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从苏联理论家的理解谈起

许恒兵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03）

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从苏联理论家的理解谈起

许恒兵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03）

苏联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历程始终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之为把握人类历史最普遍规律的“一般科学”的主导性理解，从而矮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变革的重大意义。固然，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是以“消灭”或“终结”“哲学”为前提的，但其并非是在消极意义上执行“消灭哲学”的，并且其所终结的“哲学”乃是开启于柏拉图并集大成于黑格尔的哲学传统，而非哲学之全部。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科学”时，是在相对于“谬误”或“意识的空话”的“真正的知识”的意义上而言的。从其思考的对象、内涵的彻底批判精神以及未来关照来看，马克思的思考方式是“哲学”的，而非“科学”的。

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哲学；苏联理论家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科学”。早在他们阐明“共同意见”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声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P516)这似乎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纯粹的“科学”，而不再是“哲学”。而恩格斯后来在论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变革时强调指出：“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2](P295)这似乎再度强化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科学”的理论取向。但是，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科学”，而不再是“哲学”，那么，我们便不能声称马克思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理论变革，因为，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将两种不同的学科放在一起，声称其中一种学科实现了对另外一种学科的理论变革，因此，这种理解必定会矮化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理论变革意义。为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本文以对苏联理论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质的主导性理解的批判性分析为前提，在充分阐述马克思终结的是何种“哲学”的基础上，着力从思考的对象、内涵的彻底批判精神以及未来关照三个维度着力澄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迥然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新型“哲学”。

一、苏联理论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论

对于一门知识或学科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王南湜教授指出：“在逻辑上彻底的前提下，可以说对对象的规定就决定了全部体系”[3](P49)，其中，知识的对象必定包含着对知识体系理论性质的规定。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对象的理解历程可知，其中无疑也同时贯穿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的理论规定。正如巴鲁林所概括的，对

于苏联历史唯物主义对象定义的各个研究阶段，“可以发现与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有关的特殊‘节奏’”[4](P82)。大体上而言，苏联理论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对象的定义经历了从“规律论”到“哲学基本问题-规律论”的变化，与之相适应，苏联理论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则经历了从“科学”论到“哲学-科学”论的变化。但是，在“哲学-科学”论中，由于苏联理论家始终将把握人类历史的最一般规律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任务，因而其对历史唯物主义之理论性质的理解归根到底仍旧是“科学”。

我们首先来看“科学”论，它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的苏联理论界，并以潜在的形式贯穿于之后的苏联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历程之中。无疑，“科学”本身作为表达人类研究实在的一种方式，在思想史中经历了涵义上的不断变化，正如林德伯格所强调的，“我们必须承认，‘科学’一词具有不同的涵义，每一种都合乎情理。”[5](p3)但是，如果我们将范围大致限定于近代以来开始勃兴并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近代科学，并且从其对象来看，其最大的特点无疑在于其牢固地确立了如如的世界为决定论性质的因果规律所统摄的信念，并在此信念的牵引下以科学的方式展开对世界的研究。也就是说，以近代科学为典范的科学探究方式必定是以探究规律为首要职责的，从而在性质上也必定是决定论的。对此，丹布尔概括指出：“科学本身，可能是决定论的。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按其本性来说就是研究自然界的规律性的，只有在它找到这种规律的地方，它才可以起作用。”[6](p418)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理论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所坚持的无疑是以近代自然科学为范型的“科学”论。因为，正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联理论家普遍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界定为对普遍规律的把握。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十年，大多数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家都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确定为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科学。”[7](p197)进入30年代后，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简洁论述更是堪称为此种理解路向的典范。其中，斯大林在将自然与历史作机械比附后指出：“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因此，“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8](p435)

