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视角分析中西文学艺术特点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617（2015）03－0298－03

DOI：10.13888／j.cnki.jsie（ss）.2015.03.003

收稿日期：2015－04－13

作者简介：刘钇彤（1989－），女，山东滨州人，硕士研究生。

文学艺术无所不包地记录着特定民族的心灵史，是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各民族文化交流最迅速、最频繁，影响最直接、最广泛的形式之一。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比较是人们接触和理解不同文明间联系和差异的重要途径。由于地理环境、发展水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别，使得中西文学艺术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Florence Kluckhohn（佛罗伦丝·克拉克洪）与Fred Strodtbeck（弗雷德·斯多特贝克）是较早提出文化理论的美国人类学家。在《价值取向的变奏》一书中Florence Kluckhohn提出所谓价值取向指的是“复杂但确定的模式化原则，与解决普通的人类问题相联系，对人类行为和思想起着指示与导向作用”。克拉克洪与斯多特贝克在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个任何社会都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1）人性取向——人性本善（Good），人性本恶（E－vil）或善恶兼而有之（Mixed）；

（2）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征服（Mastery）、服从（Submissive）或和谐（Harmonious）；

（3）时间取向——过去（Past），现在（Present）或将来（Future）；

（4）人类活动取向——存在（being）、成为（being －in－becoming）或做（doing）；

（5）关系取向——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ic）、附属的（Collateral）或等级的（Hierarchical）。

这即是该模式中的五个价值取向 ［1］。

一、人性取向在中西文学艺术中的体现

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说道，上帝创造了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并让他们在伊甸园过着快乐无忧的生活，然而他们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智慧果，于是人类有了智慧，但因为有了“原罪”（sin）从此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这种罪也就成为人的本质，生而有之。为了赎罪，人们奋力拼搏：征服自然，改造自己，与命运抗争。英国诗人弥尔顿创作的长篇诗作《失乐园》和《复乐园》就体现着人类的生存状态，渴望获得神的眷顾，重回上帝的怀抱。

中国文化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与西方文化截然相反。《三字经》中提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又进一步提出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的性善论，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中国武术源远流长，广泛地容纳了儒家、道家的文化，这种善性充分体现在习武者身上。无论是《天龙八部》《流星蝴蝶剑》《萍踪侠影录》这样的武侠小说，还是《少林寺》《卧虎藏龙》《太极》之类的武侠片，都有强调武德的修炼，与人较技时，主张“以德服人”“点到为止”。但是中国人相信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社会不良因素影响，诱使人们走向邪恶，必须“吾日三省吾身”，保持善性。

二、人与自然关系取向在中西文学艺术中的体现

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有许多共同之处，自然神灵和图腾的崇拜现象几乎出现在所有原始文化。“人类愈是走向文明，也就愈是脱离自然，直至最后从自然界中彻底分离出来，成为独尊者，成为万物的主宰 ［2］。”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哲学努力将人投入到自然中，坚持有机统一的宇宙观，西方哲学则以独立主体为前提，对事物做本质区别。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样体现在文学作品中。

《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故事家喻户晓。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人有权对不适合自己的生活环境进行改变。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人类是自然界一个和谐的组成部分，所以最终天帝让大力神的儿子背走两座大山，使得自然与人类相处更为和谐。而西方文化则表现出了控制与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体现了人与天的对立。在老人与马林鱼和鲨鱼“奉陪到死”的过程中，老人和鱼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最终败在了自然的手上，因为人与自然终究是对立的 ［3］。工业文明强调对大自然的征服，对自然界索取的同时，必将有所失去，如何真正做到和谐相处，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话题。

人与自然关系取向在中西乐器中也有明显体现。中国的古乐器多以天然材料为主，如古筝、琵琶、二胡、箫、笛子等，发音多来自人拨动弦或呼气产生震动，体现的是对自然的贴近，对自然的顺应，对自然丰富独特的肯定。而西方乐器多金属，像萨克斯风、黑管、单簧管。作为西洋音乐代表性乐器的钢琴，用料、大小、厚薄、形状等方面都有统一的规定，削弱了材料本身的音色，是人工的产物，是对自然的标准化。

三、时间取向在中西文学艺术中的体现

时间取向，即一个民族和国家是注重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早在1918年，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克斯坦》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美国是科幻小说大国、科幻电影大国，关于未来外星人的入侵，机器人对世界的占领和威胁，星球大战的爆发，地球生态的哗变，如此种种，大多是美国文化的产物。对世界末日幻想流行的时代，中国却几乎没有类似人类灭亡的作品。相反，中国强调传统，尊重历史，自1990年以来各种古装影视作品已超过1000部。

