳的道德教化伦理基调贯穿史书，“一好百好，一坏百坏”的晕轮效应渗透其中。史官书法体系又是“一种以礼制为基础的统治方式和政治秩序”，[4](P287)它以道德礼制为标准尺度，以人物或事件是否合乎道德来褒贬。史书记载的标准就是对道德礼制的服从。客观性的基础是平等，礼制的实质是不平等，这就意味着重视礼制道德的《春秋》笔法从根本上无视客观性，更产生不了客观性。

《春秋》一字褒贬的修辞和隐讳手法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合理的文字修辞是史官技能的基本要求。修辞亦是史官书法的体制要求。遣词造句暗含大义。一字褒贬微言大义的《春秋》语境中，“历史事实真实性岌岌可危，历史事实客观性无立足之地。”[4](P259)“褒贬一般影响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隐讳则往往既影响了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又损害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4](P273)隐讳制造的历史空白比有意褒贬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因为或褒或贬表达的是著史者自身对史实的看法，况且他还要遵守一套标准。隐讳则不同，著史者将史实隐而不记或故意淡化是对历史的亵渎。

《春秋》笔法提供了一条准则，褒贬的执行在于史家的认知，史家摒除个人偏见就是客观。客观是“古今齐一”，[4](P302)一个标准来衡量古今。客观性的内涵是“人性、人类、自由、真理”。[4](P302)历史学是研究以往人类的行迹，“在历史解释背后的，归根到底乃是对人性的概括”。[6](P891)这就涉及到认识论和价值观问题，人性有善恶之分，自由也不是绝对，真理并没有终极。因此，客观是“善”，善就是好心，是对历史的负责，是史家不以自己好恶为好恶的态度，就是没有偏见。史学追求真实，但历史是不存在。史家以“善”来记录世事，最大限度的追求真相。

有一种观点认为，“伦理的和政治的标准由于与历史学家的主题具有天然的密切关系，因此，它们对于理解过去是有帮助的，而不是一种障碍。”[8](P222)《春秋》笔法确立的史学书写制度与史官的地位相关，史官是官方史学的书写者，它既属于“史”，又属于“官”，这种双重身份决定史官既要重视伦理又要重视政治。“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就在这种极度繁密的政治考量和道德顾忌的人为过滤下而消耗殆尽，不复呈现”，[4](P259)史官在两重标准下编纂史书，只能重视真实性，伦理和政治下的真实。伦理和政治标准对于史官来说是编纂史书的客观要求，只有在这种原则标准下的史书才有意义和价值。但这种史书只是官史帝王史。

刘知几明言“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秉笔直书”“书法不隐”是史家的职业要求，但是直书并不直而是曲，书法并不是不隐而是通过有意淡化来隐。究其原因，还是专制政体不允许直笔，或者仅限其授意下的直笔即“用君的标准去评判君”。[9]史家出自史官，既然是官，就必须以皇帝的意志来做人做事，以皇帝的判断为判断，这是集体无意识，史官毫无自主性可言。在编纂史书特别是记录当代事件时往往不能就事论事，他们会带有偏见，如魏收的《魏书》和许敬宗记事“虚美隐恶”以及唐太宗阅览关于玄武门事变的记录。这些行为使史学客观性无从建立。在君主专制时代，史学是否真实或真实的程度是由君主决定的。“专制恐惧真实，敌视客观。”[4](P331)皇帝是天子，皇帝的命令就是天的旨意，是不能违反的。臣民对于命令，没有民主，没有辩论，没有理性，只有执行，对事物没有判断，更没有作为判断的客观。“春秋笔法”规定了直书的标准。“春秋笔法”可以明哲保身。

