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天大的事
——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方世南

东吴讲堂

生态文明建设是天大的事
——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方世南

生态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民生问题。全国性的以雾霾为显性表现的生态危机快到了天要塌下来的地步。将生态文明建设看作天大的事，反映了当前人与自然关系空前紧张已成为最为重大的事。天大的事就是根本性、关键性和全局性的重大的事。可归结为生态矛盾、生态权益、生态安全、生态执政、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等以前没有遇到和没有加以重视的重大的事。既然生态文明建设是天大的事，那么，必须通过牢固确立生态执政观，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生态文化建设水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大力加强生态产业建设和大力培植生态型民间组织，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解决好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天大的事。

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

生态文明目前既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又是全球共同从事的重大实践问题。

我今天讲演的题目是“生态文明建设是天大的事”。我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为什么说生态文明建设是天大的事？第二，说生态文明建设是天大的事，这天大的事究竟包括那些重大的事？第三，既然生态文明建设是天大的事，那么，我们怎么来有效地解决好这些天大的事？

第一，为什么说生态文明建设是天大的事？

所谓“天大的事”，就是最为重大的事。究其本源，是指人与自然关系的事，是生态环境的事，建设好生态文明就是天大的事。

“天”和“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孔子对于人与“天”（自然界）的关系，有三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提出要“知天命”，就是要人们认识和把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要按照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办事，不能主观主义，胡作非为；二是他要人们“畏天命”，就是要对大自然怀有敬畏之心，要顺从大自然，不能在自然面前狂妄自大，轻慢大自然和任意征服大自然；三是孔子还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要人们善待山水，热爱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将仁者爱人的理念推广到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上，要仁者将爱人和爱山水结合起来。孔子的“知天命”、“畏天命”和“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命题表现了他的是天大而不是人大的思想，由于是天大而不是人大，因而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服从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将生态文明建设看作天大的事，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前人与自然关系空前紧张已成为最为重大的事。现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毫不夸张地说，快到了天要塌下来的地步。

如今灰霾天频频，而且是大范围的，某些地方甚至“暗无天日”，这反映出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北京灰霾严重的时候，有人在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相，在网络上发了，雾霾朦胧的照片上方，配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你站在天安门前，却看不到毛主席的像。”谁知道，上海有人当即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阿拉手里拿了一张人民币，却看不到毛主席的像。”虽然夸张了一些，但反映了在PM2.5爆表的情况下人们既看不到天，也看不到人的现象。

二○一四年二月十二日，李克强主持召开本届政府的第三十八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伊始，他语气沉重地说：“雾霾现在成了网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已成为民生改善的当务之急。这个问题，政府决不能回避。”①见《中国青年报》2014年2月26日：“李克强称雾霾问题不能回避 追问环保部长数十问”。只过了一个月，也就是二○一四年三月十三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在回答与雾霾有关的问题时，李克强表示，我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因为这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许多人早晨一起来，就打开手机查看PM2.5的数值，这已经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②见《中国日报》2014年3月13日：李克强谈雾霾：“这已经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

现在，我国环境压力不堪重负、传统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国际社会的指责不能回避、人民群众的期盼不容忽视、现行宪法修正不应怠慢这“五个不”，突出地说明生态文明建设是天大的事。

一是环境压力不堪重负。人口众多和资源匮乏是我国的重要国情。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由于人口众多，使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少。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4 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我国的单位G D P能耗高出世界平均水平7 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2至3倍。这一低一高，加剧了我国资源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解决不好，将成为制约和影响实现中国梦的天大的事。

二是传统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我国长期实行的剥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增长已经达到了极限。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之上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还没有摆脱粗放运行的传统局面。土地资源是我国极其稀缺的重要资源，它既是我国国民生存和发展的命脉，又发挥着巨大的生态功能，但是，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我国本来稀少的耕地却一再受到侵蚀，目前我国耕地面积仅约为18.26亿亩，比一九九七年的19.49亿亩减少1.23亿亩，人均耕地面积由十多年前的1.58亩减少到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18亿亩耕地红线已经岌岌可危，耕地的锐减，加剧了生态环境的退化进程。我国资源禀赋较差，石油、铁矿石、铝土矿的人均储量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42%和7.3%。有关专家认为，如果我国也像美国当时那样实现工业化，那么三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用。如不转变发展方式，将生态文明建设搞好，将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天大的事。

