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战略优势、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

彭克慧

（1.武汉大学，湖北武汉 430072；2.海军工程大学，湖北武汉 430033）

“一带一路”的战略优势、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

彭克慧1，2

（1.武汉大学，湖北武汉 430072；2.海军工程大学，湖北武汉 430033）

“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后提出的，旨在追求沿线国家共利益、共责任、共命运的倡议。这一战略构想具有以和谐共赢为主旨、以和平反霸为基准、以文化交融为内核、以经济发展为外壳、以内外协调为动力、以陆海统筹为保障的优势，同时也可能会因战线长范围广而导致进程缓慢、因牵涉国家杂多而造成众口难调、因价值取向不同而引发潜在危机。但只要以保持稳定大局、强化基础设施、“授人以渔”、同生存共命运四个方面为纲领性对策选择，就能够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实施到底。

“一带一路”；战略优势；现实困境

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面世。确切地说，“一带一路”并不是一个实体机制，而是借“丝路”之名、为“丝路”历经的各沿线国家打造一个双、多边的合作共赢的平台。参与进来的国家不仅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还结成了责任和命运共同体。然而，理清“一带一路”的战略优势所在和它可能会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趋利避害的纲领性举措，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并最终实现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

一、“一带一路”的战略优势

“一带一路”的构想无论从历史的深度还是从逻辑的高度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优势，它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不仅能密切以我国为发端的亚欧非等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统筹了国内国际的生产力发展，而且是在维护和平、促进和谐的基调上追求共赢，以期达成利益、责任和命运的共同体并有望重塑世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

（一）以和谐共赢为主旨，以和平反霸为基准。

“丝绸之路”虽然早已为世界人民所熟知且受益，但一直都没能获得一个统一而固定的名称。直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F.von Richthofen所写《中国》一书才首次把汉代中国与西南亚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交通主道称作“丝绸之路”。后来，德国历史学家A.Herrmann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又根据当时最新的考古发现将这条通道延伸至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地区。其实，随着海上贸易的日渐发达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丝绸之路”早已不局限于陆上交通了，人们便将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由阿拉伯海直至非洲东海岸的贸易往来通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可见，“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发端于中国，又都具有世界意义。那么，除中国之外的国家提出“丝路”战略也不足为怪了。

首先要说的是美国。美国国会在1999年就通过了“丝绸之路战略法案”。后来，时任美国国务卿

的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9月的联大会议上描述了她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同年10月，美国将对中亚和南亚的政策统一命名为“新丝绸之路战略”。其次是欧盟。欧盟于2009年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他们希望在保证能源供应安全的同时，也增强自身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接下来是日本。日本在1997年也提出了“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将中亚及高加索等八国称为“丝绸之路地区”，他们想在这个世界战略要地站稳脚跟，在毗邻中国的地区培养“亲日国家”，以形成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不难看出，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借“丝路”之名、行霸权之实的意图异常明显。而“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恰恰突破了这种“强国必霸”的思维惯式，在当今时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题框架下，还“丝路”以正名。[1](p5-9)

的确，全世界人民大都对孔老夫子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烂熟于心了，并在现代增加了“己之所欲，慎施于人”的后句。可见，无论是正在享受着和平的人还是希望拥有和平的人都不愿意在战乱、贫穷、饥饿、疾病当中生活，并且也更希望以非战争、非霸权、非殖民的方式获得和平、富裕、温饱和健康。这些恰与“一带一路”的主旨意愿相契合，也便使得“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更容易被接受了。

（二）以文化交融为内核，以经济发展为外壳。

早在2009年底，“丝路”构想就首先以发展旅游业的形式初露端倪，在《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文件中指出，要有序推进“丝绸之路”等地区的旅游业，[2](p275)在《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文件中又指出，要积极开发和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2](p354)而到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和10月出访东南亚以及李克强总理出席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后，“一带一路”正式提出。可见，“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不仅早已开启，而且是将以文化为内核的产业作为其先行发展方向的。

“一带一路”的沿线地区是多民族、多宗教的聚集地，不仅“四大文明古国”诞生于此，世界三大宗教也发源于此。在古代，“丝绸之路”不仅仅为当时沿途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人种提供了经济互通、商贸往来的平台，也为彼此之间的人文交流创造了条件。所以，在古丝绸之路上传递着的不仅有沿线各地的特产和奇珍异宝等实物，还有着宗教、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传播。前者只是暂时地改变了当时当地人民的生存状态，而后者则可能将永久性地改变沿途人民的生活方式。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正式提出后不久，2014年6月，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了世界遗产大会，卡塔尔的公主玛雅萨作为主席就宣布将“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走廊的路网”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段路上的33处遗迹中有22个位于中国境内，它见证了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16世纪的横跨亚欧大陆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尤其是游牧文明与定居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是由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一次联合行动，也是东西文明对话、交流和融合的实质性行动，更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先导性行动。[3]

