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美好的暴力”吗？
——贾平凹小说三十年片论

何 平

论点摘编

存在“美好的暴力”吗？
——贾平凹小说三十年片论

何 平

回过头来看，贾平凹三十年对中国乡村的感受是流动不居的。《浮躁》阶段，浮躁，却是有着光明必至未来的期许；有困惑，却是一个简单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但短暂的好时光，才二十几年就成为了过去时的“黄金时代”。他的《秦腔》写中国乡村是溃败和颓丧——国未破山河不在，人犹续心魂仓惶，家族飘摇，古歌难续，贾平凹对这由盛年到衰年的流年光阴有着尖锐和深刻的痛感。而《老生》记忆的流年往事则更远一点，比《浮躁》的盛年更早，早到中国现代革命的起源。

写记忆和挽歌，贾平凹是自觉选择做时代的观察者，或者说“书记员”，而且几乎部部都是，最新的《老生》也是，贾平凹怅然惘然的挽歌不只虚虚的幻影和空洞的抒情，而是有着切实“事”和“情”的坚硬骨头——这些“事”和“情”是曾经的存在和今天的活体

即使有评论者指认贾平凹已经写出最伟大的中国小说，我还是私心地以为他是一个天真的、顽童式的艺术实践家——伟大的小说也许正在路上。贾平凹对他所生活的时代时刻充满着好奇。而且你看呢，这些年，贾平凹时有新作，从内容到形式每每总是令人讶异，似乎只有年轻的作家才该有这种开疆拓土探索的锐气。可是在当下中国文学中，年轻作家们却更可能是文学教条的抱守者，却让贾平凹这样的“渐老生态”的作家领了勤勉和先锋的风气。

贾平凹有着广泛的读者群，但他不会因此迁就着读者，不只是不迁就，他甚至不时冒犯读者，或者说在寻找理想读者。贾平凹可能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有的有着广泛公众认知度却又常常没有被细读深读的作家。以《老生》为例，经过现代小说启蒙的读者都能够识别出这种小说的技术是“文中有文”的“互文性”。真正的“互文性”“文”和“文中之文”不是一种简单的并置，而是对话，甚至是对抗中彼此侵入扩张的意义拓殖。可以肯定的是，“互文性”可以扩大长篇小说的容量。《秦腔》不仅插入秦腔的唱词，还有曲谱。我认为理解《秦腔》的“互文性”是必须有“唱”秦腔的基础，至少要研究《秦腔》的“互文性”是需要把小说嵌入的秦腔唱段一段一段的听下来。遗憾的是，我们的《秦腔》研究可能到现在都没有这样去做。我们往往将“文中之文”作为一种装饰性的结构在对待。而事实上，小说《秦腔》嵌入的秦腔的唱词和曲谱不只是一种结构上的装饰，也不是仅仅为了小说多一条文化式微的线索。《秦腔》之后，贾平凹每一部小说都有“文中之文”的嵌入实践，《古炉》的“王凤仪言行录”，《带灯》的手机短信，而现在的《老生》的“山海经”则将这种实践推进到一个极致。与“互文性”试验恰成对比的是，贾平凹越来越忽略小说情节线性的“戏剧性”和人事的“典型化”。

在《商州》《浮躁》阶段，贾平凹还是讲究小说情节戏剧性和人与事的典型化的，而到《秦腔》则极不讲究了，他自己把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叫作“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文学讨论“庶民能不能开口说话”，认为只要祛除宏大历史的蔽障写小历史就可能实现“庶民开口讲话”的文学理想。《秦腔》就是一个典型的“庶民能够开口讲话”的文本，但它不仅仅是通过佯装写小人物成长的“小历史”来实现的，而是不再按照典型化原则去区分人与事的等级，从而实现一人一票普选意义上的小说人物的众生喧哗。可以顺便指出的，其实《秦腔》是一个写乡村的《繁花》，他们有着一样的叙写方式，只是因为《繁花》写的是城市生活而更引人注目，而《秦腔》则更早技法更娴熟。但应该看到，类似《秦腔》的这种极端试验在《老生》中有所收敛。《老生》的四个故事，贾平凹部分地恢复了小说的戏剧性和典型化原则。

再说《老生》中嵌入的“山海经”。《山海经》写的是先民经行的山水以及对世界的想象，而《商州》则是贾平凹一己经行的山水和对世界的想象，甚至我有理由相信贾平凹在写《商州》的时候，从内心对《山海经》的致敬。进而我们意识到，当贾平凹说——《山海经》是一本奇书，它涵盖了中国上古时期的地理、天文、历史、神话、气象、动物、植物矿物、医药、宗教的诸多内容——的时候，贾平凹这三十年的乡村书写其实是商州即“山海”即“天下”的“一个人的山海经”。

《浮躁》，小说正义的胜利以及对改革后中国未来的乐观想象显然是基于这种价值立场。一直到《秦腔》写作阶段，贾平凹对当代中国改革的八十年代依然作出“好时代”的研判，《秦腔》的衰世也只是九十年代的“变坏”之后的衰世。现在应该反思的是改革是不是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好时代”，或者一个好与坏杂糅的“不好不坏”的时代？八十年代这个我们假想的盛年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九十年代的衰世？我们自己体验过的“历史”竟然是不完全可靠的。那些记载在史书上的历史往往更是被有意篡改的伪史。而一旦拨开历史的迷雾，《老生》“四个故事”的现代中国史原来也是一部作伪的历史，也是因为靠得近，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伪史赝史的制造过程。但并不是看得见真就能够说出来的。

贾平凹小说的“乡村”在《商州》、《浮躁》阶段就不仅是写“内部空间”，而是意识到外部世界的“负的空间”的存在。对“负的空间”的征服确证着生活在“内部世界”人的自我力量。《老生》第四个故事挪用了著名的“周老虎”新闻事件。虽然“负的空间”可以以另外的方式呈现，比如瘟疫，但“山中无老虎”却是事实。“苛政猛于虎”对比的一方被人剿灭整肃收编之后，“苛政”则往往成为存在于“内部世界”，同时成为“内部世界”的最大威胁。在最近的四部长篇小说《秦腔》、《古炉》、《带灯》、《老生》，贾平凹反复书写的是“内部世界”如何成为“负的空间”。再有，“山海经”西天对充满了战争和杀戮中华民族发祥地的泾渭流域构成了彼岸与此岸的微妙平衡，而“四个故事”的时代却没有给我们预予一个“乐园的西天”可以抵抗和逃逸。“山中无老虎”、“世界亦无西天”，我们只能委身于现世的灾难和苦厄中。

“山海经”的空间想象图式在现代异变并不是贾平凹最终写作的目的，贾平凹最终是要写人的畸变，写人内心的暴力欲望是如何被充分释放出来的。可以预言，《老生》会因为对现代中国乡村暴力的反思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重要作品。从《古炉》、《带灯》到《老生》，贾平凹写得最触目惊心的是乡村的暴力，甚至到《老生》“暴力”成了几乎唯一的主题。告密、仇恨、猜忌、以怨报德和相互虐杀，无论是对革命时代的暴力，还是对后革命时代暴力的延宕，小说成为一条被疏浚的河流，流淌着贾平凹生命中暴力的恐惧记忆。《老生》，中国当代政治的关键词“专政”被从“四个故事”的现代溯源到“山海经”古代。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绵延的历史之上，反思暴力之恶，《老土》和《古炉》《带灯》相比开辟出新的疆域，贾平凹已经触及到一个庞大的幽暗的国度。再往下，贾平凹会成为一个更深刻更有力量也更具批判性的作家。

（原载《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5期）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