三是国际社会的指责不能回避。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国际问题，我国对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生态环境不负责任论”的一系列指责不能充耳不闻。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催生了生态安全这种新的国家安全观。生态安全是免于因生态环境恶化而造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以及免于因生态环境争端或冲突而形成的人类群际关系上的威胁。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托尔巴博士曾指出：冷战结束，环境问题一跃而名列世界政治议程的榜首。一九九一年八月，美国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第一次将生态环境纳入到国家安全之中。西方发达国家基于环境安全而设置的绿色壁垒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了极大影响。不以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效应对国际社会的指责，将成为影响我国国际形象的天大的事。

四是人民群众的期盼不容忽视。生态环境与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都发生密切联系，因而，生态环境问题也是最为基本和最为重大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群众的权益问题。不能将人民群众的权益简单地理解为就是经济权益，是用金钱就能解决的问题。除了经济权益，生态权益以及其他权益都是执政党和政府在民生问题上要格外注重的。希望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拥有宁静而优美的居住环境，是人民群众最为基本的生态需要，是生存的底线，也是他们应有的人权。如果忽视这些基本人权，谈论民生问题和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就会底气不足。然而，目前我国水资源的严重短缺和污染，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森林资源贫乏和草地退化，大气和固体废物的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限制或剥夺了人民群众最为基本的生态权益。生态环境恶化地区甚至出现了“生态难民”以及民不聊生的重大问题。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将会导致党群关系、府民关系不和谐影响政局稳定的天大的事。

五是现行宪法的修正不应怠慢。宪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大法。二○○四年全国人大对一九八二年制定的宪法进行了第四次修改，增加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但是，这一修改是在当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总布局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内容在宪法中是缺位的，这不利于确立生态文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不能从依法治国的高度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有鉴于此，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原则，按照推进中国整体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将现行宪法“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表述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如果不能根据“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原则修改宪法，必将导致生态文明建设无法纳入依法治国的框架这一天大的事。

说生态文明建设是天大的事，这个天还包括全世界的天。生态环境无国界，生态危机也是世界性的危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构建全球共同体，共同建设全球化的蓝天。当前，政治上以绿色新政为内容的生态政治学，经济上以生态现代化为内容的绿色发展，文化上以生态伦理为内容的生态文化，已合流为一股呼啸奔涌的世界性潮流，如同孙中山所说“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了“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新概念，这个概念是对环境友好型政策的统称，主要涉及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等与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一系列天大的事。潘基文呼吁全球领导人在投资方面，转向能够创造更多工作机会的环境项目，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进行投资，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和就业，以修复支撑全球经济的自然生态系统。经济上以生态现代化为内容的绿色发展也是世界性潮流。德国学者胡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生态现代化的概念。其核心内容是以发挥生态优势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建设生态现代化，需要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综合起来考虑，把生态建设看成是发展之义、发展之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发展模式由先污染后治理型向生态亲和型转变，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发展。文化上以生态伦理学为内容的生态文化已经成为全球性新文化。生态伦理学从伦理学的视角审视和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求人类将其道德关怀从社会延伸到自然存在物或自然环境，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一种道德关系。为了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共同体，人类应放弃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的传统价值观，转而追求与自然同生共荣、协同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只有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世界性眼光审时度势，运筹帷幄，面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呈现出的绿色新趋势、新潮流和世界竞争绿色化的新格局、新变化，将生态文明建设当作天大的事，真正告别非绿色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和绿色增长，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告别非绿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才能促使我国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绿色新政、绿色发展和绿色文化的新机遇，抢占新一轮全球绿色竞争的制高点，以迎战决定未来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之中国梦实现的全球性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的绿色竞争，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的历史新篇章，以绿色崛起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第二，说生态文明建设是天大的事，这天大的事究竟包括那些重大的事？

天大的事就是根本性、关键性和全局性的重大的事。我将其归结为生态矛盾、生态权益、生态安全、生态执政、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等以前没有遇到和没有加以重视的重大的事。

