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中国接受史研究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微观视角

周德清

（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巴黎手稿》中国接受史研究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微观视角

周德清

（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来到中国已有80余年了。它在中国的接受经历了从早期的零散化、不受重视的状态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手稿热”，再到90年代以后的多样化、深入化接受的曲折历程。在此过程中，《巴黎手稿》接受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间形成了一种需要与选择、接受与塑造的互动关联：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时代语境一起决定了它在我国的接受状况；另一方面，它的接受状况反过来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发展和变革。因此，考察《巴黎手稿》中国接受史，可以开启一种展现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规律、经验与问题的新视角。

《巴黎手稿》；接受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正文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了概括的阐述，明确地规定了马克思其后许多年间的理论研究道路。”[1](序p2)从1932年第一个中文节译片断算起，《手稿》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已有80余年了。在此期间，从最初的一份被人忽略的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的草稿，逐渐成为一部广受重视的传世经典，它在我国的接受，不仅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进程和理论建构，而且对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手稿》中国接受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和中国现当代社会变迁史的缩影。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域认真地回顾和检视这一历史过程，探讨《手稿》接受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中国化视域下《巴黎手稿》接受史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学科归属

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初传入我国以后，便开始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同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专门性理论课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宏观地看，这一课题的提出，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90年代初，随着“苏东”巨变和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解释力、思想吸引力较之以前下降了，加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长期未能处理好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导致其现实有效性与学术合法性一度为许多人所诟病。为了回应这些批评与质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这一理论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也遇到不少的问题，比如：史与论彼此脱节的问题，

研究中出现有史无论或有论无史的现象；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分离的问题，从大处着眼、从宏观上立论者较多，而从小处入手，具体分析、精细化研究十分欠缺，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必将严重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顺利推进。

开展《手稿》中国接受史研究，可以开启一种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全新视角，能够以一种微观化的、以小见大的方式，展现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规律、经验与问题。抽象地讲，当一个中国人开始用中文翻译、阅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时，“中国化”便已经开始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语言习惯、实践经验、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等，都会悄然渗入到这一过程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避免地打上“中国”烙印。《手稿》在中国的接受正是如此。自1932开始，《手稿》便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建构。可以说，《手稿》在中国的接受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发展、变革密切相关。通过《手稿》中国接受史这面棱镜，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它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关系，而且能够折射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创新、成就与问题，进而从对历史的反思中寻求破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困境的可能性道路。

此外，《手稿》中国接受史研究有利于深化《手稿》研究。此研究将以一种历时性的方式，全面回顾青年马克思的这一文本在中国的接受历程，深入总结《手稿》之译介、传播、阐释及研究的成就和经验，揭示《手稿》接受中存在的问题和教训。这一方式不仅有利于全方位地透视《手稿》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有利于《手稿》研究的学术积累，而且可以发现《手稿》研究中存在的理论盲区和空白，找到《手稿》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和未来发展方向，从而有利于推动我国《手稿》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从学科归属来看，《手稿》中国接受史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范围。20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分支学科开始在中国出现。尽管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还不免带有苏联哲学的诸种问题和缺陷[2](p1-3)，但它的出现毕竟拓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域，改变了以往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史论脱节，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些现成的原理来叙述和接受的状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种原理式、静态化的概念转变为一种动态的、历史性的理论形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先后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和叙述体例：一是通史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如黄枬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等；二是断代史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马泽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三是专题史、专门史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如张战生等的《唯物史观基本范畴史纲》。本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专题断代史研究的范围。具体来讲，它属于以问题为中心、具有跨学科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专题断代史研究。所谓“以问题为中心”是指本研究主要围绕《手稿》接受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关系这一中心问题来展开，具体探讨《手稿》接受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在关联；之所以为“专题断代史”，是因为本论题研究的时间段为自1932年《手稿》片断被首次译介到我国开始一直到现在，包括这一文本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史、研究阐释史和效果史等内容；由于研究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文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故本研究又具有跨学科性质。