固然，苏联理论家也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即便作为“科学”也应该具有不同于具体社会科学的理论特质，特别是当涉及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时。他们普遍认为，虽然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但却具备了哲学的功能，而这个功能便是通过把握人类历史最普遍的规律所体现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些人力图将历史发展中的特殊性规律也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对象中时，便造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质予以定位的困难，正如拉津指出的：“通过把那些不反映社会生活的最一般属性（哲学所探讨的）社会生活的‘特殊’规律列为历史唯物主义对象来扩大其对象范围，这种做法使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如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联系问题大大复杂化了。”[9](p7-8)而为了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具有哲学功能的“科学”的独特性，“许多学者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扩大到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范围以外，认为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本性就成了问题。”[9](p8)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借助于“一般规律”的研究对象来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实际上并不能达到其应有的目的。最一般规律实际上也就是研究对象即社会或历史的最大共性，“但是被研究的客体的最大共性的标志，绝不仅仅是哲学方法的特权。”[4](p53)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通过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恰恰终结了那种自认为把握了普遍规律的“科学”。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10](p543-544)

鉴于历史唯物主义对象之“普遍规律”论的缺陷，5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理论家开始了新的修正和完善，而其最集中的努力方向在于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同时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之中。对此，巴鲁林概括指出：“从50年代末起，在苏联的出版物中，下述思想越来越畅行无阻，这就是：在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和特点即它的

对象时，不仅不应该忽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而且应该把该问题纳入这门科学的对象定义。”[4](p56)如此一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便可以大致上概括为“哲学基本问题—规律”论。从目标指向上来看，这一定义无疑是为了更加全面地定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尤其是突出它的哲学性质。对此，巴鲁林指出：“显然，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即针对社会而言的哲学基本问题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定义，这不单是补充进去‘又一个’最一般规律，而且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本质。”[4](p67)同样，拉津等人也明确指出：“理论家们正确地把这些问题表述为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过程中的具体运用，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这个问题的无上权利恰好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地位是不容争辩的。”[9](p8-9)

固然，苏联理论家通过纳入哲学基本问题重新定位历史唯物主义对象，对于凸显其哲学的性质问题无疑有着方向上的正确指引作用。但就其所形成的具体观点而言，哲学基本问题的纳入并没有起到支撑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性质的作用。在历史唯物主义双重对象论的前提下，必须要解答的就是哲学基本问题与历史规律的关系问题。对此，苏联理论家要么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视为一般规律之中的一种类型，要么将其定位为认识者通达最普遍规律的前提，要么将其视为揭示最普遍规律所趋向的论证目标，也就是说，苏联理论家始终将把握人类历史最普遍规律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使命，从而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过高的愿望，并且，归根到底而言，这种“愿望”实质上就是力图建立“科学的科学”的愿望，如果其真的起到了证明哲学性质的作用，那也只是将历史唯物唯物主义导向了传统形而上学，而未能揭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意义。

实际上，正如本文在引言中所指出的，仅仅将历史唯物主义界定为以自然科学为范型的“科学”，则必定会矮化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变革的重大意义。即便以此强行述说马克思的理论变革，那也至多将马克思归结为以往历史哲学家思想志向的完成者，因为，早在马克思之前，众多的历史哲学家们——例如康德——因为赞赏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而力图将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彻底贯彻到历史领域，实现历史领域的科学化。可见，准确而合理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乃是关乎马克思实现了何种意义上的理论革命，以及这一革命在人类思想史上到底起着何种作用的重大问题，因而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而如果说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是在终结“哲学”的基础上实现的，那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执行了“消灭哲学”，以及“消灭”的到底是何种“哲学”。

二、马克思消灭的是何种“哲学”

马克思首先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消灭哲学”的论断的。其中，马克思认为，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但它没有认识到，要“消灭哲学”，就必须“使哲学成为现实”；与之相反，对于德国的理论政治派，马克思则批判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1](p10)。显然，马克思在批判的话语中认同的是应当“消灭哲学”。那么，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论及“消灭哲学”的呢？他消灭的又是何种“哲学”呢？这些问题的有效回答无疑是我们更加准确地定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的基本前提。

为此，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何谓马克思视域中的“真正的哲学”。对此，马克思认为，虽然德国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在“消灭哲学”的问题上表现出“相反的”错误，但它们却共有着对待哲学的错误前提，那就是，它们都“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1](p10)。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作为人类思维的产物，本身就源自于现实，并因此而与现实世界发生着交互作用，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就起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1](p121)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哲学”是隶属于现实世界中的强大的革命武器，因而，真正的哲学“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12](p37-38)

