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博简《从政》篇再谈孔子的从政思想

邢起龙

(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68)

从上博简《从政》篇再谈孔子的从政思想

邢起龙

(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68)

孔子毕其一生追求西周时期理想政治模式，在不同场合发表了很多从政的观点，成为先秦儒家政治的重要来源。以《论语》为代表的传世本记载诸多孔子的从政思想，随着新出土文献的整理，孔子的从政思想逐渐成为一个体系，具有丰富的内容。通过传世本和新出土文献相互比对可以进一步研究孔子从政思想的核心，如德性观、学习观、教化观等，从中寻找现代性的资源，对能够体现孔子从政思想的材料进行现代性解读。

孔子;政治模式;儒家政治

DOI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5．04．001

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似乎在学者眼中，孔子思想的重要特点在于其政治性。的确，孔子一生热衷于政治，致力于社会改造，不仅满腔政治热情，而且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在鲁国从政遇到阻力无法实现其政治理想，孔子历时14年周游列国向诸侯国宣传自己的政治模式，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各国诸侯对他若即若离，敬而远之，他最终发出“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哀叹!(《论语·子罕第九》)

上博简《从政》篇是目前发现的一篇较为系统的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文献，其中“四毋”的思想与《论语·尧曰》篇中“子张问政”有着惊人的形似。

毋暴、毋虐、毋贼、毋贪。不修不戒，谓之必成，则暴;不教而杀，则虐;命无时，事必有期，则贼;为利枉事则贪。(《从政》甲简15与甲5)

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

已经有学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究竟谁是祖本等问题进行了考证。有学者甚至认为该简文作者应该是子张，如周凤五先生等。子张向孔子问政见于多种典籍，如《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子张问入官于孔子……孔子曰:‘有善勿专，……故君子南面临官，不治则乱至，乱至则争，争之至又反于乱;是故宽裕以容其民……’。”［1］子张似乎很热衷于从政，在《论语》中子张多次问到“干禄”和如何从政的问题。所以学者认为，《从政》主旨跟《论语》等文献所反映的子张的兴趣(或者说倾向)是相合的。笔者受上博简《从政》篇启发来谈孔子从政思想，应该是个比较新鲜的话题。因为，从政比政治的范畴要狭小，更能够把握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可以说上博简《从政》是先秦儒家从政思想的一篇纲领性文件，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上古时代政治文明的状况。从上博简《从政》出发来深究孔子从政的基本观点，以冀望于挖掘其当代价值。

一、重新反思孔子的从政观

吴于厪先生认为，先秦时期“士的第一个共同理想为统一与尊君”［2］。欧阳祯人先生认为:“吴于厪先生说孔子主张尊君实在有一些误解。”［3］笔者也深赞欧阳祯人先生的真知灼见!孔子的政治思想不能简单定位于“尊君”，应该历史性地全面反思。

孔子当时因为“道”不同愤而离开鲁国，矢志不移地在各国宣传自己的从政思想，难道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以解释的吗?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原理，只能从社会层面来解释他为什么如此执着。笔者认为孔子参与政治的热情源于其双重的社会身份和复杂的社会环境。

首先，孔子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济世情怀。一方面，孔子贵族身份情节使他有一种阶级责任感。孔子先祖是宋国人，因为逃难来到鲁国。在那个时代贵族身份是高贵血统的标志，到了孔子这一代徒有贵族的身份，但阶级立场的本能使他一生穷于追求礼乐，希望恢复周公那种上下同心的时代。贵族是要学习礼乐、掌握本领才能有实力参与社会管理，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学习的可能，学习的内容主要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另一方面，他出身贫寒，生活于社会底层，早年丧父，故“少能多鄙事”，使他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兼济天下”的历史使命。

其次，乱世呼唤改造社会的圣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乱，军事上诸侯国互相征伐。自从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各国诸侯已经不听天子号令。各国为了在众多的诸侯国中得到一块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大国不断崛起，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各国内部大夫地位也逐渐强大，弑君犯上现象屡见不鲜。周代从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传下来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了。孔子云: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本文所节选《论语》皆来源于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论语·季氏》)

这段话中“天下无道”的情形折射出春秋末年上下混乱的政治局面，反思反映出思想者的历史苦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理解孔子为什么能够一生为改造社会而努力。事实上，孔子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职务提升也很快。但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经常思考治理国家的种种问题，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了30岁时，已经盛名在外。如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慕名请教秦穆公称霸的问题。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追随至此。齐景公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二十七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便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这个事件反映出几点信息:一是齐景公很欣赏孔子的从政能力，但是齐国贵族担心他在齐国影响过大;二是齐国也是“陪臣之国命”的状况，齐景公即使想重用他，也不得不顾及大臣的意见。孔子在鲁定公九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已经五十一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政绩卓著，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得以大治。问题就出现在他坚持“礼”的从政原则，主张“强公室，抑私门。”这样势必与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产生政治冲突，鲁定公十二年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来重建鲁国政治秩序结构，结果失败。现在看来，当时社会秩序已成为定局，孔子不可能改革成功。有学者分析鲁定公十三年季桓氏接受了齐国馈送女乐直接刺激了孔子离开祖国。笔者认为，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可能是故意所为，意在向孔子表达“道”不同。于是，孔子只有离开父母之邦，希望能够在其他国家得到施展机会。如果没有历史责任感和为民请愿的精神，不可能产生这种坚忍不拔的勇气。