二、《巴黎手稿》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接受状况

按照接受状况、接受特点的差异，《手稿》中国接受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发轫期，时间为1932年至1949年。这是中国人最初接触《手稿》的阶段。这一时期，我们迄今能见到的《手稿》中译文只有4个节译片断：1.以家选译的《莎士比亚论金钱》，分三次连载于1932年天津出版的《电影与文艺》上，内容主要为“第三手稿”中的《货币》片断；[3](p8)[4](p18)[5](p31-32)2.梁实秋节译的《莎士比亚论金钱》，内容也出自《货币》，文后的“译者案”特别说明，“此译文系译自1933年10月份之《Adelphi》”[6](p119-125)；3.1935年柳若水编译的《黑格尔辩证法及哲学一般之批判》，内容为“第三手稿”的相应内容；[7](p119-125)4.由周扬主编，于1944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编译了《手稿》中关于美及美感的两段文字[8](p27-30)。在《手稿》内容的阐释和研究方面，除梁实秋在上文提到的“译者案”中曾对马克思引用莎翁诗句的那段文字进行过简短

的评价外[6](p125)，第一个真正从整体上重视并研究该文本的中国人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在1935年版《社会学大纲》中，李达为了说明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化用、援引《手稿》中关于感觉的论述，论证感觉的发展是由人类历史的发展水平和具体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观点。[9](p127-128)此后，李达在1937年版《社会学大纲》中进一步从总体上介绍和评析了《手稿》的基本内容及理论意义。[10](p57-58)而最早关注《手稿》文艺美学思想的人是周扬。他在1937年的一篇文章中，为了论证“无论是客观的艺术品，还是人的主观审美力，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的观点，曾引用过《手稿》中一段关于人的感觉的文字。[11](p217)值得玩味的是，或许正是由于开端的定向作用，中国人对于《手稿》的接受最初发生在文学（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此后对于《手稿》的阐释和研究便始终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学科领域。

（二）开展期，时间从1949年到“文革”前。这一时期，我国出版了第一个《手稿》中文全译本，还出了不少的节译本、摘译本，应该说研究《手稿》的文本条件已经具备，但关注《手稿》的人并不多，主要集中在美学领域，接受主体主要为译介者，接受方式以翻译和摘引为主。当时《手稿》的主要中译本有：1.贺麟节译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批判》片断，刊载于《新建设》1954年第11期；2.何思敬节译的《疏远化了的劳动》片断，刊载于《新建设》1955年第11期；3.何思敬、宗白华全译本，主标题为《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副标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附最后一章：关于黑格尔哲学”；[12]4.曹葆华转译的《手稿》的14个片断[13]。在此期间，我国还翻译了不少国外关于《手稿》的研究性著作，如卢森贝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奥古斯特·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等。除此之外，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机构还内部刊印了一批供批判之用的欧美、苏东学者研究人道主义的译著和译文集。由于这些论著与《手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思想联系，因而，它们在当时实际上成为《手稿》在我国接受的另一种形式——逆向接受。这一时期关于《手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1956年到1964年的中国美学界。当时《手稿》中的一些论断，如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化自然、美的规律等，被李泽厚、朱光潜、蒋孔阳等反复征引，以此来说明和论证各自对于美、美感的看法。例如，李泽厚曾援用《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有关内容，来论证社会性是美的根源，自然只有对象化为人化自然之后，才可能是美的，等等。[14](p232)总体来看，在这场持续近八年的美学讨论中，《手稿》中的相关思想只是被不假思索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而直接引用，却缺少起码的分析和阐释，更谈不上有什么深入的研究。

（三）高潮期，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这一时期是《手稿》在我国接受最为集中的时期，其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接受主体众多，遍及人文社科界，《手稿》中的许多观点被人们所认同与援用，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后来有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手稿》与萨特的存在主义、罗曼·罗兰的小说一起，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5](p122-123)这一时期《手稿》的主要中译本有：1.刘丕坤1979年全译本，书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译本，主标题改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7]3.朱光潜选译片断，内容包括《异化劳动》和《私有制和共产主义》中的一些关键性段落。[18]这一阶段的《手稿》研究是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开始的。在这场讨论中，《手稿》成为各派争论的焦点，一度出现“手稿热”现象。讨论期间，一些单位还组织编译了许多国外与《手稿》相关的研究成果，如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译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复旦大学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编译的《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在80年代中后期，又陆续出版了一批研究《手稿》的著作，如田其治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试释》等；此外，高清海、孙伯鍨、陈先达等人在其著作中也有专门涉及《手稿》的研究内容。与此同时，美学领域兴起的“美学热”与“手稿热”交织在一起，使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20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美学诸派，各自从《手稿》中吸收了不同的理论酵素而得以继续深化和发展。[19]此外，《手稿》在文学、经济学等领域也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要言之，经过“手稿热”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的洗礼，《手稿》中的一些概念、观念和思想，如异化、人性、人的本质及其对象化、人道主义、人化自然等，开始沉潜入普通中国人的心灵结构之中，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同。