穿越千年，“丝绸之路”对于中国、对于亚欧非、对于世界已经远远超越了“货物互通有无”的意义，她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和向往。在以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为主题的21世纪里，生活的幸福与美好是人类共同的至高追求，“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就显得尤为珍贵和稀缺了。即使“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将建成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也不管“一带一路”将给中国经济、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提供了多少可能，文化交融都是她最核心的本质。[4](p14-20)

（三）以内外协调为动力，以陆海统筹为保障。

虽然从华夏文明之始就有了“丝绸之路”的零星存在，但它的兴盛却与同时代的强盛息息相关。张骞出使西域之时正值西汉走向强大之际，也是中华历史上“汉唐盛世”的开始，“陆上丝绸之路”或称“西北丝绸之路”由此进入了几百年的辉煌。接下来，一方面由于战乱的摧毁和气候的变化，另一方面也由于新航道的开辟和权力中心的南移，“丝绸之路”从西北转向西南。世界的版图因海洋而分割，又因海洋而融合，世界的历史因海洋而断裂，又因海洋而延续。到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实际已在世界经济这个大盘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假若按现在的GDP来换算，中国的GDP在全球所占份额于15世纪达到25%、于16世纪达到29%、于17世纪也达22%、于18世纪更是达到了30%。以至于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或称“西南丝绸之路”启动了“康乾盛世”的到来。可见，国力强盛是“丝路”繁荣的基础，而“丝路”的发达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实力更强更高的发展。

历史早已翻过了风雨的一页。经过30多年的

改革开放和“引进来”战略，中国于2010年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改革开放即走进了“深水区”，走上了攻坚克难的爬坡过程，走到了早已确定好也必然要经历的“走出去”战略阶段。几乎与此同时，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恰好给中国提供了这个挑战高难度的机会。金融危机不仅打破了“东方生产，西方消费”的国际分工模式，也悄然改变了靠借贷、靠预支来生活的西方化消费模式；“产能过剩”不仅仅是中国困境，也是全球性难题；而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及依此而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投资标准，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来平衡。[5]由此可见，将“一带一路”战略称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新引擎”[6]都算“生逢其时”、实至名归。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针对中国原有的“陆上丝绸之路”而言，它从中国西北腹地出发，经过亚洲中西部到达欧洲的东部和中部并延伸至其内陆；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则仍旧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出发，通过南亚和中东辐射至非洲地区。不难看出，也只有像中国这样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大国才能提出这种独具特色的优势战略布局，它不仅可以有效带动中国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的均衡发展，还可以充分考虑一般深处大陆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诉求，从而突破当前主要发达国家来自海上的岛链式经济封锁。因此，“一带一路”真正体现了内外协调、陆海统筹、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战略优势。[7](p1)

二、“一带一路”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

任何战略构想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都只不过是诸多情势交错影响下的最优选择，于是，它也可能随着情势的变化而被迫陷入困境。“一带一路”战略也不例外。因此，只有预知风险，才能规避风险。

（一）战线长、范围广可能会导致进程缓慢。

虽然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针对大周边地区而展开的一项中期战略，但它的实施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绝非短期几年所能完成。从“一带一路”的区域规划上来看，它几乎囊括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走陆路的“一带”有三条线，皆从中国西北、西南内陆出发，第一条经过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第二条经过中亚、西亚到达波斯湾、地中海，第三条则穿越陆地到达东南亚、南亚、印度洋。走海路的“一路”有两条重点通道，均是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过南海起程，一条抵达印度洋，延伸至欧洲，另一条则抵达南太平洋。在“一带一路”形成的战略闭环中，大约有65个国家将会受益。由于位于其中的低收入国家相当多，甚至有9个是最不发达国家，它们的人均GDP还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所以这里的发展空间异常巨大，它们整个的外贸和外资流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9%和6.5%，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要快很多。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整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将可能达到世界的1/3。