二、从政应该具备的条件

《论语·尧曰》子张问政篇和上博简《从政》关于(敦)五德的原文移录如下:

子张问于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此谓五美。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此谓四恶。(《论语．尧曰》)

闻之曰:从政，敦五德，固三誓，除十怨。五德:一曰宽，二曰恭，三曰惠，四曰仁，五曰敬。君子不宽无(甲简5)以容百姓，不恭则无以除辱，不惠则无以聚民，不仁(甲简6)则无以行政，不敬则事无成。(甲简7)

闻之曰:“从政又有七机［］:狱则兴，威则民不道，□(卤)则失众，□(猛)则亡新(亲)，罚则民逃，好□(刑)［简甲九］……则民作乱。凡此七者，政之所殆［］也。”曰犯人之务，十曰口惠而不系［］。兴邦家，治正(政)教，从命，则正不劳;壅戒先匿，则自己始。显嘉劝信，则伪［简乙二］不章(彰);毋占民敛，则同;不肤(敷)法羸恶，则民不怨。”［简乙一］

春秋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凡是讲实力的时代，道德都是没有市场的。面对这样混乱的社会，孔子提出了一系列从政措施:

第一，为政者要修德。在孔子看来，老百姓服从从政者的前提，就要看从政者为人怎么样?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从政者应该具足德性，有了德性人民才会拥护你。这个思想对历代政治家影响深远。孔子回国之后作为国老，当政者季康子经常向他请教如何从政?孔子就提到“上行下效”的观点。一次季康子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是两种从政理念:季康子持刑罚论;孔子持德性论。从政者德性的影响力如疾风传播之快，否则就是另外一种情形。又如: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上好礼，则民莫干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

这些都贯穿了一个基本道理即领导者要以身作则，要注重修养德性。当然德性具足才能正身，为政者自己做好了，下面的百姓自然会受到感染，“上梁正下梁就不会歪”，从政者勤政也皆从道德范畴意义上说的。

第二，从政者要有“信、义、礼”的完整人格。上博简《从政》开篇就从明王与乱王治政的区别来说明“信、义、礼”的重要性，虽然没有太多文字来展述，但把其作为从政之基础依然显见。明王与乱王时代的根本区别:

闻之曰:昔三代之明王之有天下者，莫之予也，而尽取之，民皆以为义，夫是则守之以信，教［简甲1］之以义，行之以礼也。其乱王舍人邦家土地，而民或弗义;［简甲2］礼则寡而为仁，教之以刑则述。［简甲3］［4］

简文表示“明王”与“乱王”之治的重要区别在于对待“信”“义”“礼”三者的态度迥异，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从政理念:三代明君虽然拥有天下，甚至不把土地给予人，而人民不以为他为不义;三代的乱君虽然给予人土地而不尽取，人民却以为不义。孔子也认为从政者应该具足“信”“义”“礼”的品格，他在回答樊迟“学稼”和“为圃”说: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孔子认为在上位者如果好礼、好义、好信，人民则不敢不敬、不敢不服、不敢不用情，甚至“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他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政绩。

第三，学而优则仕。从《论语》的《学而篇》与《为政篇》的前后逻辑结构似乎也能够说明《论语》“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对从政者而言，学习应该处于第一位。他认为社会上充斥的“斗筲之人”太多，这些人不修德、不学习。“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对当时不学习而从政的现象深为忧虑。他说学习可以使得自己知识广博，“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如果人人爱学习，这个社会就少了不少动荡。在《论语·先进》)中，孔子对子路不学习就做官的态度表示反对: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所以，孔子在教化弟子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目前，中国共产党主张建设学习型政党，这是历史传统在政治理念上的折射。从古至今，官员都是经过科举走上领导岗位的，不学习如何从政?如何领导人民?

三、如何从政

孔子的从政思想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空洞无物，是有着具体可以操作的方案，笔者将其复杂政治思想中涉及从政的内容进行逻辑性的梳理，认为有这样一些措施或方案:

第一，“正名”和“正身”的主张。在孔子看来，“礼崩乐坏”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社会秩序的紊乱，那么，从政者首先应该在社会秩序方面做好“正名”的舆论准备，“正名”是复兴“天下有道”的必要条件。当年孔子随鲁昭公到齐国去的时候，齐景公就问到如何治理政事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孔子说得简单但是切中问题要害，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他“正名”的本意，即要求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各自归位，思不出位。

“正名”之后要“正身”即自我约束。“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言外之意，就是批评季康子从政要自己做得正。他反问:“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从政者自身端正，行为符合“礼”，即使不用下命令，人民也会效仿你，反之，你自己身不正，即使下达命令，别人也不会听你的。可见，从政者“身正”的社会效应是多么大。从政者带头工作，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从政者身体力行，做在人民前面，贵在影响人民。