生态矛盾。生态矛盾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引起的矛盾，目前已成为重大矛盾。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十三大报告、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以及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都重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①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但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同时强调，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②强调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要“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③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这里所说的深刻变化、风险挑战以及新课题新矛盾，应该是包含生态矛盾这个新矛盾的。将国内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对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必须同时看到，中国区域差异很大，发展很不平衡，国内主要矛盾作为全国性矛盾，在各地有差异性表现。而且坚持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不意味着其他多种矛盾都不会因客观情况的变动而上升为主要矛盾或重大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总体上都达到了衣食无忧状态，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得到了空前改善，而人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现象却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生态问题已经成为最为重大的民生议题，生态民生已经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而格外引人注目。我国目前已经处于国内主要矛盾与生态矛盾以及其他矛盾并存和交织时期，在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民生已经向生态民生发生显著位移。

生态权益。生态权益是人们在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对于自然环境的基本权利以及行使这些权利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如占有、利用以及享受自然环境资源的各项权利以及所带来的各种利益。主要包括对于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权、生态环境状况的知情权、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权和生态环境侵害的诉讼权。生态权益是人民群众最为基本和最为根本的权益，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一九七二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第一条就庄严宣告：“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这里突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享有与自然和谐的高品质生活质量的权利，二是人类有着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责任和应尽的义务。生态权益是人们对生态资源的享有权利和对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统一。说明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和统一的。将两者对立起来，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片面地助长经济理性而贬抑生态理性，无视客观存在着的生态矛盾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权益，人们不能自由自在地呼吸清新的空气，不能喝上干净的水，不能吃上放心的食品，不能与大地亲近，不能倾听鸟儿和昆虫的鸣叫，无法仰望到美丽的星空，无法欣赏大自然的秀美景色，就连外出散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生态权益的缺失会引发人不能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天大的事。

生态安全。生态安全也称为环境安全，是补充传统安全观的一种新安全观。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资源状况能持续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社会经济发展不受或少受来自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与威胁的状态。生态安全既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只有生态安全了，才能避免因为环境问题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才能促进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和谐。一九八○年的“布伦特报告”首次提出了应该用“非传统的方法”看待安全问题，并提议解决国际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各国能够更多地重视“非传统安全”。巴瑞·布赞教授将经济、社会与环境问题同政治和军事问题并列，认为对安全的威胁并非只来自军事，因生态问题引起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个人人身安全的重大因素。理查德·乌尔曼是第一个提出要对安全概念进行扩大解释的学者，他认为，构成对安全威胁的范围应该包括自然灾变等环境与生态恶化所带来的恶果，“非军事安全”应该是安全关注和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随后，有一些环境问题学者开始将环境问题与安全挂钩，“生态安全”的概念开始出现。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和环境专家莱斯特·R·布朗一九七七年在其《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明确提出要重新定义国家安全，力图将生态问题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一九八七年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使用了环境安全这一用语，阐明安全的定义除了对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威胁外，环境问题已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安全问题之一，这引起了对环境安全问题的世界性关注。一九八九年，杰西卡·马修斯在她著名的《重新定义安全》一文中明确主张“扩展国家安全的定义，使其包括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二○○○年十二月公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指出，生态保护的指导思想是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中心，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这是生态环境安全概念首次在国家的正式规范性文件中被提及。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在第一条中规定：“为了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第一次将维护生态安全作为立法宗旨写进了国家的法律，生态安全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在中国被确立下来了。

生态执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执政党的灵魂和旗帜，是执政党执政实践的思想指导。执政理念是昭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什么执政、依靠谁执政、为了谁执政、怎样执好政的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用以规范和指导整个执政实践过程的根本原则与价值导向，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的政治责任、政治使命和政治价值观，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态度、执政行为和执政形象。执政理念既是执政党对执政环境的总体反映，又受执政环境的深刻影响。执政党的执政环境包括执政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外部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其中，构成执政环境之重要因素的生态环境是执政不可或缺的自然基础，它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成为影响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变量。执政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与生态执政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理念决定行动。特别是执政理念对于执政实践起着重大指导作用，执政理念正确与否，是事关全局性的天大的事。