由此充分表明，当马克思言说“消灭哲学”时，它绝非是要在消极的意义上彻底地将“哲学”扔进垃圾堆。实际情形是，马克思要消灭“哲学”乃是因为其彻底丧失了“真正的哲学”的基本品格。具体言

之，马克思执行“消灭”的哲学具体所指乃是“德国哲学”。相对于“真正的哲学”要求，“德国哲学”在根本上脱离了现实生活，并以此丧失了引领时代变革的革命性作用，决定了马克思要求执行“消灭哲学”。固然，马克思指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1](p9)，但是，由于德国历史发展的滞后性，“德国哲学”与之保持同等水平的“正式的当代现实”却是“莱茵河彼岸”的“社会现实”。并且，“正式的当代现实”仍然不过是扭曲了的“现实”，“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人”，这就决定了“德国哲学”成为“抽象的不切实际的思维”，并且“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和低下同步”[1](p11)。也就是说，虽然“德国哲学”归根到底源自于“社会现实”，从而隶属于“这个世界”，但由于思维的抽象性和不切实际性——这固然也是由于落后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的——而从根本上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真实的生活，并由此彻底丧失了引领变革社会现实的革命实践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理论需要要想真正转变成实践需要，“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p13)，但由于其对现实的根本性脱离，“德国哲学”“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1](p13)，并由此表现出双重的“非革命性”：一方面，在如何将落后于时代的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真实水准的问题上，“德国哲学”仅仅只是在纯粹的思维领域展开运作；因而体现为“非革命性”的或者虚假的“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从“德国哲学”纯粹思维运作的最终趋向来看，它只是表现了“正式的当代现实”的“未完成”的状态，并彻底丧失了变革“正式的当代现实”的革命精神，或者说，它只是以思辨哲学的方式巩固起了“正式的当代现实”，从而堕入“无批判的实证主义”或“实证唯心主义”的泥坑。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必须“消灭哲学”。

由上观之，马克思“消灭哲学”是就其为变革社会现实的重要环节而言的，并且就其消灭的直接对象来看，它乃是以黑格尔哲学为典型代表的“德国哲学”，因为，“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1](p10)。但是，从更为久远的意义来看，马克思所要消灭的乃是开启于柏拉图并集大成于黑格尔的整个理论哲学传统。对此，阿伦特作了很好的概括，她指出：“柏拉图在《理想国》的洞穴篇中，把人间事务的领域——在一个共同世界中的人的共同生活，描绘成一个黑暗、混乱与欺诈的场所，对于那些寻求永恒理念中澄澈天穹、渴望真正存在的人来说，必定会转向离弃这样的世界。开端就在柏拉图的这个寓言中现身了。这一传统终结于马克思的如下宣告：哲学及其真理并不外在于人间事务及其共同世界，而恰好置身于其中。唯有在共同生活的领域——马克思称之为‘社会’，借助于‘社会化的人类’的生成，哲学及其真理才能够‘成为现实’。”[13](p244-245)这也就是说，马克思终结的是柏拉图开启的理论传统，但却是通过终结“德国哲学”来实现的，内中隐含的前提就是，德国哲学保持在以柏拉图为其开端的哲学传统之中。柏拉图将抽象的“理念”视为真实的生活的根基，而“德国哲学”也同样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原，一定的思想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理解的物质世界的奥秘”[1](p510)，尤其是“德国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则“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在他看来，不仅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整个历史变成了思想的历史。他并不满足于记述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活动。”[1](p510)

那么，马克思消灭了“哲学”之后所建立的“历史科学”是否还是哲学呢？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很容易得出否定性的结论，并且似乎能够以马克思自称历史唯物主义为“历史科学”作为“坚实的”依据。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必定会矮化马克思理论变革的重大意义，我们因此甚至不再能够谈论马克思的理论变革。而且，马克思执行“消灭哲学”并非消极意义上的举措，而是积极的批判，而积极的批判必定同时内涵着积极的改造。更为显著的是，正是在其初步完成“消灭哲学”之举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作为其副标题无疑表明自己的理论是“哲学”的，而非“科学”的。正如科尔施所言：“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前进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十分清楚，哲学的消灭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抛弃哲学。”[12](p38)那么，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科学”或“科学”到底是针对什么而言的呢？哪些显著的理论“症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的？接