（四）深化期，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的《手稿》接受不再像80年代那么热了，《手稿》中的许多观点已经常识化，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学界关于《手稿》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和多样化。此阶段《手稿》的主要中译本有：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全译本，由中央编译局根据MEGA2第I部分第2卷中的逻辑改编版译出，后又将此译本做单行本出版；2. 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全译本，这是在新全集本的基础上，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0卷而新修订的译本；3.2012年人民出版社《手稿》单行本，该版本最大的特色在于附录了按照马克思原始写作顺序和版式编排的译文。在《手稿》研究方面，在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手稿》研究出现复苏趋向。关于《手稿》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又逐渐多了起来。整体来看，这一阶段的《手稿》研究呈现出研究形式学术（理）化、研究视角多样化、个性化等特征。

通过以上对《手稿》在国内不同历史时期接受状况的简要梳理，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深长思之。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在《手稿》整体不受重视的情况下，其中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部分却流传甚广？在中国沉寂了40余载的《手稿》为什么突然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关注焦点？等等。下面，本文试从《手稿》接受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间关系的视角，对上述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思考和探讨。

三、《巴黎手稿》接受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互动关联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是相对于苏俄、西欧、东欧、英美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而言的。它是几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透过中国人特有的期待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方法，思考、分析、解决中国问题，总结、阐释中国经验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两大因素影响并决定了这一传统的底色：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十月革命之后主要不是作为一种对象化的知识、学说，而是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真理被引介到中国，因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在形成之初便带有极强的实践指向和方法论取向，理论联系实际、面向中国现实而实事求是，遂成为这一传统的理论基因；其二，中国人早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来自前苏联，因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受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极大，至今仍很难说完全摆脱了这一影响。

作为青年马克思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文本之一，《手稿》在中国的接受便深受上述两大因素的影响，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间形成了一种十分密切的互动关联。

20世纪30年代中叶，李达之所以能够在《手稿》全文公开刊行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敏锐地察觉到它的理论价值，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并研究它，除了其自身的理论视野、学术敏感性等个体因素之外，更与当时整个中国的理论现实和正在形成中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分不开。当时，中国思想界围绕唯物辩证法这一主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派别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哲学论战。这场论战既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苏联20世纪20—30年代哲学论战的中国回声。[20](p114-149)李达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他讲授和出版《社会学大纲》，用唯物辩证法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就是对这场论战的一种间接回应。他在1937年版的《社会学大纲》序言中称，自己的这部书“虽无大的创见，但还有一些新的收获”。[10](序p5)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无大的创见”是指作者明确地意识到此书深受当时苏联、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影响，尚处在别人的理论架构之内；所谓“新的收获”，大概是指该著不仅凝聚了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还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杰出代表的他针对当时本国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新的理解和阐发。其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在对《手稿》内容的分析中，李达以“实践的唯物论”来规定唯物辩证法，凸显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以此为契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史的脉络作出了科学揭示，清晰地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逻辑线索，即从历史辩证法到自然辩证法，然后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统一，进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李达还在总结《手稿》三大特征的基础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研究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经济学和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上而创立的。这些看法明显不同于苏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观点，在