生态制度。生态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本源性意义，起着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的根本性保障作用。一九九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①[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3页.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哈丁所说的“公有地悲剧”现象就源自生态资源产权制度出现的缺陷。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时，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有利润的。尽管因为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头牛可能使整个草地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但对于单个牧民来说，他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可是如果所有的牧民都看到这一点，都增加一头牛，那么草地将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需要，导致所有牧民的牛都饿死。这个故事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哈丁说：“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②见哈丁（Garrit Hadin）于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Tragedy of Commons》。

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生态文化是一个同心圆结构，由生态物质文化、生态行为文化、生态制度文化和生态文化价值观构成。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引领和精神旗帜。生态问题，不是生态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正是人类自身，是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的始作俑者。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就深刻地指出：“ 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她通过详尽的调查研究证明，“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③[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第2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确实，今天人类对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发生息息相关影响作用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实质上就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破坏，就是人类对自身的生存采取了一种变相和和隐蔽的慢性自杀行为。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和教育家，作为美国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在维护人类环境问题上最有见识、最有说服力的代言人巴里·康芒纳深刻地指出：“为了在地球上幸存下来，人类要求一个稳定的、持续存在的、相宜的环境。但是，无容辩驳的事实是，我们现在依靠地球生活的方式却正在使它薄薄的、生命所赖以存在的表面以及我们自己一起走向毁灭。”④⑤ [美]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第10、89页，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人类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这场十分严重的生态危机，因生态灾难而引发的生存灾难就会进一步加剧，甚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固然可以找到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人类不科学的生存方式与生态危机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巴里·康芒纳说得对：“环境的紊乱是由于人类的活动引起的，但又在人类身上施加了痛苦的影响。环境危机因此也就不仅是一个生态学上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社会问题。”⑤“敌人就是我们自己。”近代由资产阶级所推动的工业革命，充分张扬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张扬，一方面，有力地显示和确证着莎士比亚戏剧中所说的“人啊，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道理。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对自然界的轻慢和狂妄态度，使人类以自然界的征服者姿态君临天下，出现对自然界拼命索取的生产主义，对物质财富过度追求的物质主义，对物质生活过分享受的消费主义，膨胀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代世界上一些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欧洲、日本等，将过度的生产和过度的消费建立在广泛利用世界资源环境，过早和过多地支付地球生态资本的基础上，极大损害了非人类生命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生存，使人类遭受着严重的生态灾难，并演变为严重的生存灾难。美国人口虽然只占世界人口的6%，但消费的资源却占全球资源消费的1/3，一个美国人消耗的资源相当于六十个印度人消耗的资源，美国二亿人对全球能源的利用量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二百亿人的利用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一九九八年世界最富裕的1/5人口消费了世界全部商品和服务的86%，全球出口总额的68%；而最穷的1/5人口仅消费了1%。总之，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正在消耗着地球上的大部分资源，并制造了大量的废料、垃圾，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的主要责任者。正是他们奉行的这种不合理的生存方式，正一步步地摧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系统，将人类逼近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的困境。美国科学家卡普拉在《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认为：现在全球生态体系和生命进化处于危险之中，处于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中。生态危机在本质上不仅是人类的生存危机，而且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危机。因此，这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不仅吞噬着人类的外部自然——自然生态，而且毁坏着人自身的自然——人类生态。

文化是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与人紧密联系。生态问题，归根到底应该抓住人来做文章。只有大力提高人的素质，培育生态文化，才能促进人们端正生态文化价值观，解决生态文明建设这个天大的事。

第三，既然生态文明建设是天大的事，那么，我们怎么来有效地解决好这些天大的事？

首先，要确立生态执政观，以绿色执政理念促进中国绿色崛起。在中国，由于执政党处于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地位以及实施举国体制，生态绿色执政意识的淡漠和缺失，会导致政治决策、政治路线和政治实践对生态环境带来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我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谓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对马寅初人口理论的批判，六十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推行所谓“种稻种到山顶，插秧插到湖心”的反生态发展战略，大肆毁林造田和围湖造田，埋下了生态退化的祸根。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先污染后治理”的黑色发展观，都是引发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生态问题，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相比，它们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损耗和污染更多的是政治而非经济问题。”①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18页，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詹姆斯·奥康纳从政治高度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其眼光是犀利和深刻的，也说明，只有牢固确立将生态与政治联姻的绿色执政理念这一新型生态执政观，才能以绿色发展的成就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才能破除不科学的政绩观，树立有助于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的绿色生态政绩观。