下来，我们尝试对这些关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质的问题进行解答。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本质

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在马克思的具体言说语境中，“科学”概念到底承载着哪些内涵。纵观马克思众多关于“科学”概念的话语，其至少有以下三层意思：首先，也是最广泛的，马克思沿袭了近代以来将“科学”一般性地等同于“知识”的用法。对于这一用法，莱蒙概括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不同的语言中，我们用以翻译‘科学’和‘哲学’的都是可以与‘知识’通用的术语。甚至在我们称之为‘科学的’那些特别实际的经验知识在17世纪开始脱离一种先验概念思考的时候也是如此，那种思考通常被称为‘自然哲学’。”[14](p397-398)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科学无疑在等同于“知识”的意义上被广泛地适用。例如，马克思批判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为“某种神秘的科学”、“德国科学”时，就是在此意义上言说“科学”的；其次，马克思还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言说“科学”。对此，当马克思论及自然科学本身时自不必说，更为突出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历程时指出：“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有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15](p103)其中，马克思所说的“这门科学”就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科学”的首要特质在于把握规律，而以斯密和李嘉图为典型代表的“政治经济学”首先通过将历史“做成”自然，即“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并将资本“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16](p50)最后，马克思还在“真正的知识”的意义上使用“科学”概念，而这种使用正是为了标识历史唯物主义之不同于以往理论哲学传统的根本特质。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1](p526)显然，马克思是在与“谬误”相对立的“真正的知识”或“真理”的意义上使用“科学”的，并以之代称历史唯物主义。换句话说，当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视为从“哲学”到“科学”的转变，实际上内涵的是从“虚假的知识”到“真正的知识”的转变。“科学”是知识，“哲学”无疑也是知识，就此而言，因为马克思使用“科学”指称“历史唯物主义”便得出其不再是“哲学”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进一步来看，哪些显著的理论特质表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真正的知识”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哲学”呢？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思考对象，表明了它是“哲学”的，而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如上所述，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科学”力图通过思维的抽象把握客观世界中的决定论性质的因果关系，为此，它必须尽可能消解体现人的能动性特质的精神因素。对此，薛定谔指出，科学“建构这个物质世界的代价就是把自我即心灵排除在外”[17](p3)。此种取向体现在近代科学对自然因果关系的执着探求所导致的世界观转变上，即“世界被具体地描绘为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机械论的而不是目的论的。”[18](p99)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科学家以科学的方式对人的心理秩序的探究上。当有人问及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是否相信人有意识时，他的回答是，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他不否认人有意识，但从其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出发，便断然不能承认人有意识[19]。与“科学”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则以“能动的生活过程”或“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为对象，这表明它同时是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因为“能动的生活过程”就是“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的过程，因而是人与环境——也就是人活动于其中的周围世界——基于实践活动交互作用的过程。这种对象上的不同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言：“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与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像科学那样把‘整个世界’作为对象而‘解释世界’，恰恰相反，它是把科学活动中所蕴含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无限丰富的矛盾关系”[20]。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对象，恰恰延续了哲学的传统，并且在此问题上彻底革新了“哲学”。在近代以前，由于主体尚未取得自立，人与世界的关系便以间接的形式，即以本体与现象的关系获得体现。近代以来，人与世界的关系则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被明确提出来，探寻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构成了整个近代哲学的中心主题。但是，由于脱离了真实的生活，人与世界的关系被