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考试内容不外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考试考什么，人们就学什么。人一生的道路是规定好的，这种规定不是父母的意志，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社会的意志，即读书—科举—做官的人生路。学堂里学生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读着根本不懂的东西，考场上应试者答题思路熟识于胸，再不济，歌功颂德也可以多费些笔墨终不会错。整个社会氛围哪里能看出思考的理性身影，政府禁止私人布衣修史，修史者只能是官员，官员是没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思考能力早就被扼杀在戒尺之下。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朝无一例外用礼法治理天下，礼制的等级性决定评判标准的不同。再者，我国自古是人治社会，尽管有律例存在，律例是统治阶级的不是百姓的。民主、法治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是不存在的。当百姓被冤屈时，他们期待的是青天大老爷，可惜青天大老爷也是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决狱，而非法律。乱世盼明君，明君亦是人治。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法就不重视，在史学领域中法就更无立足之地。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窃国者既已为诸侯就必须为之讳。史学作为上层建筑脱离不了政治的附属地位。史书修成是存于府邸而不是广而告之，史书是天子的史书，不是百姓的史书，史书是为了天子而修，又怎能让百姓窥视。写作目的与定位读者说明史学的不平等性。

四、西方史学的天然客观性

古希腊语中“‘历史’一词的含义就是通过拷问、探究所获得的真知，而非真伪莫辨的‘实录’”。[10](P61)希罗多德通过亲身实地采访调查获取材料撰写《历史》。“立意求真、竭诚探索，试图揭示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这也许是西方古典史学传统的核心”，[10](P60)修昔底德被誉为“求真的人”，具有理性批判精神。我国传统史学也求真，但并不探索事件之间的联系，只是单纯记录，没有理性的思考，更没有批判反思精神，客观无从谈起。

古希腊史学是西方史学的源头。古希腊在地理上与海洋关系密切，海洋文化造就了古希腊人的冒险、探索的理性思考性格。荷马史诗中隐含着历史的探究精神，赫西俄德在《神谱》中对神话传说理性考察的探索精神。赫克泰阿斯在《谱系志》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希腊人的传统是荒谬可笑的，显示出怀疑精神。“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尽显批判之法，希罗多德推崇希腊，但他对波斯并无歧视且对波斯文化进行赞扬，丝毫没有中国《春秋》笔法中华夷之辨的笔调。

古希腊史学和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都是产生在爱奥尼亚地区，科学和哲学的批判怀疑精神使历史与神分离。希腊史学涉及希腊哲学，哲学是一门理性思考的学科，“古希腊主客体分裂的哲学传统，使得主体性思维和客观性思维同时产生”，[4](P309)故而，希腊史学的理性批判反思具有天然的客观性特征。

希腊城邦实行“主权在民”与“轮番执政”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公民是平等的，奴隶不是公民。西方民主政体培养了民众的客观理性判断能力。“客观意识则产生于法律生活”，[4](P309)“希腊人整个说来是擅长法庭诉讼的，而一个希腊人会发现，把他所习惯在法庭上对付目击者的那种批评应用于历史是作证上并没有困难”。[3](P57)

西方史学自古坚持人本主义原则，在荷马史诗中已有最初的人本观念，以人为出发点的民主，普罗太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来冲击宗教道德这些腐朽的观念。我国封建时代只有皇帝一人，其他人都是他的奴才奴婢。

人类是感性与理性共存的生物，在处理事情时要看二者谁占上风。理性是客观的基础，客观是真实的条件。人类不可能泯灭自我超然于物外，他能做的只能是让理性占据上风。史学是记录人类活动事迹的科学，史学工作者在编纂记载事迹时应具备宏观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理性思考能力确保记载的客观与真实，唯有如此才能为子孙后代写出一部真正的信史，唯有如此史学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流淌。

[1]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雷戈.“历史”的文化阐释——中西方史学精神之比较[J].学术月刊，2000，(5).

[3]柯林伍德.何兆武，张文杰.历史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雷戈.史学在思想[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5]李培锋.史学的客观性新论[J].中州学刊，2001，(6).

[6]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武威利.论儒道相济——孔子对隐者的态度[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10).

[8]陈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9]雷戈.论历史学的客观性原则[J].史学月刊，2000，(6).

[10]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