与此同时，在终极版的“一带一路”规划中，中国国内一共圈定了18个省份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包括东北3省吉林、辽宁、黑龙江，西北6省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西南3省区广西、云南、西藏，东南5省市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而内陆城市是重庆。此外，“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还要求发挥港、澳、台地区的特殊作用；集中在长江经济带的省份则以各自省会城市为“龙头”，如成都、武汉、长沙、合肥、南昌、郑州等；在沿海港口城市大串联中，山东省就被提到了两个重点城市青岛和烟台。不难预测，将这些经济实力不同、资源环境各异、发展特色相别的省市区全部纳入到“一带一路”的大棋局中，绝不是那么轻易、快捷的事情。因此可以说，“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将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二）牵涉国家众多可能会造成众口难调。

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出台之前，就有近60个国家表态愿意支持中国的这一构想，因此，《愿景与行动》也以多种语言版本对外发行。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构想获得了东盟、欧盟和阿拉伯联盟等国际组织的支持，中国也早已和沿线多个国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可由于这些国家的民族、宗教、信仰、文化各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极大，从而会使得不和谐、难协调的因素增多。就有研究人员认为，“一带一路”与“上合组织”有内容上的重叠，“亚投行”与“亚发行”有项目上的交叉，且中国这种“另起炉灶”的行为将引起信任质疑。

就路线上来看，在陆地方向的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民族冲突、宗教问题、阶级矛盾、政治斗争都很复杂，他们的政局普遍存在脆弱性和不确定性，政策缺乏延续性，国民缺乏归属感。[8](p72-79)而在海洋方向，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的“南海争端”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解决方

式，而印度强势的海洋战略又使其对中国始终存有防范之心。就内容上来看，即使“一带一路”已经在相当一批重大项目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早期收获，但终究会因牵涉国家众多、牵涉项目庞杂、牵涉工程浩大而不能采取简单的“大一统”方式。

（三）不同价值取向可能会引发潜在危机。

社会心理有一种天然的历史继承性。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人们不仅对强权政治及其行为仍心有余悸，对战后美式援助及所付出的代价也记忆犹新，于是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误读为“马歇尔计划”便是这种社会心理的自然条件反射。诚然，从表面上看，此两者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譬如都是为了帮助经济落后的国家或恢复或发展经济，又譬如都是为了帮助本国消解过剩产能、转移富余劳动力、流转闲置资金。但是，基于不同价值取向的这两者却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起码有这样五点。一是形成背景不同。后者是为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经济复兴而生；前者则是在长期和平条件下拓展“走出去”能力而生。二是终极目的不同。后者是“冷战”中资本主义阵营要与社会主义阵营相抗衡；前者则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里发展中国家集体求发展。三是成员地位不同。后者以美国为主导，单方面向西欧各国输出资金和产能；前者则是仅只由中国来倡导，各参与国共同出资、共同建设、共享成果。四是主要内容不同。后者援助范围局限于西欧，援助项目局限金融；前者则地跨亚欧非，主要帮助区域内国家搞好基础建设，助其自主致富。五是文化传统不同。年轻的美国霸气十足，自居为世界“拯救者”；而古老的东方文明则以“和为贵”，并始终遵循新时代的“不结盟”、“不称霸”及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9][10][11]

又譬如说俄罗斯。就俄罗斯本身而言，它是非常希望能在欧亚地区事务上掌控主导权的。它虽然没有出台明显针对中国的政策，还在加快同中国的战略协调与合作，它也并没有把中国当作“不友好势力”，并还充分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但多一股势力进入到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去终归是多了一份后顾之忧的。即便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单纯是一项经济政策，但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唯物史观来看，这势必会影响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意图。

还譬如说印度，这个与中国同样古老、同处亚太、同具潜力的大国自然也想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说，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作最大的竞争对手甚至“假想敌”，所以它对“一带一路”构想是表面冷淡实则反对，而它的这种态度必然导致其他南亚国家陷入两难抉择之境地。由于印度对中国采取经济上合作、战略上平衡的双轨政策，使得中印之间的关系稳定却有限度，这就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向南亚以及更远处延伸造成阻碍。

三、坚定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纲领性对策选择

凡事皆有两面性。对优势，要充分发挥之并保持；对劣势，要谨慎对待之而规避。若要顺利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就要紧抓其战略优势并将不利化为有利，有几条纲领性的对策是必须把握的。

（一）以保持稳定大局为先决条件。

以史为鉴，莫让历史悲剧重演，保持内外稳定的局势是保证“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进入新世纪以后，恐怖主义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日渐嚣张，已成为当今世界非传统安全的主要威胁，而这些势力在中国国内尤其是古“丝绸之路”曾经经过的地方都有引爆的风险。更重要的，各省市区就争相抢夺国家层面的政策倾斜、为赢取先机而纷纷出台以一己之利为主的方案，这些项目难免雷同，从而极易造成重叠、无序的恶性竞争。比方说陕西的西安、河南的洛阳就曾为证明自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争论，山东的登州（今烟台）、浙江的明州（今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番禺（今广州）、广西的徐闻和合浦也曾力证自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显然，这些不必要、无意义的争议只会形成内耗。因此，团结才是力量，各省市区彼此都应该取长补短、凝成合力，为“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提供安全有序的稳定环境。