置换成“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神秘莫测的崇高功业’的问题”[1](p529)，以致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变成为纯粹思维的关系，从而陷入了“神秘主义”。而马克思则通过回到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将现实的个人视为历史中的真正主体，将人所活动于其中的周围世界视为人的实践活动和思维活动的对象，并强调人与世界的思维关系“制约于”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从而回到了人与世界关系的“真实面目”，并以此实现了人与世界之双重关系的“相互关系”彻底的唯物主义阐明。总结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对象，表明了它不是“科学”的，而应是“哲学”的，并且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超越了传统哲学。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内涵的批判精神决定了它是“哲学”的，而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从本质上而言，“科学”要求确定规律或定律的目标决定了它是实证的，而非批判的。著名的科学史家科瓦雷在论及牛顿的科学立场时指出：“他所讨论的那些力是‘数学的力’，……我们的目标不是去思索它们的真正本性[或者产生它们的原因]，而是去研究它们的作用方式是什么。或者，用稍微时髦的话来说，是去寻找how而非why，是去建立定律而非寻找原因。”[17](p193)这段话表明，科学恰恰舍弃了哲学对“终极原因”的追问，而只问认识对象运转的规律，从而体现出实证主义的理论取向。正如“实证主义”概念的创始人所说：“把一切现象看成服从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精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并把它们的数目压缩到最低限度，乃是我们一切努力的目标，因为我们认为，探索那些所谓的始因或目的因，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绝对办不到的，也是毫无意义的。”[21](p30)与科学只问“是什么”的实证化取向根本不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以追问“为什么”的方式拷问历史，从而不仅活用了“哲学”的提问方式，而且以其独特的回答方式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超越。从缘起来看，“哲学”本身源自于对世界穷根究底的追问，它力图于“现象世界”的背后发现真实的“本体世界”，从而由此铸就了自身内在具有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就体现于“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二分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矫正、规范与引领作用。但是，传统哲学的终极性追问所体现出来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将其所承诺的受时代限制的“本体”固化为永恒不变的“绝对”，从而便由对世界何以如此的批判性追问转向了世界“是什么”的“终极”回答，如此，它便转向了批判精神的反面，走向了如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出来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倾向。与此根本不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将自己的追问牢固地建基于真实的人类生活世界中，并于其中探究“形塑”社会现实的“根基”，然后以概念化的方式对其予以把握，以此获得历史性阐释社会现实的观念性前提，由于真实的人类生活世界的持续生成性，这个“前提”并不能获得永恒的解释效力，因而确保了追问的持续不断性以及批判的彻底性，从而是内涵彻底批判精神的“哲学”。诚如马克思自己所言，“唯物主义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的批判的世界观。”[22](p261)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追问“应该是什么”的未来关怀维度决定了它是“哲学”的，而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对于科学，爱因斯坦指出，“至于决定‘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却是一个同它完全无关的独立问题。”[23](p526)“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与“科学”无关，恰恰表明“科学”缺乏未来关怀维度。实际上，当孔德强调“目的因”无从探究时，已然表达了实证科学无关于未来关照的意思。更进一步来看，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研究资产阶级制度时，它首先“奇怪地”将其“视为”“天然的”制度，也就是永恒不变的制度，既然如此，它也就在匹配于自身具有的资产阶级立场从理论上彻底舍弃了关于人类历史之未来的追问。与“科学”根本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则以追问“应该是”什么的方式拷问历史，从而不仅活用了“哲学”本有的问题意识，而且以其独特的回答方式超越了“传统哲学”。如上所述，哲学以追问世界之终极性本体而力图成为“科学的科学”，而按照胡塞尔的解读，它同时“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可以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在伦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种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24](p1)，正是这种“伦理—宗教方面”的追求构成了“传统哲学”内在具有的未来关怀维度，那就是希望通过“哲学”的努力成就真正的有价值的生活。但是，传统哲学未来探究的根本限制在于，它将美好的世界图景的实现仅仅视为超越于现实生活之外的纯粹思维建构物，因而仅仅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并于此彻底丧失了未来关照的维度。与此根本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将未来探究

深深地扎根于真实的现实生活领域，它基于对传统哲学的前提批判，将其思辨地理解历史的抽象前提或“尺度”翻转为“形塑”历史的真实的根基，即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从其在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具体存在出发把握人类历史的具体阶段，既从中分析其内在的历史性限制，又从中探寻其通达历史未来的历史条件，并在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使其革命化，因而是一种真正指向未来的“改变世界”的哲学。

综上所述，历史唯物主义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哲学”。只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全然不同于开启于柏拉图并集大成于黑格尔的哲学传统，而应是将思考的对象指向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世界之关系的内涵彻底的批判精神的真正的“改变世界”的新型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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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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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3-8477（2015）11-0011-07

许恒兵（1979—），男，哲学博士，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外学者历史唯物主义观的理解史研究”（11AZX001）、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苏东唯物史观的发展逻辑研究”（13CZX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