第二，从政者要履行教化的责任。1993年郭店发现的十四篇儒家的文献中，有一篇名叫《成之闻之》的竹简就谈到君子教化民众的理论和方法，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郭店简《成之闻之》共有竹简40枚，简长32．5厘米许，两道编绳。该简文关于教化的思想很明显。在先秦儒家眼中，教化与政治等同。其中简4－7关于君子教化思想如下:

君子之於教也，其导民也不浸，则其淳也弗深矣。是故亡乎其身而(简4)存乎其词，虽厚其命，民弗从之矣。是故威服刑罚之屡行也，(简5)由上之弗身也。昔者君子有言曰:战与刑人，君子之坠德也。是故(简6)上苟身服之，则民必有甚焉者。(简7)［5］

意思是君子之于教化，就是要引导民众从事善道，这个过程就像以水浇地，如果不循序渐进就难得浇深。君子要引导民众从事善道，他本人必须具备德行并从事于善道。否则，如果善道只存在于外在言语之中，而不身体力行，那么，虽然你强调你的命令和言辞如何重要，民众也不会服从你的。因此，之所以经常实施威服刑罚，那是因为在上者没有身体力行善道之故。这正如过去君子所言，战争与刑罚是人君丧失德性的表现。所以，如果在上者身体力行于善道，那么人民一定会做得更好!简文认为君子本身要从善，然后才能引导人民从事善道，如果自己本身不正，民众也不会服从。这种精神与《论语》等先秦文献多从政者的要求具有一致性。

先秦时期教化的主体应该是“君子”。君子的称谓在《论语》等先秦文献中有所指:“《论语》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者’，有时指‘有位者’。”［6］孔子认为实现“有道之世”的途径就是冀望于“君子”推行教化。“教者，何谓也?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民有质朴，不教不成。”(《白虎通·三教》)质言之，教化就是“以教导民”“以教化民”。西汉陆贾曰:“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新语·大政下》)《礼记·学记》认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通过教育来转移社会的习俗风尚，目的就是“化民成俗”。

第三，政治上要“尊五美，屏四恶”。

子张问于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此谓五美。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此谓四恶。(《论语·尧曰》)

孔子对于从政理念概括为:尊五美、屏四恶。后来，学者发现，上博简《从政》篇也有一个类似简文，如下:

闻之曰:从政，敦五德，固三誓，除十怨。五德:一曰宽，二曰恭，三曰惠，四曰仁，五曰敬。君子不宽无(甲简5)以容百姓，不恭则无以除辱，不惠则无以聚民，不仁(甲简6)则无以行政，不敬则事无成。(甲简7)(《上博简·从政》)

相互参照，发现共同之处太多。甚至有学者说该简文也应属于子张问政的另一出处。笔者认为有一定道理，子张在《论语》之中似乎太关心从政，如“子张学干禄”。子张问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孔子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孔子把复杂的从政上升到哲学高度，也具有操作性。从政者一定要避免: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因为，这“四恶”是从政者普遍的通病，从政者要实行“教化”第一的思想，加强自己德行建设，不可追求刑罚来治理百姓。从政者应该明白:老百姓犯错误一定要反思自己是否尽到教化的义务。官僚主义的错误根源就是把老百姓看作治理对象不是服务对象，他们共同之处就是求助于刑罚来治理和管理社会。

结语

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先秦儒学经历了风风雨雨，在历代受到不同待遇，实践证明，往往儒学低落的时代总会出现明君给予应有的重视。先秦儒学自有存在的合理性，其思想自然朴实，可以解决现实中的诸多问题。排斥儒学思想有两种人，一是专制主义者，害怕孔子的约束性思想;二是不读经典，人云亦云者，孔子说这部分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笔者建议放下争执踏实读读经典再辩论。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儒学发展史上的正常现象。相信，从政者在经典的涵育下会生长智慧，明了从政者的责任感，如此，中国梦才会有基础。

［1］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吴于厪．士与古代封建社会制度之解体［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3］欧阳祯人．论孔子的政治理想［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4］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13．

［5］刘钊．郭店楚简校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36．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2．

［责任编辑:焦玉奎］

On Confucius＇Political Thoughts by Analyzing Bamboo Slips in Shanghai Museum

XING Qi－long
(School of Economy，Politics and Law，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68，China)

Confucius pursued in his whole life the ideal political pattern in the Western Zhou period，publishing many political views on different occasions，which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pre－Qin Confucian politic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s a representative of many Confucius records，hands dow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im．With new unearthed literature，Confucius political think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system with rich content．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and－down books and unearthed books，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Confucius political thought like his understanding of virtue，learning，and education，looking for modern clues to interpret the resources in a modernized way．

Confucius;political pattern;Confucian Politics

邢起龙(1978－)，男，湖北广水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西方心灵哲学及其比较研究”(12＆ZD120)和“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代中国哲学新发展综合研究”(11＆ZD086)成果之一;湖北省2015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楚地出土文献中的先秦儒家心灵哲学研究”成果。

B222.2，D09

:A

:2095－0063(2015)04－0001－05

:2014－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