一定意义上表现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理解与创造性阐释。此外，李达还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黑格尔的实践概念进行了改造，把“实践”导入唯物论之中，使之发生了本质性变革，这就意味着，历史唯物论是唯物辩证法形成的前提和基础。[10](p57-58)这一看法也不同于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李达对《手稿》思想的这些理解和阐发，无疑表征了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某些特征及其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联系和区别。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消除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教育运动，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界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时间，全国上下出现了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知识分子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改造的热潮。历史地看，这场持续多年的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指导地位，但也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庸俗化、教条化的倾向和做法。例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改编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之类的顺口溜；哲学的党性原则成为衡量一切思想和理论的基本尺度，继而又被简单地与政治立场挂起钩来，从而使理论是非问题直接变成了政治立场问题，坚持唯物主义就意味着政治上正确，政治上正确便等同于理论上正确。这样的现实和理论背景构成了1949年以后《手稿》中国接受的基本语境，决定了当时《手稿》接受的特点和状况。在此期间，《手稿》的各类译本虽然出了不少，但其社会关注度非常低。后来人们在分析当时《手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由于当时的中译本晦涩难懂，影响了它的阅读和传播。但深究起来，所谓的“晦涩难懂”至少可以作以下三种理解：一是《手稿》本身的内容深奥难懂；二是当时的中译本翻译得不好，译文让人读不懂；三是因为《手稿》中的思想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水平，让人觉得难以理解。我们认为，这三种情形应该都存在，而第三点的影响恐怕最为根本。以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认知水平，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对《手稿》中丰富的思想内涵视而不见，即便有心阅读，也可能因为无法接受而“读不懂”，最终会把它当作马克思不成熟的东西而弃置一旁，反倒是《手稿》中关于“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哲学一般批判”部分，由于符合列宁的“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理论来源”的传统看法，其相关内容因此能够一版再版，得到广泛的传播。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文革”结束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中国社会开始了全方位的拨乱反正。出于对“文革”中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被肆意亵渎和践踏现象的反思，理论界展开了被称为“伤痕学术”[21](p337)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开始时，讨论主要集中在“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问题，后来逐步延展到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异化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异化现象等问题。《手稿》在讨论中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其中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想成为各方征引和论争的焦点。王若水、李鹏程、高尔太等人以《手稿》中的相关思想为理据，主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认为存在超越阶级性的人性，并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也可能出现异化现象。[22]而不同意这些看法的学者则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人道主义，但《手稿》只是马克思早期一部过渡性、不成熟的著作，其中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残留物，异化概念也有其特定含义和使用范围，不可随意滥用。

1984年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渐趋冷却，但《手稿》研究的热度依然不减。客观地讲，《手稿》接受对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首先，《手稿》研究深化了对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框架中，人（尤其是作为个体的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通过对《手稿》的阅读和研究，人们突然“发现”，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敌视人，而且十分关注人类幸福，重视个体的生命尊严、价值和自由，于是，过去那种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习惯看法开始松动并逐渐发生改变。其次，《手稿》的传播和研究使人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这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传统哲学教科书模式的质疑、反思和批判，从而为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再次，《手稿》研究拓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路向。《手稿》的“再发现”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出场，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主体性、价值论研究的开展；80年代初编译出版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手稿》的论文集，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中激发了人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兴趣，促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陈先达、杨适、熊子云等学者关于《手稿》的解读和诠释，实际上开创了我国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的先河；在80年代后期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很多人认定《手稿》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诞生地，并围绕《手稿》与马克思其他著作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而引发了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探讨，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手稿》及其中关于“人”的思想就像一根充满生机的常青藤，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许多新的论域和课题，不断从它上面萌发并生长起来。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市场社会的逐步生成，社会的不断分化，加上经济全球化和“苏东”巨变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格局也日趋多样化，逐渐形成了众多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个性化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进路。在这样的历史和理论语境之下，《手稿》研究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学理化、深入化的态势和特征。例如，关于《手稿》评价问题，中国学者在西方学者“顶点论”、前苏联学者“不成熟论”及广松涉“异化超越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矛盾论”（陈先达）、“成熟论”（张奎良）、“双重逻辑论”（孙伯鍨、张一兵）、“转换论”（俞吾金）、“起点论”（王东）、“两个出发点论”（赵光武）等多种创见。这些对《手稿》的深入研究反过来又推动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检视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研究论域，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哲学到国外马克思主义、从人学到现代性批判、从问题研究到马克思文本学和文献学研究，无不与《手稿》有着或近或远的理论关联。

回顾和反思《手稿》在中国80多年的接受历程，我们发现，它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间呈现出一种需要与选择、接受与塑造的互动关联。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中国的现实需要一起建构了《手稿》中国接受的总体性期待视域，决定了《手稿》在中国的接受状况，决定了中国人接不接受《手稿》、接受其中的哪些内容以及接受的方式和程度；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手稿》的接受状况反过来表征乃至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基本形态和状貌，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发展和变革。因此，只有把《手稿》接受置放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才能恰当地评估《手稿》的理论意蕴及《手稿》研究的历史贡献，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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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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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5）11-0005-06

周德清（1972—），男，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