（二）以强化基础设施为奠基工程。

要想富，先修路。“一带一路”将重点及优先投资领域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也是将中国成功经验毫无保留对外输出的突出表现。并且，高科技条件下的基础设施建设绝不仅仅局限于交通行业，它还包括了能源管道建设和信息网络建设。由此，特别强调交通、能源、信息的互联互通，是为“一带一路”的沿线各国搭造一个自主发展的先期平台。

物质层面的联通只要出钱出力就好办，而精神层面的联通却仅非用钱用力所能为之，而后者才是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社会根基。若想使民心

相通、使“丝路”精神得以传承并弘扬，只有深入人心、急民众之所需、密切国家间的基层务实友好关系。[12]是故，“一带一路”将以旅游项目为突破口，以文化、娱乐、艺术、体育活动为契机，以青年学生为抓手，在公共卫生、传统医药领域加强合作，在就业培训、科研创新领域共同提升，并开展互结友好城市的活动。[13]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生态理念，因为这是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对待传统产业要做到有效整合，对待新兴产业从一开始就要做到科学环保。只有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寻求合作利益，“一带一路”的构想才能共同赢得可持续发展。

（三）以“授人以渔”为核心手段。

中国有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古老的“丝绸之路”不过商品上的互通有无。现代社会里，以资金、技术为内容的国际援助，输出国也出于种种考虑而对自己最核心的利益有所保留。“一带一路”构想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即期望实现资金融通共商共管，将“输血”功能提升为“造血”功能。“一带一路”的建设资金并非由某一个国家单独拿出，而是设立一个共同基金即“丝路基金”，它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为主要运行机构，并通过扩大双边本币互换及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来鼓励沿线各国自己筹集资金并使用。正因为丝路基金和各国主权基金的地位和作用是一样的，那么由此带来的风险和危机也应该能够共同应对。[14]除此之外，技术上的交流与合作也是遵循这一理念的。

可见，中国始终将自己置于“帮助者”而非“救助者”的位置，所以“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融，中国愿意、乐意也诚心诚意地尊重并善待沿线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四）以同生存共命运为终极追求。

“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输入国摆脱依赖心理，让全部的参与国各自承担起各自责任以及共同承担起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无论是中国企业到沿线国家去投资还是沿线国家企业到中国来投资，都要入乡随俗，按照属地化的原则来建厂、管理和经营，都是为了帮助当地的经济发展、就业的增加和民生的改善，并不是仅仅为了经济利益而发展经济。除此之外，还要严格维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其生态环境，因为这个地球是所有地球人的共同家园。这也就是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的，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综上所述，若想让“一带一路”真正成为所有参与国家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舞台，只有将这些国家形形色色的观念、想法甚至行为统一起来，统一到同生存共命运这个表象各异却本质相同的一致追求上来，由此才能共同演奏出一曲和谐优美的交响乐，才能形成利益互惠、责任共担、命运相通的共同体。

[1]袁新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战略分析[J].理论月刊，2014，（1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单霁翔.加强“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N].光明日报，2015-3-10（6）.

[4]孙存良，李宁.“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重大意义、实现路径和建构机制[J].国际援助，2015，（2）.

[5]汤敏.“一带一路”助推改革开放[N].光明日报，2015-3-12（15）.

[6]吴秋余.一带一路，共同繁荣新引擎[N].人民日报，2015-3-11（12）.

[7]肖琳.海陆统筹共进，构建“一带一路”[J].太平洋学报，2014，（2）.

[8]刘海泉.“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挑战与中国的选择[J].太平洋学报，2015，（2）.

[9]孙成昊.“一带一路”不等同为“马歇尔计划”[N].中国国防报，2015-1-6（23）.

[10]张鑫.“一带一路”根本不同于马歇尔计划[N].人民日报，2015-3-18（7）.

[11]张鑫，杨海全.“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2-13（A07）.

[12]罗雨泽.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先要“心通”[N].人民日报，2015-1-26（5）.

[13]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N].人民日报，2015-3-29（3）.

[14]凯轩.融资融智齐推动共筑繁荣世界梦[N].人民日报，2014-12-27（6）.

责任编辑 张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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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5）11-0039-05

彭克慧（1978—），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海军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