其次，大力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该体现在生态文化建设上。生态文化是一种遵循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化，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软实力作用。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的危机，是占据主导和主流地位的反生态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非绿色意识形态导致的片面助长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体性、控制性和征服性的结果。拉兹洛认为，文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力量，就人对自然的破坏而言，在它背后是由一种文化支撑着，这就是西方主流文化所坚持的人是为了自身的目的才征服并控制自然的观点。高消费、高污染、建立在生态环境资源被剥夺基础上的单纯经济增长方式，就表现出一种十分落后的文化现象。而生态理性、生态道德和生态美学等内容的生态文化缺失，必定引发非绿色的思维方式、实践方式和行为方式。对生态危机现象的反思，必须把目光从外部收回来，回到人类自身，对人类所持的非绿色的精神文化予以深刻反思。只有认识到，生态危机归根到底表现出人的精神文化危机，才能揭示出生态危机的深刻文化根源。美国哲学家诺顿认为，建设生态文化能促使人们从精神上超越旧的世界观，转向一体化生态学的世界观，从物质形态上彻底改变传统的生产、消费方式，把利用自然、开发自然和保护自然统一起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有助于告别不科学的发展观，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从而推动一种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促进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再次，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社会秩序理论、哈丁的公有地悲哀理论，还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的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理论，都突出了制度对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价值。重视制度设计，加强制度创新，不断修改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 年11月9日，第1版。除了上述制度外，鉴于目前我国针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不是滞后就是空白，导致排污企业推诿，当地环保部门不作为，受害者却无可奈何的维权困局的情况，应尽快确立环境诉讼制度，使公众能够成为诉讼主体，就政府对公民环境保障不尽责以及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提出追究法律责任问题。在对政府环境责任的考核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政府环境治理的绩效制度和评估考核制度，推行政府环境问责制。另外，为了确立公民的环境权益，还要在环境资源的产权制度、环境资源的价格制度、环境资源的税务制度、公民环境参与制度、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建设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等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和规范。

复次，大力加强生态产业建设。在全球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声浪中，生态产业作为绿色环保产业应运而生，对于环境保护和实现绿色增长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生态产业是对传统产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的生产方式和工程技术的扬弃，是运用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工程技术构建既发展经济又保护资源环境从而达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绿色产业。生态产业始终注重将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是一种将环境保护和生态优化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新型绿色发展模式，体现了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生态优化的绿色生产力的本质要求。生态产业遵循生态学理念，按照生态工业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注重从生态容量和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出发，应用生态工程方法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的无公害、无污染而又高效的绿色产业体系。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都体现了生态产业的基本要求。生态产业既表现为生产出生态产品的一系列新兴产业，也表现为将生态工程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中，促进传统产业生态化的一些产业。生态产业有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以及生态服务业等众多类型。生态产业的大力发展，将极大地促进产业绿色化和生态化，推动着绿色科技和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助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到来。

最后，大力加强生态民间组织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系统工程，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一系列变革和全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多年来，政党和政府一直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深入，这种政党和政府主导型的生态文明建设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并显得力不从心。为了使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发展战略得以顺利实施，政党和政府必须转变理念，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中对生态型民间组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改革监督管理体制、加强资金支持等措施，积极扶持、引导和规范生态型民间组织的行为，帮助解决生态民间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使其成为政党和政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同盟和重要生力军。由于政府和企业本身所固有的官僚性和经济理性，很可能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失灵”现象。而生态型民间组织作为政府与企业之外的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三方力量，因其本身所特有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公益性等属性，决定了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实践已经证明，公民对于生态环保理念的认可和参与程度是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积极培育生态民间组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基础工程。

（本讲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范炳良教授主持）

方世南，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