过去时间取向重视年龄和经验，体现在崇拜祖先、尊敬长辈、密切家庭关系上。程门立雪、饮水思源、孔融让梨、寸草春晖等成语故事久经传颂；《弟子规》已成为少年儿童学习的经典；《少林寺传授门徒规条》中第一条便是“尊师重道，孝悌为先”。《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000余册。《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多达七八千种，上至先秦，下达明初，全部按照原著编入，一字不改。同时期的法国，以狄德罗为主的启蒙思想家编纂了《百科全书》。不同于《四库全书》重道轻艺、淡泊科学技术的倾向，对不符合要求的书籍全毁，《百科全书》实事求是地向全人类介绍最新科学成就，“收集散见于世界各处的知识，将它们传递给后代，以使过去时代的作品能够有益于未来 ［4］”，极大地促进了思想启蒙。

四、人类活动取向在文学艺术中的体现

中国社会是一个“存在”的社会，安然、耐心被视为美德，提倡“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道家柔弱、处下、不争、无为的中道观造就了中国人淡然平和的文化性格，即使面对战争，也多以防御为主，先礼后兵，攻心为上。《孙子兵法》就强调战争的“道”，认为进攻的最佳目标是保全，武力的使用越少越好，攻击敌人薄弱之处。对于军事人才的评判，孙子也是把“智”放在第一位 ［5］。百姓所崇敬的英雄更是“能为万世开太平的帝王，以德服人的儒将，退避三舍的解义之士”。我国历史上不乏怀柔政策、绥靖政策，只要对方不相侵扰或宾服朝贡，即可不动刀兵，因此中国的对外战争多是被迫抗击侵略。这种精神形成了中国艺术特有的中和之美，优雅宁静，含蓄婉曲。无论是描述男女爱情的《关雎》《燕歌行》，还是针砭时政的《北征》《秦中吟》，又或是寄情山水的《饮酒》《山居秋暝》，都遵循着中和、节制的审美规范。

西方文化以商业活动为经济基础，鼓励人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竞争，积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要在竞争中成功，就必须有敢拼敢斗的冒险精神，于是形成了西方崇力尚争的民族性格。与《孙子兵法》相反，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将进攻归结为武力的使用，其目标即毁灭，“勇敢”是军人的第一要求 ［6］。反映到西方艺术中则表现为一种力量与激情的碰撞。从列西普斯的《赫拉克勒斯》到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从荷马史诗的英雄气概到莎士比亚的悲剧艺术，从古希腊的哀歌到贝多芬的交响乐，无一不彰显着人与命运抗争的悲壮历程。

五、关系取向在文学艺术中的体现

附属性取向注重群体，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便是重群体关系、轻个体自我的文化心态。在中国文学中，作品往往“写一群或一组人物，而不是集中笔墨去写孤立的个别主人公”，诸如《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三国演义》中的五虎上将，《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而西方文化基本上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追求自我的存在和价值。从荷马史诗开始，西方文学就将塑造富有人格魅力和独特个性的英雄作为作品的主要目标。《伊利亚特》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为主线，描写了希腊军人无畏生死、为光荣而战的英雄主义；《奥德赛》强调了个人奋斗的可贵，以自主和积极的态度坚持抗争，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唐·吉诃德》宣扬意志的自由，主人公认真严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他战胜了自己，忠于自己的信念；《浮士德》永不满足、不断探索正是西方“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开拓精神的生动体现 ［7］。

在电影中，同样是英雄片，中国英雄背后一定有同门兄弟、门派长老，甚至整个中华民族，呈现出的是不可侮辱、不可战胜的华人群体。而美国经典的西部片宣扬着美国人心目中的个人价值，片中的牛仔成为孤胆英雄，征服自然、创造文明、压制邪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畅销的侦探小说中的私人侦探也是个人主义英雄的另一种诠释——维护正义、与复杂的社会斗争，保护受害者、与大人物斗智斗勇。这种个人勇气和力量的宣扬也是中国少有的 ［8］。

用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提出的五大价值取向理论帮助我们区分理解了许多平时观察到的文化差异现象，并找到了对此的合理解释。中西不同民族在这五大问题上有相当不同的观念，这些不同观念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艺术表现，成为他们民族值得骄傲的文化面貌。在两种文明趋向融合的今天，如何在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是我们更应该追求的目标。